摘要：近代时局动荡，梁启超呼吁青年应沿着王阳明知行合一去做，目的是为了唤醒青年自我意识，提高自身修养，实现救亡图存。在内容上，梁启超总结为三组话，分别是“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在哲学依据上，通过心物合一论和心理合一论论证知行合一。在功夫和修养上，梁启超认为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相比，只是口号变更，其内容是一样的。梁启超赋予了知行合一现实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对当下的新青年们仍有警示作用。

关键词：梁启超；心学；知行合一；致良知

中图分类号：B25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0-0155-04

梁启超一生推崇王阳明心学，1926年发表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是其研究王阳明心学的集大成之作。梁启超把“知行合一”作为学生运动的口号是因为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学术精神的精髓，这个口号语句简单、意义明确、法门直接，最有利于传播。王阳明正是循着这条路，成就了其学问，知行合一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所涵盖的内容复杂深邃。

一、知行合一说之内容

梁启超认为，知行合一的提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知行本体本就如此，知行是一件事；二是针对程朱学派“知先行后”“知行不一”提出的，有补偏救弊之意。为了更好地理解其含义，梁启超把内容总结整理为三组命题，每组命题挑出一句话来概括其内容。第一组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第二组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第三组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

（一）“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梁啟超认为这句话其实是将知行的本质进行了合理的解剖说明。在他看来，根本就没有知而不行的人，知行是同时发生的。拿“恶恶臭”来举例，当人闻到臭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恶心了，并不是先去问了，然后立个心再去感觉到恶心，闻到臭和感觉恶心是同时发生的，不能分出个先后。知的本身已经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早已包含有行为的意义在里头。青年们把爱国当成一种口号，天天喊着爱国，但他们的行为却和爱国相反。梁启超认为，要是真正地知道爱国，就不会表里不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这句话需要从心理历程的角度来理解，梁启超认为，知和行的关系就像鸟的一双翅膀，缺了其中一只便无法完成剩余的飞行。这里梁启超着重解释了王阳明为什么要用“意”，引发了关于意和知的思考。意指意念，是心对于万物发生感应而产生的念头。梁启超认为，在人意识范围之内的事物终能发生，离开意念而知觉独立存在，这是不可能的。人们知道某件事，前提是这件事已经在人的意念之中了，所以知的必要条件是意，而行为的发轫便是那意生涉着的事物［1］4898，所以“知是行的主意”。

“行是知之成”的意思是行是知的完成。这里的知，梁启超解释为知识。他举例说，既然想知道西湖的美景，难道看一本《西湖游览志》便知道吗？还是需要实地去过西湖才知道西湖的美景。梁启超后面又补充了两句“未有不行而知者，不行而求知，终究不会知”。人们纵使以求知为目的，也不能不以力行为手段，所以说“行是知的功夫”，又说“行是知之成”。

梁启超认为青年们借口知识还没有学透，先把知识装满再去实行，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当开始实行的时候，知识已经出现，知识少些也不要紧，在实践的过程中，会逼着人们不得不去求得知识，知识也就跟着来了。行是知之成，知识不是凭空而来，一定要经过实行，每行一步，得着一点，慢慢积累，这是唯一途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去获取知识。

（三）“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

这句话的意思是，认识深刻并且能够很好地落实才是真正的行动，行动过程中只有明觉精察才能认识深刻。梁启超认为，王阳明之所以这样提，一方面是因为知行本体本来就是这样，另一方面是针对末流学风补偏救弊，和当时的程朱理学抗衡，强调的是知行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青年们不可只是机械地背诵口号，把知行合一看作口头禅，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陷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境地。梁启超认为，应从真知真行处切实下功夫。

真知真行，梁启超解释为动机纯洁。动是行，所以能动的关键是知，纯是专精不疑二，洁是清醒不受蔽［1］4900。所以，在动机上痛切下功夫，如孝顺父母，动机一定要纯洁，如果有不纯洁的地方要克制；爱国，动机要纯洁，如果有不纯洁的地方要克制。此刻，知的作用是可以看出动机是否纯洁，这里的知有良知之意。行的作用是在知看出之后，要绝对地服从知的命令，常常保持纯洁的本体。梁启超晚年不谈政治，把重心放在了学术研究和教育上。在《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这篇文章开头，梁启超就痛恨当代青年在学校只是机械地学习知识，不注重个人修养，空谈保家卫国的口号，却一点也不行动。这种情况下，唯有陆王学派的思想才可以救当代青年。梁启超极力倡导知行合一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他想让学生切切实实地去实践所学的知识；在诠释知行合一思想时，不仅从本体上强调知行本体本是如此，而且也注重力行的作用。梁启超基本继承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行并进，知行同时发生。

二、知行合一说在哲学上的依据

梁启超认为，要想彻底了解知行合一说何以能够颠扑不破，不能不推求到其在哲学上的依据。因为任何一个学说之所以能发扬光大，肯定有极深远的理由在里头。梁启超认为王阳明是一个绝对的一元论者，属于一种唯心的一元论，把宇宙万有看成一体，而不仅仅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说在哲学上的依据是心物合一论和心理合一论。

（一）心物合一论

梁启超论证心物合一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证明身心意知为一件，第二步证明身心意知和物为一件。第一步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和心理学的角度说明的。梁启超引用《传习录》中的句子，“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2］132他认为，关于身心关系，“耳目口鼻四肢非心不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离却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1］4900这里的心，梁启超和王阳明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2］227可见心并不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物，意是指心对于万物发生感应而产生的念头，所以梁启超认为身与心，心与意的关系一目了然。

梁启超认为最难理解的是意与知的关系，意指人们通常所说的意识，而知有很多层含义。他认为王阳明最初解释为知觉，后来发展为良知，有知觉才会有意识，没有知觉没有意识，在人们意识范围之内的事物终能发生，离开意念而知觉独立存在是不可能的事。比如，人们看到孺子入井产生恻隐之心，这是心之所发为意，当有了想救的念头这便是知。正是有了这个念头所以才有了行，所以有知即有意，意与知本来就是一起的，通过人们内省心理过程便可得知。这样一来，身心意知就是一物了。梁启超的阐述先从生理上的身心关系到心理上的心意关系，最后到意与知的关系，关注心理动态过程，最后得出知为本体。

接下来，梁启超从伦理学或认识论的角度证明身心意知和物如何合一。他认为世人把主观的心和客观的物分开是不对的，身心意知物本是一件，这里的物不仅指人们平常所说的外在的物质，连抽象的事物，如事亲治国读书等，凡人们认识的对象都包括里头，物的性质是“意之所在”。“意不能悬空发动，一发动便涉着事物”，说明主观的心不能离开客观的物而存在。梁启超举了《传习录》中花树的例子，有一天王阳明和弟子同游南镇，弟子指着山间的花树问，既然说心外无物，那么这个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有什么关系呢？王阳明回答道，你不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看此花时，这时花的颜色、形状便一时明朗了起来，你便会知道这花不在你的心中［2］445。对此，梁启超解读为不在人意识范围之内的物。比如，一个等边三角形，他有数学上的存在，但是并没有伦理学或者认识论的存在。所以，梁启超认为事物不仅有主观方还有客观方，主观的意不涉及客观的物时，便没有作用，就相当于不存在了，反过来亦同理。

通过对心物合一的论证，梁启超得出了“人我一体”的概念，天地万物一体。“我”身外的人们及天地万物都是“真我”或“大我”的构成要素，进而梁启超认为，因为吾心与国家为一体，所以爱国如爱未婚妻，以国之休戚利害为己之休戚利害，这不就是“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吗？［1］4904哲学上的心物合一论归宿到实践知行合一就在于此。

（二）心理合一论

梁启超还从心理合一的角度来论证知行合一。梁启超认为王阳明之所以提出心理合一，本质上还是与程朱学派的格物穷理相对抗，朱熹认为的格物是格尽天下之物，那么世界上事物这么多怎么能格得完呢？朱熹犯了把心和理分成两件的错误。梁启超认为，外心以求理，会生出两种弊端，那便是“非向外而遗内，即向内而遗外”［1］4905。王阳明主张心理合一，梁启超解释为“凡一切心理现象，只是一刹那间同时并起，其中名相的分析，不过为说明的一种方便”［1］4905。从心理合一和心物合一的基础上来看，做一件事，并不是格完物才去致知。致完知才去诚意，倒是欲诚意须以致知为条件，欲致知须以格物为条件，其实都只是一件事，所以说知行合一。梁启超认为根据身心意知物只是一物的哲学理论，归结到格致正修只是一事的实践法门，这便是阳明学的全体大用。

三、知行合一与致良知

梁启超认为，“致良知”或是“知行合一”都可代表王阳明学术精神的全部，二者所要表达意思的是一样的。致良知是把《孟子·尽心上》中“人之所以不学而知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和《大学》里“致知在格物”那两句话连缀而成。梁启超举了《传习录》中的例子，如下：

“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依得良知即无有不是。”［2］720

这段话说明意是心对于万事万物发生感应而产生的念头，是有善有恶的，会产生一个好的念头，也会产生一个坏的念头，是由本能发动的。梁启超认为，人类生存的价值正是因为有良知，如果没有良知，人类和下等生物没有什么区别。而良知指“人们应该做的事”，是知善知恶的，正是因为良知虽能知善知恶，但每个人明觉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要下“致”的功夫。梁启超借用王阳明四句教来解释，“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为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2］65致正是为善去恶的功夫，致的意思是把事物做到极致，致良知就是把良知发挥到极致，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绝对的服从良知的命令。把良知麻木的部分打些药针，使其恢复原状。致良知的意思是把良知推广到事事物物上，要求在事上磨炼。比如，人们应该孝顺父母，这是良知告诉人们的事，推广到事事物物上是指对父母嘘寒问暖，致到极致是指对天下人嘘寒问暖，当我们做到对父母嘘寒问暖时就已经是知行合一了。

良知的标准是什么？如若甲乙二人同时都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出于自己的良知，不能两是，必有一非，到底哪个良知是真的？梁启超认为，第一，王阳明所说的知是知非只不过是为孟子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做注脚而已，其实只要知善知恶就可以了。善恶的标准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我们只要遵守最基本的标准即可，最起码要知道杀人和偷盗是不对的。第二，致良知是对某件事应不应该做有一个基础的判断，至于怎么做，需要客观的经验。关于判断事理的认识，王阳明是主经验论的，并不是直觉论，王阳明更注重“在事上磨练”。第三，一般人所说的是非善恶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往往会陷于错误，应站在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这并不是良知本身的缺点，这只能說明还没有下致的功夫，梁启超认为总是以自己为本位，会陷入到一种“我的成见”的错觉之中，这些东西，王阳明统称“私欲”，人们应该把私欲剔除出去，不用刻意地讨好别人，秉持一个客观的态度，任凭人们的良知来判断即可。

如何致良知？梁启超认为是克己和立志。克己是致良知的重要条件，这个克己并不是消极克己，而是积极克己。致良知功夫是要无间断的，而且要十分刻苦。立志的志是立个什么？那便是立志成为圣人，这也是儒家的最高理想。荀子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那么，梁启超认为，每个都可以成为圣人，就算不能成为一等圣人，我们也可以做二等圣人，做一厘重的九十九等圣人比做凡人或坏人，品格却是可贵。无论是做大字不识在街上乞讨的圣人，还是做被天下人敬仰的圣人，都是一样的，圣人是以质计的而不是以量计的。

四、梁启超解读知行合一的意义

梁启超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解读具有时代意义，近代时局动荡，爱国志士都想尽自己的力量拯救国家。明代王阳明也曾呼吁当时青年：

“今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实有在于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疗天下之病！”［2］727

在400年之后，梁启超也面对相同的困境。现代中国学校式的教育有种种缺陷，学校变成了“智识贩卖所”，教师是掌柜的，学生是主顾客人。学生在学校里只是单纯地学习知识，并不知道这些知识如何在社会上应用。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爱国，但并没有做出爱国的行为。

对此，梁启超呼吁青年们，若想逃出此困境，只有沿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去做。知行合一并不只是一个口号，更是方法论。遇到困难，训练思想，时常自省良知；手腕灵敏，在实际中作用，一言一动，把自己的良心运用到上面去。在《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中，梁启超认为，在时局万分艰难的中国，青年如果不负这些责任，谁来负责？时值物质枯燥，人心烦闷的时期，青年应实地做事，养成做事的能力，书本上的学问固然重要，精神上的修养万万不能忽略，除书本上习得断片知识，人情交际中得些小伎俩外，需磨炼出强健的心力，就算不能成为一等圣人，也可以成为一厘重的九十九等圣人，比一万斤重的一等凡人或坏人，其品格却是可贵。梁启超思想承上启下，近代很多哲学家都是在摸索中前进，围绕如何救亡图存这个课题，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后代研究王阳明知行合一提供了思路。欧游归国之后，其研究重心放在了对中西方文化的审视，注重弘扬传统文化［3］，为现代新儒家的发展也提供了思路。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由于所处时代使得梁启超的研究有其局限性，但是他对于知行合一的理解对现在的青年仍有作用。

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类文明又往前迈进一步，但人类同时也陷入了一种空前的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那么，21世纪的青年们应重视德育，以实践为根本，使知与行统一，秉承知行合一的精神，痛下功夫，发挥致良知的积极意义，防止空谈误国，避免陷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境地。

参考文献：

［1］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胡洋.梁启超晚期文化观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7.

作者简介：张敏（1998—），女，漢族，山西孝义人，单位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