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中，《后汉书》的《方术列传》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它集前史《史记》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内容，将其概念演变为“方术”，是为《后汉书·方术列传》。其内容在“日者”“龟策”基础之上有较大的增加，扩充了《汉书·艺文志》里的《数术略》《方技略》的内容，奠定了后史《艺术列传》的基本路径与脉络。《魏书》在此基础上演变为“术艺”是为《术艺列传》，此后《晋书》《周书》《隋书》和《北史》再次演变为《艺术列传》，尽管新旧《唐书》以后又变迁为《方技（伎）列传》，但依然是这个路径，故才有《清史稿·艺术列传》的复出。追溯《艺术列传》的“原型”实为《方术列传》。

关键词：《方术列传》；《艺术列传》；原型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3）02-0008-10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3.02.002

《后汉书》增加了包括《方术列传》与《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列女列传》等类传，其中《方术列传》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内容。因为研究与探讨《艺术列传》体系等问题，无法绕过《后汉书·方术列传》这条脉络主线。我们探讨《后汉书·方术列传》，是因为它不仅是《艺术列传》的前身或原型，同时《方术列传》又与《史记》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紧密关联，或者说“日者”“龟策”是“方术”的前身或原型，它们共同构成后史《艺术列传》体系的脉络路径。由于《汉书·艺文志》里的《数术略》《方技略》的原因，《方术列传》吸收了《汉志》中《数术略》《方技略》的内容，在“原型”的基础上有所变迁，而从《方术列传》到《艺术列传》同样有类似一个中间环节的脉络路径，就是《魏书·术艺列传》。有关《术艺列传》我们专门另文探讨。

《方术列传》在“日者”“龟策”以及“数术”“方技”等内容基础上，其“容量”略有增大，涉及医家，也就是纳入《汉志·方技略》的内容，又将“方术”细化如“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挺专”“须臾”“孤虚”等，使内容发生一定的演变。不仅如此，名称也因内容的变迁而改变，没有沿用“日者”或“龟策”的概念作为列传的名称。也许《后汉书》作者范晔认为用“方术”更能概括“日者”“龟策”“数术略”“方技略”以及新增加的“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挺专”“须臾”“孤虚”等内容，故用“方术”概念立传。其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不是静止的，而在于它的变动或变迁。正如钱穆所言：“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1]《艺术列传》的变迁与演变的意义亦在于此。以下我们探讨《后汉书·方术列传》的相关问题。

一 、《后汉书·方术列传》及其内涵

在《史记》的《列传》中，《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与其它《列传》略有不同，或许是因为“纪传”人物少。“日者”“龟策”到了《后汉书》“合并”为《方术列传》时，也采用了如同《史记》中的《儒林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的范式。因此，《后汉书·方术列传》比《史记》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更具备传记的形式特征和结构，并将单纯的“对话”叙事结构形式改为“纪传体”主题叙事等多种结构形式。

《后汉书·方术列传》共有35人入传，前有“小序”，后有“小结”或“赞”，而后述仿之。因之，后史《艺术列传》结构模式与《后汉书·方术列传》这种结构模式完全统一。《后汉书·方术列传》小序开篇就云：“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方术列传》与《日者》《龟策》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与《汉书》的《数术略》《方技略》也是同样的关系。我们通过《方术列传》的“内涵”来实证其与“日者”“龟策”包括“数术”“方技”一脉相承的关系。《后汉书·方术列传》“小序”云：

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府，封縢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窥也。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而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或开末而抑其端，或曲辞以章其义，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2703

从《后汉书·方术列传》的“小序”中，我们可以看到《列传》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引用“卜筮者尚其占”这句话，即《方术列传》借用孔子所说的“《易》有君子之四道焉，曰‘卜筮者尚其占。”这是对《方术列传》定的基调，对其内涵作的概括，也意味着这是以《易经》为主体的占卜活动。又“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这讲的是占卜的目的与意义。“小序”的意思是，孔子认为《易经》中所说的君子有四道，其中之一是“龟卜”“筮占”所进行的占卜活动。这些内容与《日者列传》《龟策列传》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作为《方术列传》合并在一起。所以，这两段文字内容成为考察后史《艺术列传》的脉络与依据。当然，《方术列传》还把“日者”“龟策”的内容作了门类流派的具体细化。《方术列传》叙述了“河图洛书”“龙龟图像”“箕子方术”“师旷秘本”“纬候之部”和“钤决之符”等，都是用来推测未知，参验人的吉凶的。李贤注“箕子之术”云：“箕子说《洪范》五行阴阳之术也”；注“师旷之书”云：“占灾异之书也。今书《七志》有师旷六篇。”[2]2704不难看出，这都是有关吉凶灾异一类的文献典籍。这里的门类流派分为：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目的都是“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於事也”。有关这些“方术”的门类，已经有学者做了考证，如李零《中国方术考证》。[3]18-19这里我们略提及一下幾个比较重要的门类流派。

章怀太子李贤对“风角”“六日七分”等有一个较长的注：

风角、六日七分，解并见《郎顗传》。遁甲，推六甲之阴而隐遁也，今书《七志》有《遁甲经》。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气者，谓开闭阴阳之书也。《河图》曰：“元气闿阳为天。”《前书》班固曰：“东方朔之逢占、覆射。”《音义》云：“逢人所问而占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术也，《史记》司马季主为日者。挺专，折竹卜也。《楚辞》曰：“索琼茅以筳专。”注云：“筳，八段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曰专。”挺音大宁反。须臾，阴阳吉凶立成之法也。今书《七志》有武王《须臾》一卷。孤虚者，孤谓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无干，是为孤也，对孤为虚。《前书·艺文志》有《风后孤虚》二十卷。[2]1819

即“风角”是一种候风之术，“六日七分”是一种卦气说。《后汉书·郎顗传》云：“郎顗字雅光，……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筭、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李贤注：“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星筭谓善天文筭术也。《易稽览图》曰：‘甲子卦气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郑玄注：‘六以候也。八十分为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2]2704李贤的这两个注，对上面占卜流派都做了清晰而明确的诠释。《后汉书·方术列传》所列的内容比较复杂，这里实际是把《史记》中的“日者”“龟策”与《汉书》中的“数术”“方技”全部囊括其中。

《后汉书·方术列传》里的人物传中，很多人都擅长“风角”之术，这也可能与汉代流行“风角”有关。譬如《方术列传》任文公“明晓天宫风角秘要”；谢夷吾“学风角占候”；段翳“习易经，明风角”；廖扶“精经典，尤明天文、谶纬，风角、推步之术”；樊英“善风角、星筭，河洛七纬，推步灾异”。[2]1053“风角”很大程度上与候气、候风有关。如李零认为：“风角、五音是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的候风、候气之说”[3]39。而在《后汉书·律历志》中也专门有“候气”的记载。古代人们在候气的方法中发现了音律，所以在观测四季气候变化、冷暖阴阳消长过程中，“风角”与“五音”同时接近“数术”，二者本质上与天文历法有密切的联系。“候风”“候气”其利益关乎古代农业，“五音”其利益关乎黄钟音律。《后汉书·律历志上》云：“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4]3016这就是《后汉志·候气》中描述的“缇室候气”法，属于“天效以景，地效以响”[4]3016之术，候气之术由专人负责。早在殷代就有“风”的卜辞，冯时考证：“殷代四方风卜辞明确显示，四风与四方有着固定的对应关系，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着充分的反映。四方为东、南、西、北四个正方向，并之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维，即成八方。八方与风相配，便构成八风。……以八风与八卦相应。”[5]《汉志·数术略》中书目看不出哪一部文献是具体讲“风角”的，李零认为《风鼓六甲》《五音奇胲刑德》《五音定名》《钟律灾异》《钟律丛辰日苑》等，可能与风角有关。[3]41概言之，风角与四风、八方和八卦钩连起来以预测吉凶等悬疑。

关于“遁甲”，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说：“钱大昕曰：奇门之式，古人谓之‘遁甲，即易八卦方位，加以中央，与干銮度太一下行九宫之法相合。《史记·龟策传》‘卫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云云，乃对曰‘今昔壬子，宿在牵牛云云，此遁甲式也。”[6]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采用钱大昕之说，遁甲乃为式法的一种。但也有学者如严敦杰认为：“钱大昕定为遁甲式的理由是冬至后壬子日 （日在牵牛指冬至后）用的阳遁一局丁壬十二时局中之一句，按此未必是。”[7]447又“遁甲有阳遁和阴遁两种。自冬至到芒种十二个节气，每气分上中下三候，这用阳遁顺行。自夏至到大雪十二个节气，每气分上中下三候，这用阴遁逆行。阳遁和阴遁大的方面各分九局，即阳遁从一到九是九局，阴遁从九到一也是九局。”[7]455几种略有差异的说法当可参考。“式”的类别除了“遁甲”还包括“六壬式”和“太乙式”，皆为测时的仪具。总之，如连劭名所总结：“式盘的构造主要依据阴阳家的理论。从哲学的角度讲，阴阳家的理论认为一切事物出于纯有，最早有一太极，是宇宙生成之前的混沌状态，从中产生阴阳二气，阴阳相合则化生万物。”[8]

“挺专”即“筳篿”，是筮占的一种。屈原《楚辞·离骚》曰：“索藑琼茅以筳篿，命灵氛为余占之。”汉代王逸注：“索，取也。藑茅，灵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篿。《文选》‘藑作‘琼。五臣云：‘筳，竹算也。”[9]以及前面我们所引《后汉书·方术列传》李贤注“《楚辞》曰：‘索篿茅以筳专。注云：‘筳，八段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曰专。”李贤这个注显然受到王逸注的影响。可知“挺专”（筳篿）是流行于楚地的一种“结草折竹”的筮占方法。“挺专”（筳篿）就是用“蓍”和“竹”两种材料作为筮占的工具，属于占卜之术这一大类中的一种筮占之术，故此，其方法同蓍占，只是用具不同而已，楚地用竹较多，亦比较方便，故称“折竹”。

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后汉书·方术列传》的“人物”，除了叙述了占卜等方术的人物之外，还记载了擅长“医经”“经方”的人物，这是传承《汉志·方技略》中“医经”“经方”的内容，显示了传承的脉络与路径。譬如《后汉书·方术列传·下》 ：“郭玉者，广汉雒人也。……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又“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旉。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精于方药，处齐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2]2736正是《周易·系辞》有“生生之谓易”，而“方技”则有“皆生生之具”。《方术列传》承接《汉志·方技略》中的“医经”“经方”内容，扩展了原《史记》的“日者”“龟策”中所没包含的内容，此后“医经”“经方”传承至后史的《艺术列传》中，显示出十分清晰的《艺术列传》的脉络路径。

总之，上述《后汉书·方术列传》的内涵与内容，显示了其继承前史《史记》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至《汉书·艺文志》中《数术略》《方技略》的脉络路径，同时《后汉书·方术列传》又为后史《魏书·术艺列传》奠定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二、《方术列传》确立的依据和理由

《汉书·艺文志》所包含的内容很庞大，我们从《汉书·艺文志》中就看到这点，“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10]这是班固《汉书》立《艺文志》的主要目标，记载了由刘向、刘歆父子把经受秦患之灾、燔灭的《春秋》《诗》《易》以及文章等编目收集整理，删其大要，以备编籍。到了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对班固等所撰写《汉书》中的《艺文志》，依据书目内容重新做了一次分类，框定了纪传类别与内容，将《汉书·艺文志》中的《数术略》和《方技略》与《史记》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合并在一起，划定在“方术”范畴中并为“类传”的体例，构成为《后汉书》的《方术列传》。而“方术”的概念较早大概来源于《庄子》。

《庄子·天下》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11]935庄子这里提到“方术”与“道术”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下治学术的人很多，把自己所掌握的特殊之技当作普遍的道术而满足，以为达到了极致而无所复加。那么，古代所说的普遍规律又在哪里呢？成玄英（608—669年）疏：“方，道也。自轩顼已下，迄于尧舜，治道艺术，方法甚多，皆随有物之情，顺其所为之性，任群品之动植，曾不加之于分表，是以虽教不教，虽为不为矣。”[11]935按成玄英的解释，方术即道术，但实际上“方术”是“道术”之一种，即道术中的某一方面之术。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成玄英在注中用了“艺术”这个概念阐释“方术”，潜在地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密切与可互换的关系，为后史的《艺术列传》提供了依据。当然，应该看到“方术”的概念在先秦就存在了，用庄子的话讲就是天下治道中的一方之术。钟泰（1888—1979年）针对《庄子·天下》对“方术”和“道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做了阐释：“首言‘方术、‘道术之异。全者谓之‘道术，分者谓之‘方术，故‘道术无乎不在，乃至瓦甓屎溺皆不在道外。（见《知北游篇》）若‘方术，则下文所谓‘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者。既有方所，即不免拘执，始则‘各为其所欲，终则‘以其有为不可加。‘其有者，其所得也。所得者一偏，而执偏以为全，是以自满，以为无所复加也。此一语已道尽各家之病。若学虽一偏，而知止于其分，不自满溢，即方术亦何尝与道术相背哉。”[12]钟泰阐释说方术是被涵盖在道术中的，是有具体范围之术，所谓“既有方所，即不免拘执”。这个阐释是说得通的，“分者谓之‘方术”，不然后史《魏书·术艺列传》中为何将“术艺”视为“小道”？庄子《天下》这里实际批评了“所得者一偏，而执偏以为全，是以自满，以为无所复加也”的各家之通病，仅着眼于“小技”看不到“大道”。如此，我们就好理解“方术”了。

我们推测范晔在《后汉书》里为“方术”立传，使用了庄子所说的“方术”的概念与内涵，也为后来的成玄英阐释的“方，道也”和“治道艺术”提供了依据。所以《方术列传·上》的“小结”中用了“道艺”这个概念。不过《后汉书》对“方术”有明确限定的范围，专指日者、卜筮、数术、方技之术一类，这就是《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所列出的“龟策”“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望云省气”“推处祥妖”，再加上《汉书·艺文志》的《数术略》《方技略》的内容，构成了一个庞杂的“方术”系统。这里也就表现出“方术”另一种阐释的可能，即“方术”可能是“方技”与“数术”的合称，从内容上看这完全有可能。《汉志·数术略》所包含的大致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漢志·方技略》大致包含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数术”和“方技”相互间有较大关联，如与阴阳、五行、天文、龟策等有融合的关系。《后汉书·方术列传》如前所述，包含的就是这类内容，其内涵也与此相同。故此，源于《庄子·天下》“方术”的概念，正与《汉书·艺文志》的《数术略》和《方技略》合为“方术”概念相暗合，庄子并没明确说“方术”具体内容，仅阐明“方术”是含在“道术”中某一方面之术，故《方术列传》“小序”开篇便是“卜筮者尚其占”，证实其“方术”在“道术”的一定范畴之内。当然，《后汉书》用“方术”概念立类传是否如上述说的影响所致，这是我们今天的一种推测，范晔并无这方面的解释。至于《后汉书·方术列传》确立的依据，在《方术列传》“小序”中可以得到相关信息。

如我们前引《后汉书·方术列传》“小序”：“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开篇用“卜筮者尚其占”作为立传的依据和根本。且借用孔子说《易经》君子之道，来说明为何要为“方术”立传。而恰恰“卜筮”之术来源就是“龟卜”“筮占”两种方术之类别。同时，在序中阐述“方术”的类别时又明确提到“日者”，无疑《方术列传》的主要源头出自正史第一史的《史记》中的《日者列传》与《龟策列传》。这里显然可以看到《方术列传》是“日者”与“龟策”二传之合并。从《后汉书·方术列传》内容的陈述与分析，以及对《方术列传》来源大致勾勒的脉络路径来看，《后汉书·方术列传》的确立毫无疑问是承接了《史记》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

因此，我们认为《日者列传》《龟策列传》是《方术列传》的原型。《后汉书》作者范晔按照司马迁《史记》“纪传体”的范式为“方术”立类传，始为《后汉书·方术列传》。当然，在《史记》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与《后汉书·方术列传》之间，由《汉志·数术略》《汉志·方技略》建立了一条联系二者的脉络与路径。尽管一个是《列传》，一个是《志》，体例完全不同，但《志》某种意义上就是文献资料的汇集，按类属通载一代或数代的书。换句话说，尽管《汉书》没有继续《史记》的“日者”“龟策”立传的史学路径，但《汉志》的《数术略》《方技略》实为“日者”“龟策”与“方术”的脉络。也就是说《方术列传》承接与合并了“日者”“龟策”，与此同时，《方术列传》还将《汉志·数术略》《汉志·方技略》的内容纳入其中，充实了《方术列传》的内容，包括梳理了“日者”“龟策”的流派。当然，范晔在《后汉书》为“方术”立类传，应该有其重要的现实需要、风尚或理论。如《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言：

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忌。”盖为此也。

夫物之所偏，未能无蔽，虽云大道，其硋或同。若乃《诗》之失愚，《书》之失诬，然则数术之失，至于诡俗乎？如令温柔敦厚而不愚，斯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斯深于《书》者也；极数知变而不诡俗，斯深于数术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者多迷其统，取遣颇偏，甚有虽流宕过诞亦失也。[2]2705-2706

这段“小序”详细地阐释了“方术”兴起的缘由。它首先认为自西汉的汉武帝颇好方术开始，上行下效，天下懂得方术之士（方士）背着书策闻风而来。而王莽依托符命篡位成功，到了东汉光武帝更相信谶纬之术，一时间很多方士都到了光武帝那里穿凿附会方术之事。一些方士如王梁、孙咸得到提升做了大司马、大司空等，有的名噪一时，而一些方士如桓谭、尹敏等不屑一顾者，反而遭受失败。在这种影响之下，钻研占卜之术和奇文异数的人越来越多，因过于夸大灾祥，而引起博学之士的不满，认为其荒诞不经并慷慨奏议，提出反对意见。司马迁所说的“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忌”，大概也因為这个原因。《方术列传》的这段“序”将正反两方面的现状与观点作了一个客观的阐述，既没完全否定，也没全部附和。然后再以“物之所偏，未能无蔽”为起点，即使是“大道”，“物之所偏”皆相同，并用《诗》《书》来说明任何事情都存有这方面的情况。《诗》若太实在，就接近愚钝；《书》若缺乏真实，就有夸大之嫌。如果去掉《诗》《书》中的愚昧和诬枉成分，不就真正懂得与理解《书》《诗》了吗？因此，古人说“真正懂得道理的人，大道就不会虚行。”然而，多少人迷在方术中，取舍离纲而偏颇，乃至任意荒诞失其真。这些都是“方士”造成的人们对“方术”的负面认识。正是这个原因，范晔撰《后汉书》时可能考虑到了这些问题，故《方术列传》“小序”最后云：

中世张衡为阴阳之宗，郎顗咎征最密，余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伟德，未必体极艺能。今盖纠其推变尤长，可以弘补时事，因合表之云。[2]2706

范晔认为，阴阳之宗的张衡与研究征兆最细密的郎顗，是具有代表性的名家，在学者中“有雅才伟德”，虽然未必体极艺能，但他们擅长推变之术，可以弘补时事，故此立纪传以显表。最终是因为“盖纠其推变尤长，可以弘补时事”之人列入类传，故为《方术列传》。然张衡、郎顗并未列入《方术列传》，而是独立为传。

《方术列传》“小序”这里将“立传”的缘由讲得非常清楚，至少讲了三个理由：其一，与帝王高层有关，诸如汉武帝颇好方术，故上行下效，习方术者闻风而动，皆至都城；王莽依托符命成功篡位；又汉光帝大信谶言。其二，由于第一原因导致研习方术者真假难辨，鱼龙混杂，人们对方术的看法和态度不一致，有反对之，有赞成之。最好的办法是认真辨析“方术”本身的优劣长短和真假，认为像《经》《诗》体现“大道”的，“其硋或同”，也会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为其证明“方术”有可取之处则可留。其三，对于后学于张衡、郎顗这样的方术大家，虽然比方士名家不足，但他们擅长推变之术，弘补时事，也是值得显表的。当然，这种观点也就为后史将此类“方术”视为“小道”埋下了伏笔。真正纳入《方术列传》的只是那些“其徒亦有雅才伟德，未必体极艺能”，但却由能“纠其推变尤长，可以弘补时事”的人。即任文公、许杨、高获、王乔、谢夷吾、杨由、李南、李郃、段翳、廖扶、折像、樊英等列入《方术列传》，而对一些欺名盗世之人并没将其有纳入《方术列传》：

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他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何以言之？夫焕乎文章，时或乖用；本乎礼乐，适末或疎。及其陶搢绅，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岂非道邈用表，乖之数迹乎？而或者忽不践之地，赊无用之功，至乃诮噪远术，贱斥国华，以为力诈可以救沦敝，文律足以致宁平，智尽于猜察，道足于法令，虽济万世，其将与夷狄同也。孟轲有言曰：“以夏变夷，不闻变夷于夏。”况有未济者乎！[2]2724-2725

像李固、朱穆这样被批评为“纯盗虚名，无益于用”的盗取处士之名者，皆被排斥在《方术列传》之外。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里借用孟子“以夏变夷，不闻变夷于夏”的话，唯用中国的方式来改变四夷，未闻用四夷的方式来改变中国，来隐喻或警示人们“方术”一类的“小道”，不可能改变治国之“大道”。正可谓：“小道可观，致远恐泥，君子不为也。”

《后汉书·方术列传·下》入传者有唐檀、公沙穆、许曼、赵彦、樊志张、单飏、韩说、董扶、郭玉、华佗、冷寿光、唐虞、鲁女生、徐登、费长房、蓟子训、刘根、左慈、徐操、计子勋、上成公、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王真、郝孟节、王和平、孙邕等。《后汉书·方术列传·下》最后有一个对方术名家总体的“赞曰”：

幽贶罕征，明数难校。不探精远，曷感灵效？如或迁讹，实乖玄奥。[2]2751

这里明为“赞曰”，实有担忧，也隐含了立类传的一个目的。范晔最担心的是方术被“迁讹”，因为“方术”本身“幽贶罕征，明数难校”，不易判断真假，可能导致“方术”在流传过程中而失其真，如果不去探究“方术”精奥远妙的真谛，哪还有什么显灵神效，故此要防止“迁讹”，否则真的就不合“方术”之玄奥。为此，我们大致能看出史家范晔将“方术”纳入《后汉书》立《方术列传》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

被史学界称为“前四史”的《三国志》没有传承《方术列传》的路径。大概因三国分裂的局面导致三国时期的资料散失所致，作者陈寿没能将“方术”立传于《三国志》，使《三国志》在“方术”方面成为空缺。不仅如此，作为正史的《三国志》的“体例”还缺少很多。《三國志》是集曹魏、蜀汉、东吴三国纪传体的国别史，体例殊别，无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无记载礼乐、律历、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艺文等的《志》，当然也没有记载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独行）、方术、逸民（隐逸）等的《传》。故无《方术列传》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了。

《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同样如此，空缺“方术”内容。其间《晋书》有《艺术列传》，但为唐人房玄龄（579—648年）所重修撰之，保持了“方术”脉络，我们另作专题讨论。《魏书》传承“方术”一脉，但更名为“术艺”，这是继《后汉书》以后传承《方术列传》的史学路径。《魏书》为魏收（507—572年）所撰写。魏收属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史学家，《二十四史》中魏收所撰写的《魏书》却在《晋书》之前，因而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魏书》而不是《晋书》，故此我们把《魏书》《晋书》的“顺序”前后颠倒，这些问题也作将另文探讨。

我们再回到《后汉书》涉及的“艺术”概念，进行分析与探讨，这是《晋书》的《艺术列传》使用“艺术”这个概念立传的依据，或者说《后汉书》是“艺术”这个概念最早出处的中国文献典籍，自然这也是我们整个探讨《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体系的依据，当然，也是中国的“艺术”不同于西方的“Art”的依据。

三、《后汉书》“艺术”概念的提出

范晔所撰《后汉书》对于我们探讨《艺术列传》的体系，至少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一是前面我们一直讨论的核心要点，《后汉书》集古代日者、龟策等占卜各流派和医经、经方等之大成，合并为“方术”，并为此立传曰《方术列传》，这个脉络往后延伸便是《术艺列传》和《艺术列传》；二是《后汉书》首次提出“艺术”的概念，为后史的《艺术列传》提供了概念上的基础，且“艺术”概念沿用至今。尽管在历史中演变或变迁，“艺术”的内涵与内容有变化，但始终是中国“艺术”之源头。这也正是我们这里要探讨的问题。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后汉书》至少有三处提到“艺术”这个概念。

《后汉书·安帝纪》云：

（永初四年）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2]215

《后汉书·文苑列传》“刘珍传”的条目中，记载了与《后汉书·安帝纪》中完全一致的事项，但略为详尽。《后汉书·文苑列传·刘珍传》云：

刘珍字秋孙，一名宝，南阳蔡阳人也。少好学。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騊駼作建武已来名臣传，迁侍中﹑越骑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转卫尉，卒官。著诔、颂、连珠凡七篇。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云。[2]2617

《后汉书·文苑列传·刘珍传》在此提到“艺术”概念及其事项，与《后汉书·安帝纪》所记载发生在永初年间的应该是同一事件，即刘珍等对国家的藏书整理、文献典籍校对的重要事件。从“刘珍传”中可以看出，刘珍博雅笃学，在为谒者仆射时便参与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蓺术的重大图书文献整理与校对工作。

《后汉书·伏湛传》亦提到了“艺术”的概念，同样是国家藏书整理有文献典籍校对工作，与永初四年（110年）刘珍、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文献典籍的性质一样。《后汉书·伏湛传》云：

（伏湛）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2]897-898

《伏湛传》这里记载的大概是东汉以来，第二次全国性的国家藏书整理与文献典籍校对工作。我们也看到了伏湛这样一个有家学渊源的世家，显示了伏湛家族的家学门风。伏湛的上祖追溯“九世祖胜，字子贱，所谓济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时，客授东武，因家焉。父理，为当世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太傅，别自名学。”李贤注：“伏理字君游，受诗于匡衡，由是齐诗有匡伏之学。故言‘别自名学也。”[2]893传至伏无忌这一代后人并参与了国家藏书整理与校定工作。这样的家学和个人所获得的儒学地位才有可能参与“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

以上三处《后汉书》中提到的“艺术”概念，实际上与东汉时期两次国家层面的藏书整理与文献典籍的校对工作相关。一次是永初四年（110年）邓太后下诏对经典文献书籍的整理与校对；另一次是永和元年（136年）顺帝下诏对书籍文献的整理与校对。这两次均为国家藏书的整理与校对，其主要任务为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的工作。这两次全国性的藏书整理与校对工作，主要是由于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时，面对西汉收集整理的书籍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灾难，而进行的国家图书文献典籍的整理工作。正如《后汉书·儒林列传》“小序”所言：

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採求阙文，补缀漏逸。[2]2545

从汉光武帝开始，东汉统治阶层就注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收集散落的经典文籍。上述两次永初四年（110年）和永和元年（136年）时隔20余年的全国性的藏书整理与校对，说明汉代在国家藏书整理、校对工作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这不是一般性的图书整理与校对，而是国家层面集中对藏书进行整理与校对。这些书籍文献属于“国藏”级别的典籍，因而“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的级别非常高。当然，这里的“艺术”应该是“方术”一类的典籍文献。因为从汉武帝开始“好方术”至汉光武帝“好经术”，可以此为证。当然，《后汉书》“艺术”概念的出现与《五经》、诸子传记、百家并举，这为后史演变为《艺术列传》埋下了伏笔，或者说奠定了“艺术”这个概念的基础。

《后汉书》是中国正史中最早提到“艺术”概念的史书。《后汉书》这几处提到“艺术”概念的内容，都是属于汉儒学大家或五经博士作藏书整理、校定文献典籍范围等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的是，“艺术”与《五经》“诸子传记”“百家”是并列的对举关系，是全国性的藏书文献典籍整理与校对的对象。换句话说，“艺术”不是被《五经》和“诸子百家”所涵盖的典籍文献系统，而是作为国家层面的一个独立的文献典籍系统，所以“艺术”成为汉代五经博士和儒士校对的对象。汉代的“五经博士”初设于西汉武帝时期。东汉史学家荀悦（148—209年）所著《两汉纪·武帝纪一》云：“汉兴，草创尚简易，未甚用儒者，而窦太后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至上即位，乃崇立太学矣。”又“（建元五年春正月）初置五经博士。博士本秦官，掌通古今，员至数十人，汉置五经而已。太常选人年十八以上好学，补弟子。”[13]五经博士在汉武帝时期设立，当然“博士”之名实为秦官始。西汉时期每一“经学”，一家设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授经学，故称“五经博士”，为官学名。汉代设立五经博士主要有两大官学任务：一是教授弟子，传授《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二是掌管典籍图书，因博士通古今典史故为顾问。所以，在汉代博士便成为传授儒家典籍经学的专职学官。《汉书·儒林传》“赞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14]3620-3621

这是西汉立五经博士以及所授之文献典籍，以及各家所长的经学典籍。又《后汉书·儒林列传》“小序”云：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採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2]2545

前面说《后汉书》有三处提到“艺术”的概念，皆与五经博士及校对文献典籍相关。《后汉书·安帝纪》记载的是让谒者仆射刘珍以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这是安帝永初四年 （110年）规模较大的一次在东观召集五经博士、典校秘书等，进行校定典籍工作，刘珍参与撰写过《东观汉记》等，与五经博士一起校订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从全国蒐集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因其脱误较多，故此让刘珍等五经博士“整齐脱误，是正文字”。“脱误”即脱漏与错误，“是正”文字就是“校正”文字。五经博士皆掌通古今，即通五经而贯六艺，整齐脱误，整理文献校对文字正是他們的分内之事。《后汉书·伏湛传》同样记载的是（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对《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章怀太子李贤（655—684年）对《后汉书·伏湛传》中“艺术”的一个注。李贤对“艺术”的诠释是：“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2]898李贤这里非常明确地将“艺术”作了分类和诠释。“书、数、射、御”为“艺”所包含的内容；“医、方、卜、筮”为“术”所囊括的内容。这里我们发现“术”的内容正是前面我们探讨的“日者”“龟策”“方技”等内容，而“艺”的内容相对后史《艺术列传》而言则是新增加的内容，应该包含刘歆《汉志·六艺略》的内容，就是颜师古说的“六艺，六经也。”这里除了“书”的内容，“数”“射”“御”应该是博士传授五经之外给弟子增加的课程。《汉书·儒林传》“小序”中提到的“古之儒者，博学虖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颜师古注曰：“六艺谓《易》《礼》《乐》《诗》《书》《春秋》。”[14]3589-3590颜师古注“六艺”与李贤注“艺”略有不同，但又有一定的重叠关系。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注意，后史中《艺术列传》皆涉及这些内容。

当然，我们要考虑到李贤是唐代人，他所处的时期显然已经不是范晔（398—445年）南朝时期，作为唐代的李贤对“艺术”的理解不是范晔时代对“艺术”的理解，艺术的内涵与范畴必然有较大的变化。这里就有一个对“艺术”认知的时代问题。正是这个不同时代认知的问题，“艺术”的概念才在唐代的史家修史撰写的正史中出现，演变为《艺术列传》，如唐代所修的《晋书》《周书》《隋书》《北史》皆为《艺术列传》，而《魏书》则是使用的“术艺”这个概念立类传的。《后汉书》提出的“艺术”概念与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等并举，意味着“艺术”概念及其内容在汉代有较为突出的地位，所以李贤注：“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表明了“艺术”两个方面各显其不同分类与高低层次。“艺”显然是比较高的层次，包含的是孔子儒家学说的内容与课程，“术”则是典型的“方术”方面的内容，这大概也是唐代时期修撰正史使用“艺术”这个概念立传的原因。简言之，《后汉书》“艺术”概念的提出，为后史《艺术列传》奠定了概念及其内容方面的基础。

结 语

我们考察和分析《方术列传》不仅在于探讨“方术”本身，更重要的是将《方术列传》置于“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体系中，探讨《艺术列传》概念的变迁和内容的演变的脉络路径。《艺术列传》在中国正史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一个发生、演变的过程。《艺术列传》的这个演变，在跌宕起伏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其内容，扩展内涵与外延，不断地变迁类传的概念。由最初的“日者”“龟策”到“方术”“术艺”，再在变迁到“艺术”，然后再变迁为“方技（方伎）”，最后再回到“艺术”的概念上，是为《清史稿》的《艺术列传》。从“方术”我们可以看到是回流集合的概念和内容之始，因而也是“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称《后汉书》的《方术列传》是《艺术列传》的前身或原型，其缘由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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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杨 飞 涂 艳）

Fangshu-liezhuan （On Arts to Exercise Supernatural Power） as the Prototype of Yishui-liezhuan （On Arts）

LI Beilei/

School of Ar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6，China

Abstract：Among volumes of Yishui-liezhuan （On Arts） in the 26 canonical histories， Fangshu-liezhuan （On Arts to Exercise Supernatural Power） in Hou-hanshu （The Book of Later Han） is a relatively important link. It integrates Rizhe （On Diviners） and Guice （On Divination Practices with Tortoise Shells）， and turns their concepts into the term “Fangshu” in Fangshu-liezhuan （On Arts to Exercise Supernatural Power）. On the basis of “diviners” and “divination practices with tortoise shells”， it enriched the volumes of Shushu-lue （On Numerology） and Fangshu-lue （Classification of Arts to Exercise Supernatural Power） in Yiwen-zhi （On Arts and Literatures） in Hanshu （Canonical Book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provided the basic framework and context for the later Yishui-liezhuan （On Arts）. From it， came the Shuyi-liezhuan （On Arts and Skills） in Weishu （Canonical Book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then evolved as Yishu-liezhuan （On Arts） again in Jinshu （Book of the Jin Dynasty）， Zhoushu （Book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Suishu （Book of the Sui Dynasty） and Beishi （Canonical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lthough it later changed into Fangji-liezhuan （On Skills to Exercise Supernatural Power） again in Tangshu （First and Second Canonical Books of the Tang Dynasty）， it still develops within such a framework， so again there was Yishu-liezhuan （On Arts） in Qingshi-gao （Draft History of Qing） whose prototype can be traced back into Fangshu-liezhuan （On Arts to Exercise Supernatural Power）.

Key words：Fangshu-liezhuan （On Arts to Exercise Supernatural Power）; Yishui-liezhuan （On Arts）; prototype

收稿日期：2022-08-1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二十六史·艺术传》体系与相关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9AZS001）。

作者简介：

李倍雷（原名李蓓蕾），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史与理论、油画与雕塑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