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娴

摘 要：从1929年红四军首次入闽到1949年，面对苏区创建时期的党内思想分歧，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围剿，面对地主宗族势力的阻挠破坏，党在闽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意识形态工作，为闽西赢得了“二十年红旗不倒”的崇高赞誉。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情况与当年的闽西有着许多共同点或相通点，如经济社会依然处于深度变革，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依然存在、党内仍有不良思想习气等。探索把握闽西“二十年红旗不倒”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规律，对新时代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闽西苏区;意识形态;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11/j.cnki.sxsx.2023.02.005

Abstract：From the first entry of the Fourth Army of the Red Army into Fujian in 1929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in 1949， the Party carried out effective ideological work in western Fujian in the face of the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the Party during the founding of the Soviet Area， the repeated encirclements and suppression of Kuomintang reactionaries， and the obstruction and destruction of landlord and clan forces， and won winning the high praise of  “the Red Flag Not Falling Down for 20 Years” “the Red Flag Not Falling Down for 20 Years” for western Fujian. The situation that China is facing today has a lot in common with that of western Fujian. For example，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re still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the reactionary forces still have the intention to destroy China， and there are still bad ideological habits in the party. For example，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re still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the reactionary forces still have the intention to destroy China， and there are still bad ideological habits in the Part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and understand the empirical law of ideological work of “the Red Flag Not Falling Down for 20 Years” in Western Fujian， by which lessons can be drawn in improving the Partys ability to lead and provide the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Soviet area of western Fujian; ideology; empirical enlightenment

闽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中央苏区核心区域，赢得了“二十年红旗不倒”的崇高赞誉。从1929年红四军首次入闽到1949年，无论是革命如火如荼的中央苏区时期，还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抑或是全面抗战、解放战争时期，面对苏区创建时期的党内思想分歧，面对国民党反动 派的反复围剿，面对地主宗族势力的阻挠破坏，党在闽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意识形态工作，通过教育培训、宣传发动、理论创新、广泛统战、服务群众等措施，统一党内思想，争取群众支持，确保了闽西党的组织始终存在、革命武装始终存在、土地革命果实始终保留。

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闽西相比，虽然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但所面临的情况与当年的闽西有着许多共同点，如经济社会依然处于深度变革，人民群众思想空前活跃，外部环境严峻复杂，党内不良思想习气依然存在等，这些都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知，影响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面对类似的情形，探索和把握闽西苏区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规律，对于提高黨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篇章，增强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感召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教育培训改造思想

红四军入闽之前，国民党军阀统治下的闽西地区文盲高达90％以上，群众不能识字明理，思想政治觉悟低，对新鲜事物接受困难，对马克思主义不了解更难以认同。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加强群众思想改造，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任务。

为此，闽西苏维埃政府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明确提出“免费义务教育”办学理念，规定凡4-6岁男女儿童都可以免费入学，除此之外，各地还积极创办夜校、识字班、读报组等，通过采用多种方便人民生产生活的形式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识字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31年，闽西苏区在597个乡的85万人口中，基本上实现了区区有高级小学，乡乡有初级小学的可喜局面。”［1］中央苏区时期，社会教育遍地开花，高、初级劳动小学星罗棋布，一部分乡村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60％，不少乡在群众中的扫盲率高达90％，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大大提高。

同时，突出共产主义教育。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2］这就使得苏区学校的导向性非常明确，大量宣傳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闽西苏维埃政府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对教员进行登记审查，举办小学教员训练班，提高教师队伍思想政治水平；重视教材建设，废止国民党党化课本，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编写劳动小学、平民夜校教材；重视党性教育，相继成立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和创办各种政治训练班等，安排政治教育培训课程，开展专业技能训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群众警惕身边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逐渐树立共产主义的信念。随着苏区文化教育举措的逐步推进，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得到极大提升，他们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想要翻身做主人就必须坚定地支持和拥护党的革命事业。在此情景下，各地的扩红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到处出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或者父子同当红军的感人场景。中央苏区时期，仅闽西就有10万儿女参加红军。

思想教育在个人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抓好意识形态工作首先要抓好基础教育，在基础教育中旗帜鲜明传播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系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一个扣子。相较于闽西苏区时期，如今的教育条件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但是教育资源的丰富，知识传播获取的便捷，也让一些错误思潮更加容易出现在课堂，影响学生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例如，过去持续升级的香港暴乱事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学生受到了资产阶级错误思潮的教育影响。所以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像闽西苏区一样抓好教育培训，一方面重视教材的编写，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贯穿始终，杜绝错误思想；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老师的教育管理，让老师信仰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而教育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二、坚持主动发声占领阵地

为巩固闽西苏区建设，克服多元意识形态的干扰，抢占新闻舆论阵地，党通过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一是大量印刷革命报刊。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了解党领导革命的宗旨和目的，闽西苏区时期共创办20多种报刊，以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措施。此外，还出版了众多的图书、文件以及布告等，如《共产党宣言》《十大政纲》《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告商人知识分子书》等。闽西苏区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推广，推动苏区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二是积极开展文艺宣传。首先是歌谣宣传，利用苏区素有唱民歌、山歌的传统，把革命精神的内涵融入民歌、山歌的曲调中，用庸俗易懂、易于传唱的方式把革命道理深入人心，号召工农起来闹革命，让广大群众在日常传唱中不自觉地增强革命意识。其次是戏剧宣传，通过成立专业剧团，创作红色艺术作品，在开大会、纪念日或重大活动时，广泛开展戏剧宣传演出活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理论，深受广大苏区群众喜爱。再次是美术宣传，根据当地群众生活情况，通过直观描摹和色彩运用来形象地揭露国民党和地主阶级的丑恶嘴脸，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和宗旨，对群众尤其是不识字的农民、妇女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使群众在获得文化熏陶的同时，接受革命意识革命理论。

三是开展大众特色宣传。根据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的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大众特色宣传，增强宣传的有效性。如才溪乡“在民主选举代表方面，面对文盲居多的选民实际情况，采取印发标语和小册子，召开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等宣传活动，使上下才溪的选举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在推销公债方面，召开动员大会，推销委员、宣传队按户宣传，群众完全自动买，没有强迫。”［3］针对封建陋俗，党在苏区也大力倡导破除迷信、相信科学的价值取向，同时禁烟禁毒、推行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诸多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改造运动，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大大增进了苏区民众对党的信任，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成为主阵地。

反观现阶段，一段时期内西方错误思潮想方设法进入中国，在互联网的迅速传播下几近泛滥。面对错误思潮，一些党员干部不敢发声、不敢斗争甚至姑息纵容，丢掉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阵地，混淆了群众视听，产生了巨大危害。事实证明，舆论宣传也是一场战争，丢失了阵地也就失去了根基，必然造成群众思想认识混乱。所以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向闽西苏区一样，在宣传阵地上寸土必争，加强对互联网、自媒体等新兴媒体平台的管控力度，针对错误思潮，加强舆论斗争，坚持正面宣传，让主流媒体、正面报道占据人们的视听。同时，要针对不同人群，大胆创新宣传方式，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主流意识形态，让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如在国庆70周年期间放映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让广大观众在休闲娱乐的同时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得到广大群众一致好评。

三、坚持理论创新引领方向

闽西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探索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试验田。闽西苏区时期，面对新的国情、民情、社情，中国革命道路该走向何方、中国革命运动该如何组织开展？这些实际却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能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直接寻找到解决路径办法，一段时期党内思想出现混乱。那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闽西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探索，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为新的革命和伟大斗争指引了方向。

一是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基本原则。针对如何建设人民军队的党内思想分歧，1929年，红四军根据中央9月来信精神在古田召开第九次全军党代表会议，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总结了8个方面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主要表现，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来源和危害，提出了克服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方法。正如有学者评价，“《古田会议决议》不仅是红军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文件，也是整个苏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这一文件的指导下，中央苏区成功开展了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判。”［4］在此基础上，苏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的政治觉悟也有了极大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除了思想障碍。

二是形成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工作方法。闽西苏区时期，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受王明、博古等人的影响，不思考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面对这种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继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才溪乡调查》等光辉著作，强调红军开展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并将这一方法贯穿到闽西苏区时期根据地发展战略、军事路线、土地革命路线，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三是开创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土改经验。闽西红色政权建立后， 闽西党组织面对群众迫切的分田愿望，在中央和省委都还没有具体的纲领和政策规定的情况下，不等待、不观望，积极面对， 及时尝试。邓子恢和张鼎垂等，依靠群众的创造性， 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分别找一些有经验、熟悉土地情况的老农座谈， 和农民代表共同研究讨论， 制定出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继而这项原则在闽西苏区迅速推广，农田很快分配到群众手中，短时间内尽快满足了贫苦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 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鼓舞了当地及周边地区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同时给其他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更多可供借鉴的经验，促进了工作的顺利开展。1929 年7月毛泽东在中共闽西一大上对这项分田原则作了进一步的总结推广，形成了《土地问题决议案》。

历史证明，没有亘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理论本身的与时俱进和自我完善。随着地域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势必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情况，用于指导工作的理论也必然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创新，唯有如此，才能实事求是地有效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回顾党的历史，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越是重大历史变革时期，越是重大理论创新时期，而重大理论的创新也必然推动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所以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向闽西苏区时期一样，自觉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相结合，自觉开展实践创新、理论创新，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探索出一些可供全党、全国借鉴学习的经验、方法和规律性认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始终引领广大党员群众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伟大胜利。

四、坚持广泛统战团结力量

针对闽西各种势力交叉纵横，既相互勾结共同对付革命又相互敌对，同一势力又分倾向革命、与革命保持中立、反革命三种立场等实际情况，闽西党组织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开展最为广泛的统战工作，为党组织在闽西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是发展进步势力。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积极号召“闽西南内部团结，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亲密联合，停止内战，一致对外”［5］215。要求“组织以学生教职员为骨干的救国运动，开始时应以学校为单位，利用一切新发生事变召集学生会议，报告演说，要通电成立学生救国会以至进到游行示威”［5］77，要求吸纳更多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来组成救国会的骨干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宣传引导作用从而进一步扩大闽西反蒋抗日爱国阵线。

二是争取中间势力。闽西党组织通过派宣传队到白军碉堡周围宣传喊话等方式，宣传红军的主张，提高白军士兵的思想觉悟，争取了很多士兵对红军游击队的了解与同情。另外，对于土匪，应在“不受敌人收编，不抽据点内群众保护费，不强奸妇女”等三个口号的基础上，至少保持互不侵犯的局面，努力争取土匪对革命的同情与支持，为革命服务。如在与古蛟区实力派傅柏翠的相处上，当时谭震林以私人名義写信给傅柏翠，希望保持互不侵犯的局面，得到傅柏翠的赞同，形成与傅柏翠之间的微妙关系，缓和了与地方实力派的紧张关系，对打破敌之经济封锁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孤立顽固势力。为打破敌保甲制度，对于那些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利用多种方式、手段使反动分子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灵活运用反间计，让国民党反动派互相猜疑，自乱阵脚。为打击收租“出头鸟”，维护土地改革带给群众的实利，对坚决收租的坚决要杀。如红八团二十多人化装到龙岩石粉岭收缴了民团的六十多支枪。杀死了为地主收租夺田的首恶分子民团团总和团副，给“兴复委员会”以很大压力。

今天我们面临的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国内，台湾“独立”甚嚣尘上，新疆分裂势力伺机而动，人民群众不时受到错误思潮侵袭干扰；国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东战火持续不断，资本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新兴国家不甘落后。在这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中，要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就要像闽西苏区一样，既准确捋清各种势力，了解各种势力的利益诉求，分清楚哪些是可以发展的，哪里是可以争取的，哪些是需要坚决予以打击，又能够因势利导，努力发展进步势力，积极争取中间势力，坚决打击孤立顽固势力，用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减少阻力，画出意识形态的最大同心圆。

五、坚持服务群众赢得民心

闽西苏区时期，党始终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贯穿于意识形态话语之中，通过扎实的群众工作，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努力扩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群众基础，赢得群众对党真心实意地支持。

一是积极开展经济建设。闽西苏区时期，国民党穷凶极恶地对苏区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使百姓生活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成了苏维埃政权需要着力解决的头等大事。以才溪乡为例，才溪乡苏维埃政府一方面实行“劳动合作社”，以乡为单位把人民群众的劳动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合理调剂劳动力的分配互助，有效解决了扩红运动之后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解决了苏区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促进了农业的增产增收。人民群众也用实际行动支持和保卫苏区，青壮年男子大批参加扩红运动，即使在生产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了“劳动合作社”的帮助，群众的吃饭、食肉、穿衣问题也都大大改善。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大力引导和支持群 众入股参与建设消费合作社，以解决物资匮乏，流通不便的问题。全区八乡先后办起了14个消费合作社，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群众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稳定了物价，受到群众高度评价，称“合作社第一好”。

二是全力保护群众利益。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军游击队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仍然坚决地维护群众的利益，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在保卫土地和抗捐、抗税及抗租斗争中做广大人民群众最坚强的后盾。他们一方面对地主、富农采取坚定的阶级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对那些鱼肉乡里的反动势力采取坚决镇压、绝不姑息的政策。例如，在此期间，永定游击队共参加大小战斗170余次，歼敌1800余人，镇压了经常损害群众利益、持枪逼交“月捐”的西溪壮丁队长范炳文和叛徒范鑫荣，处决了公开向农民收租逼债、煽动富农起来夺取佃户的金砂联保主任张展斗等。从此以后，其他乡村的地主、富农也就不敢公开和农民抢夺土地和地租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得到了切实的保护，因而更加支持红军游击队展开的各项工作。

三是树立良好作风形象。“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走山路访贫农。”［6］这首传唱至今的山歌，唱出了军民和谐的真实心声，也唱出了苏区干部的优良作风。在革命炮火的洗礼中，闽西苏区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干部，如邓子恢、张鼎丞等，他们心系群众，忧百姓之忧，乐百姓之乐。正如毛泽东说的“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闽西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干部的作风建设，下力气纠正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歪风邪气。在根据地建设中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在《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党团员要做‘礼拜六” ，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党员干部每星期六都要为烈军属和困难户做一两件好事。正是这种言传身教，才溪苏区的干部在实践中，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在根据地建设中“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被毛泽东称赞为“模范工作者”。

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提出，群众的一切实际问题都不是小事，都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强调只有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才能获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已然是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够屹立百年仍风华正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一个宗旨，那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像闽西苏区一样，始终把群众利益福祉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生活，改进工作作风，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得到好处，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让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听党话、跟党走。

参考文献：

［1］ 吴锡超，陈建生，蓝松金.论闽西苏区教育及其历史地位［J］. 福建党史月刊，2013（10）：23-27.

［2］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等.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83.

［3］林妹珍，杨玉凤.才溪乡调查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J］.龙岩学院学报，2013（6）：28-33.

［4］胡伯项，蔡泉水.论中央苏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就及启示［J］.求实，2014（5）：21-25.

［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西游击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6］谢济堂.中央蘇区革命歌谣选集［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148.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