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钰 杨鹏成

【内容提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背景之下，本文认为应将文明互鉴理念作为新时代国际传播观念的核心构成。文明互鉴理念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是有别于“文明冲突论”和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另一种选择”，是为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应基于文明互鉴理念提升当代中国国际传播的人类意识与人民意识，将乡村文化、青年创造和人文交流作为国际传播的新途径，推动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

【关键词】文明互鉴 国际传播效能 人类意识 人民意识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背景之下，和平赤字、信任赤字、认知赤字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立、冲突等成为所有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困境。这预示着由西方建构并主导的当代国际秩序正在面临巨大危机，正如基辛格所言，“长期以来，对世界秩序的探索几乎完全是由西方社会的概念来定义和解释的，而如今作为当代基石的西方秩序观正陷入危机，由西方建立并称颂的世界秩序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①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都在新的全球性挑战中探寻解脱之途，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话语已经不再具有权威性的说服力和解释力。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国家探索出了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不仅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不可忽略的地位，还能够以主体性的姿态审视和反抗西方的话语霸权。根據剑桥大学民主未来中心（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Democracy）的调查，西方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支持美国，而全球发展中国家民众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欢迎程度以微弱优势超过了美国，参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的民众有三分之二对中国持有积极态度，总体上看，当前世界呈现出一幅更加分裂的图景。在此背景之下，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推动更加民主、多样的全球传播新生态建设，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明互鉴理念：新时代国际传播观念的核心构成

国际传播观念是指导并反映国际传播实践的总体性表达，既源于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也源于时代的具体语境、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观念。具体而言，我国国际传播的总体目标经历了从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援，到让世界听见新中国的声音、树立和传播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让世界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变迁轨迹③，反映出国际传播工作的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中国国际传播的传播能力建设也实现了由追逐硬实力到重视软实力、由自说自话到寻求共同话语的转变过程。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⑤这一论断彰显了基于文明视角开展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与必然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维度来观察国际传播，文明互鉴理念正在成为当前我国国际传播观念的核心构成和时代表达。

如何理解文明和文明互鉴？文明概念同文化概念一样，意涵丰富，所指甚广。如史学家伯恩斯和拉尔夫认为：“一个文化一旦达到了文字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使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已有某些进步，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制度已经发展到至少足以解决一个复杂社会的秩序、安全和效能的某些问题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文化就应当可以称为文明。”⑥彼得·卡赞斯坦认为：“文明是既存在巨大内部差异又松散聚合的文化体系。”⑦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文明和文化都涉及到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各个乡村、地区、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⑧从相当程度上看，文明属于文化的动态积累与稳定形成，文明体现了文化的成熟度与普适度，文明形态决定了文化的特质及发展方向。

恰恰由于文明的基础性、普遍性影响，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等都可以视为文明的体现，而国与国之间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交流活动都可以视为文明互鉴。事实上，包括国际传播活动在内的国际交流活动都属于文明互鉴的组成。从一个国家看，文明是稳定的；从不同国家间看，文明是差异的。正因为如此，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极其必要的，也是极其困难的。国际传播效能不高，跨文化交流不通畅，尽管有具体的、现实的阻碍，但深层次来看，不同文明间的观念差异甚至误读是更加深刻的原因。创造不同国家间交流对话的机会，增进对彼此文明的理解与认知，才能化解矛盾，开创文明进步、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以文明互鉴理念作为中国国际传播观念的核心构成，可以成为中国国际传播观念区别于西方的根本所在，也可以成为中国国际传播观念对当代世界国际传播观念的时代贡献。

塞缪尔·亨廷顿将国家间冲突的根本原因界定为“文明的冲突”。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冷战后），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⑨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冷战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也由此滋生出当代世界的国际传播观念和格局，并为“中国威胁论”等言论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

解决国际间冲突，消除对抗观念远比提升对抗实力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⑩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展现了中国在当代世界交往中的大格局，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中国国际传播乃至当代世界的国际传播新秩序奠定了崭新的基调。

基于文明互鉴理念的国际传播观念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特质，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一方面，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流，本身就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这决定了作为中华文明主要载体的中国在进行国际传播时也会采取开放、包容的姿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1纵观中国历史，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佛教与景教入华等文明交流互鉴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此盛况，可用史学家张国刚所作的一首诗描绘：“张骞九死通西域，利玛东游不老情。诺亚原来华夏客，伏羲竟是甸中星。胡僧义译儒家说，学士深研历算经。郢燕传书增气象，丘园互鉴共文明。”12正是因为存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才使得中华文明充满活力，不断发展。事实上，“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等中华文明的优秀思想精髓昭示着国际传播中的民主、平等、包容等思想，理应成为当代世界国际传播的新观念；另一方面，从时代维度来看，中国的文明互鉴理念是对当代全球治理中的失序、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失衡等挑战的回应。通过文明互鉴，可以跳出西方国家将国际传播视为具有“高度策略性和目的性的”“让外国受众接受并认可”的意识形态入侵手段以及其所反映出的帝国主义扩张逻辑的所谓普遍主义国际传播范式，13从而树立起开放性、多样性的国际传播新观念与新生态。

以文明互鉴为核心构成的国际传播观念展现了从国际传播的效果范式转向为效能范式的内在要求。效果指某个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是功能主义的取向，体现了工具理性。国际传播的效果范式建立在传统的传受关系之上，即通过传播主体进行内容生产并投放至特定受众群体之中，以期获得某种特定效果，这种结果可通过观看量、点赞量等量化指标得以评估。因此，以往对于国际传播效果的评价体系往往是追求即时的、量化的结果，常常停留在浅层次的传播效果上。效能范式是人文主义的取向，体现了价值理性。在深刻把握文明互鉴的理念的基础上，不仅关注具体的传播行为所产生的可被量化的结果，还在战略、思想层面更加关注长期的、无法量化的国际传播的能力建设与提升，强调国际传播对文明互鉴、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换言之，文明互鉴既是开展国际传播的出发点，也是评价国际传播的落脚点。

二、基于文明互鉴理念，增强国际传播中的人类意识与人民意识

（一）增强国际传播中的人类意识

在国际传播中，人类意识体现为通过国际传播活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人类意识的提出，基于人类生存的需要。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一个天空下，共同面对许多挑战，从粮食危机、气候变化到全球疫情，这要求每一个国家和文明都必须认真处理好自己与他国的关系，认真考量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中华文明的天下观就是人类意识的鲜活体现。《尚书》有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阐述了中华文明从人出发，追求家族和睦、民族和谐、邦国和平的处世理念。

人类意识的提出，基于人类发展的需要。进入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以来的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世界冲突，共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当代世界的共同需要。党的二十大提出：“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4这一论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人类意识，体现了中华文明要为当代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使命感。对于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来说，既要有中国立场，体现国家利益与需求，也要有世界意识，以解决世界问题的态度来传播世界。简言之，既要传播中国，也要传播世界；既要贡献中国，也要贡献世界。

（二）增强国际传播中的人民意识

在国际传播中，人民意识体现为国际传播要依靠广大人民、服务广大人民的意识。人民是文明的创造主体，也是文明与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主要载体。在当下由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所催生出的去中心化国际传播模式下，一国人民不再作为整体性、概念性的对象存在于其他国家民众的想象之中，而是可以借助互联网以个体化、差异化的形象直接地展现在他者面前。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正是由真实、立体、全面的人民形象来展现的。因此，一方面，要从国家层面对国际传播做出战略部署，设置传播目标；另一方面，也要鼓励、支持和引导广大人民自发自觉地开展国际传播实践。事实上，让广大人民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让广大人民的生活成为吸引他者关注、唤起文化认同、促进交流互鉴的内容，正是新时代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15为此，在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中，需要以宽松、积极的政策唤起最广泛的人民在国际传播中自我呈现，与不同国家民众实现交流互动。

增强国际传播中的人民意识，不仅要依靠人民，也要服务人民；不仅要依靠、服务本国人民，也要依靠、服务他国人民。为此，要广交各国朋友，积极调动各个国家的人民共同参与到国际传播中来，通过不同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展现中国的真实形象。同时，中国的国际传播也要深入挖掘不同国家的广大人民的生动故事，通过人民故事的传播、人民力量的汇集，创造更为平等、生动的国际傳播格局。

三、基于文明互鉴理念，探索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新路径

（一）挖掘乡村文化，拓展国际传播的新资源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是中国与世界开展文明互鉴的重要立足点。以乡村文化作为国际传播的路径包含两层意味：一方面，挖掘乡村文化，就是确立中华文明的本源。“经过40多年的市场经济与西方文化洗礼，城市中保留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受到很大冲击，乡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传统习俗、民族习性，可以最充分地、最原生态地展示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与魅力。在当代，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乡村文化是值得关注的肥沃土壤。”16许多乡村传播视频中所表达出的乡村元素、乡土情结和乡愁情感彰显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在全球范围内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构建起了共同意义空间，得到海内外受众的喜爱。

另一方面，挖掘乡村文化，可以抵御资本主义的冲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7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张过程就是不断用所谓“现代、文明”的城市取代和剥削“传统、野蛮”的农村，体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而中国的乡村文化展现了不同于这种工业资本主义的美丽与底蕴，这对于国际受众来说具有独特的魅力。乡村是当代中国开展国际传播的富矿，充满田园感与人文感的中国乡村具有巨大的传播潜力，通过挖掘乡村文化并进行创造性的传播，可以展现中华文明的历史意蕴与时代价值。

（二）鼓励青年创造，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青年创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体力量。一方面，“Z世代”青年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更加熟悉和擅长社交媒体时代的交流方式，将日用而不觉的中华文明价值观更好地表达和传播，《只此青绿》《唐宫夜宴》《端午奇妙游》等“国潮风”节目是其中的代表；另一方面，青年人以更开阔、更平视的国际视野融入世界，在传递中华文明精神的同时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2022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显示， 1978年，中国选派出国留学人员仅800余名；2019年，超过70万人出国深造，40多年来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超过650万人；与此同时，在“中国青年全球伙伴行动”框架下，中国与100多个国际组织及外国政府青年机构、政党和非政府青年组织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在教育、科学、文化、艺术、体育、媒体等领域对外互动合作活跃。18不同国家间青年的交流与合作彰显了当代中国的青年创造与青年担当。正是这种大规模的国际交往，提升了当代中国青年的创造力。

在当代国际传播中，青年创造不仅体现为传播中国的手法创新，也体现为对不同文明传播的积极尝试。基于文明互鉴理念的国际传播不仅是挖掘自身优秀文明基因进行对外传播的过程，也是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元素以推动自身文明发展的过程。2022年爆火的中国游戏《昭和米国物语》和《原神》等就是其中的典型。它们既立足于中华文明的视角，又讲述不同文明的故事。《昭和米国物语》是以日本和美国文化为背景开发出的角色扮演游戏，其主创团队的观点“讲好中国故事，不一定要讲中国的故事”受到海内外受众的认同。将传统文化乃至他国文化进行现代改编和产业化改造，并综合“Z世代”偏好的艺术交互性和社交功能进一步融合是其“走出去”的关键。19事实上，美国好莱坞制作的《功夫熊猫》系列电影、日本创作的游戏《三国志》都是遵循了类似思路，展现出了在国际传播中开展文明互鉴的可能性。

在融合不同文明进行传播创造的方面，青年群体具备文化多样性的国际视野，能够对他国文化具备更为全面客观的认知，也能够敏锐地感知和吸收优秀文化元素以塑造属于“Z世代”的文化表征。因此应充分重视当代青年在国际传播中的创造力，给予青年群体最大限度的支持与舞台。

值得重视的是，在国际传播中，由于青年最少成见，因此国际青年在接受崭新的中国形象方面更具亲近性与开放性。鼓励中国青年面向国际青年的传播创造，成为提升当代中国国际传播效能的有效途径。

（三）开展人文交流，以人文视角促进国际传播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文交流成为丰富国际传播手段、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有效途径。2017年7月，中共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要以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和对外战略为根本，以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为宗旨，创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改革各领域人文交流内容、形式、工作机制，将人文交流与合作理念融入对外交往各个领域”，20在国家层面确立了“促进中外民心互通”和“文明互鉴”的人文交流宗旨，形成了元首外交引领、高访带动、高级别机制示范、双多边结合、国内外统筹、中央地方联动、官方民间并举的工作格局和“中国路径”。21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人文交流在政策设计和高级别人文交流活动的开展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受到来自国际政治、新冠疫情等方面的多重影响，因此需要深入思考人文交流的多样化途径。

需要指出的是，人文交流与国际间的政治交往和经济交往是积极的协同关系。人文交流能够推动政治和经济友好发展，反之亦然。从现实中看，人文交流活动可以借助政府力量开展，但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由于西方国家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其会被一些国家恶意解读为“存在性威胁”“国家安全威胁”。因此，一方面，在推动国际间人文交流时，应以政府主导的国际间政治和经济交流对话为引领，为人文交流创设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应特别重视非官方的人文交流形式，大力推动企业、高校、非政府组织甚至是个体等开展国际间人文交流。从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来看，国际交往间最深层次的交往都是人与人的交流，都是体现人文精神的交流；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具有深刻的影响，不仅源于其商务往来，更源于其是文明互鉴的重要途径。当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不仅是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合作，更是推动人文交流、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对当代世界的人文交往，应该从更高的戰略视角来看待和推动，也只有这种交往才能让文明交流突破由少数西方政客设置的意识形态藩篱，让文明互鉴成为不同国家间理解彼此差异、形成发展共识的基本原则。

在新时代新征途中，文明互鉴理念为当代中国国际传播提供了基础性的价值理念，有助于打开国际传播的新思路，有助于占据国际传播的道义制高点。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为人类发展提供“另一种道路”。基于文明互鉴理念的国际传播，立足于人类意识与人民意识，成为中国国际传播观念的新发展，展现了中国自觉参与建构更加平等和谐的世界传播新生态、弥合分裂世界图景的大国使命与担当。当文明互鉴理念成为当代国际传播的共同理念，崭新的国际传播秩序就会建立起来，具有真实性、多样性、积极性的国际传播新生态就会逐渐形成。

胡钰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杨鹏成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華、曹爱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489页。

②Foa， R.S.， Mollat， M.， Isha， H.， Romero-Vidal， X.， Evans， D.， & Klassen， A.J.（2022）. A World Divided： Russia，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③徐艳珠、张志安：《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观念变迁轨迹》，《出版发行研究》2021年第10期，第54-61页。

④程曼丽：《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回顾与展望（2009—2017年）》，《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8期，第5-9页。

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⑥[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5-26页。

⑦[德]彼得·J·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秦亚青、魏玲、刘伟华、王振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页。

⑧[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年第20-21页。

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年第5-6页。

⑩《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22年5月29日，第1版。

11《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第2版。

12张国刚：《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153页。

13虞鑫：《超越帝国：国际传播的普遍主义迷思及其范式转型》，《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2期，第5-11页。

14同⑤。

15《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2页。

16胡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性与创造性》，《新闻战线》2021年第13期，第10-1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8页。

18《<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全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http：//www.scio. gov.cn/zfbps/32832/Document/1723331/1723331.htm，2022年4月21日。

19范红、何佳雨：《异域文化再创造化推动文化“走出去”策略解析》，《对外传播》2022年第4期，第49-52页。

20《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新华社，http：//www.gov.cn/zhengce/2017-12/21/content_5249241. htm，2017年12月21日。

21《2020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暨人文交流论坛文集》，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编，北京：朝华出版社，2021年，第296页。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