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文博

红山文化的玉鸟图像及大量的玉鸟出土文物背后都有孔洞，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活动和宗教意识，体现出玉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反映了神话传说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使现实意义与神话传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大量的红山文化出土文物中关于玉鸟的整体描述及其外观描述大同小异，它们头部呈三角形，上部突出两耳，鸟形体塑造主要为正面，两侧张开的双翼和下面的短尾上刻画了一些平行线，着重刻画羽毛的质感，鸟形部分主要刻在石片的一面，另一面不加装饰，但钻有孔洞，均出土于礼仪建筑或随葬丰富的墓葬中。所以红山文化玉鸟研究中关于玉鸟出土的时代背景、环境资料和相关传说以及找到巫玉文化原本的功能，这些都是对玉鸟图像的现实意义与神话传说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从民间信仰、宗教礼仪等角度出发，分析玉鸟出土文物的风格以及相关史前居民的审美意识，可以帮助我们用古氏族的审美观念分析当时人们对于玉鸟的现实追求及赋予它的神话传说。

红山文化玉鸟的神话传说

中国对于玉文化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巫玉阶段、王玉阶段及民玉阶段。首先是巫玉阶段。“巫”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少数群体，统治着其他部落及社会，在史前文化中，巫发挥的作用是赋予玉拥有神物的属性及功能，这就使得玉与其他材质有了区别，后来他们把玉雕刻成玉器来辅助神灵。在当时的东夷玉文化板块，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玉器种类很多，有勾云形器、龙、鸮、蝉等，使玉文化繁荣与发展的主导者是巫，玉材质的使用使玉鸟与神话传说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从红山文化玉鸟图像的材质角度出发，玉被巫赋予神物的性质。人们很容易相信玉材质的玉鸟可以维系民族生存与社会发展，人们不能离开巫、离开玉、离开神，他们认为离开了这些将无法走向文明的史前社会。而在王玉阶段，玉器的主要功能为礼器、用具、器皿配饰等，王玉包含着人本主义，弱化巫玉的神权，使权利回到人的身上的含义，这样一来，巫玉被赋予的神物属性便消失了，而在民玉阶段，主张以民为本思想，玉器逐渐商品化。

在史前文化中同样也存在着很多对大自然事物的崇拜之情。红山文化的玉鸟所塑造的鸟类形象是鹰类，或者说是猫头鹰，由于鸟居住在山林里，可以在树林间自由地飞翔，这与古人渴望能够腾云驾雾的思想相吻合，更加赋予了鸟类极高的地位。《山海经》这部著作记录了诸多关于鸟类的神话传说以及鸟神带给人类福祉的故事，比如火鸦“毕方”、志鸟“精卫”，以及《山海经》里记录的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鸟，都表达了早期人类对于神鸟的敬羡之心。对于早期的，以狩猎为主的北方民族而言，鹰鹫崇拜是他们的突出信仰，鹰鹫等鸟类被他们奉为萨满教巫师的护法神灵，他们把鹰鹫等有关鸟类当作萨满的化身，把鹰鹫等鸟类当作象征着萨满的神鸟，甚至认为鹰是上天派来的使者。

除了鹰鹫类，对于北方民族而言，对白天鹅的崇拜仅次于鹰鹫，他们认为白天鹅是灵禽。在满族有一个关于白色水鸟的传说，相传白天鹅以及野鸭等禽类运用水中的碎石沙子等材质堆造出了大地，人类因此才可以繁衍及孕育后代。除此之外某些民族视喜鹊为吉祥物，因为喜鹊在神话中是解救万物生灵的神鸟，传言它是天母的侍女神，助天创世有功。

民间常见的动物崇拜还有对布谷鸟的崇拜，这极有可能与它的叫声有关。当布谷鸟开始鸣叫时，代表着春天来了，播种的时节也快要到了，也称布谷鸟为保护部落、报春迎新的“谷神”。古代汉族中的乌鸦崇拜是因为太阳而信奉的，对于乌鸦的崇拜，民间更多的把它与喜鹊作对比，大部分人认为喜鹊预示着喜吉，而乌鸦在他们眼中则是凶丧之鸟，认为乌鸦是黑暗冥界的鸟，是死神阴间的使者。

大量的鸟类传说代表着鸟类在当时的地位，当时的宗教活动、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大量的出土文物是这些神话传说的佐证。无论是在辽宁阜新胡头沟1号墓还是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墓地出土文物中的鸟形微雕，均是用精美的玉材料制作而成，这说明这些饰品及鸟的形象对当时的人来说一定是具有特殊含义的。鸮在西周以后被人们所厌恶，但是在史前文明红山文化中，鸮拥有极高的地位，甚至被人们敬重、崇拜和爱戴。传说鸮曾救过当时部落首领的性命，所以被当作图腾，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

鸮除了在红山文化中有大量的史料记载，在新石器时代也有大量的相关文字记载。北京大学收藏着一个陶鹰，它出土于陕西华县，整体造型栩栩如生，感染力非常强。红山文化中大量的猫头鹰形象也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于鸮的特殊情感，对于鸮的崇拜甚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日常起居。

玉鸟在红山文化出土文物中占据的比例是极大的，有的是传世品，有的是发掘品，造型各不相同，发掘品背后的孔洞表明人们会将玉鸟佩戴在身上。由于鸟儿可以自由飞翔并且拥有悠扬婉转的叫声，人们对鸟儿的这些功能非常羡慕，常常希望自己也能像鸟儿一样飞翔，所以他们将贵重的玉材料制作雕刻成玉鸟，并将其佩戴在身上，赋予这些玉鸟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把玉鸟佩戴在身上不仅能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还能突出玉鸟护身的含义，起到辟邪的作用，祈求获得神靈的庇护。

现在很多人都佩戴护身符，以达到祈求平安的目的，至于佩戴什么样式的护身符则各不相同，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鸟儿能飞翔的先天优势使其可以做到天上地下自由往来，也让古时的人们除了有对鸟儿的喜爱之情，更多了几分敬仰之意。古人在生前佩戴玉鸟，有追求祥瑞和平的寓意，死后在墓里随葬鸟儿，则希望死后可以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或者借助鸟儿的力量在死后可以升天。

鸟、太阳、东方这三个因素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阳鸟，同样属于一种古老的信仰。关于太阳与鸟的组合在东南沿海地区也颇为流行，在红山文化中至今还未被发现。在后期的红山文化中，出现了与鸟类图像有关的人形图像，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与宗教的象征意义，玉材质的器具只有上层贵族可以使用，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将这些艺术品与神话传说及资料结合起来，能发现当时人们观察事物、处理事物、理解事物的角度。

与巫玉同样具有较高地位的还有玉勾云形器，它是红山文化最有特色的玉器之一，它的造型中同样有可供穿绳的孔洞，我们可以猜测它与玉鸟微雕有相同的作用。

玉勾云形器出土于牛河梁女神庙，出土时可以直观地看到它被佩戴在墓主人的胸前，这也更加证实了前面的猜想，同样也证实了鸟类微雕背后孔洞作用的猜想。但对于玉勾云形器来说，它的钻孔位置和风格更为宽大，我们也猜测它可能与其他物件组合在一起悬挂，同样也赋予了玉器极为丰富的巫术含义。从玉勾云形器的造型方面来说，更像是表达一种动物的张力和它们奔跑时迸发出的无限潜力，体现了力量与速度。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推测玉鸟形象代表了人们渴望飞翔与渴望自由的愿望，那么玉勾云形器则代表了人类对于动物速度的渴望，希望自身变得更加灵活且富有无限活力。

玉勾云形器出土于地势较高的墓葬之中，這些墓葬皆位于山顶或山梁上，预示着墓主人特殊的身份。在墓主人死后，生者怀着无限敬仰和敬重之心对死者进行祭拜，使自身获得福报。生者祈祷可以得到死者的庇佑，使整个部落不再受天灾及异族的侵害，使死者在冥冥之中发挥出他们的作用。在红山文化背景下，我们可以大胆猜测，玉鸟微雕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的信仰及丰富的思想意识活动，人们将美好愿望的实现寄托于自然、神灵和信仰。

对于史前文化研究，在新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陶器的风格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普通的陶器；第二种是既有几何又有仿生的陶器，也就是说在陶器品的口部或者其他位置带有生物特征部分，使这件陶器既具有实用性又有审美功能，还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最后一种是较为独立的仿生雕塑，艺术品最后往往与图腾或某些图腾崇拜紧密相连。这三种如果按时间排序的话，第一种形式是最早的，但几乎与此同时，第三种形式也出现了，最后才是第二种形式的发生。

鸮形陶壶是在内蒙古的一个墓地发现的，它属于第二种类型，鸮形陶壶腹部偏圆外凸，左右不对称，背部的一面更为外鼓，尾端有七个小孔，可能用来插羽饰，下腹两侧各置一环耳，便于挪动或穿绳携带，整个作品的这种腹部不对称的现象实际上是颇具匠心的，反映了工匠对鸮这种生物的深入观察和巧妙的表现，鸮形陶壶属于小河沿文化，而小河沿文化是继红山文化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的学者在经过详细的研究后，认为它属于红山文化系统，这样的说法也是有据可循的。

对史前玉鸟图像的反思

在大量的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之中，不难发现史前时期的历史资料是极其稀少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缺少一手资料，而在后续周代甚至秦汉时期虽然有少量神话传说和书籍记载了关于史前文化的神话传说，但由于这些资料被打乱了顺序而失去了做资料的资格，失去了可信性。对于和神话传说有关的经典著作，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山海经》，里面描绘了大量的动物、神灵、精怪，甚至从描述中可以感受到其中一些事物与平时的艺术作品存在联系，冥冥之中存在着某些相似性。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难免会因此而为艺术作品中的偶然性定名，这注定会造成两难的局面。

首先，史前文化的研究文献无法确定，来源和功能等都是较为模糊甚至有待考证的，那么在这么多不确定因素下，这种命名是毫无意义的。其次，既然这些命名没有历史性，那么其对于研究连续性的、时空感较强的艺术也就没意义了。在大量的学术研究中，对于资料稀少的文物，现代学者在论证的过程中难免会使用大量的传说，仅靠少量的抽象图像来进行研究，会出现大量无据可依的问题，从而使得这些考证成为孤立的论述和无法证明的大胆猜想。

以上对于史前文化研究的反思，可以产生一个新的研究方法论。对于玉鸟图像的研究，当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大量的图像时，需要找到一手的资料，如艺术品实物与相对应的神话传说资料，二者的关键和基础是对每个历史的节点做到相互联系。也就是说，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要着眼于揭示二者之间的历史联系，而这个条件的前提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在当时的大环境背景下，当时的人们所创造的艺术与文学有相互平行、相互贯通之处，二者都可以反映当时人们的观察、表现手法和对世界的特殊理解。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便不再急于去为这些出土的鸟形微雕命名，而是研究这些出土文物与当时的神话传说相互平行的关系，形成完整的红山文化玉鸟图像研究。

最后，值得深思的是，红山文化玉鸟图像的研究及艺术风格都受到宗教信仰及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对于玉鸟功能的猜测，也许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仅靠一个小小的孔洞去猜测，难免较为局限，或许是因为出土的玉鸟微雕艺术品太过于艺术化，或许是过于模仿自然、体量过小而被大家误认为是装饰艺术品。因此也有学者认为，玉鸟可能被当作神器来使用，但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古代的玉本身就是一种礼仪及身份的象征，从一种材质被转化为器物，被制作成玉器也是十分珍贵的，但它可能因为稍加装饰而产生了新的意义甚至更高级的含义，这个关键要看玉被如何雕琢，被雕琢成何种器具，以及在当时的代表含义。比如被做成兵器，那么它就一定是权力的象征，而不是一般的礼品。同样来看玉鸟，如果不是用来做装饰，就很有可能是代表使用者身份的礼仪法器。有学者将玉鸟作为基础的礼仪器具来看，这个思考角度是不够全面的，很显然已经脱离了玉鸟微雕图像的表现层面，而是把它放到史前的大历史背景资料中去进行探究，可以说是把概念放大了。

古代关于飞翔升空，山林归隐，贴近苍天等神话故事，都推动着鸟类成为人们所追捧的神物，鸟中的家禽鸡更可称为神话与生活之间的纽带，人类杀鸡赖以生活，又用其信仰、祭祀、占卜，当所追捧信奉的神鸟与自己的距离越近时，越能激发出当时社会的宗教思想以及作为崇拜敬仰的对象和对自然力以及神力的向往，以至于人们足以自觉的信奉它，信奉神鸟。将最珍贵的玉制作成玉鸟，在玉鸟上雕琢孔洞，将神鸟与自己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出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上天的敬畏，对神话的信奉，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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