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洁

中华文化典籍中蕴含民惟邦本、仁政爱民、与民同乐的社会观，即民惟邦本，本固则邦宁；仁政爱民则民心归之；忧国忧民则与民同乐。典籍中也蕴藏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任人唯贤的政治观，即天下为公，贵公才能去私；尚贤使能则任人唯贤；治国必用贤，切忌妒贤畏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知常达变、尊时守位、革故鼎新、修齐治平等过程中培养和形成的这些思想精华和人文精神，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

五千多年历史发展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镌刻在流传千百年的“典籍”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智慧财富，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的优秀典籍里蕴藏着诸多有利于促进社会祥和、守护国泰民安、鼓励人们崇德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优秀文化典籍里的思想精华及其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民为邦本、仁政爱民、与民同乐的思想精髓已经镌刻在两千多年前中华文化的典籍里。《尚书·五子之歌》记载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荀子·哀公篇》写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此，“民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亚圣孟子坚守“仁者无敌”的治国之道，以王道施行仁政，关怀鳏寡孤独贫弱的人，与民同忧同乐。足国之道在于裕民以政，“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裕民则民富。国家富足、民众富裕依靠政策合理的开源节流，并妥善贮藏多余的粮食和财物。因而荀子曰：“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藏富于民，黎民可以“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仁德明主安民则惠，黎民感怀其仁义圣良之名。反之，如果暴虐昏君执行暴政，“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正如荀子所言：“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仁政爱民，民心归之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礼记·哀公问》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典籍《孟子·梁惠王上》中写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对梁惠王说：“君上的厨房里堆积肥肉，马厩里有肥壮的马匹，但是您的人民却活着的面黄肌瘦、死亡的横尸遍野，这是‘率兽而食人，身为人民的父母，施行政令不能避免类似率领野兽食人的惨象出现，还有什么资格做人民的父母吗？”国家的一切举措应以爱惜苍生黎民为首要目标，为万物立命，为天地立心。作为百姓的父母，出现父母受冻、父子不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悲剧就是率兽食人、德不配位、不与民同乐。为政者施仁于民、令顺民心是保持国家河清海晏、江山稳固的根本。百姓对仁政的渴望就像夏季久旱的禾苗急需大雨，“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治国之道若能忧思民之疾苦，救民于水火，“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

孟子的“王道”“仁政”思想认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若无恒心，民众贫穷就会为非作歹、为所欲为，等到百姓违法犯罪再来惩罚他就是陷害于民。各诸侯国为了称霸天下增强军备，收刮民脂民膏，“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人民豁出性命去俸徭役、服兵役或在田间终生劳苦耕作却不能赡养父母，不能养活妻儿，不能让父母妻儿衣食无忧，这样的光景百姓活命都无暇顾及，哪还有闲情逸致去琢磨如何讲究礼义呢？

忧国忧民，与民同乐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百姓衣食无忧、胸中自无火炎冰兢，适志恬愉自然有意趣读诗书、习礼仪、知荣辱。“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君主减轻刑罚，削减赋税，青壮年就有闲暇研修忠信的礼义，守孝悌而亲仁，于家用来侍奉父母兄长，于国可以竭力尽忠报效。执政者爱民富民，百姓自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即使手持棍棒也足以抗击身披坚硬铠甲和手持锐利兵器的敌国军队。明君忧思自己使天下黎民陷于饥寒交迫、困于流离失所，就能及时从善如流、发布政令以定四海之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庶人安政齐家，然后君主可安享尊位。“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天子不仁不可保四海。自古贤君以仁得天下，以不仁失天下。《诗经·灵台》记载周文王筹划建造灵台，百姓闻之，欢天喜地，蜂拥而至，齐心协力共建灵台灵沼，短短几天时间就大功告成了。文王与百姓共享灵囿灵沼的鸟兽虫鱼，允许百姓在此捕捞鱼虾、田猎及游乐。“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文王游赏灵园，瞧见群鹿安卧在草丛，温顺的母鹿长得壮硕肥美，白鹤白鹭羽毛丰满洁白。文王来到灵台的沼泽，望见满塘的鱼儿欢快跳跃。所以孟子说：“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夏王桀荒淫无道的残暴统治逼迫百姓要与他同归于尽，虽然有亭台鸟兽，不愿与民共享同乐。若没有百姓的敬爱和拥戴，他能真正独自享受愉悦吗？因此，明君以黎民之众的喜乐为愉悦，以天下苍生的苦难为忧愁。人君有土地、人民、政事三件宝，如果把宝珠金玉当成宝贝，必定惹祸上身，正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古代士人君子在朝廷做官则忧其民，身处江湖乡野则忧其君，这也是范仲淹心系民族大义和黎民苍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正如老子所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倘若明君能轻田野之税，整治关卡集市的赋税，削减劳民伤财的土木徭役而不耽误春种秋收，如此，天下人荷箪食携壶浆以相迎，莫不归心顺服。

天下为公，贵公去私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礼记·礼运》中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因此，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任人唯贤是明君人主所遵守的核心治国之道。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远古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必定把公正无私放在首位，做到公正无私天下就邦国安泰，政通人和是因为君王公正无私。“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治国“贵公去私”天下就平定了。“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为政以德应当效法天覆盖万物、地承载万物、日月普照万物而都没有偏私、春夏秋冬四季交替更迭没有偏袒而万物得以生长。所以“志忍私，然后能公”。人的意志能控制私心私欲方能做到大公无私。

在《吕氏春秋·去私》篇里记载了一位居住在秦国的墨家大师腹?，其子杀人，秦惠王念及他年长又只有这一个儿子就想免去他儿子的死刑，然而他却谢绝了惠王。腹?说道：“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腹?不可不行墨子之法，而遂杀之。”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人父母，偏爱庇护子女乃是人之常情，然而腹?为守护天下禁杀伤人的大义而忍痛杀掉自己心爱的儿子，称得上天下最公正无私了。据《吕氏春秋·去私》记载：尧帝有十个儿子，他却没有把帝位世袭给自己的儿子而传给了虞舜；舜有九个儿子，但他不把帝位传承给自己的儿子而传给了大禹，反映了尧舜公正无私的品德。正所谓“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为政为官者自身必须似日月甘露一样化育润泽万物而不偏私，刚正不阿、身先示范、以身作则，“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而后下属和黎民自然会归于正道。《论语·颜渊》写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所谓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

尚贤使能，任人唯贤

国者，天之大器也，担负天下兴衰之重任，是天下人安身立命的依托。治理好国家是为政者最重要的使命，不能不妥善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来治理它，一旦选错继承人和辅佐者，国政落入险恶权谋人的手里，国家就危险了。因此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虞国不用百里奚就亡国了，秦穆公重用他就有了争霸天下的可能。所以不启用大贤，国将亡，想要割地求和而苟且偷生也不能幸免。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和德是人的两种不同特质，如果不能清晰二者的边界，一概而论之為“贤明”，就容易被蒙蔽而看错人导致灭亡。司马光按照人身上承载的“德”和“才”的不同分量，把人分为圣人、愚人、君子和小人四种类型。“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这句话记载在《资治通鉴·周纪》中。由此可知，如果找不到圣人和君子委以重任，宁愿选择愚人也不可重用“才胜德”的小人。无德的小人一旦掌握大权，既有充足的阴谋诡计去作恶作歹，又有手中权力来逞凶施暴，如同恶虎添翼，危害之大不可失察。而现实中，品德高洁的人容易被人敬而远之，有才能的人往往惹人喜爱并宠信专任。所以审慎考察人才千万不能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忽略了考验其本性品德。历史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浪荡朽木，因为有勇有谋而无德导致家国覆亡的不可枚举。

“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因此，国政的得失之道，关键在于君主。人君选拔人才乃生死存亡之道不可不慎察。如果用人不当则上下横暴背离，群臣哀叹怨恨。人君一次用人失误便会导致国家损伤蒙辱。《吕氏春秋·去私》记载了一段祁奚任人唯贤的故事。祁奚是晋国大夫，晋平公让他推举南阳县令的人选，祁奚举荐了他的冤家解狐，于是平公任用了解狐并且其勤勉务政做的很出色；晋国空缺军尉之职，平公询问祁奚谁可以堪当大任，他推举自己的儿子祁午，于是平公又重用了祁午且也贤能称职。因此晋人称赞祁奚举荐贤才不避异己、不避至亲，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

自古贤明的君王尚贤使能、任人唯贤不拘泥于贤才身份卑微。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自古贤才仰观宇宙苍穹，俯察万物苍生，立德修心、富蕴韬略；身居陋巷箪食瓢饮却淡泊广大、明智通达。恰如荀子所言：“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綦之而亡。”明主贵有自知之明，不依一己之力而治国。自知才能不及中人就应当尊贤而重士，广招贤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如果利令智昏远君子而亲小人，则必遭奸佞谄媚之人窃国而失天下。

显幽誉明，退奸进良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国选贤务必要“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为社稷大义而计深远，任人绝不可“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拘泥于亲疏贵贱去重用身边擅于阿谀谄媚的宠臣和亲近自己的人。“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这三种治国安邦的纲领，是明主贤君务必要慎重选择的，是仁德志士务必要心知肚明的。自古“明主尚贤使能而飨其盛，暗主妒贤畏能而灭其功。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桀、纣所以灭也”。人君的过失不在于闭口不谈为国选贤，而在于是否切实坚决地去虚心启用贤才。如果人主天天挂在嘴上说要求贤，行为上却拒绝屏蔽贤人，诺言和行动互相违背却想要贤能的人到来、阴险狡诈的人退去，不是太难了吗？这如同“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所以荀子在《荀子·致士》篇中说如果有人君能明德求贤，那天下的志士仁人就会像秋蝉扑向明火一样去投奔效命于他。因而，人主任用贤才不可虚与委蛇于口齿之间以求贤者至、奸佞者退。持国者掌控“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务必谨记做到三思慎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亲贤才而远奸佞权谋之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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