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强 吴珊珊

上海作为我国民族英雄辈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承载了一大批极具红色精神以及政治教育功能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红色旅游发展高地[1]。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是将战役遗迹与纪念馆、战斗馆三馆合一的红色旅游地标。对红色报刊以及多元媒介文本所呈现的地理元素与红色景观进行了检索和分析，以媒介地理学所提出的媒介时间、空间、景观三大维度再现四行仓库保卫战历史原貌，为集体认同与城市记忆的形成提供研究标尺。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90年代布尔迪厄率先提出了场域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强调了场域在媒介中存在和传播的可能性。我国学者在“场”的理论框架之上提出了“旅游场”的概念，构建了旅游场和游客认同之间的互动模型[2]。基于文章来说，媒介既突破了四行仓库旧址的时间边界，成为了历史的记录载体，又成为了连通旅游场内外的情感流通渠道，在多个子场的共同作用下潜移默化地滋养了上海人的英雄血液，刻写城市的红色基因。经过实地调研上海市静安区的“八百壮士四行仓库旧址”，对其遗迹景观、馆内藏品、场景装置等都进行了考察，同时选取红色报刊《申报》《大公报》以及《人民日报》等多元媒介文本，探析其中包含的红色景观。

分析过程与若干讨论

历史丈量：四行仓库“前世今生”的时间考证

1.抗战遗迹的地理变迁

四行仓库的前世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苏州河畔，俗称“北四行”的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1921年在上海设点，两年后“北四行”共同组建成立了“四行储蓄会”，并在苏州河畔设置“四行信托部沪分部仓库”，即“四行仓库”。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航运便利，位置优越，与租界隔海相望。淞沪抗战爆发，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团长谢晋元为掩护中国十万守军西撤，率八百将士死守四行仓库。时过境迁，苏州河水闸以及闸桥的名称退出历史舞台，四行仓库所在的地理区域化名静安区，周边也被改造为商业市场和办公场地，2014年四行仓库改建为“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2017年被确定为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2018年入选国家3A级旅游景区。

2.四行仓库的媒介延续

选取当时较大篇幅报道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申报》《大公报（上海版）》以及《人民日报》进行检索。纵观报道始末，两大红色报刊关于四行仓库的报道形式主要集中在战况报道、战事评论、目击者回忆录等方面，主题均围绕八百孤军坚守闸北的作战场面进行刻画，并基本保持一刊多版的频次报道。截至终刊，《大公报》中与“四行仓库”相关报道有101篇，《申报》190篇。

《人民日报》作为我国最具导向作用、旗帜作用和引领作用的媒体，在塑造人民历史记忆，建构民族认同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民日报》中关于“四行仓库”的文本51篇，对“八百壮士”的检索结果88篇。现对51篇涉及“四行仓库”的文本进行了词频分析（见表2），其中“中国”“历史”等词语出现的频次高居前列，这说明《人民日报》是以历史为单位对“四行仓库”进行的红色记忆生产，向读者营造中国抗战的红色记忆和理性认知[3]；“谢晋元”“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以及“精神”“和平”“英雄”等具有情感倾向的词语超高的频次出现为读者提供了历史第一视角，突出了意义感知的重要性。

田野寻踪“英雄场”到“旅游场”的空间建构

1.英雄場——八百壮士的传奇发生地

四行仓库保卫战作为淞沪抗战后期最为重要的战役，是八百孤军坚守的闸北据点，它地处华界和租界交界处，“租界”这一地理因素给四行仓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公关意义——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和决心，四行仓库也因此成为了上海战场的缩影。战场上，谢晋元中校的谢别家书、陈树生身负炸弹与敌同归、女童子军杨慧敏英勇献旗等无数英雄事迹让四行仓库这一淞沪战场上的微小据点更具传奇色彩，媒体的多元解读也让四行仓库和“英雄”二字密不可分。四行仓库所构造的英雄场是孕育民族英雄、激发英雄主义与爱国精神，书写民族理想与国家意志品格不可缺少的红色土壤和内生动力。

2.旅游场——大众凝视的神圣吸引物

上图构建了四行仓库“英雄场”与“旅游场”的共生场域。首先，纪念馆是“记忆残留”的场域，建筑外观保留了历史原貌，重现了抗战历史创伤；内部修建了高达三层的纪念馆，馆中展示的战争场景、作战刀具、枪支等物证以及战士英勇就义的照片无不营造出纪念馆空间的庄严性与肃穆感。沉淀了85年的近代仓库与外界的现代建筑也有着明显的风格划分，开辟出了专有的存储场和记忆地；其次，纪念馆也兼具意义生产功能，其通过地理呈现、馆内布局、藏品陈列以及设计理念深化了物质存储场的性质与意义，试图为游客营造沉思和情感共鸣的空间[4]。通过历史物证、媒介表征以及承载象征意义的文物和展品，以隐喻、联结与暗示的方式构建了游客的意义生产空间[5]。同时，纪念馆作为一个述行性空间，游客在行走和观赏中不断寻求情感刺激。不同展厅截取不同的历史断面，深度还原历史氛围，例如入馆处“八百壮士同写遗书”烘托悲壮的意境；《血沃淞沪》单元，全息影像还原了谢晋元动员八百壮士死守阵地的历史片段，观众可切身感受一名战士肩负的责任与荣光；展馆出口处的上海城市景观互动墙创造了游客与历史的记忆反思空间，此时的展品不止是单一的传递信息，而是被游客赋予了神圣的凝视力量[6]，二次构造了展品的意义空间。

共振同频：“英雄记忆”与“英雄城市”的认同形塑

1.多元媒介言说中的英雄记忆

“八百壮士”的英雄记忆在1946年之后再次通过媒介得以延续，红色报刊、著作以及主旋律电影、微博，不同时代的媒介用不同的方式呈现着八百壮士的英雄事迹：1946年张文元的《四行孤军纪念特辑》记录了几位四行仓库保卫战亲历者的追忆；汪辟疆的《谢晋元传》、孔繁霖的《陆军忠勇故事集》等著作均对“八百壮士”予以了大篇幅介绍；《人民日报》也曾刊载《谢晋元和八百抗日壮士》来唤醒家国与共的革命情怀；85年间三部同名电影登上荧屏，1938年中国电影制片厂筹拍的《八百壮士》在武汉、重庆、香港上映；1975年由丁善玺执导的《八百壮士》于香港上映，并荣获第13届金马奖最佳发扬民族精神特别奖；2020年，管虎执导的《八佰》再次燃起观众的爱国之情，三次大荧幕的遥相呼应为我们共筑了一代英雄的传奇记忆。

2.游客情感认同下的英雄城市

独特的历史定位和地域特点为两次淞沪抗战刻上了更为鲜明的上海印记，四行仓库更是凝聚了上海人民红色血脉和国家集体记忆的精神场所，从目睹弹痕累累的四行仓库旧址，感受苏州河畔这一宏伟的历史建筑，到面对纪念馆中真实的文物展品和战时画面，虚无缥缈的红色精神变成了游客具体可感的回忆与情感联结，这为游客建立了英雄与城市之间的情感联系，这段历史虽已沉寂，但上海这座英雄城市所孕育和唤醒的红色精神将会始终如新。

3.研究发现与归纳总结

基于媒介地理学所还原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历史原貌和媒介化图景，认为其营造的记忆场域是“英雄场”和“旅游场”叠加交织的场域，“英雄场”作为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地理要素的聚集地，是游客记忆的历史之源，也是推动旅游场建构的内生场力；游客、展品、意境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记忆存储场、意义生产场和信息流通场成为构成旅游场的子场域，是唤醒民众英雄记忆、情感认同的作用机理。总之，现以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一历史事件为线索，通过媒介在历史与现实中探寻人、地、媒这一复杂互动关系，为红色旅游场空间建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1]侯冬琪.英雄安在：孟良崮战役遗迹的地理呈现与民间记忆[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21.

[2]胡皓磊.四行孤军的传说与真相[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5.

[3]唐玉婷，阮文奇.仪式与认同：游客对民族旅游地文化认同的建构路径[J/OL].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1-9[2022-12-3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30.P.20220826.1012.002.html.

[4][5]邹润琪，孙佼佼，陈盛伟，郭英之.红色博物馆的时空叙事与记忆场域建构——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例[J/OL].旅游学刊：1-23[2022-12-31].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0.033.

[6]徐英，谢彦君，卫银栋.旅游场的范畴建构——具身体验视角的思辨与草原旅游场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18，40（10）：14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