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长富

历经灾难又获重生的报京是黔东南北侗地区最大的，也是最具侗族文化特色的侗寨。报京侗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明清之际，历史上的报京侗寨地处封建中央王朝开辟和经营黔南、黔东南的重要通道上，可以说，在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历程中，深深地烙印着区域社会内村落变迁、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的痕迹。在今天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结合近代贵州历史发展的脉络，探讨历史上报京大寨和以报京大寨为中心形成的连片侗寨的文化根基及发展演变，同时从民族交融视域下看待区域文化亚系统的形成过程。

明、清王朝治理下的报京村

从文献记载来看，报京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查到的资料主要是乾隆年间编撰的《镇远府志》，通过这个资料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镇远府志》卷十二《洞寨》中没有报京侗寨，这是很让人疑惑的。《洞寨》从镇远府由北向南，依次记载了金浦洞、松明洞和苗度洞，恰恰没有报京。结合当地的口传，我们得知早先这里原来是有一个洞的，当地称为邪神洞或祈雨洞，但最普遍的叫法是金荡洞。为了便于对比理解，我们把《洞寨》中与报京邻近的洞寨的记载抄录如下：“金浦洞，县南四十里，二寨，近苗。金浦寨和瓮贡寨。松明洞，县南四十里，四寨，俱近苗。松明寨、秀地寨、都甫寨、稿把寨。苗度洞，县南五十里，土通判屬，一寨，俱苗人。”这些洞寨地名大致是以金浦为中心的，这些寨至今仍然存在。其中，苗度当为“贵度”，因字形近而误用；稿把，即今之“绞把”，音译不同而已。当然这个记载是非常不完整的，估计是当时调查不够充分，加之这一带处于近苗之地，由土酋管理，统计比较松散，记入者或许是纳赋税的洞寨。相反，不缴纳赋税的洞寨可能就未能记入。报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漏记的。当然，这些洞寨的分布是很稀疏的，户数也很少。由于“山高嶂僻，深林密箐。三五户而为村，多或数十家而成寨，鲜有至数百户者。”[1]被漏记的报京所在的金荡洞也是如此。

但是，在《镇远府志》卷十二《洞寨》所附录的明代屯堡地名的125处中发现，其中镇远南部就有“石灰窑”屯。这个地名就在报京村石灰窑组，与屯上这个地点相连。加之有报京大寨上寨的后屯这个地名，很可能是一个总旗屯地，下有小旗屯地，后屯或其小旗所屯之地。这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明代的石灰窑屯就在报京村，报京的历史应该从明代讲起，至于是明代何时，得进一步分析。我们知道，明初洪武二十三年（1390）在镇远设镇远卫，隶属湖广都司，其下辖屯堡到底多少，分布如何则无明证。按照《镇远府志》卷二十《军制》引黄金榜的说法，明初镇远长官司（今镇远县）地有金堡一堡，施秉有岑麓等四堡，邛水有荡洞等十七堡。那么，镇远南部由金堡统辖的屯军，石灰窑屯就当是其下辖的一部分。因此，报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明初。在正统年间，这些堡被自清水江一带的苗民毁坏，长期未能恢复。明初的卫所屯军衰落后，明朝中后期，地方大员又从内地不断募集或派遣标兵戍守，并设立哨堡，防御日益严重的苗患。万历时期，不得已而复设“大塘、塘头、青洞、圳洞四哨”[2]，这是舍镇远之藩篱而只守其门户。但是，《镇远府志》卷三《关梁》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明中叶各处俱有堡哨之设，府治有十二堡，二十五哨，颇称险要，今名与地俱失。又有外四哨（塘头哨为其一），日久饷绝，兵逃遂废。”卷二十《军制》堡哨营塘部分，一一历数了从明代到清代康熙末年施秉地区的堡哨营塘不断走向废缺，仅存其名地的实情。可见从卫所屯军到设哨堡戍守，反映了明代在镇远一带军事上的退缩。府志的作者分析其原因道：“大抵古今情形不同。往时苗人为患，阸塞最为紧要，驻兵有至数百之多者，而镇郡崇山峻岭，度其地形，安设堡哨，治军者最宜留心。今因国家承平日久，苗民安堵，似不必区区议此，特因此名地而备录之耳。”这里所谓“国家承平日久，苗民安堵”，是清代雍正开辟苗疆以后的事情，彻底完成了军事向民事的转换。我们结合《镇远府志》卷三《关梁》和卷二十《军制》可知，从镇远茅坪至清江一路的递铺，依次为“老虎头、青庄塘、塘头哨、高坡哨、金堡塘、苗度塘、抱金塘、唐脚塘、岑松塘、南岑塘”。在其中的塘头哨分防汛兵只30名，说明军事压力已经很小了，因为经过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设立新疆六厅，设立屯堡于新疆生苗区，镇远的军事前哨已移至清水江南部，这使得镇远之南的金堡至报京一线的军事战略地位明显下降。

这样，从明代的卫所屯军到堡哨戍防苗叛，再到清代雍正以后的递铺化，变化背后的实质是汉与土著民族的共同开发，以及民族的融合发展。这一点从清代前期的史料记录中就可以看出，土著“耕种与汉人同而勤苦过之。性嗜秫，故种植尤多。女则自织自染，袖以彩绘绣”[3]。镇远秀地一带在乾隆时期盛产糯米，镇远县学田中有秀地补良冲一段二十坵田，每年各认两学（府学和县学）糯米二大斗。又有溶洞学田，系乾隆十九年（1748）府儒学蔡鸿章以恭详府分给县学者，“有田形移册存学，每年各收任租白米二石五斗”[4]。

家族迁徙与民族格局

报京各姓氏的迁入正好处于明末清初，目前邰、刘、周也是报京大寨及周边侗寨的主要姓氏，由此可知报京的形成当在屯军和哨堡先后衰落之时，明朝军事力量退出后，由清水江外的苗族侗族迁入后形成。在邻近的施秉一带，“当日之苗处施秉至于偏桥东南而止耳，今则西北皆苗，汉人利其力役甚，且引而置诸卧榻之前”[5]。关于这一点，也曾有过相关论述，“苗族是不断从清水江外向江内迁徙发展，与汉人主动融合”[6]。而且，按照口述史的说法，他们原来都是苗族，后来变成了侗族，这也是让人费解的事情。报京有“吃牯藏”和招龙的习俗，这两个习俗与周边苗族的习俗基本一致，而且是非常典型的苗族文化元素，能够反映出报京大寨的侗族文化中有苗族的文化因素，而且实现了很好的兼容。因此，报京地区传统民族文化中既有侗族文化的大量保留，如语言、服饰、“三月三”等，也有非常典型的苗族文化因素，更有丰富的汉文化因素，是侗、汉、苗三种文化人群的长期聚居地，互通婚姻后交融发展的产物。当然在镇远、施秉、三穗、台江交汇地带的清水江中游这个更为广泛的区域，报京最大的特色和价值在于它实现了三个民族文化的聚合，并形成了以“三月三”为鲜明标识的文化亚系统。

这其中，土司和熟苗与汉人交往成为重要的线索。据金堡镇耿家寨旁光绪十九年（1893）所立的杨政天墓碑碑记云：

大明洪武年间奉命剿平蛮有功，封为一等侯，特授贵州镇远县松明白岩司长官，世袭职，镇守年，则民安物阜，子孙繁昌，总分我松明、绞白、贵马、秀地三房子孙，皆属公之后裔也。前人葬公于此地，多历年所，不可谓山明水秀矣。因乙卯苗叛，碑记存，则公之生年死月难查。诚恐后人罔识源流，以致他族冒认相掺，反将亲支紊乱，奚以对越祖考乎？是以约集亲族人等捐钱刻碑，公议不得以异族承祧，以示永远并将各房名号载明，庶使清明节集坟祭扫，共登九族雍睦之气，不亦美乎？以是为序。

这段话认真品读，则颇有深义。第一，杨氏作为镇远县南部松明白岩土司，对地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出现了“民安物阜，子孙繁衍”的发展状况。松明白岩长官司史籍无载，但地点明确，白岩现为报友村下辖的一个组，共120余户，以邰姓侗族为主。松明管辖最多，清代则为松明洞，管辖松明寨、秀地寨、都甫寨、稿把寨四寨，近苗。结合前述有“苗度寨，县南五十里，土通判属，一寨，俱苗人”，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土通判就是杨氏。因为墓碑上有几位杨氏族人任过官职，即杨安邦（名政理）为蓝翎千总，杨宗文（名文光）为花翎游府，杨培光为尽先千总。这个千总实质上是土千总，因为镇远府有千总六员，乾隆二年（1737）设置，驻防府城三员，分防三员。分防中无镇远南部之地。明代镇远府土通判和土推官皆为金容金达蛮夷长官司籍的杨氏，世系传承清晰。其中土通判由宋经明，一直到清雍正十一年（1733）杨懋承袭，无印。土推官，元至正十五年（1533）改授杨通全为镇远府金容金达副长官，明洪武初功授镇远州土通判，累传至忠，于正统十一年（1446）改授镇远府土推官，数传至秀玮，于顺治十五年（1658）准袭前职。康熙三十六年（1697）其子杨再瀚承袭，无印[7]。特别是《朱批谕旨》载雍正六年（1728）十月二十日鄂尔泰奏镇远府“土推官杨再瀚”，曾以“苗头”身份参加“苗头七二”“公举苗头内有众苗素服”者为公共“榔头”，事后又去招抚九股、交汪等寨生苗[8]。前文提及报京刘氏和邰氏都是从交汪迁入，很可能是雍正时期镇远府土推官杨再翰招抚而来的“生苗”。第二，其所分布的松明、绞白（即稿把，今绞把）、贵马、秀地等地都是苗汉融合发展很好的地方。第三，不少家族依附于杨氏，杨氏不得不立碑刻写各房名号支系，以防“他族冒认相掺”，公议不得以异族承祧。这恰恰反映的是杨氏与各土著姓氏深度融合，现在镇远南部很多姓氏字辈都流行杨氏家族的“再、正（政）、通、光、昌、盛（胜）、秀”七字轮转。有的家族虽不完全采用，但也融入了这几个字。在报京就有邰、刘两姓采用这个字辈。而这两姓在清初就从台江交汪迁入报京。这个字辈实质上成为地域内公共性的通用字辈，充分表明了民族融合的深入程度。

在调查时，从报京邰老贵那里得知，其祖上有一位叫邰求良（侗名咕赶堂），据光绪壬辰年（1892）所立墓碑可知，其生于嘉庆庚辰年（1820），卒于光绪七年（1881），在咸同时期，曾为张秀眉的手下，为起义军领袖人物，占领并管理了羊满哨至岑松一带，在他的组织下，报京修筑寨门、围墙（侗语“显想”），建造水井，招揽汉人也在这个时期。当官军来镇压时，他又打出了“人是侗家，心是汉”的旗帜。报京的邰氏和周氏都提及与屯上寨的关系。原来，屯上都是汉人，而且杂姓很多，有12个姓氏，是报京大寨的邰氏和周氏从内地邀请、招揽来汉人居住在此，还把一些田地无偿送给他们耕种。为了避免引起后世的纠纷，侗家与汉族各姓氏立了誓言，通过立碑把地界划分清楚。侗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与汉人交往，尤其是在战乱时期能够以招揽的汉人和汉语为标志，以免于被军队误以为大寨是反叛者而受到侵扰。这个故事大概发生在咸同时期张秀眉“反乱年成”。而被邀请的外来汉人很可能也是遭受战乱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在金堡镇塘头哨施氏家谱中也找到了这样的线索。施氏家族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迁于贵州镇远府施秉县巴团。其十世祖有施再贵，生于嘉庆戊寅年（1818），为蓝翎尽先千总，又有施再友，诰封武功将军。在咸丰七年（1857）因“苗匪猖犯，郡县失守，家户逃亡”。我们从这里可以感觉到家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而在战乱逃离的过程中，友好和谐的族际关系更增添了几分人间的温情。因而从这些史料与调查中也可以充分看出，在明清之际尤其是清朝末期报京一带的汉、苗、侗各族之间友好和谐的民族关系与日渐交融的民族格局。

历史记忆与国家观念

从当地的民间歌谣中也可探知报京村的历史记忆和人们的家国观念。这里依据2015年由吴熙乾、邰湘权、邰通文等搜集整理并用汉语所记录的侗歌汇编《报京侗韵》为例来加以说明。《简历歌》《江山歌》是历史记忆歌，其他各种侗歌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生计、婚姻、丧葬、节日、信仰、习俗等。

关于当地的历史记忆，《简历歌》颇有代表性，其歌词为：“一个雷公天下响，反乱年成饿死人。乾隆年间遭大难，迁来报京三百春。辛苦辛，跋山涉水来报京。男耕女织多辛苦，开田开地度营生。辛苦辛，报京原是老山林，男人开田来养老，女人织布来遮身。”

这段记忆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迁入的背景为乾隆年间的一次战乱，战乱使得原住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跋山涉水来到报京。二是迁来时报京还比较荒凉，人们开垦土地，耕织并重，维持生计。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方式，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这里无法得知是哪些人，从哪里迁徙来的，具体迁徙的路线也不清楚。我们认为这些信息很可能是有意地被遗忘，是这里人们对原有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主动放弃，也是对先进生产生活方式的一种认同。

侗歌蕴含了大量汉文化因素。比如在《伴嫁歌》中，出现“大学孔子之一书”的句子，又提及《中庸》《学而》《述而》《先进》《卫灵公》《梁惠王》《天时地利》《离娄》《万章》《告子》《尽心》诸篇，反复出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情节。情歌中往往出现孟姜女与范喜良，包丞相与杨六郎等名字。贺新婚歌中出现“天地君亲在中堂，鸾凤和鸣在中房”的吟唱。另外，还经常出现云南、广西、贵州、贵阳、常德、长沙等地名，往往与经济往来或战争有关系。《还开亲》《送客歌》中提及经济生计方面有蒿菜、高坡种高粱、小麦、旱粮、油菜。捞刻麻（青蛙）、挖泥鳅、捉山羊、打雁鹅、捉耗子、抓蚂蚱、捉猛蛇等。一方面是传统农耕记憶，另一方面是狩猎与采集生计的记忆。史载“春时水生苔，田生虫，捞而食之以为美味”[9]。

总的来说，最迟到清朝初年，报京侗寨及其周边区域就已经有人居住了。在长期的地方社会与中央王朝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今天以报京村为中心的连片侗寨的雏形。这一地区的发展，记录了汉文化与苗侗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多元性、融合性以及统一性，这种带有明显的三族区域的文化亚系统，也正是报京侗寨历史文化的特色和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2][3][4][5][9]贵州省镇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镇远府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6]叶成勇.互动与应变：贵州清水江上游明代后期苗汉关系与社会变迁[J].地域文化研究，2020（03）：9-22+153.

[7]靖道谟，杜诠.贵州通志[M].鄂尔泰，修.成都：巴蜀书社，2006.

[8]田玉隆.贵州土司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