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2019年10月底，在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举办的“中国文学对话诺贝尔文学——首届观音山国际文学与生态文化发展论坛”上，法国著名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说：“在中国的大学里，可以看到中国在发展一种新的人道主义，鼓励学生突破自己的领域，跨学科进行研究，不少学生能够跨越科学、文学、哲学等边界。科学如果没有道德上的认知，那将是灵魂的失败。我遇到过很多中国学生都对文学感兴趣，而且不光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也很感兴趣，这就让我看到一种非常美妙的未来。我认为中国出现了非常创新的状态，能够将自然科学和人类的想象结合在一起。”

自忖早年即属于他所说的这一类中国大学生，我写第一首新诗《我们正年轻》的时候正值十八九岁的青春韶华，刚刚跨进西宁湟水河畔的大学校门。虽然知道孔老夫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其实也仅限于能背诵《关雎》《蒹葭》《桃夭》《子衿》《伐檀》这几篇。祖父曾教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可惜我太愚鲁，迄今未作过一首平仄像样的旧体诗词。而对于现代新诗的喜爱，则始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他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和伟大母爱的咏唱，对光明世界的向往和祖国深沉的热恋，不仅开启了我的艺术心智，也影响了我日后的文学道路与创作风格。

作为青海师范大学的一名校园诗人，我与其他各系文学爱好者交游颇广，进而牵头创办了青藏高原上第一个大学生诗社，并成功刻版油印三期同名诗刊《湟水河》。犹记夜色阑珊，我们趁着晚自习到图书馆和各个班级派发刊物，多少收获了一点赞誉，心里也有一丝小小的自得。但我没有将自己限定为一个诗人，1985年之后，我基本上不再写诗，而是转向了其他文体的研习与写作。多年以后，接受诗歌史学者姜红伟访谈时，我直言当年“在青藏高原客串了一把诗人”。

直到2014年夏天，应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政府之邀，前往德令哈参加建州六十周年大庆，目睹青藏高原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看到西宁南北山上的绿草和树木，想起大学时每年春天冒着雪花植树造林，心头忽然温柔得像水一样荡漾。那天傍晚，我写了一首《西宁的丁香》，隱喻一个从未开花结果的故事，再度唤醒了潜藏已久的诗兴。之后到了柴达木盆地，写了组诗《西部之西：重返梦境之旅》四首，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报刊发表和转载，我也仿佛成了一个“新归来诗人”。

这组名为《大柴旦情思》《回到冷湖》《花土沟的梦》《格尔木故事》的诗，每首题目都嵌有一个地名，一方面源于李白、杜甫、韩愈、刘克庄、姜白石、文天祥诗题古地名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北大三剑客”其中两人的启示。1988年7月，诗人海子途经德令哈，写了一首《日记》，后被人更名《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最终引发中国（青海·德令哈）海子青年诗歌节的创意。原本默默无闻的戈壁新城，借助海子的诗名飞扬起来，走进了中国人文地理大辞典。就像他的老师谢冕教授说的那样：“他记住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记住了他。”另一个是诗人西川，他比海子早三年去青海，1985年经哈尔盖到青海湖，回京后写下《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诗写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与敬畏，那种特定时空下的感觉，具有一种宗教般的净化力量。2019年冬天在北京邂逅西川，我与他谈到这首诗，借用其评述海子的一句话，许多人因此“获得了一种描述中国、想象中国乃至想象世界的方法”。

此外另有几位前辈的诗歌也曾经深深地予我以教益。现代著名诗人李季，许多人都知道其名篇《王贵与李香香》，对我而言还有“石油诗”扛鼎之作《柴达木小唱》。1954年夏秋间，李季随康世恩初探油砂山，放歌“辽阔的戈壁望不到边／云彩里悬挂着昆仑山／镶着银边的尕斯库勒湖／湖水中映照着宝蓝的天”，真是写尽了尕斯库勒湖的神奇美丽与遗世风姿。茫崖、花土沟地区在这之前无诗，自兹之后多年未见到如此霸气雄强之作，堪称孤诗独芳，此空其群。我并没有见过李季先生，因为他在我1982年春天去青藏高原前两年谢世。但我有幸见过才摘掉荆冠自荒原归来的湘籍前辈诗人昌耀，却也没有作过深入交谈，甚至没有想到他的伟大与不朽，只是看到他的落寞与孤傲。然而，他的三行短诗《斯人》给我印象殊深，那种独立苍茫的宇宙情怀，直接影响了我日后的写作。我的长篇散文《西部之西地理词典》开篇直接引用了他写于我出生那年的诗歌《柴达木》。而我真正沉浸于现代诗中，则是在乡贤洛夫先生2018年春天于台北仙逝之后，我担纲主编《洛夫纪念文集》，认真读了他的诗歌和诗论，幡然明白诗为何物。且不论他写故国家园的《边界望乡》《河畔墓园》《再别衡阳车站》等诗歌，单说《与君谈诗》这首短制：“你们问我什么是诗／我把桃花说成了夕阳／如果你们再问／到底诗是何物？／我突然感到一阵寒颤／居然有人把我呕出的血／说成桃花。”诗中由血到桃花到夕阳的意象变奏，层次递进的含蓄蕴藉之美，让原本无甚涵养的同乡后学不啻醍醐灌顶。

宋人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唐代一则轶事：“相国郑綮，虽有诗名……或曰：‘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所谓“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正是叫诗人们不要枯坐书斋闭门造车，“何妨一下楼”，甚至像李白一样“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清嘉庆十九年（1814），湘人魏源第一次自家乡隆回出洞庭湖，经鄂、豫、冀三省赴京赶考，也在诗中发出“足不九州莅，宁免井蛙愚”的慨叹。

我大学所学的地理专业是一门将远方和诗结合起来的学科，因此地理诗的写作乃我本事。中国古代的山水诗、纪游诗、行吟诗、边塞诗都可视为地理诗的肇端或先绪。至南宋范成大起一高峰，他两游吾乡写了十几首诗，赞叹“船到衡阳柳色深”，使纪行诗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我所写的地理诗其实并非新词独创，自周汝昌先生几十年前提出后，学界早有许多人阐发这个概念，毋需在此赘言。

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诗人吟咏尤其是地理诗写作，必得江山之助。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他认为文学风格与特定的地域风物征候有一定的联系，屈原“楚辞”文辞瑰丽、想象奇幻的特点，无疑得益于楚国（今湖南、湖北一带）云蒸霞蔚的江山景致孕育。清代沈德潜《艿庄诗序》亦云：“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所处之地。”说明诗歌风格与其产生的地理景观存在相“肖”一致的关系，并具有“考见风俗，能说山川”的特色。陆游的诗句“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更是被人们广为传诵，它对身处潇湘之地的在下亦多开悟。文人的风雅轶闻和歌唱抒怀，往往能给某个无名之地平添无限的人文情趣，甚至形成一个新的旅游景观。“江山也要文人捧”这一金句，我最认同原诗作者郁达夫《乙亥夏日楼外楼坐雨》，看看这顿饭吃得多么令人神往，引我乙亥夏日专程赴杭州楼外楼，观赏淡妆西子酥雨堤柳，顶礼膜拜东坡居士的千古遗风。

罗伯特·弗罗斯特曾声称“文学始于地理”，在《未选择的路》中这样写道：“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的一生。”作为美国文学中的“桂冠诗人”，他至少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兼备浅显和深度等多种质感，走出了一条与二十世纪大多数诗人截然不同的道路，从而树立起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形象。他并没有怎样地标新立异，而是继承传统，成功地运用美国口语，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比较浓厚的地域性的文化色彩，借助象征、暗喻、寄托、反讽等表现手法，广泛地描绘自己的经历和真实的生活感受，诗歌语言清新朴素，通俗易懂，能够被读者所接受和理解。我也尝试以他为榜样，希望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诗人，惭愧的是至今没有写出脍炙人口的作品。

（甘建华：《甘建华地理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