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清

“医，技而有学者也。”张謇高度认可中医的学术内涵，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作一种技术。张謇一生读书甚杂，中医典籍也在其视野之内。从张謇日记中得知，年轻时的张謇研习过《神农本草经》，中年后读过《医宗金鉴》，曾购买《产孕集》医书，直至七十一岁高龄，还读完《性命圭旨》这部阐扬道教义理和丹道法则的书籍，张謇对中医的尊崇是一以贯之的。

张謇惊叹中医药的神奇：蜈蚣、蟾蜍、枸杞、芦根等“物之以性质相引者也，皆入药”，甚至“灯草之灰、龟之溺犹有用”，激赏良医的“得医者意也之意”和用药的“神乎其神”。

“医道与人生性命息息相关，亟应注意。”为了培养医学人才，普及医学知识，1912年张謇与其兄张詧创办南通医学专门学校，设西医科，聘请留日归国学生和外籍人员担任教师和医师，并派教师去日本访学，派优秀学生去日本和德国留学，回国后担任学校重要职务。优质的教育、先进的理念，促进了社会风气的畅通。1915年4月30日，医校师生做了南通首例人体解剖实验，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不多见的。

张謇意识到中、西医各自的价值，认为二者不可偏废。1914年张謇为学校题写“祈通中西以宏慈善”校训。1917年学校增设中医科，聘请有声望的中医师任教，讲授《内经》《金匮要略》等。但中医教材缺乏，且中、西医学教材、教法大相径庭，又鲜有兼精中、西医的通才，“一时沟通亦殊不易”。张謇拟于中医科加生理、化学两科，西医科加本草药物科，“令学生自加融洽，希冀沟通”，让学生先学习数年中医，再习西医，这样可使“气化、形体洞悉无遗”。张謇很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鄙弃“徒泥守古方而未尝临症”的教学。1918年，张謇斥巨资为学校购买了理疗设备、化验仪器等先进医疗器械，充实完善教学设施，提升办学质量。在张謇心中，中、西医皆是瑰宝。

对待中、西医，张謇不赞同“轩西而轾中”和“是丹非素”之论，认为中医有其弊也有其长。“中医主气化，治虚证亦诚有独至之处”，但是中医“本草”一系，“性味虽别而未精详。方证治用，或未能知其所以然；即知其所以然之理，未能知所以然之数”。中医药“有性有气有味。性或古今不同，用尤经纬各异：有相辅以为用，有相制以为用，有相反相激以为用。故古代主治之说，不尽可从”。而西医“药取其精，服量少而饮不苦”，“便人服饮”，也有其理，“是在今日尤不能不取西医学说，以辅吾之不逮”。

欲祛中医之弊，“当从沟通中、西药物性质功用始”，张謇论道，“医但言理则空，药各有质则实，必实而后空可证，必空而后实可神”，医、药并举，相互引证，方可发挥最大功效。在张謇看来，中、西医虽分属不同的医学体系，但实有相通之处。有人认为西人医学与药学分离，“故辨性较精，而施效易见”，张謇指出中医之道，出自道家，早在《汉书·艺文志》里本草家与医家就已经分途，汉以前医、药并重。中医的方剂，“有化学之意寓焉”，中医各类药物共同煎煮，“剂义取和，有类今所谓化合”。西医讲究对症下药，“间时而投，主分治”，而中医亦有丸、散等“易时分治之法。是中、西亦正有合处”。就具体药品而言，“泰西某药，犹之吾国某药，以其法制吾国某药，犹之泰西某药”，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张謇进一步论析，“凡一家之学垂数千百年，皆必竭无数聪明仁贤之士之才智，极深研几而底于成，必皆有其独到之处。平心论之，斟酌挹注融会而求其通，必有其通之一日。若各守一先生之言而专己自是，是己见先塞矣”。中、西医药需要会通，也能够会通。

张謇联系自己的办学实践，感叹“南通设医校有年矣，意在沟通中西”，然而“效未大著”，原因就在于未通药性。张謇把沟通中、西药性比作行车必先铺设轨道，“思之思之，乃计先通药学。药通然后可以求医之通。犹汽车、电车，药犹轨与道也”。不知药性，“中西将永永僢驰”，“中亦必永永固蔽”。基于对中、西医药的认知，张謇拟聘请精通化学、医学的人，利用近代科技手段，对《神农本草经》所载的药品和后人增加的药物进行定性分析，“药明而后用药之法可出而索，而后治病之方可贯而通”。此事若成，无疑是一件造福民众、泽被后世的善举，也必将为中医药开辟一进路。后来，由于经费和人力等原因，此议并未实行，但张謇会通中、西医药的思想由此可见。

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国力的衰弱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不少人把中国的贫弱归咎于传统文化的惰性，痛加贬斥，中医学也在其列。“今旧医之所袭用者，太古以来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也，经验也”，这与通过实验获取翔实数据并严格遵循逻辑推理的自然科学不同，屡遭批判。陈寅恪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陈独秀攻击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鲁迅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但是西医也没有取得对中医的压倒性优势，“社会习惯，信中医者多”。1929年，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因诊治错误而生命垂危，梁先生在病榻上著文为医院和主治医师辩护，以免减弱国人对西医的信仰、影响西医前途。生活在科學逐渐昌明时代的状元张謇，也表现出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兴趣和尊重，他认识到西医的价值，然而也不忽视中医的作用，主张二者并重，兼用其长，并试图用科技手段分析中医药性，显得特别耐人寻味。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与会的中医界耆宿主张要把中医的经验和理论，用科学方法“加以系统地整理”，“把中医科学化”，并疾呼中、西医团结。几十年来，国内许多医科大学都开设了中西医结合专业，许多医院都有中西医结合门诊，张謇的主张终被历史所证实。

张謇有着浓厚的救民济世情结，他的中西医会通的思想和实践与他的办实业、兴教育在思想理路上完全一致，都是为了适用，都是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免于疾苦，“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成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张謇把慈善当作磨炼人格、增强修为的方式，发展医学即是慈善之一种。张謇沟通中、西医学的思想和实践反映了近代中国大变革时期部分先进中国人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反映了他们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