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到，湘军实际上有三支，一是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统帅的湘军，一是左宗棠、刘锦棠统帅的湖北楚军，一是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统帅的湖南楚军（《寒柳堂记梦》）。然而，精于中古史研究的陈寅恪这一关于湘军的看法中，正误参半，如认为左宗棠、刘锦棠统帅的是湖北楚军这一说法就并不确切。左宗棠回湘募勇组成的楚军是主要来自原来的老湘营即王珍部下，皆为湘勇；刘松山是曾国藩部下，后被曾国藩派往西北支援左宗棠，刘松山战殁后由侄子刘锦棠统领其军，也不是什么湖北楚軍。湘军中还有特殊的一支，即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的“李家军”，他们虽然接受胡林翼、曾国藩的调遣，但又保持事实上的相对独立。而陈寅恪所说的江氏、二刘为“湖南楚军”，确乃火眼金睛。这里重点说说湖南楚军，即“江家军”。

一

江忠源（1812—1854），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于道光十七年（1837）考中举人，后入京参加会试，可惜没有中榜。道光二十四年（1844），江忠源通过大挑被任命为教职，返回家乡。有人说，以江忠源的资质和才学，考个进士本不成问题，但他为了护送客死京城的朋友回籍，三次误了考期，断送了功名。这也是胡扯。事实上，江忠源护送朋友的灵柩回乡只有两次，一次是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先是新化孝廉邹兴愚在京久病而死，后是八月湘乡孝廉邓鹤龄出京后病死于途中。江忠源只好委托人送邹兴愚灵柩归陕西，自己护送邓鹤龄灵柩回湖南。第二次是一个叫曾如龙的同年客死京城，江忠源“归其丧”，与考试并无冲突。

道光二十七年（1847），瑶人雷再浩在新宁黄背峒聚众作乱。江忠源组织团练镇压，击破叛军巢穴，擒杀雷再浩，被擢升为知县，赴浙江候补出缺。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忠源担任秀水县知县，因政绩卓著，受到浙江巡抚吴文镕的赏识，后补任丽水县知县。咸丰帝即位，诏令部院九卿举荐贤才。江忠源在时任礼部左侍郎曾国藩的推荐下，入京朝见皇帝，但不久便因父亲去世，按制守孝。曾国藩不仅托四弟国潢从京城带回挽联一副、白金二十两献祭，同时劝他办团练：“粤西盗贼方炽，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团练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谋勇，招之从军，则苫块（古代居丧之礼）之余，不宜轻往，斯关大节，计之宜豫。”

同时，曾国藩提醒其不要夺情从军，但不久因左景桥上书言兵事中谈及江忠源，结果赛尚阿便奏调江忠源赴广西。等到曾国藩知道时，来不及阻止，赛尚阿业已出发。曾国藩又致信江忠源，劝其托疾以辞，“上不违君命，下不废丧礼”。但是，江忠源其时已经募勇五百进入广西。

区区五百乡勇既没有经历有效训练，也无朝廷谕旨，算不上成军，属于团练。可以说，江忠源是晚清湖南第一个组织团练的人，也是第一个出省征战的人，第一个与太平军作战而牺牲的将领。

咸丰元年（1851），在围攻永安之战中，清军二位统领向荣和乌兰泰在“围城必阙”还是“围城必锁”的问题上发生争执，江忠源调解不成，便称病回乡。假如这一次采取了乌兰泰“围城必锁”的策略，那太平军基本上到此就结束了。由此看，江忠源并无创建军队的想法。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攻桂林，江忠源闻讯后再次募勇一千，派刘长佑星夜赶往桂林，三败太平军，解桂林之围，被提升为知府。紧接着，江忠源追歼太平军至全州，在蓑衣渡设伏炮击太平军，炸死南王冯云山。然后，江忠源一路追击太平军至长沙，与城内守军共同保卫长沙，并打死西王萧朝贵于天心阁下。

咸丰三年（1853），江忠源升任湖北按察使，北上继续与太平军作战，“历生平未历之险，受生平未受之惊”。不久，奉旨赴向荣的江南大营帮办军务。行至九江时，听说南昌被围，便主动请求先救江西，坚守南昌九十余日，太平军被迫撤围而去。不久，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

太平军再次围困武昌后，江忠源率部解武昌之围，将大部留在湖北，只率一千七百楚勇东向庐州，路上身染重病。太平军攻克桐城、舒城，庐州告急。庐州知府胡元炜谎称城中兵力、军饷充足，江忠源便留下一千兵马守卫六安，带病前往庐州。抵达庐州后，江忠源方知城内总共不过三千人马，而且粮草、军火短缺，但此时庐州已被太平军重重围困。江忠源虽知自己被胡元炜所骗，而且庐州难以保全，但仍不肯弃城退守。十二月，胡元炜私通太平军，太平军获知城中虚实，炸毁江忠源亲自驻守的水西门，攻陷庐州，江忠源先是自刎未遂，继而投水自杀。死时年仅四十二岁，是晚清湘籍将领中一颗闪耀的流星。

二

曾国藩在江忠源战死后为其写《江忠烈公神道碑》中才明确称其为“江家军”。在江忠源出征湖北、江西、安徽时，曾国藩每次应其请而募兵救援时，都将所募兵勇交给其弟统领。

所谓“江家军”，就是以江忠源的弟弟和亲戚为统领的军队。“江家军”阵营强大，其成员包括江忠源的三个弟弟：二弟江忠浚，字达川。三弟江忠济，字汝舟。四弟江忠淑，字幼陶。还有两个从弟：江忠义、江忠信。三个族弟：江忠珀、江忠朝和江忠著，计有八人。另外，还有两个新宁老乡，也是江忠源的亲戚：一是刘长佑（1818—1887），字子默，号荫渠，出身拔贡。曾国藩认为他是一个“朴讷书生”，后来官居总督。二是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出身廪生，他比刘长佑要小十三岁，按辈分却是他的族叔，师事刘长佑，曾为江忠源家塾师，后亦官至总督。江家军除了江氏兄弟、刘氏叔侄外，还有席宝田、李明惠、萧启江、田兴恕、刘培元等将领。其中最著名最杰出的就是刘长佑、刘坤一叔侄。曾国藩对他们的评价极高：“荫渠部下三杰，岘庄吾未得见，味根、孚吾则非湘军诸营官所及，不特弟思致之，即润帅亦求之若渴……楚勇若能约束训练一番，其耐劳远胜湘勇。岷樵之余韵，当更长于罗、李诸公也。”

“江家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出了好几位总督、提督，升迁之快也是曾国藩湘军将领所难以企及的。“江家军”的活动空间主要在湖南、广西、江西等，与湘军东征后侵入湖南的太平军部、出走之后的石达开部作战。

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离武昌沿江东下。江忠源率楚勇四百随张亮基至武昌。曾国藩留江忠济、刘长佑、李辅朝领江忠源旧部一千人驻长沙。三月，曾国藩派刘长佑等镇压衡山、安仁匪乱。七月，江忠淑领楚勇二千往援南昌。十月，江忠源写信给曾国藩，希望左宗棠、刘蓉等出手相助，与曾国藩一起共同东征。十二月，江忠浚率湘勇一千五百人到庐州援助处于困境中的江忠源。

“江家军”打出了湘人勇敢之名，受到朝廷的重视。江忠源死后，“江家军”由刘长佑统领，多次反败为胜，更显其重要性。

“江家军”开启了晚清湘人集体从军之先河，也给曾国藩组建湘军增添了很大的信心。曾国藩自称“国藩所以鳃鳃治办一切，练勇置械，稍廓规模，实恃斯人为我先导”，没有江忠源的尝试，曾国藩或许还要多走一些弯路。曾氏幕僚王定安说，江忠源初创楚勇，“其时草昧缔构，实为湘军滥觞”。

曾国藩比江忠源大一岁，官场资历方面江忠源不可望其项背。不过，曾国藩认为江忠源是个人才，因此一直在其仕途上全力相助。曾国藩奉旨帮办团练后，与江忠源的“楚军”关系可以称之为“友情客串”，互不隶属。这期间，江忠源虽然委托曾国藩在湘募勇，其意仅仅是因为友情信任而托其帮忙而已。

曾国藩起初没有出省打仗的想法，因为作为团练大臣的曾国藩知道清廷的规矩，团练不得跨省调动，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在朝廷多次催促曾国藩率部出省救援的情况下，曾国藩才决定东征的。

由上可知，“江家军”并不是江忠源的私人军队，江忠源死后，刘长佑接统“江家军”，形成一个以江氏、刘氏兄弟亲戚同乡为主的松散的“流派”，自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江忠源集团，组织上既不同于绿营也不同于湘军。

三

湘军东征后，曾国藩与“江家军”的关系很微妙。相当长的时间内，曾国藩很难调动他们的人马。

刘长佑是江忠源死后“楚军”的关键人物。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遇劲敌石达开于江西，株守南昌，命刘长佑率楚军前往江西相助，刘长佑却明确表示不愿接受曾国藩的调遣。曾国藩无可奈何，写信给左宗棠：刘长佑既然不愿接受我的指挥，只好仍由湖南供给该部兵饷，仍由湖南巡抚进行调度。后来，曾国藩又想调萧启江军归自己指挥，两次通过清廷严旨刘长佑遵照执行，可是，刘长佑丝毫不给面子，两次奏留，始终不肯遵旨调拨。

刘长佑始终与曾国藩保持着距离，维持着表面上的尊重和谦卑。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曾国藩在复刘长佑的信中写道：“来示称谓过谦，万不敢当。顾亭林先生云：‘弥谦弥伪。’阁下但知谦之为美德，独不畏人之疑其伪乎？”同治元年（1862）二月，曾国藩向刘长佑商调蒋益澧，信中写道：“来函称谓更降，虽不敢议君子之不诚，而颇疑贤者之不恕。自处于谦而长人之傲，其谁服之？以后如有善政，彼此互相师友；如有过失，互相规诫。去称谓之浮文，求切磋之实益，何如？何如……芗泉若来，只须带勇三千，先与左帅合军。如办理得手，再令添兵独当一面可也。”

刘长佑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自我称谓一降再降，似乎对曾国藩抱着疏远的态度或者戒备心理。不管曾国藩如何平等对待，如何友好拉拢，刘长佑始终如此。

曾国藩准备奏调蒋益澧军援浙时，总结前两次的经验，不敢贸然上奏，而是先给浙江巡抚左宗棠写信，请左氏出面协调。曾国藩信中说：“芗泉之能来与否，全视乎荫渠中丞之坚留与否。阁下与荫渠为道义金石之交，如能屡函商定，然后以一片奏定，乃为妥善。否则，谕旨俞允，而荫渠不许，仍属无益。去年奏调萧军，几成嫌隙，可为鉴也。”结果，左宗棠一出面，刘长佑却同意了。

“楚军”之席宝田部开入江西作战后，曾国藩已经看清了现实，他如实地承认二者之间有着门户之别，曾谆谆告诫其部属李榕：“阁下至饶境，当可与席观察会晤，尤望妥为联络。渠军系楚勇流派，有江岷樵、刘荫渠之风，于湘霆之外，另有家数，阁下亦可兼取其长。”

“另有家数”，意味着楚军（江家军）与湘军迥然有别，不仅是营制不同，而且将领之间有着微妙的心理隔阂。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有意将湖南籍将领所率军队统称为“楚军”，其目的就在于消弭各湘籍将领之间隐隐存在的“隔阂”。

再后来左宗棠在曾国藩保举下自募一军，也号称“楚军”，本质上也是企图承续江忠源的人脉和流派，虽然名义上归曾国藩指挥节制，事实上左宗棠并不肯听从曾国藩的调度。

左宗棠不服曾国藩是人们公认的事实，为什么刘长佑也不听从曾国藩调度呢？

刘长佑对曾国藩的态度看上去始终是疏远、戒备的，难道真是刘长佑害怕曾国藩吞并江家军？答案是否定的！曾国藩能让左宗棠、李鸿章先后自立门户，就不能容忍刘长佑独立？否则他也不大可能主动将自己得意之将领转隶他人。如先是将自己的亲兵营和九弟曾国荃极为倚重的程学启转隶李鸿章，后又将得力干将刘松山交给西征之左宗棠，令一向猜忌曾国藩的左宗棠感恩不已。曾国藩在商调蒋益澧时就告诉刘长佑，顺利的话可以让蒋益澧添兵独当一面，这同样是助人成功之善意。这一点，刘长佑未尝不知，但他仍然拒绝了曾国藩的好意。

有人拿曾国藩对江忠源见死不救大做文章，甚至将其归因于曾国藩嫉妒江忠源只用一年多时间就从知府升到巡抚。这无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仅是咸丰三年，即使是曾国藩出师东征后相当一段时间，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场战争会持续十余年，有几次，曾国藩甚至以为南京指日可复。莫非曾国藩希望江忠源战败，将立功机会留给自己？假如曾国藩真的嫉妒江忠源立功升官，他何必一开始就多次保举之？两人志趣一致，曾国藩募练湘军，刚开始是在“保卫桑梓”和为江忠源“赴江南”“澄清中原”助一臂之力的，并曾明确表示“概交江岷樵统带”。

咸丰三年十一月，当获知江忠源任安徽巡抚时，曾国藩急忙向其推荐其弟子李鸿章，又写信给李鸿章，嘱他与江忠源之楚勇合成一军，并要他邀请自己点名的几位“天下奇士”一起加入江忠源幕。同时考虑到江忠源的军饷，他又指点江忠源说安徽的财源主要在淮北盐务，而署盐运使正是曾国藩的亲家郭沛霖，嘱其与郭氏联络，否则仅靠捐输是不可行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壮大江忠源羽翼，全力助其成功，何來嫉妒一说？

曾国藩对江忠源的请援并非没有救援，其弟江忠浚所率的两千“楚勇”就是曾国藩派出的，但是在离庐州数里之遥被梗，无法救援。对于曾国藩训练未成、船炮未齐，绝不轻出的做法，不仅当时的湖广总督吴文镕，就是江忠源都非常理解。可以说，他不敢仓促奉旨援皖，与不仓促救湖北吴文镕是同一个理。江忠源之死，只能说与其“节烈”的性格有关。或许因为升迁太快，立功太急，受不起失败的打击而自杀。

也有人猜测曾国藩与江忠源发生过交恶。事实如何呢？从现有文献中看不出二人出现友情交恶的情况。在对待共同的敌人方面，江忠源和曾国藩的思想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江忠源忙于在前线作战，曾国藩忙着训练湘军，见面交集不多。江忠源战败自杀前还上疏请求三省造舟治水师，又曾寄信曾国藩，“坚嘱广置炮船，肃清江面”，正是听从江忠源之谋，曾国藩便开始在衡阳专力治水师。其实，此谋乃曾氏至交郭嵩焘给江忠源的建议。

江忠源死后，其弟江忠浚等多次请求曾国藩撰写神道碑，可见他们的交情始终良好。江氏兄弟对曾国藩尽心帮江忠源是心中有数的。曾国藩不仅应约写了江忠源的神道碑，还亲写挽联对江忠源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曾国藩与楚军其他将领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与王珍之间那样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不存在利益冲突，大家的理念基本一致，包括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理念也是一致的。

刘长佑多次拒绝曾国藩的要求，却从未解释，不仅令曾国藩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后世研究者也很难理解。论个性，曾国藩对部将、幕僚多尽心关照，乐于成全，虚己容人，相反左宗棠歷来高己卑人，不易相处。以刘长佑为代表的江家军拒绝曾国藩调遣，而听从骆秉章、左宗棠的差遣，造成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原因何在？如果说刘长佑是考虑到用兵之际确实抽不开人手，或者是不想依附他人而成功，力图保持楚军的独立性，那为什么他能听取左宗棠的意见呢？笔者以为，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有三：

第一，在太平军进攻长沙时，江忠源、刘长佑与左宗棠通力合作成功地保卫了长沙，避免其沦陷于太平军之手，这次顺利合作奠定了刘长佑对左宗棠的信赖。曾国藩称他们是“金石之交”，左宗棠独立成军，自命其军为“楚军”，从中亦可看出些端倪。

第二，性格方面的原因。湘军将领可以说人人都有个性。据《刘长佑年谱》记载，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三十三岁的刘长佑抵北京朝考，“寓宝庆会馆，时曾文正公官礼部，极相重，如故交”。其时，曾国藩索取他的楷书，想看看他的字体，其意可能是想暗中助刘一把，不料，刘长佑竟然坚持不给，意思很明白，就是不想倚靠他人成功。曾国藩与刘长佑虽然有过交情，但在长沙练兵之时，曾国藩力图另起炉灶自创一军，设审案局办土匪，让人产生误解，导致与湖南官场不和，不少官员对他心有芥蒂。刘长佑当时并没有随江忠源出省征战。江忠源将刘长佑留在长沙，其意是让他听从曾国藩指挥，但是“勇于任事，缺乏变通；忠厚温和，但机敏不足”的刘长佑心思缜密、思想保守，未免不受当时官场舆论风向的影响，因而对曾国藩敬而远之，选择了亲近骆秉章、左宗棠。刘长佑这样一种“站队”姿态，无疑也有不想借曾国藩而成功的考虑。同样，刘长佑与同为湘军将领的李续宾、李续宜兄弟关系也很疏远。然而，天缘凑泊、看重名器的曾国藩，出师后不轻易保举有功之部下，骆秉章则毫不吝啬地保举有功之人，因此，刘长佑出乎人意料地成为湘籍将领中第一个位居直隶总督的人。

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后，曾国藩北上征捻，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有人担心曾国藩对某个文件会不满意，刘长佑却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不必怕他。

可见，刘长佑不党不私，正直梗介，坦坦荡荡，在处理与曾国藩的关系问题上，始终是不亢不卑，貌似独立，但实则是和而不同。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曾国藩对江忠源的楚勇多持批评态度，说“楚勇束伍太不讲”，又说“江氏之勇，名为新宁，实则贵州、四川、衡、永、郴、桂，无所不有。在军日久，见闻日广，数千金之赏，五六品之官，习惯不惊，骄骞之风，颇难驾驭”。楚勇的这些弱点，曾国藩看得分明。因此，在创建营制时特别注意规避与防范。可见曾国藩的湘军与江忠源的楚勇相比，面貌完全不同。更关键的是，这些批评自然会传至刘长佑的耳朵里。曾国藩轻易不肯公开评价他人，如对私交不谐的左宗棠，曾国藩从未出一恶声。曾国藩之所以敢于公开批评楚军，其实恰恰是了解刘长佑的为人。

刘长佑与曾国藩之间的微妙关系，在骨子里正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坦荡君子之间的道义之交，这也正是不攀不倚、同道相扶而又特立独行的湖湘精神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