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达明

曾国藩与左宗棠决裂的起因，历来被认为是湘军攻下金陵后，围绕太平天国幼天王下落问题，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彻底伤了和气。对曾国藩和左宗棠均知之甚深的《湘军志》作者王闿运却认为，两人决裂起因于李元度和刘蓉。

那是同治十年（1871）秋天，王闿运离京回湘，于九月初二日在苏北遇到在当地检阅部队的曾国藩。此后近二十天时间里，他与曾国藩不仅有多次深谈，而且见面头天就做曾国藩工作，希望他与左宗棠和好。当天谈话气氛相当轻松友好，曾国藩于是打哈哈说：“彼（左宗棠）方踞百尺楼，余何从攀谈！”

王闿运碰了钉子，仍不死心，初十日晚上又去劝曾国藩，恳切希望他放下身段主动与左宗棠搞好关系。还说自己为左宗棠说话，其实是为曾国藩着想：曾的名望地位远高于左，再跟左较劲有什么意思？大人应有大量，不记小人过才对。

对于王闿运送上来的高帽子，曾国藩仍不领情，王于是在当天日记中不无遗憾地写道：“夜过涤丈，谈家事及修好左季丈事，涤有恨于季，重视季也。季名望远不及涤，唯当优容之。故余为季言甚力，正所以为涤也。此隙起于李次青、刘霞仙，而李、刘晚俱背曾，可为慨然。”

王闿运除了大发感慨，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看法：曾、左决裂起因于李元度和刘蓉；李、刘后来跟曾国藩翻脸，是因为左宗棠在其中起了坏作用。李是曾国藩心腹幕僚和感情最为真挚的朋友，刘是曾国藩亲密好友和儿女亲家，只因左宗棠从中捣鬼，后来才与曾国藩反目成仇，所以曾国藩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左宗棠。

王闿运这一说法是否出自曾国藩之口，他在日记中没有说，所以无法揣测；同治初年刘蓉不仅与曾国藩长时间闹意气，而且曾国藩连续几年写给他的拜年信都不回，其中是否与左宗棠有关，笔者未作考证，所以也不好结论。但王闿运说曾国藩与左宗棠决裂起因于李元度，倒确有充分事实依据，可惜除了王闿运，再无人知晓这一点。二十世纪初，专治晚清掌故的文史巨擘徐一士先生读到王闿运这段日记，也不敢相信其事实：“至谓曾、左之隙，起于李元度、刘蓉，未知其审，或闿运一时兴到语，未足据为典要也。”

要说清曾、左决裂起因于李元度，还得从曾国藩三参李元度说起。

曾国藩拜托左宗棠手下留情

在曾国藩所有幕僚和一生所交朋友當中，他与李元度的私人感情最为真挚和深厚，然而受伤害最深和受打击最重的，也是这个李元度，竟然遭到曾国藩三次参劾。更有趣的是，在曾国藩参劾李元度事件中，左宗棠不仅卷了进来，而且当曾国藩醒悟到自己的做法严重过头之后，曾打算留给“朋友看”的李元度这根“蒂儿”，最终却被左宗棠毫不留情地扯了下来，结果曾国藩不仅没有及时挽回与李元度的交情，反而使得两人的关系一度降到了冰点。

原来曾国荃看到曾国藩的第三道参折后，立即致信哥哥表示不能这样对待李元度，更不同意将李元度一棍子打死。曾国藩接信后，立刻意识到严重不妥，于是一面希望曾国荃“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一面于同治元年（1862）八月十四日致信左宗棠，恳请他手下留情：“次青既将全撤，可否免其一劾？弟既据公义以参之，而尚不能忘昔日之私好。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朋友看，请为台端诵之。”

曾国藩之所以要左宗棠高抬贵手，是因为在前一道参折中，曾建议朝廷将当初打着援浙旗号拉队伍，后来却拖延不救，致使杭州陷落、王有龄殉职的李元度交给左宗棠差遣处理。左宗棠当时已接任浙江巡抚并督办全省军务，曾国藩的建议于公于私都合情合理。曾国藩当时负朝野重望，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他不顾私情，接连参劾李元度，左宗棠趁机踏上一只脚，甚至落井下石，都是极有可能的。已有深刻反省的曾国藩要左宗棠“留点蒂儿，好与朋友看”，就是生怕他在李元度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曾国藩的担忧不是多余。此后不久果有御史跟风承旨，利用曾国藩参折中提供的材料上疏弹劾李元度“罪重罚轻”，希望朝廷严格依法办事。这位御史还措辞严厉说：“朝廷用法，一秉大公。曲法以宥李元度之罪，不可也；废法以徇曾国藩之请，尤不可也。”所以非得判处李元度重刑不可。

当年闰八月初九日，军机处为此发出寄谕：“前已寄谕左宗棠复查，并着曾国藩按照所参各情，秉公据实查明具奏。”也就是命令曾国藩和左宗棠按照御史的弹劾要求，分别查核上报。

本有悔心的曾国藩，没想到这位御史竟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更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本月二十日于是再次致信左宗棠商量对策：“次青又为言者所劾，朝廷命公查核，又命敝处复奏，而无会查之文。是否会衔复陈？抑应各为一疏？应否从轻办理？均候裁示。”

左宗棠的“裁示”结果是：“将来两处复奏，均拟从轻办理，遂其（李元度）在家养亲之志。”

左宗棠故意拖延不办

两人意见虽已达成一致，李元度也无生命之虞，左宗棠那边却一直拿不出复查报告。办事向来雷厉风行的曾国藩，于同治二年（1863）正月二十八日再致信左宗棠，希望他尽快了结此案：“次青事何时复奏？弟前疏着语过重，致言者以矛陷盾，尚祈大力转旋为荷。”

然而不管曾国藩如何心急如焚，左宗棠仍是不紧不慢，过了两个多月，曾国藩才接到他的答复：由于自己“无幕无吏，纷冗万端”，所以“此事未及复奏云云”。

此时的曾、左关系，暗中虽有曲折，但表面上尚能维持，彼此也能尊重和信任，左宗棠既然忙得不可开交，又没有专门办案部门和人员，曾国藩只得放下不提。

可是李元度的母亲和朋友依然不依不饶，死死缠住曾国藩不放。他们不断给曾国藩写信，诘问此案何时了结。李元度的高龄母亲更是派人带着一大包申诉材料，从湖南平江赶来安庆，为儿子鸣冤叫屈。李家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案子不了结，李元度的政治生命将长期被冷冻；蒙在心灵上的阴影不去掉，日子也只能在灰暗中度过。

被弄得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一遍又一遍重复原话，翻来覆去地将左宗棠那边的情况讲给李家人听，希望他们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到时保证给予满意答复。但他们根本不信，因为李元度得罪过左宗棠。他们最担心的是：左宗棠拖延不办，故意给李元度留条小尾巴。

曾国藩当然知道李元度与左宗棠有过芥蒂，且不止一次。

一是咸丰年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幕府工作时，极力为骆秉章“主谋”，李元度则一心维护曾国藩利益，“因而遂有门户之别”，李元度这边或许“出之无心”，左宗棠那边却难免“蓄为芥蒂”。

二是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二十八日杭州陷落后，李元度率部退守赣、浙边境的江山县，直接听从左宗棠指挥作战。开始阶段，李元度带领安越军打仗称得上得力，曾受到左宗棠通报表彰，可当他得知曾国藩第二次弹劾自己，安越军即将被裁撤，马上牢骚满腹，破罐子破摔。

当时除驻防部队，左宗棠能够使用的兵力只有五千人，面对的太平军却有二十余万，他打算从安越军中精选五营兵力，暂不裁撤，随同自己作战，正在火头上的李元度却意气用事，不仅固执不从，必求全撤，而且首先将左宗棠选中的部队裁撤掉，以示绝无商量余地。李元度虽是冲着曾国藩来，其行为却深深伤害了左宗棠。

更让左宗棠恼火的是，李元度明知“浙境沦胥，无从得饷”，部队“苦窘万分”，却天天向他索要遣散费，不给就大吵大闹、指天骂地，搞得左宗棠焦头烂额。左宗棠为此大骂李元度：“国家何负于尔，乃竟忍出此耶！”李元度还是不管不顾，逼索不已，两人芥蒂由此加深。

但曾国藩相信左宗棠不是小肚鸡肠，曾国荃也觉得“仁人君子之用心，或不借以遂其报复之私耳”。左宗棠如果“复生一波，处英雄以难堪之地，亦又何必”。

既然如此，同治二年三月十一日答复友人诘问时，曾国藩也就自信满满地写道：“左帅往昔芥蒂，似已化去。苟怀宿怨，何时不可甘心而必迟之又久？”接着又信誓旦旦保证说：左宗棠既然是“无幕无吏，纷冗万端”才“未及复奏”，也就“可知其无他也”。意思是左宗棠未能提交复查报告，是因为没有时间没有人手也没有精力顾及此事，并无其他因素。

可能曾国藩也感觉到这种回答连自己都有些心虚，要别人相信更加困难，因为他把握得了自己，却不能完全把握左宗棠。于是当年八月初七日，他再次写信催促左宗棠了结此案：“次青之事，尊处已复奏否？其母太夫人曾遣人至敝处，陈诉不平，今又已阅半年，敝处拟于月内一为复奏也。”

让曾国藩哭笑不得又万般无奈的是：任由自己如何催促，如何降低身份请求拜托，左宗棠就是装聋作哑，拖延不办，仿佛有意要看曾国藩的笑话并让他难堪。

复查报告终于出笼

直到同治三年（1864）十月二十七日，事情已经过去快三年，曾、左也已形同路人，左宗棠才向朝廷呈上李元度问题复查报告。

左宗棠之所以选中这个时候提交报告，是因为当年六月中旬湘军攻克金陵，一干人等加官晋爵之后，曾国藩拜恩怀旧，于八月十三日呈上《密陈录用李元度片》，希望朝廷替他弥补过错，恢复李元度官职。朝廷收到曾国藩“密片”后，照例像以往一样，要求左宗棠拿出复查报告——没有复查报告，李元度的旧案不能了结；旧案不了结，为李元度恢复官职无法进行——这回左宗棠一反以往所为，不仅不再推三阻四，非常“及时”地呈递了复查报告，而且干脆利落地捅了李元度一刀。

笔者反复阅读这一报告，得到的突出印象是：左宗棠对李元度的芥蒂不仅没有完全消除，而且迟迟不提交报告的根本原因，是他一直顾忌曾国藩面子，却不愿意与他一唱一和，如今已和曾国藩闹翻，不再担心得罪这尊大神，才敢无所顾忌一吐为快。

在左宗棠笔下，曾国藩以往三次参劾李元度所列的四条罪状，只有徽州失守和虚报战功勉强站得住脚，其他诸如不救浙江，有负王有龄等，均属曾国藩揣测之词，完全缺乏事实依据。不仅如此，曾国藩还置政纪国法于不顾，将“臣僚情义之私”置于“国家刑赏之公”之上，替“独抱向隅之感”的李元度向朝廷“乞恩”，种种做法，均非正派的国家大臣所宜为。至于说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不能努力援救浙江是“事外论人，每多不谅”，无异于人品攻击。

左宗棠更没有放过李元度。他在文中写道：“李元度以一书生，蒙恩擢任皖南道，辖境失守，革职拿问，复蒙恩擢至浙江臬司（按察使）。革职后奉旨交臣差委，当浙事危险之时，心怀怫郁，不顾大局如此！此罪之可议者二也。”

左宗棠敢于如此下笔，是因为他既是曾国藩三参李元度的见证人，也是直接当事人，其中奥妙自然看得一清二楚。正是左宗棠有意溢出这一笔，加上了“心怀怫郁，不顾大局”这条复查内容之外的罪状，朝廷才给予李元度充军处分。

作为清代刑罰体系中的一个刑种，充军是轻于死刑、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州县、府、省按察使都无权判决，只有中央刑部才有终审判决权。

左宗棠这样做，一来可报李元度一箭之仇，二来能让曾国藩痛心疾首：你不是想让朝廷恢复李元度官职吗？我偏要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你欲爱之，反害之！至于以前答应的“从轻办理，遂其在家养亲之志”，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至此，曾国藩祷告苍天“留点蒂儿”的“蒂儿”，终被左宗棠毫不留情地扯了下来，不仅给了李元度意外打击，而且彻底封死了曾、左和好的大门。

曾国藩没有忘记给李元度伸援手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拿左宗棠毫无办法了，悔青了肠子的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次青之事又多部议（由刑部定罪），实深焦虑。自金陵幸克，鄙人忝窃殊荣，每念次青，寸心抱疚之至，此后恐难挽回矣。”这是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写给李瀚章信中的话，从中可以感受他的痛苦有多深。

到了同治四年（1865）正月二十四日“部议”结果出来之后，在《致澄弟沅弟》信中，曾国藩更是悔之无及：“次青因左之复奏，部议遣发军台（充军）。沅弟（曾国荃）屡次规余待次青太薄，今悔之无及矣。”

但曾国藩没有忘记给李元度伸援手。他与李鸿章暗中密商，相与设法营救。不久，李鸿章给沈葆桢、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人写信征求意见，然后由李鸿章主稿会衔上奏，说李元度固有可议之罪，但以前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又声称李元度是家中独子，母亲抚孤守节，年已七旬，一旦充军，情实堪悯，因而请求朝廷从轻发落李元度。李元度应该缴纳的台费银两，由他们数人共同捐廉代缴。

朝廷本无重谴李元度想法，只因左宗棠不讲人情，只论国法，朝廷骑虎难下，才给予李元度充军处分。收到李鸿章等数位重臣的求情信，朝廷不能不给面子，自己也有了台阶下，于是顺水推舟，改判李元度免于充军，代以罚款，李元度因此得以在家中继续做他的学问。

另据同治四年五月十二日《翁同龢日记》记载，李元度的罚款后来也给免了：“刑部议李元度罪名，谓应执法，不能末减，请旨定夺；上准其免戍并免台费。”

曾国藩一听到李元度已被宽免的传闻，马上给李鸿章写信打探确切消息，心情之迫切溢于言表：“次青之事，尊处接有部文否？顷折弁自京归，闻部议得及宽政，免其北戍矣。果否？乞示。年来此事最为疚心。”

为了把这件“最为疚心”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省得继续烦人，到了同治七年（1868）八月，曾国藩甚至在第三道参折的底稿上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此片不应说及李元度，尤不应以李与郑并论。李为余患难之交，虽治军无效，而不失为贤者。此吾之大错。后人见者不可抄，尤不可刻，无重吾过。”

曾国藩死后，主要由其弟子和幕僚编辑、传忠书局刊印的《曾文正公全集》果然没有收进这道参片。

李元度也应深深自责

仅看以上内容，读者对左宗棠肯定没有好印象，对李元度却能生出万分同情。事情闹到这一步，其实责任不尽在左宗棠，李元度也有可议之处。

正如前文所写，曾国藩二参李元度之后，左宗棠很想从安越军中挑选数营兵力，按照楚军营制改编后，继续交给李元度指挥，随同自己作战。为此，他于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呈上《甄汰安越军存留五营片》，向朝廷作了如下请示：“计该军（安越军）共十五营，现令李元度撤去十营，存留五营，改照臣军营制，由臣给饷，仍归李元度调遣，务收饷节兵精之效。”

左宗棠之所以愿意接纳和改编安越军三分之一部队，一是可以迅速扩充自己的兵力，二是经左宗棠“留心察看”之后，发现该军“能战者实不乏人”，如果能将精锐保留下来，不管对左宗棠还是对李元度，岂不都是一件大好事？

为了得到朝廷批准，左宗棠甚至花了一大段笔墨，竭力为李元度说好话：“李元度于咸丰四年入曾国藩营襄治军书，臣时在湖南抚臣骆秉章署中佐理军务，即识其人，知其性情肫笃，不避艰险。厥后军事方殷，带勇剿贼，转战江西、皖、浙之交，饱经忧患……兹蒙恩命免其治罪，交臣差委，以观后效，臣惟有随时勖勉，箴其阙失，以副我皇上爱惜人才至意。倘再不知振作，颓废自甘，亦惟有据实严参，不敢以私废公也。”

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左宗棠和李元度早年各为其主所产生的芥蒂不仅早“已化去”，而且在左宗棠眼里，李元度还是一个“性情肫笃，不避艰险”之人，印象可以说相当之好。假如李元度不意气用事，不破罐子破摔，也就是不让左宗棠新生芥蒂，而是听从他的安排，到他手下做统领带兵打仗，哪会发生后来这些令人扼腕的事情？

然而令人痛心和遗憾的是，朝廷虽然同意了左宗棠的请求，李元度却不顾大局，执意全部裁撤安越军，一点面子都不给左宗棠，如此感情用事，真的不可思议。事后结果表明，左宗棠出重拳打击李元度，让李元度受到充军处分，正是两年前裁撤安越军一事上产生的过节实在太深，左宗棠始终不能释怀所致。李元度如此“不知振作，颓废自甘”，左宗棠果然“据实严参，不敢以私废公”，说明左宗棠这个人说到做到，决不食言，也证明李元度的朋友和家人当初的担心不是多余。

然而左宗棠不迟不早，偏偏这个时候呈上李元度问题复查报告，就有可议之处了。

对于左宗棠的一箭双雕之举，稍知内情的人都能一眼看穿。同治四年三月七日，李鸿章给李元度回信，就曾义愤填膺指出这一点：“去秋师相密片（即曾国藩《密陈录用李元度片》），语语从心坎流出，惜未径请免议，介在公私之间，廷旨故不得不交左帅查结，乃太冲（左思字太冲，此指左宗棠）因以下石，阁下数奇至此，仍寻旧衅，真乃阿瞒（曹操小名）心肠矣。”

我们虽然可以责怪左宗棠不该痛下这样的毒手，但李元度扪心自问，不是同样应该深深自责么？

回到幼天王下落事上来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攻下金陵后，曾国荃放任部下烧杀抢掠，致使城墙豁口无人防守，当天深夜，装扮成湘军模样的数百太平军骑兵和一千多步兵，从城内冲出后向句容方向奔逃，幼天王也在其中。两天后李秀成被俘，幼天王出城事实虽已得到证实，但曾氏兄弟还是听信手下将领的谎言并向朝廷报告：“逆首自焚，贼党悉数歼灭。”

七月初六日，左宗棠向朝廷报告并函告曾氏兄弟，说他获得可靠信息，幼天王已于六月二十一日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又被太平军名将黄文金迎入湖州。他是在《攻剿湖郡安吉踞逆迭次苦战情形》的奏折里报告此事的，并不是专题检举揭发，其动机显然是让朝廷知道：幼天王逃入浙江，既鼓舞了当地太平军士气，也大大增加了楚军攻打难度，从而达到掠功于己、委过于人的目的。此种做法或说伎俩，虽名臣贤相也不能完全避免，熟悉中国历史的曾国藩不可能不清楚。可当曾国藩收到朝廷责备他所报不实，并责令其尽快查明原因的谕旨，却觉得左宗棠专门跟自己作对，成心让他们难堪，于是恼羞成怒，在奏折里对左宗棠反唇相讥：今年春天楚軍攻克杭州时，十万太平军倾城而走，左宗棠不仅没有受到指责，反而很快得到恩赏，金陵城破后走脱少数太平军，何必苦苦追究，揪住不放？以左宗棠的为人和脾气，自然要奋起反击：“辞气激昂，亦颇诋公（曾国藩）。”

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此事曾国藩完全不占理，却断然与左宗棠绝交，且丝毫不给王闿运面子，至死不肯原谅左宗棠，确实让人不解。

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妖，就是在李元度问题复查报告一事上左宗棠确实做得太绝情，让曾国藩痛恨失望到极点，情感上根本无法原谅他。两件事情恰好交错在一起，又彼此产生推波助澜作用。王闿运说曾、左决裂起因于李元度，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也是可以充分相信的。

还有件事值得一记。

左宗棠率部相继攻克湖州和广德之后，太平军又保护幼天王逃入江西。浙江说逃走的太平军只有数千人，江西不仅汇报十余万，而且声称逃出来的都是精兵强将。更让左宗棠难堪的是，江西一口咬定：幼天王能够再次逃脱，都是浙江有意放走的。这件事写在《湘军志》之中且从未受到质疑：“寇之自杭、湖、广德西走，浙军将报言众数千，江西军将言精悍者过十万，督、抚各据以告。左宗棠前以洪福（幼天王）未死，讥切江南大军（曾国荃部湘军），及自浙逸出，诸帅皆言洪福由浙纵之。”

左宗棠时任闽浙总督，江西巡抚是沈葆桢，对这个狠打自己脸皮的人，左宗棠不仅没有记仇，反而跟他越走越近，连曾国藩都万分不解：“左季高之为人不可向迩，沈居然入其范围……真令人不可解。”

这件事充分说明：如实向朝廷报告情况，即使揭了别人疮疤，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管出于公心还是私心，为了共同事业，对方都应理解和原谅。曾国藩岂能没有这点认识和胸怀？他与左宗棠决裂并记恨终身，真正原因确实不是幼天王下落问题，而是私人感情伤害太深。公仇容易化解，私恨很难消除，公仇私恨交织在一起，叫他如何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