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一

作为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1862—1938）与作为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的胡佛（1874—1964）有来往并不稀奇，但两人的因缘并非开始于公务外交。本该天各一涯的他们因缘际会，在庚子国变中结识，后又成为生活上的诤友和政治上的知己。他们都不算成功的政治家，唐绍仪两次组阁，第一次因与袁世凯在人事任命上的矛盾，仅维持了三个月便挂印离去，第二次组阁则短至四十余天；胡佛因应对经济萧条的失策而没能连任，他执政的四年也被看作美国历史上糟糕的四年。

一

作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先生的同乡，唐绍仪成绩优异，顺利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批赴美留学生，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881年，留美归来的唐绍仪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短暂学习后，又被派往朝鲜作为税务官，并结识袁世凯，此后因外交和行政能力突出，得到袁的赏识。唐绍仪的族叔唐廷枢曾任开平矿务局首任总办，唐绍仪自朝鲜归国后，则在天津担任铁路官员。

胡佛一生改行过很多次，他的发展起初并不像唐紹仪那般顺风顺水。李敖曾戏称胡佛为“工作最多的老头子”。1874年，胡佛出生于爱荷华州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使得他的童年只能在卖报、打零工中度过。他利用工余时间读夜校，艰苦努力，终于在1891年考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地质学，并在那里结识了他的妻子卢·亨利。毕业后做了两年穷文员的胡佛开始不安于现状，1897年，为了更好的收入，他便应聘英国当时在亚、非、拉、澳等地开展业务的矿产巨头威克·墨林公司。因为招聘要求三十五岁以上有经验的美国工程师，二十三岁的胡佛便蓄起了大胡子，还把年龄写大了十二岁。与唐绍仪年齿原本相差一轮的他，因缘际会地变成了“同龄人”，不得不说，历史上总有太多巧合。

据《开滦史鉴撷萃》等材料，胡佛夫妇应公司安排，于1899年3月抵达北京，代表墨林公司与清政府的开平矿务局接洽。而当1900年6月，胡佛考察矿场结束，返回天津时，却赶上了八国联军进攻塘沽和义和团运动爆发，双方在天津激战。唐绍仪一家为躲避战火便躲入天津租界马场道的一间宅子，刚好与胡佛的寓所（马场道10号）相对。外国军人借机欲“公审”有清廷官员身份的唐绍仪、张翼等人，当时已有数名中国人被洋人私刑处决。胡佛得知后，多次在英国军人面前替唐绍仪求情，又奔走俄军总部，请求斡旋，最终救出了唐绍仪。数日后的一次炮击中，炮弹击中了唐绍仪的寓所，唐妻张氏和一个婴儿不幸遇难。胡佛闻声即与友人跑去搭救，他们一起救出的唐绍仪的第五个女儿唐梅（宝钥）。唐梅后来成为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十八年后，顾维钧夫妇当面感谢了胡佛。胡佛回忆录中的叙述与此吻合。

关于胡佛搭救唐绍仪家人的细节，一些外国研究者基于对中国的想象和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产生了许多误读。如利尔·莱博维茨、马修·米勒合著的《幸运儿：晚清留美幼童的故事》（下称《幸运儿》）一书以西方人的视角切入历史，美化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称八国联军帮助城市“解围”后，唐绍仪“匆匆赶回家中”，“才发现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已经被杀害了”，幸得胡佛对其他家人的拯救。这个事实细节的修改很耐人寻味：唐绍仪此时避居租界，妻女之死并非义和团破门而入，而是不知哪方炮火殃及（胡佛在自传中写明：A shell banged through a back window and then，exploding）。作者似乎想描画一种虚假的、事实碎片拼贴的历史景观：西方军队救助生命，中国抵抗者制造屠杀，暗藏着西方人占据道德制高点，东方反抗者有罪论的扭曲逻辑。胡佛救人与唐绍仪的归来似乎有先后顺序，这一叙述调整，也无疑是为了凸显西方人在救死扶伤上的主导地位和重要性，继而将庚子国变中西方侵略者的残暴行为作道德上的正当化处理。下文话锋一转，又将唐绍仪作为受害者进行渲染，矛头直指义和团和清廷的反抗，将八国联军从天津至北京的烧杀抢掠狡辩为“复仇”情绪的支配。正如哲学家雅克·朗西埃曾批判的，一旦“历史的虚构形成”，并“成为一种主宰着政治秩序的故事或叙事时，我们其实离真正的历史越来越远”。此外，此书中文版翻译上也有一些人名译错，如张烨茂（Chang Yen-Mao）这个名字在书中经常出现，史籍查无此人，“烨茂”其实是当时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的字“燕谋”。可见海内外很多对两个如此重要政治人物的研究和介绍，连基本史料都没有疏证清楚。

二

胡佛在自传中记录的事实与西方学者《幸运儿》中的描述有明显出入：自己听到唐绍仪家宅邸的爆炸声后，是与一位名叫John A. Agnew的苏格兰友人一起冲过去的。当时已经是深夜，而见到唐绍仪当时处于应激反应的失神状态，但唐很快振作起来，并且和他们一起救出自己的孩子。胡佛把唐绍仪等带到家里，唐绍仪逐渐恢复了平静。文中说得很清楚，唐绍仪当时就在现场，并且意识清醒，没有受伤，更不存在从外面回来才得知噩耗的情况，他仍有能力救出家人。因此，素来流行的所谓胡佛于唐绍仪不在家时冒险救出唐家人的说法与事实有出入，可能是部分研究者望文生义，以为既需胡佛援救，想当然地推论唐绍仪肯定不在家。试想兵荒马乱，唐绍仪举家避难租界，半夜为何要出门？又因何冒着炮火归来？不但不合逻辑，亦与当事人的叙述相悖。

唐绍仪对此事的回忆性材料，罕有研究者注意到。美国人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曾经于1929年采访过唐绍仪（此时唐应胡佛邀请即将赴美），采访的英文全稿登在这份报纸上。据唐绍仪回忆，庚子国变期间，自己的屋子起火后，胡佛第一时间赶来提供了救援上的协助，且唐绍仪此时看见大量灾民聚集在胡佛住所，胡佛的妻子也在帮助其他伤者，唐绍仪只向胡佛讨要了一些食物。唐绍仪同时告诉胡佛，有上千中国人聚集在地窖中，请他多关注救济，胡佛便和其他友人将物资分发给附近难民。此时胡佛已当选总统，这个救济的难民数字可能有美化胡佛的成分，但起码可以让我们判断，胡佛并非只保护了唐绍仪一家。李敖评价胡佛在“拳乱时候，营救了不少人”，跟中国“缘分非浅”。胡佛虽不是个政绩卓越的总统，却无愧李敖给他的这个评价。

上述交往史料只能证明两人在庚子国变中交情甚笃，却没有交代他们是如何认识的。关于唐绍仪和胡佛如何结识，交情如何产生，流传最广的当属军统特务陈恭澍1942年的《蓝衣社内幕》中的说法：唐绍仪被国民党当局看作依靠“国际关系”搅动国内政局的重要力量，晚清时唐“入仕邮传部”，借机对胡佛“折节纳交”，这才有了后面胡佛的多次相救，而胡佛在后来的诸多慈善活动都曾得到唐绍仪的支持，唐绍仪之子唐榴赴美求学等事亦由胡佛经办。按照陈恭澍的描述，似乎唐绍仪和胡佛并无真正的友情，完全是利益交换，而唐绍仪以利诱之，屈身巴结，全无底线。细察之，这种说法明显不符合逻辑，两人初次结识时，唐已是清廷的地方大员，胡佛只是墨林公司的工程师，于采矿协议方面虽有权柄，但其当时既无政治资本，又无世家背景，唐绍仪亦不可能想到胡佛今后的政治道路如何，更谈不上作为政治投资的“折节纳交”。只能说，陈恭澍此言有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为军统刺杀唐绍仪的正当性开脱，从而对唐肆意抹黑之嫌。胡佛在回忆录中则写明，自己与唐绍仪是乘火车认识的：唐绍仪邀请胡佛一同乘坐自己的官车，而在途中，他的教养、谈吐及才华令胡佛感到钦佩。胡佛还谈到唐绍仪在工作上对张翼的不满，及后者靠贿赂李鸿章上位的情况。可见唐绍仪和张翼间有较深矛盾，胡佛在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自己初来华时与张翼的合作很不顺利，胡佛与唐绍仪谈论张翼，也很可能是希望唐绍仪能够给予协调和帮助。毕竟张翼是醇贤亲王奕譞的侍卫出身，本不懂洋务，外语水平和对西方世界的理解均不能与喝过洋墨水的唐绍仪相比，胡佛主动亲近文化认同上与自己更接近的唐绍仪，也隐含着一种异域中“他者”的文化选择意识。

三

民国报刊上，关于胡佛与唐绍仪的花边新闻甚多，但多人云亦云，毫无根据，面对这些材料，如何去伪存真是首要问题。如上海《香海画报》上曾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光绪三十三年（1907）“庚子赔款后”，清廷派唐“赴美答谢”，才与胡佛“订交”。再如上海《东南风》杂志上的文章曾说“唐绍仪为人豪迈轻财”，曾帮胡佛还清了公库亏空的“秤银三十万两”。且不说这一数字过于耸人听闻，文中还有大量史实错误，如说二人“原是同学”、胡佛曾供职“海关税务司”等皆是杜撰，子虚乌有。民国时期还盛行一种说法：唐绍仪、胡佛和唐海安为所谓“扑克三友”，细究此说起源，大概始于四十年代上海的《周播》《春海》《东南风》等小报，许多报人描写唐与胡佛一掷千金的豪赌，所写绘声绘色，其中事件多对不上两人在中国相处的时间，或有职务张冠李戴的漏洞，均不足信。但年深日久，不免以讹传讹，个别读者误听信之，遂成谣言。

胡佛和唐绍仪间还牵涉到一桩公案。据曹聚仁先生的《天一阁人物谭》记载，庚子国变中唐绍仪、张翼、周学熙等清廷实业派官员为“预防联军占领”，拟和英国人签订一个“出卖开平的假合同”，胡佛为“买方英商墨林之代表”，事后又要求清政府“签移交约”，胡佛及其身后的英国公司，自然有趁火打劫的意味，此事遂成为胡佛与中国交往的污点。当然，这笔旧账是帝国主义在对华殖民过程中剥削的产物。1929年，唐绍仪应邀赴美前曾接受美国记者采访，专门解释过此事，庚子国变后俄、日、德等国军队想要侵占开平公司，而当时张翼等开平矿场的决策者并未想过真正出让，遂与英国方面商量签假合同，此举使得开平煤矿在外界看来是中英合营企业，而让其他列强却步。因胡佛与唐绍仪均敌视张翼，在矿场的重组中，胡佛更愿意与唐绍仪合作，而希望把张翼排除在外。

从唐绍仪在随后任职天津海关道期间收回秦皇岛口岸、收回天津为八国联军侵占的街区，及后来就涉藏问题与英国的交涉中，都将国家利益放在优先地位看，唐绍仪的公心和政绩还是合格的。此时开平煤矿的总办是张翼，“假合同”的计划势必由他决定，且从胡佛的回忆录上看，当时主要由张翼负责接洽矿场业务的具体事宜，而提到唐绍仪则多是提供交通、向导等方面的帮助。胡佛主要是作为墨林公司和清政府间的接洽者，唐绍仪既不能也无必要以开平矿场的利权为条件去贿赂胡佛。至于胡佛在这次不够诚实的洽谈中获得多少利益，那还要看其主子威克·墨林公司如何看待其在騙占开平煤矿和秦皇岛港上的功劳。此案后由张翼、严复等人经手，官司打到英国，最终中国胜诉，胡佛实际上成了墨林公司的替罪羊，直到1928年胡佛竞选总统时，美国尚有政敌以此为政治污点攻击胡佛，这一公案的成因有特定历史因素和集团算计。因此，胡佛与唐绍仪虽不能算君子之交，但后人也不应对他们过分苛责。从唐绍仪等实业官员的立场看，签订出售利权的假合同是情势所迫，目的在于保全工业设施；从胡佛的角度看，他代表着雇佣他的海外资产阶级财团的利益，其行为非私交和道德所能左右。

英国人当时在上海办的《北华捷报》曾刊登过1929年唐绍仪赴美的新闻。据此，我们知道，唐绍仪赴美是应胡佛主动邀请，以私人身份访问。许多西方媒体对唐绍仪和胡佛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正面报道，唐绍仪生命中的最后九年，在政治上仍与胡佛保持着互动。例如：“九一八”事变后，唐绍仪曾借助自己与胡佛的关系敦促美国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1932年日本在上海的《外论通信稿》曾报道“（唐绍仪）电请美国总统胡佛召集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之国际会议”，目的是“筹谋有效手段，应付日本在远东之侵略”，“斥责《李顿报告书》中在满洲设立自治邦之建议”。除去国内媒体，日方也有此报道，此史料应该可信。胡佛也确实成为晚年赋闲在家的唐绍仪最大的政治资产。

在国内政治上，晚年唐绍仪也与胡佛有沟通。1931年，唐绍仪曾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唐还将给胡佛的信刊登在《民友》杂志，信件写明是通过时任国联首席全权代表、广东新会人伍朝枢（字梯云）转呈胡佛的。信中言语恳切，自陈“不问国事，已将廿年”，而自己当下“不得不”加入“倒蒋运动”，又将蒋介石比作清政府和袁世凯，严重威胁到中国多年来的革命成果，称蒋介石“南京之旧式门面”不过“少数外人为之撑持”，所施行的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制度”，不如说是“一种私人结合”，是将中国当作“私产”窃取，不脱“中世纪观念”的“违法贪污之政府”，将使中国政治进入“黑暗时代”，必须以“主义战胜”之。不得不说，唐绍仪对于蒋介石代表的家族垄断、权力均沾式的政府甚早看清，而希望借助时任美国总统的外力迫使蒋介石下台。1938年唐绍仪遇刺身亡，其原因众说纷纭，或许确如陈恭澍所说，其留在上海有被日寇拉拢的威胁，政治态度又显得暧昧不清，还曾力主倒蒋，蒋介石对“赋闲养老”的唐并不放心，因而唐命丧军统特务赵理君之手的说法似乎较为合理。

胡佛1946年4月以“赈灾特使”身份来华，共待五天，主要目的是考察战后东亚的粮食情况。此行受到蒋介石的热情招待，此事当时属于重大外交事件，大小报纸杂志均有报道，甚至连作为娱乐杂志的《礼拜六》都做了专门报道并刊登多张大幅照片。众多出版物涉及胡佛言论相近处，正好可相互佐证。许多报刊都报道：胡佛强调自己“只谈粮食，不谈政治”，但却问及唐绍仪“为什么被暗杀”，并抛出“中国现代的制度是否和清朝时期相差无几”等尖锐问题。如果将唐绍仪介绍的当时中国政治情况及蒋介石政府的电文结合起来，再看胡佛来华后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似有哀悼唐绍仪，而对蒋介石政府的独裁政治和白色恐怖表达不满的言外之意。

唐绍仪做中山县长期间，每季度都要做厚达近五百页的《县政季刊》，所理政务事无巨细，这份勤勉实在令后人赞叹，他是以经国之才付于一县之地，光凭这一点，也值得今人缅怀。今日，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鹅峰山下的唐绍仪故宅已成旺地，酒吧、咖啡厅、商店一应俱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似乎大多已经忘了这位本地县长见过什么人、做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斯文聊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