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朝华

无数关于郁龙余老师的记忆片段、对老师学术著作的阅读心得，一次次想写出，又一次次中断搁下。对我来说，要深入郁师的文本并不容易，要进入他的思想世界更是艰难。郁师精通印地语，在中印文化交流研究上有多方面的卓越贡献：刊发论文过百篇，编撰论著三十余部，其荦荦大端有《东方文学史》《中国印度文学比较》《中国印度诗学比较》《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印度文化论》《季羡林评传》《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印度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等，钩沉抉隐，赋新思于旧史，凝聚了郁师最主要的学术精华；《谭云山》《黄道婆》等文学作品，则借前贤人事，别道情志心曲，深意存焉。尽管老师的文字洗练平实，却具有朴素的包容性和无限的伸展性。他善用譬喻，但其重要论断却进本退末、直断不疑，若学问没有生根，对其思想脉络没把握，其实不太能领会当中的机缘道理。

段晴老师曾在梵文课上说，言语和书写都要慎重恭敬，印度古人认为，一出口一落笔，它就成了“咒”，具有影响生命的能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明清之际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收录郁龙余老师对我国古代官方外事机构的介绍，其中有小文题为《四方馆》，郁师引用《隋书·百官志下》的记载证明隋炀帝时已设置四方馆接待四方外国和少数民族来宾。我莫名感觉“四方”好像由此成了郁师的一个生命空间密码，郁师最珍重的四方：西，自然是他毕生研究的印度；东，既是他的出生地中国，也是故乡东方明珠上海；北是北京，也是北京大学，他学术生涯生根发芽的地方；南是深圳，也是深圳大学，他教于斯、成就于斯的一方热土。

郁龙余老师于1946年4月3日出生在上海浦东的三林镇，是家中长子。父亲陈祥刚是南京燕子矶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落上海成为难童，先被普益习艺所收容，后被周姓人家收养，送到上海学裁缝。新中国成立后，陈祥刚在上海第五服装厂带着徒弟完成了中国服装行业的好几样技术革新而成为“工人革新家”，两次获评“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外公1935年去世，外婆1940年去世，母亲郁如心十四岁就独当门户，庄敬自强，是上海毛纺厂受人尊敬的标兵。郁老师说，父母本是苦命人，“为了养活兄妹六人，父母吃尽了千辛万苦，但是他们从来不说苦……父母的教诲，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争气”。因父母进城工作难得回家，郁老师十岁起就当家拉扯五个弟妹，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早岁生活的艰辛从没有扭曲、伤害到郁师的精气神，反而培育了他的担当、勤俭、智慧、豁達、坚韧和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涵养。

郁老师断断续续花了二十年在废旧讲义纸背写成历史小说《黄道婆》，周思明老师以《超越苦难生命的传奇》一文高度评价了这部小说。在我看来郁师所塑造的黄道婆及其他劳动者形象，于苦难中不屈不挠，常怀悲悯之心，乐于助人……分明闪现着郁师对父辈和故园的追怀。小说的确超越了苦难，其底色分明是人间最值得依偎的亲情、慈悲和团结互助，是黄浦江“会跳到锅台”的大乌鳢，是贴在墙上蟹螯骨壳做成的“蝴蝶”，是屋后三林塘港新涨的春水、甜嫩的芦粟，是秋来篱外野菊花的芬芳。

1965年夏天，郁龙余老师从三林中学毕业，在语文老师陈一冰和班主任周文良老师的鼓励下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攻读印地语。当时东语系主任是季羡林先生，而印地语专业的师资在南亚学系的三大专业中最强，除了研究室主任金克木先生、副主任徐晓阳老师，还有彭正笃、殷洪元、刘安武、刘国楠、金鼎汉、马孟刚、张德福、刘宝珍等老师，1965年印地语专业刚毕业留校的王树英老师和1966届毕业的王益香老师分别负责政治思想和业务工作。郁龙余老师在北大学习期间被选为班长，然而入学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刚读了一年大学就被卷入洪流，骤然失去了步步跟随名师深入学习的条件。在此期间，郁师以坚韧的毅力自学了印度语言文学、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1970年，郁龙余老师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印地语专业教书工作了十四年。

在厚厚的《季羡林评传》中，郁龙余老师历历述往，写下了季羡林先生对他的学术指引和帮扶，流露出真挚而深厚的师生情谊。多年来，郁龙余老师效师而行，季先生的言传身教已融入他的学术研究和生活中，甚至已“日用而不知”了。

跟随郁老师时间最长的杨晓霞师姐写道：“老师生活简朴，从不讲究吃穿，过着几乎印度的苦行者一样的生活。有时，我们想请老师一起聚餐，老师总说没有必要，到学校食堂打个盒饭就可以了。除了校外学者交流来访，或同门到深，老师很少出外应酬。”与季羡林先生如出一辙。

郁师的中印史学研究，最擅长也最具特点的是以人志史。中印两国学者间的相互往来、著作的相互翻译、思想的相互启发，体现了中印文化同音共律、广师求益的特质。郁龙余老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就有意识地认真思考中印交流的成果和其中有影响力的关键性历史人物，通过对成果的理解并与其他史料相激发，把握一个时代的基本面貌。记人记言作为历史结构单元本是中国史书的特点，郁老师通过记录、整理、研究和书写两国学者的思想，逐步将之纳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框架，最终上升为记载中印现代文化交流史的最重要方法。这源自季羡林先生的一次小小的勉励和期许：

“文革”后期，季羡林逐步获得了“解放”。有一天，我在外文楼遇见他。他叫我到他办公室。其实，这是一间空办公室，除了蒙满灰尘的办公桌椅、书架之外，什么也没有。我替他擦拭桌椅，又帮他把所有抽屉里的擦鼻涕纸清理掉……靠东墙的书架上有一摞书，我帮他整理了一下，又把书架擦了个干净。这时，他对我说：“这些书送给你，都拿走。”……在这一摞书中，有一本印度中印学会出版的《观光祖国诗及其他》，作者是谭云山。翻开，扉页上有他的题赠：

敬赠季教授羡林先生指教  谭云山一九五九年十月廿二日  北京

我问：“这谭云山是什么人？”季羡林说：“这个人很了不起，是泰戈尔的朋友和学生，这本书，你可以好好读一读。”

季先生肯定没料到，他送给郁师的这本小册子是一粒小种子，在郁师的努力下，三十多年后开花结果。2008年，第一座“谭云山中印友谊馆”在深圳大学落成，接受、收藏了谭中先生及其家人捐赠的谭云山的全部文献，而馆名，则是季羡林先生亲手所题。

季先生对郁师的另一个重要学术影响也未有人提及，我认为那就是季先生早年跟郁师说的“一个字也能写一部书”，这后来也成为郁师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通过识别一个个重要学术概念，厘清概念与概念间的特殊连接方式，再展开体系的营造与思想的进路，最后由小及大，揭橥中印文化交流丰沛磅礴的历史原貌。

1983年，教育部批准设立深圳大学，请清华、北大和人大支持。1984年，为了争取一家团聚，郁龙余老师带着二十六箱书和结婚时东语系老师们送的一口锅离开燕园，来到草创中的深圳大学，由此开启在南中国的印度学建设历程。由北至南，需要于无路处辟路的坚韧，但离开燕园是“困于心，衡于虑”后的决断。我曾反复研读郁师跟季先生辞行的一幕：

我在一个晚上，从红四楼（备斋）宿舍来到十三公寓季先生家。本来不长的路，变得漫长起来。平常轻松而随意的敲门，变得犹豫和沉重起来。进了门，向季先生说明辞行之意。他一言不发，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我请他写封推荐信，他说：“那边那么复杂，怎么写？”沉默，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他搓搓手望了我一眼，不知说什么好，眼中充满不舍、无奈和担心。我觉得再沉默下去不好，就说：“我在那里有了着落，再回来看你。”说着就告辞出门。季先生像往常一样，将我送到楼门口。我一步一回头地请他回屋，可是他一直站在那里望着我。我走到石桥边快要拐弯了，回头一看，他还在楼门口灯光下看着我。我心头涌上一股热流，我知道印地语专业招了好几届学生，正是用人之际。我也知道，我丢掉搞了十九年的专业，到了深大改行会遇到多大的困难！那个夏天的晚上，季先生在自家楼门口昏黄的灯光下，头顶上一些趋光的虫子在飞舞着，他久久地望着我远去，直到我看不到他。

从1984年至2005年，在深圳大学任教治学时期是郁龙余老师学术道路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其学术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清贫寂寞的学术拓荒时期，郁龙余老师受到乐黛云、汤一介老师的莫大鼓舞，此后转向了中西印比较文学研究和东方文论研究。这一阶段的学术成果如《中印文学关系源流》和《中西文化异同论》《中国印度文学比较》《中国印度诗学比较》是“两面一体”的，虽然都讨论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异同关系，但实际讨论的是中国文化的根性和中国学派的本质。例如，郁师曾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严厉批评著名学术大家没有历史传承自觉和“知识产权意识”，将中国传统理论概念借翻译之名套到西方概念上，从而造成对中国学术的极大损害。

2005年7月，深圳大学发文，正式成立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聘任季羡林为顾问，刘安武、孙培均、黄宝生为名誉主任，郁龙余为主任。当我将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教授签署的聘书送到季先生手上时，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此时的季先生，声名如日中天，根本不缺荣誉。他喜悦的是看到学生做对了一件大事。

可以说，如果没有一个眼界开阔、自立自强的学术使命担当人筚路蓝缕，没有几代中印研究学人的守望相助，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是不可能成功创建的。从筹备多年的艰难起步，到一次又一次获得高级别的肯定与嘉奖，每一项成绩的取得都得益于创建者的不懈努力和国家的强大支持。郁龙余老师带领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团队不断拓展思维空间、完善思路、丰富著述，利用学术联结及社会交往，深入印度学术界，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解读中印文化关系的深层次问题，对印度文明的根源进行学术溯源，热切为解决中印关系问题提供有建设性的对策意见，并著书立说，形成独特的中印地缘文明话语体系，国内外学者纷纷以受中心邀请到深圳讲学为荣。在郁龍余老师三十多年坚守与精耕细作下，一个扎根中印实际、自觉摒除西方话语崇拜迷障、具有灵活学术对话机制的中国印度学术研究通道终于水到渠成，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成为中外学界高度认可的印度学研究、中印文化关系研究的重镇。中心的印度学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印度学研究版图，向世界展现了学术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中国。

2016年12月1日，时任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在新德里总统府隆重召开颁奖大会，将第二届“杰出印度学家”奖授予郁龙余教授。“杰出印度学家”奖由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设立，授予在研究及教授印度哲学、思想、历史、艺术、文化、语言、文学等方面取得卓越贡献的海外著名印度学家。这是世界第二位、中国第一位学者获得此项殊荣。印度国宝学者、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金德尔教授，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说：“郁教授充实了中印两国之间伟大的价值交流活动。在这些价值中，心灵是一束神圣的亮光。他令我们想起了手持莲花、观照世界的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慈悲使世界美好，如同晨曦之于白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