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澄霞

曾宝荪（1893—1978）字平芳，别名浩如。她的曾祖父便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的曾文正公曾国藩。曾宝荪1912年远赴英伦求学，1916年获得伦敦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是中国女性中的第一个理科学士。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活动家，两次出席世界基督教大会；她又是教育家，为了教育事业独身一生；她还是毕生勤于著作的“写家”，著有《歧路》《实验宗教学教程》《我的宗教经验》《妇女对文化之贡献》《曾宝荪回忆录》《中国卜算术》等著作，并与张心漪合译凯瑟琳·福布斯《慈母心》一书。至于其他尚未入集的演讲和诗文，则散见于《教务杂志》《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女青年月刊》《艺芳季刊》等刊物。

以曾宝荪为代表的曾氏家族女子既遵守中国旧礼法，又学习西方新文化。曾宝荪1918年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即现今的长沙田家炳实验中学。2008年学校为曾国藩、曾宝荪和曾约农树立了三尊雕像，雕像下附有各人简历，并题有一段对这三位曾氏名人的断语：“他们在儒家的‘仁爱’思想中融进西方的民主精神，提出‘培养完全人格’的教育理念，至今闪烁着璀璨的思想光辉。”

大户小姐曾宝荪没有选择相夫教子夫贵妻荣的安逸人生，而是将毕生献给了教育，她的骄人业绩和卓越成就，当然首先归功于她个人的奋斗精进，同时也是时代所促成。

一

据曾宝荪的姑婆、文正公满女曾纪芬（1852—1942）在其《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记载，同治七年（1868）文正公为子女辈定功课单如下：

早饭后 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 食事

巳午刻 纺花或绩麻 衣事

中饭后 做针黹刺绣之类 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 做男鞋女鞋或缝衣

粗工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上验功课单谕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可见，在文正公时期，对家族女子的要求是“精治酒浆，手成履袜，岁时奉献，程督明严”，这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中传统女性的角色定位和立身之本。但是，随着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得风气之先的大国重臣官宦之家如曾氏家族，也开始悄然转变自身原有的教育模式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

可资例证如曾国藩，除了平定太平军这一世所共知的功业，他其实还是“中国教育使团”（原称“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两名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该团从1872至1881年间，共派出一百二十名青少年赴美读书，学成后再回国效力，既为清王朝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又促成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文正公的开拓性、前瞻性和现代性不言自明。曾宝荪的叔祖辈如曾纪泽受洋务运动影响，苦学英语，研究西方科学文化，有“学贯中西”之誉。从1878到1885年间，他先后出任清政府派驻英、法、俄等国的大使，栉沐欧风美雨，老家“富厚堂”藏书楼中就有大英百科全书、法文书籍等许多有关西洋文化的藏书，都系“惠敏公由外国带回”。曾宝荪祖父栗讠咸公曾纪鸿精通算学，能将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面一百位，为求能读外国书籍苦学英语以致积劳成疾。曾宝荪父亲曾广钧二十三岁就点了翰林，他不许女儿缠足，不给宝荪幼年订婚，允其加入基督教并出洋留学，所以，曾宝荪称赞“我父亲是一个极其维新的人”。宝荪祖母郭筠太夫人的维新意识也不逊其夫其子，她能通读《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儒家经典或官修史书，最爱看杂志报章，好论政治时事，常说“袁慰廷将来恐怕要做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据曾宝荪回忆，在其年幼之时，祖母“不赞成八股文章，也不愿两孙去考秀才，但她要我们学外国文字，因为那时正是留日高峰，所以我家里也聘了一个日本人森村要教日文”。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时代背景让曾宝荪走上了一条与曾氏女性先辈异样的人生之路。

曾宝荪四岁开始在富厚堂家塾接受启蒙，1904年秋入上海晏摩氏女校，1905年进入上海西门务本女校，1907—1908年就读于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改入浙江冯氏高等女校。1912年3月，曾宝荪跟随冯氏高等女校校长、英国人巴路义女士赴英留学，先于5月入瓦津礼堂学校，同年9月入黑山高级女子中学，1913年考入伦敦大学西田书院生物学系，1916年夏成为获得伦敦大学理科学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女子。翌年10月，同堂弟曾约农一起回国着手筹建第一所由中国人管理的女子学校，女校取名“艺芳”，乃为纪念祖母对自己的“甘聿之教”。艺芳女校从1918年至1949年存续三十二年，因时局动荡，曾三度停办又三度复校。此外，曾宝荪先后任过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校长，省高等检定考试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二、三两届世界大会。

二

曾宝荪为教育事业倾注毕生精力，是二十世纪著名的教育家。她的办学之路，是牺牲自我成就他人、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生动见证。

曾宝荪在1911年12月受洗成为基督徒，她也并非家族中唯一的一个基督徒。曾氏家族一直以儒学为治家之本，以不信佛道为祖训，更遑论洋教。但在二十世紀中西文化的迎面碰撞中，家族信仰出现“变异”也是时势使然。

曾宝荪信奉基督并入教主要受两人影响。其一是时任浙江冯氏高等女校校长的老师巴路义，巴师对她的包容爱护以及身体力行知难而进，让曾宝荪认识到“力行”精神对改变中国前途的重要作用，之前对基督教的疏离态度逐渐转变。1912年3月，巴路义利用假期陪同曾宝荪前往英国留学深造。为了陪伴她顺利读完大学，巴师放弃了在圣公会的中国教职并甘愿因此失去退休金。1917年10月巴师又跟随学成后的曾宝荪回国办学，在艺芳担任教师，直至生命终结。

另一位是传道士司徒女士。庚子年间司徒全家被杀，她也被刺伤致残，但她在宗教大会上受圣灵感动，以爱化解仇恨，继续在中国传道授业教英语。

两位基督徒教师乐善忘我、舍己为人迸发出强烈的精神感召力，令曾宝荪无比震撼、感动并折服。而曾宝荪当初读书的浙江冯氏高等女校创办人、富家名媛冯马利“深感中国之积弱是因为女教不昌，遂立志要开一女校，且要施行近代教育，教到入大学程度”。这些都令她萌发了回国创办女校开启民智的想法。

此时国内女校多由教会操办并且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曾宝荪便想到回湖南办一所“纯粹中国人主持的基督教学校”服务桑梓。在她看来“教会学校不是不好，但我想基督教若不纯粹中国化，则中国人总不能接受它，使它成为自己的宗教，如佛教一样”。因获得英国教会人士资金和师资上的多方支持，再加上曾氏家族的大力投入，私立女子中学“艺芳女校”1918年9月正式开学。曾宝荪的办学实践更多继承曾氏家风，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施中西合璧的办学模式。艺芳办校三十二年，三次被毁又三次重建，归功于全体师生的“力行”精神。曾宝荪曾说过：“我的信仰，却很影响了我生平的事业。我一生最大的事，就是办理艺芳女校。我把我的全副精神，所有财产，整个生命，供献与她。”

艺芳校龄三十二年，共招收初中二十六班，高中十九班，按当时每班毕业二十人左右计算，大约培养了一千多名学生（附小在外），可谓成绩卓著。在当时男尊女卑、妇女地位低下的历史条件下，曾宝荪开办女校培养女性人才，不仅真正做到了“服務湖南桑梓”，而且对国家、对妇女解放均有深远影响。

三

身处社会动荡变革剧烈的世纪之交，曾宝荪对女性的地位和处境了解深切。她以实干家的精神创办艺芳女校，致力于近代中国的女性解放，不忘初心，真正践行了一名女性主义者和教育家的担当和情怀。曾宝荪对男女两性不平等状况的历史成因论析得剀切详明，更为难得的是，这位二十世纪的杰出女性对男女平等的前提、条件、过程及结果等方面的分析或预判极富见地。

曾宝荪充分肯定女性的伟大和重要。她在《中国妇女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开门见山提出：“毫无疑问，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妇女，原因在于，妇女不仅占人口总数的一半，而且整个未来一代都要靠她们来抚养和训练。这样说并不为过：没有一个民族比其女性更伟大。”因此提高女子地位是改良社会的基础。而早在1925年的《女子问题》一文中，以她理科学士的文化背景，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条陈两性差异的各种成因，强调男女两性各司其职，不过分工不同而已，并无地位高下尊卑之分。她痛斥中国社会以女性为卑而施以禁锢摧残，或抹杀女性特点而强以男性标准以为解放或平等，都是对女性解放的曲解。同时又冷静地指出，女性地位的提高绝非仅靠言语就能解决，亦非一蹴而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层次，做好充分的准备。

那么，曾宝荪认为女性解放、男女平等要遵循怎样的层次，女性必须做好哪些准备，才能避免弊端滋生？《中国妇女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作了探讨和回答：

在妇女解放过程中，职业当然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尽管现在所有职业都已经向女性开放，然而，她们对于其中的大多数职业却不能适应。这从总体上说是因为所受教育不足，具体说来则是缺少职业教育所致。哪里男女真正平等，哪里就有真正的竞争。由于男子常常更合格，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把妇女挤掉。我们可以拿上海一家著名的印书馆作一实在的例子。1920—1923年间，该馆所有部门均向妇女开放，录用了不少妇女，但是，不久，大多数妇女便都由男子取代。她们被解雇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中知识、效率不够，从总体上又缺乏敬业精神。该馆声明，之所以解雇她们，不是因为她们是妇女，而仅仅是因为她们是不称职的工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指控。在社会不是因为妇女的重要工作而需要她们时，妇女在职业上所得到的礼遇是不应该的，也是无法持久的。妇女如果要真正从事任何职业，都必须认真对待，充分准备。

这段文字既揭示了女性职业教育水平与女性解放之关系，同时又指出，男女真正平等也意味着真正的竞争，即作为平等的人的竞争而非性别的竞争。特别是以商务印书馆解雇女工而改用男工这一实例，证明就业机会的平等、权利的平等并不必然导致结果的平等。男女平等远非仅止于权利／机会的两性平等，它还应包括两性在义务、责任、能力和社会贡献诸方面的平等或相当。妇女要真正从事任何职业，都必须在知识储备、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上与男性保持同一水准，而非靠着社会的降格以待，享受额外的庇护或礼遇，否则只会强化女性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依附心理。所以，商务印书馆解雇女工另用男工，绝非性别歧视，而是择优录用。

曾宝荪在《英美女权运动沿革述略》中曾大声疾呼：“我们中国的女子，得着一切的自由，是比较任何国都容易……然而我们不要就认为真正得了女权，我相信来日方长，竞争的日子，还是后面。姐妹们，我们必要预备长期的修养和自动的奋斗，才能步伍英美，享受女权。”1948年当选为“国大”代表且是主席团中仅有的三位女性之一，曾宝荪坚决反对在选举程序委员会里为妇女保留百分之十席位的提案，她认为妇女应当与男士一起，通过公平和公开的选举当选代表。主动拒绝来自男性社会的额外迁就和照护，要求与男性同台竞技公平竞争，以女性身份对女性群体提出这样严格的自我要求，曾宝荪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真正女权主义者。

在曾宝荪的一生之中，她远离婚姻和家庭而终生致力于教育和公共事务。她曾说：“我如果结婚，顶多能教养十个子女；从事教育工作，我可以有几千个孩子。”联系她的自我期许和自我要求，终生未婚这也未必不是她为了全心投入教育事业而做出的断腕之举。她对事业全力以赴，不仅在权利上，更在义务和贡献上做到与男性相当。

曾宝荪从未标榜过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她毕生将女性教育事业当成信仰一样来力行坚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致力于女性素质和地位的提升。仰望先贤，检视自身，当代女性的生存境况比起曾宝荪当年自然优越得多，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当代女性群体一直在呼吁的男女平等，是否沦为了只追求权利的平等，而在义务和责任方面却又安享“妇女儿童优先”的“女利主义”？这样自觉的双标，能够赢得女性真正的自我解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