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琪琪

笔者幼时曾购得一部插图版童话故事《金河王》（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现在依然存放在家中书柜的一角，虽然当时颇受故事情节和所附素描插图的吸引，但对作者的名字罗斯金并没有什么概念。机缘巧合，博士论文的选题让我再次关注到罗斯金，并认识到他在文学、艺术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重要地位。从当代视角来看，罗斯金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其三十九卷著述涵盖诗歌、建筑、绘画，甚至对考古学、地质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也颇有研究，并被誉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圣人”“美的使者”等。普鲁斯特、托尔斯泰、甘地等人都曾是罗斯金思想的译介者，李大钊、李叔同、丰子恺、鲁迅等人也曾在二十世纪初期将其介绍到中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有一部广为流传的社科读物《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即是罗斯金的作品，这本书在当时曾被视为中产阶级居家必备书籍，现在依然为英国青少年课业的必读书目。这部作品所谈论的内容对我们当下大行其道的“读书无用论”仍颇有警示意义。

一、何谓好书？

1864年12月6日，罗斯金在英格兰曼彻斯特的索姆市政厅进行了一次公开演讲，题为《芝麻：国王的宝库》，八天后又以《百合：王后的花园》为题进行了第二场演讲，这两次的演讲稿于次年以《芝麻与百合》为题结集出版。乍一看，“芝麻”“百合”“国王”“王后”“宝库”“花园”这几个名词，的确会令很多读者对讲座的具体主题产生困惑，更不会与“读书”问题关联起来。如果要解读罗斯金的此类谜题，我们需要对英国文学中的“隐喻”现象有一定了解。比如此处的“花园”，在英国文学传统中，莎士比亚曾在《理查二世》中将英国称为“英格兰花园”，拜厄特也曾在《花园里的少女》中将英格兰比喻为一个大花园，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同样将英格兰中部的平原称为草甸花园，再如华兹华斯、丁尼生、莫里斯等人有关“花园”的隐喻就更加不胜枚举了。

罗斯金在这两篇演讲稿中，其实是将“芝麻”“百合”隐喻为花园中的真正财富，即高贵的品行，类似于他在《金河王》中认为金子并不是金河当中的真正财富，仁爱之心才是获得财富的源泉。罗斯金的这一议题主要回应了英国当时普遍流行的功利教育和以获得财富为目的的读书行为。借助讨论“读书”，实则是批判社会现实，以及批判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繁荣将英国带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即罗斯金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恶化了英国的公共道德，传统农业社会的解体不仅使田园牧歌式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更促使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友爱、信仰被追求“资本”所取代。

综合这两次的演讲，罗斯金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意义，并向当时的社会开出了良药，即我们应该“读什么书”“如何读书”以及“读书为何”。在这本书的初版总序中，罗斯金谈到：《芝麻：国王的宝库》试图说明的是，我们不能把时间浪费到读那些毫无价值的书当中，而应该把精力放在那些具有深刻思想的书籍上面；《百合：王后的花园》则主要讨论了“读书”的意义，尤其谈到了读书之于女性地位、权利和教育等方面的诸多价值。至于为什么以“芝麻”和“百合”作为隐喻之题，笔者以为，正如阿拉伯童话故事中通过“芝麻开门”打开盗贼们的藏宝库，他认为“读书”如同捡“芝麻”，可为我们打开真理、智慧的宝库；而“百合”则象征女性的纯洁，是一种理想中的艺术形象，接受了正确的教育则可成为美德花园中的王后。

对于读什么书的问题，罗斯金将书分为两类：一时之书和永久之书，为我们明确了学习对象。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罗斯金的这种划分标准其实与我们当下对该问题的一般认识有所不同，他认为一本书的好坏并不意味着它是否能为更多人所接受。好书、坏书都会有相应的读者和受众，都有可能流传后世或者昙花一现。但如果按照常规观点来看的话，应该只有那些被称为好书的著作才会受到大家的追捧。为什么罗斯金会提出坏书同样可能受到热捧呢？一方面受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差异影响，好坏的标准常常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还要考虑不同读者的主观需求，甚至书籍内容的好坏也是因人而异的。罗斯金进一步细化了好、坏书之间的区别，他谈到了两对概念：一时之好书和一时之坏书，永久之好书与永久之坏书。他的细分标准依旧与传统观念不同。他将一时之好书视为那种可以为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提供帮助的书籍，诸如一些旅行游记、小说故事、回忆录等。一时之好书虽然可以为日常提供一些便利，但绝不应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书籍”。罗斯金的这种区分与他在艺术批评领域的相关阐述是一脉相承的，比如罗斯金在讨论艺术的功能时，将艺术分为实用艺术、宗教艺术与道德艺术，实用艺术也就是一时之好书，而后两种则可视为提供精神指引、具有真正价值的书籍，它们的存在使思想隽永，或者警醒世人。

作为一位柏拉圖主义者，罗斯金认为伟大的艺术在于提升人的审美，感染人的性情。一部真正的好书就如同一幅伟大的绘画，对其“观看”将会使更多人“听到”作者／艺术家的声音。或许有人依然会问，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籍各有不同，从“好书”的角度来看，它们又有什么区别？我们同样可以类比于罗斯金在艺术批评领域的基本观念，即每个时代的伟大作品都是对该阶段国家、民族、地域的精神反映，“书籍”同样如此，不同历史阶段的著作所表现的，一方面是作者本人的个体感受，另一方面又是时代精神在个体身上的印记。而且每一历史阶段都曾有流传后世的伟大作品，往往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它所表达的思想在历史当中是独特的，同时也是有价值的。

二、如何读书？

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来撰写这类真正的书籍，他们不断地积累着“国王的宝库”，丰富着人类思想的财富之乡。但这些书籍中蕴含的真知，在罗斯金看来并不能轻易地获得。它们的智性与社会大众的接受能力并不相同，也就意味着要对读者本身的学力提出一些要求。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读书”。

罗斯金对读者提出了两点要求：首先，要以虔诚的心向先贤求教，通过他们的书走进他们的思想，而且不能以挪用他们的思想来阐释自己的观念为目的。或许一些读者会以为所谓“虔诚的心”是一句空话，甚至是废话，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该讲座的历史语境进行思考。进入十九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对社会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表现在价值观念的冲击方面，整个英国社会弥漫着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上帝福音、《圣经》箴言不再是指导公众行为的准则，狂热的逐利、疯狂的破坏、盲目的扩张等行为严重恶化了英国社会现实的道德。该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牛津运动”就是一次来自宗教信仰层面的反抗。所以，罗斯金强调要以中世纪间对宗教精神的“虔诚”来解决社会困境。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讲座中重点强调“虔诚”一词，而不是简单认为“读书”只需认真地阅读、仔细地观看等言辞。这一叙述类似于他在讨论绘画的“观看”问题时，尤其强调对艺术“感知”的理解，而不能仅留滞于对艺术作品的表层视觉审美当中，这一问题对本雅明等人关于艺术品的光韵、灵性，甚至是“艺术的终结”这一重大问题都曾产生影响。

其次，在进行具体的阅读行为时，罗斯金尤其重视逐字逐句的阅读能力。这一观点对处在新媒体时代的我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周宪先生在讨论当代中国国民阅读生态的困境时，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从“沉浸式”到“浏览式”的阅读转向。也就是说，在媒介的影响下，传统的纸质阅读越来越受到“媒介”的干预，同时伴随着“深度”阅读能力的缺失，尤其表现在我们当下的阅读趋向，偏重“快”“泛”“短”“浅”“碎”的内容，很难进入沉浸式的深度思考当中。罗斯金对此提出了他的解决方式，他认为语言文字作为书籍表达思想的主要工具，必须要养成逐字逐句的阅读习惯，才可以让我们深刻理解字词的深刻意蕴。甚至对一些特定学术领域的书籍，要能够做到深刻地理解一些词句的术语内涵。这一观点在我们日常阅读过程中无疑是极易被忽略的，甚至在专业阅读中也存在这种现象，最典型的就是一些研究者还未意识到我们阅读的外文译著能在多大程度上表达出著者的原意呢？

只有达到上述两种阅读能力，读者才有可能进入那些伟大书籍的深刻思想当中，才有可能像它们的作者一样认识世界。通过阅读那些真正的书籍，我们不仅要向它们学习什么是“真实”的，更要像它们的作者那样感受什么是“正义”的。而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所具有的民族品格，正是建立在无数这类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那些正在被资本“绑架”的人们当中。

三、读书为何？

罗斯金在讨论“读书为何”时，主要指的是“读书的意义”，而不是“读书的目的”。如果将“读书”视为一种通达某种目的（获得某种利益）的途径，我们基本可以将这种观点视为“读书有用论”。罗斯金认为这种以“有用”为导向的行为完全违反了读书的真正意义。反观我们当前大行其道的“读书无用论”，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当下对“读书”的态度距离真正的“读书”要更远呢？

罗斯金之所以反对“读书有用论”，是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英国公众越来越沉溺于一种疯狂的贪婪当中，甚至丧失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已经无法理解任何伟大作者的语言，根本无法进行正确的“读书”行为。罗斯金明确提出，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能以一群只会赚钱的暴徒般的形式存在，他的这种比喻直接指涉英国当时正在进行的世界范围的侵略行为。在罗斯金看来，在这种国家生活的人轻视文学、艺术、科学，一心只知道追逐名利，“读书”对于他们而言已经不再能产生重要意义。

相对于《芝麻：国王的宝库》中讨论了“读什么和如何读”的问题，《百合：王后的花园》则从教育的角度回应了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罗斯金认为，好的“读书”方式和由此带来的道德影响能够使人获得一种力量，它使人不再受到误导，不再无知，这种力量是真正意义上授予人们纯粹的“国王”精神，也是“读书”的真正价值所在。除此之外的其他目的，只不過是在追求影子而已，得到的也只是一种“王冠的表象”（语出弥尔顿的《失乐园》）。所以他提出，真正的读书并不在于你读了多少书，而是你读了真正有意义的书，并且这些书对你又能产生影响。他更加强调的是一种通过读书对个体精神带来的蕴养，反对将人的本质视为对外在物质财富和名声荣誉的追求，能够实现“心灵的强有力，思想的强有力”才是最为高尚的“读书”效果。只有达到了这种效果，才是真正的“国王”，他们最终拥有的，才是真正的“国王的宝藏”。

通过进一步分析贵族教育，罗斯金阐述了女性通过“读书”所拥有的“王后的权力”。他将教育的第一要义视为从书中获得一种指引，也就是我们在面对重要难题时，能够得到最睿智、最伟大先哲们的指示。每当我们在困境中感到迷茫、失去判断力时，通过正确的“读书”就是在向他们求助，并在他们的教诲下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使思想上获得更纯粹的升华，从而克服自身的狭隘。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罗斯金所批判的“读书有用论”，实则强调的是工业时代的到来异化了作为主体的“人”，而动荡的时代尤其需要对人性的守护。“读书”作为重要方式，可以为社会提供“秩序”“同情”与“甜美”；“读书”的目的不应助长躁动的风气，而应该让我们更加坚守对善的追求，更加尊重生命的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