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棣

《杂记赵家》的作者杨步伟（1889—1981）是著名学者赵元任的妻子，堪称民国时代一位奇女子。一般人只知道赵元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当年并称清华四大导师，听说过他太太杨步伟女士的人则少了一大半。可是深究起来，她当年的风头名望怕是绝不亚于她的夫君。《杂记赵家》也不是她的第一部著作，而是她最后写的一本书。

她的第一本书是《中国食谱》，最先以英文版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书名是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菜肴与饮食文化，由大女儿赵如兰译成英文，赵元任作注。该书由胡适、赛珍珠分别作序，原本还有一大堆名人都要写序，其中包括林语堂，结果作者不乐意，问到底是出版名人序言集还是她的书。于是，赛珍珠提议由一位中国人、一位美国人写序，这才确定下来。出版后被《纽约时报》报道，广受欢迎，再版重印二十多次，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欧美持续畅销风行二十多年。书中还写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当年曾经在实验室里测定过，如法炮制的中式烹调，并未大量破坏食材中的维生素。她后来又补写了《怎样点中餐》（How to Order and Eat in Chinese），一并汇入此书。

不仅书畅销，人也没闲着，不断有人邀请杨步伟演讲和上电视广播教做菜，都被她回绝了，说如果从书上看不懂，那就是这本书写得不够好。但她在波士顿还是被赈济中国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请去每周办一个中国餐，连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教授太太们都加入了。一次午餐总有一百七八十人，会里出每份二毛五分的材料费，头一天就要组织人手到批发地买便宜材料，第二天早上做好了拿去每份卖一元八毛，赚下来的钱就用于赈灾。

杨步伟本是大家闺秀，从小不用自己动手做菜。只因在日本留学期间自己的中国胃消受不起，才举刀下厨，开始掌锅。她动手能力极强，甚至可以说一双手就从也闲不下来，分分秒秒都要抓一样东西在手里或是揽一样差事在身上，才算把时光打发得足以心安理得。所以，厨艺也是一开始就无师自通。据说她父亲过世后需要办祭奠酒席，她居然自告奋勇要独自包揽，众人全都不相信，还讲风凉话，说小姐的厨艺大概只能供死人享用，不料她一连做了几十个菜，人们尝了都叫好，于是纷纷围坐开吃，摆了整整四桌。

她在日本學的是西医，1919年回国后与同学合开了一家诊所，只设妇产科与小儿科，算起来比林巧稚在北京协和医院里担任妇产科助理医师早了整整十年。现如今人们普遍把林巧稚看作中国妇产科的奠基人之一，却少有人提及这位比她大十二岁也早行医十年、专攻妇产科与人工避孕的杨步伟。若不是因为她一年后结识了赵元任，两年后与赵结婚，婚后随丈夫去美国做了“全职太太”，中国现代妇科学的历史就要改写，应该可以说，她是一个被语言学家耽误的妇产科医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当年开办诊所时就考虑到有条件节育的只是少数女性，大量穷人根本无法来诊所，于是就想出一个兼济天下的主意，允许每一位付费来诊所的妇女可以介绍三位贫穷女人来免费就诊。这个办法虽然不错，但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上流社会的妇女也没能结识那么多下层女子可以来分享这样的医疗资源。

杨步伟原本已得到黎元洪要捐赠十万元来盖医院的允诺，但由于赵元任的出现，她只好对黎元洪说，自己马上就要结婚，婚后又须出国几年，只能请他暂停捐款盖医院。她的人生轨迹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位妇产科先驱消失了，但世界并未从此损失一位独特传奇的女性。赛珍珠在给《中国食谱》的序言里写道：“我想要提名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要取得世界和平，还有比围坐一桌享用鲜美菜肴更好的方法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促进友谊的方法吗？和平只能建立在友谊之上啊。”“从前我们大体上知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文明的民族之一，如今这本书证明了这点。只有高度文明的人们才会这样享用食物。”

赛珍珠的序言未免过多溢美之词，可是《中国食谱》的问世与走红也不能说是与世界和平无关。1945年，日本终于在被美国扔下两颗原子弹之后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样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一本宣扬中国饮食文化的书脱颖而出，要想不走红都难。出版商和胡适都勉励作者一鼓作气接着写一本自传，于是作者又开始用中文写起了《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据作者后来在《杂记赵家》中描述，“元任觉得越看越有趣，就接着快快地译下去”，一位看似没有自己事业的“全职太太”的自传就这样出笼了。

我是1987年秋天在作者的大女儿赵如兰女士家里读到这部书的。说来也真是凑巧，那一年我只身自费赴美攻读硕士，有一天在就读的麻省大学波士顿校园内遇见一位出生于美国的华裔学生。对方听说我来自中国，问我听说过赵元任没有，想不想见一见他的女儿。于是，他热心地把我领到哈佛大学音乐系拜见赵如兰教授。如兰女士说当天晚上家里有个华人聚会，欢迎我们参加，后来由于那个学生听不懂普通话，只好抱歉仅邀我一人，嘱咐我提前到哈佛燕京图书馆门前等候，有人会安排车辆接送。当晚我如约前往，由燕京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凤女士安排车辆送去赵府。张凤来自中国台湾，十分热情，她按照传统习俗，称呼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卞学鐄的妻子为卞赵如兰教授。

当晚跨进如兰女士家中那间宽大的客厅，只见一面墙排满了线装古籍的书架，对面墙跟前有个半人高的小书架。我初来乍到，便挑了小书架旁边的座位入座，把中间一圈沙发座椅让给资深宾客。后来，才知道他们这样的聚会每月一次，每次一位主讲人，随后大家即席发言，自由讨论。就在等待开讲的时候，我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翻阅，不意刚巧正是杨步伟女士的《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一上手便被书中的语气和故事吸引，完全忘记了身边正在进行的沙龙活动。

自由讨论结束后离开赵家时，我手握书本依依不舍，趋前与如兰女士攀谈。我对她说起，就在当年春天，我曾携女友去北京旅行结婚，特地去父亲的老友赵朴初先生家里送喜糖，当他听说我正在申请赴美留学深造，等候录取通知，便与我说起他自己1979年访问美国时曾在赵元任夫妇家里住过一晚，年过九十的杨步伟女士还亲自下厨做了一碗菠菜请他这个未满七十的小老头品尝，感怀故人，记忆犹新。如兰女士闻听此言喜出望外，要我下次一定再来，我便开口向她借阅她母亲的这本自传，即刻获允。

一个月后我去还书，兴奋地告诉她从书里得知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竟是作者的祖父杨仁山，于是提及一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往事。当时我父亲每月回家一次，他曾特地请来一位老部下、原南京市宗教事务处史正鉴处长一起骑车去金陵刻经处查看“文革”中的损毁状况，写信详细告知赵朴初先生。如兰女士问我这是发生在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她父母之后还是之前，还说赵老当时也陪同会见。我说我还真是记不清了，我父亲不是没有可能主动去做此事，但受赵朴初委托的可能性更大。赵老不是那种高调声张的人，绝不会打着总理招牌去号令地方官员，他也指挥不动，而让我父亲暗自查访的可能性极大。“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父亲就曾受党指派，协助赵老在上海租界开办过几十所难民营。

后来，我每月都去赵府，听说这个聚会还有一个正式名称，叫作“剑桥新语”，从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举办了。大家每次都要签到，如兰女士还曾当众展示过当年胡适等人签到的笔迹。我去参加的那些年里，活动分别轮流在赵府以及杨联陞的弟子陆惠风先生家里举行。赵家总是煮一锅八宝红粥待客，陆先生则熬一锅八宝白粥酬宾。那时，我在赵府见过的主讲人包括余英时、季羡林、李慎之、叶嘉莹、杜维明等，我还在陆家见过王蒙。

记得有一次如兰女士还亲自介绍过刘半农、赵元任作词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说她父亲主张用一种不同于今天所谓美声与民族唱法的发声方法来唱此歌，甚至当场播放了父亲当年留下的录音。最令人难忘的是，她说就在鲁迅先生发表《记念刘和珍君》那会儿，刘半农和赵元任还合作谱写了歌曲《呜呼三月一十八》，今天只记得二位谱写爱情歌曲的人们，又怎知他们高贵的良知与品性。

虽说我是那样熟悉赵府的客厅，却发现如兰女士完全不是“交际花”类型的女人。每次开讲前她几乎从不在客厅露面，多半由张凤女士张罗招呼客人与嘉宾，介绍大家相互认识，卞学鐄教授也是等到差不多快要开讲了才在客厅落座，认认真真地听讲。只有到了自由发言时，他们二人才会插话提出个别问题，甚至一个问题也没有。旁观者如果不了解内情，简直猜不到这是赵家的客厅，这让我想起当年颇负盛名的林徽因的客厅，真是大相径庭。

再后来，参加聚会的人越来越多，客厅已经容纳不下，便改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会议室举行。1998年，我的英文回忆录Thirty Years in a Red House由麻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我也荣幸应邀主讲过一回，由赵如兰女士亲自主持。做事一向认真的她，为了这次活动还特地收集各种书评集萃（包括韩素音女士给我的私人贺信摘要）打印出来分发给大家。现如今这一纸短短介绍，业已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作为卞赵如兰特藏保存。

虽然她曾亲口对我说过她母亲还另著有《杂记赵家》一书，英文书名The Family of Chaos，系由罗素先生在她本人出生时所起，Chaos在英文里同时兼有杂乱与赵姓的意思，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拜读中文版本。除了记得曾在《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里介绍过的一个故事以外，大都是闻所未闻的情节。那则老故事是说，有一次作者二女儿患重症发高烧，虽请了医生来家里打针，仍然十分危险。几个小时之后医生再来看时，发现杨步伟正在家中不紧不慢地剔螃蟹肉，诧异她为何如此镇定。她对医生说，越是这样紧张的时刻，越是要找一件不相干的事情来做，才能打发时间，不乱阵脚。

我在《杂记赵家》一书中屡屡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临危不乱、始终都有主见的精干女子。赵元任先生一生不愿担任行政职务，每每推脱，另荐他人，甚至不惜避而远走他乡，客居国外，他和那个著名的中央研究院以及史语研究所的关系即是如此。自从有研究院起，杨杏佛就答应赵元任不任行政职务，傅斯年也知赵的心意，不让他做总干事。所以，后來只是由陈寅恪挂帅历史组，赵元任担纲语言组，李济领导考古组，许多行政杂务还是由赵太太一手包办，尤其是在抗战期间迁往西南后方的途中。

该书最有意思的精彩片段就发生于此，让我们充分看清当年那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对于各类低下人品都揭露无余，远比小说《围城》里的描写还要精准真实、入木三分。那对吴之椿夫妇，嘴脸如此丑恶，势必遗臭万年。就连李济及其老父的表现，也再三让人跌破眼镜。掩卷之余，我不免暗笑，想那《南渡北归》的作者怕是没有读过《杂记赵家》，否则笔下又怎会竭尽颂扬之能事。其实，人品人格的高低上下总是客观普遍存在的，绝无可能某个时期某个国度里人人皆君子。联合国机构内和美国的高等学府里，小人也比比皆是，《杂记赵家》里亦有记载，白纸黑字。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赵元任已辞退哈佛工作正准备回国，听闻要他去南京做中央大学校长，急得大叫：“我从来不喜欢做行政事，也不会做！”几度推辞不成之后，还是赵太太当机立断，只有暂停回国才能免除此任，于是接受了加州大学的聘请。书里说，傅斯年后来“只得骂我：‘什么主意都是你出的。元任若做校长，还不是你做？多好！’我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不愿他做校长——我背骂名，好的都是你们男人的，坏的都是我们太太的，我才不受这种骂名呢。’”

快哉！斯人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