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寸丽香

本书以聂耳日记（北京部分）和聂耳及其作品在北京的影响为主线，反映了聂耳在北京云南会馆勉强解决温饱吃住，到清华、北大求学义演，为东北义勇军将士义演，与流亡北平的东三省同胞及“北漂”人士交流互动，与乡亲好友到中南海、太庙、颐和园、香山考察，向国际级小提琴家拜师学艺，参与创建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等活动，探寻聂耳音乐创作提升，并为《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创作打基础的一段特殊经历。全书以日记、史实及当事人回忆为基础，再现聂耳生前身后，尤其是聂耳作品及国歌旋律在北京、全国甚至全球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浩如烟海的中外歌曲中，聂耳与田汉分别作曲和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脱颖而出，于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议正式恢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义勇军进行曲》以宪法地位，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共产党人格言宝典》（中国文史出版社）这样评价聂耳的作品：“……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中国的最强音，因为它的每一个音符，都是饱含着中华民族的血泪谱成的。……”每当国歌响起，人们都会被它那高亢激昂的曲调深深感染，获得一种刻骨铭心的激励和鞭策。

滇游子“北漂”

1932年夏日的一天，北平宣武门外教场头条口，在一个被称为云南会馆的四合院里，不时传出云南花灯曲调，还有彝族、白族韵味十足的踏歌声与阵阵喝彩声，连见多识广的胡同大妈也被深深吸引。原来，这里迎来了聂耳、陆万美、张天虚（张鹤）、高杰夫等多位滇籍热血青年。他们有的从日本归国，有的闯荡过上海、天津等地，在追求或探索着自己理想的人生道路。他们白天各忙各的，夜晚又陆续回院，相互走访、互相关照。据高杰夫回忆，他最喜欢聂耳那热情待人、活泼健谈的性格，会常去聂耳屋里聊天。无论国事、家事、天下事，聂耳都能把它讲得淋漓尽致。中秋节前的一天，他们相约到香山赏秋。他们约着同登香山，一览北国秋色。记得在攀山途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人们只顾走路，突然从林中传来一阵凄楚的哭声，大家驻足细听，又恰似我们云南人哭坟，而且是个妇女在哭。一时间个个都蒙了，你看看我，我瞅瞅你，猛然有谁发现聂耳不见了，这才恍然大悟：“一定是俏皮的聂耳在鹦鹉学舌。”大伙随声追寻，发现果然是聂耳在模仿“小寡妇哭坟”。聂耳的这场“表演”在数十年后，仍让同乡们记忆犹新，大家佩服他的乐感才华和触景生情的能耐。闲暇时，高杰夫还听过聂耳用家乡的土话学玉溪跑堂倌的吆喝声，或者昆明腔调的叫卖小曲。你只要细听，仿佛置身于生意兴隆的玉溪小镇或昆明闹市。

那年入冬前的一天，有位朋友离开北平回云南，聂耳与几位同乡到前门火车站送行。聂耳平时待人一往情深，殷切炽热，但他的感情表达方式总是与众不同。这次送别时，火车就要起动了，聂耳不掉泪不挥手，就在大庭广众下，扭动起他灵活的身躯翩然起舞，唱起家乡的花灯调，顿时让车内外的人们在阵阵欢笑声中阔别亲友。

聂耳在北平期间，正值日本强占东三省后，从沦陷区到北平、天津的逃难同胞聚集在此。他在1932年10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明晚，清华毕业同学会在清华礼堂开义勇军募捐游艺会，请我去帮忙音乐，有‘剧联’的四五个剧本。”次日，聂耳非常忙碌，但仍如约参加在北平的义演活动。“早起跑到李健家，约他晚上到清华，要了二十几个子坐车练琴。决定演奏Ligaspee给的《第五变奏曲》。不论在洋车上、走道时，脑里都在回荡着International（《国际歌》）的旋律，预备着晚上演出。五点半由中南海起身，西直门坐洋车去的，几个冷包子、干烧饼便算是混过晚饭。刚入礼堂将到开幕时间。即时奏完了事，可惜钢琴不能摆在台前，而且有重重的幕景，台下听不见！遇清华的同乡们，全振环也在。所演出的剧以《战友》为差，其余《S.O.S》《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乱钟》还不错……”

滇山云水滋润

1912年2月14日，聂耳出生于钟灵毓秀、人杰地灵、风光绮丽的云南昆明。父亲聂鸿仪是玉溪著名的老中医，母亲彭寂宽（傣族）不仅懂些医药知识，还能歌善舞，夫妻俩在昆明市甬道街“成春堂”行医。聂耳二姐、二哥、三哥和聂耳本人均在昆明出生。1916年7月16日，父亲病故时，聂耳仅4岁，是母亲边行医艰难谋生，边精心抚养他们弟兄几个，才为聂耳打下一个坚实的音乐实践基础。

父亲去世后，母亲与哥哥、姐姐带着聂耳艰难支撑家业。6岁时，聂耳进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取学名聂守信。1922年，他入求实小学高年级读书。1924年，他高小毕业，次年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1927年，他春季初中毕业，秋季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8年，聂耳在省师加入共青团。

聂耳从小就表现出了在音乐方面的浓厚兴趣和卓越才能，是滇山云水的神奇土地和他本人的勤奋好学成就了聂耳，他在学童时期就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多种乐器。聂耳经常与哥哥、姐姐及昆明市的老艺人一起演奏《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木兰从军》《昭君和亲》等乐曲，对中华各民族音乐和云南当地流行的花灯剧、滇剧、洞经音乐等都有浓厚兴趣，并经常参加演奏。昆明街头白族、彝族、傣族等民族兄弟或围着篝火，或举着火把跳舞的场景，都是聂耳撷取民族民间音乐的大好时机。还在云南省立一师上学时，聂耳就与师生共同组织了“九九音乐社”，谱写了校园歌曲《省师附小歌》等初期作品，还用小提琴为一些歌舞剧伴奏。他向法籍音乐家柏希文等旅昆外国音乐教师学习乐理知识和弹奏钢琴，经常参加省师戏剧研究会举办的游艺会，还在学校组织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出中反串过女主角。聂耳是高级师范毕业，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毕业，他从没有进专业的音乐学校学习，是自学成才的音乐家。他的处女作是在云南写成的《省师附小歌》，绝唱作品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他曾用云南玉溪花灯调《玉郎》改编创作成《一个女明星》，又用“浣玉”作为笔名发表文章，表明自己是玉溪人、云南人。

滇军生涯铸魂

聂耳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乐声中成长。1928年11月，聂耳离开昆明参加滇军范石生部。南昌起义后，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在转移过程中曾受范部滇军掩护。此时，活动在湘南粤北的滇军队伍中，便有聂耳的身影。

鼓励有志青年学生参军，是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争夺武装力量的重要策略之一。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年轻的共产党人懂得要实现“兵变”必须先“变兵”。后来经过各地党组织的多方努力，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学生先后入伍。20年后，国民党部队的系列阵前起义、投诚和哗变，与当初共产党组织的这场潜移默化的“变兵运动”不无关系。

1928年11月28日，聂耳所在部队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和在云南招募的新兵们在昆明登上开往越南的米轨小火车。火车行走的是滇越铁路。到达越南海防后，官兵们又转乘轮渡经中国香港到达广州，然后或步行或乘车来到湖南郴州。这一路上，不论是在狭窄的米轨小火车中，还是在闷热难耐的船舱中，中下级旧军官们利用运送新兵之机特地将云南的鸡鸭等禽类搭载在车上，并与新兵们同车装运，使得初涉世事的聂耳和新兵们在难闻、难耐的车（船）狭小空间中与禽兽及其粪便共处了十多日，加上军官们克扣军饷、减少食物和饮水供应、故意刁难甚至折磨等行为，一路上的虐待使得逃亡现象经常出现，于是挨棍棒甚至被枪毙又成为这批新兵的家常便饭。这一路行程使得聂耳对旧军队最黑暗、最腐朽的一面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最直接的感受，也使得他在与其他云南同乡一起进行的反对虐待士兵、反对克扣军饷、反对草菅人命等斗争过程中，不禁为中国军队和军人的出路而忧心忡忡。这为他后来听到东北义勇军英勇对敌作战，并为其写出《义勇军进行曲》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达湖南郴州进行几个月的新兵训练后，聂耳被分配到137团二营七连任文书，被授予上士军衔，他经过努力很快得到上司的信任和重用。1928年3月28日，聂耳与团副阮守诚一起被派到广州执行任务。当他们到达广州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因蒋系与桂系矛盾激化，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又受到反动军阀的严重摧残。滇军范石生也由于与朱德等红军将领有联系及“追剿”红军不力等原因，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范石生到广州以养病为名避祸，范部所属滇军很快被蒋控制。就在聂耳到达广州次日，被告知原部队解散，只在广州领取到75元遣散费后自谋出路。然而，聂耳舍不得他一路上同甘共苦的战友，用遣散费花两天时间到部队营地，只见人去楼空，部队已开拔，自己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

从郴州军队营地归来，聂耳几乎陷于绝境，又无颜面见家乡父老，只好回到广州，暂住云南会馆。然而，生存的压力又重重地压在他那稚嫩的肩上。他便到黄埔码头当起装卸工，这一时期的经历，使得年少的他早早地深入接触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为他日后创作反映码头工人心声的作品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广州当装卸工所挣的钱还是不足以维持其生活、学习和热爱音乐的需求。家乡云南仍以一种巨大的魔力吸引着他回去，只是苦于手中没钱回乡。好在那位曾与他同行的副团长阮守诚看在云南同乡的分上，特意到云南会馆找到聂耳，并为他买了回云南的车票，这样，聂耳才得以回到云南。

回到云南后，在其二哥聂叙伦、云南省立一师校长杨天理等人帮助下，聂耳回省立一师学习，但始终没忘记已是共青团员，他很快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不久，昆明翠湖周围人口十分密集的青云街、北门街发生了一场因运送火药引发的大火灾。史称“七一一事件”，数千间民房被炸毁，死伤上万人。在云南地下党组织和共青团的领导下，各校纷纷成立了“七·一一青年救济团”来救济灾民，聂耳也积极投身此次活动中，并成为省一师救济团的负责人，然而当局不仅无视被炸群众的损失，还乘机捕杀进步青年学生，聂耳也因活动积极而名列其中，被列入“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为保护革命力量，经研究决定，组织上强行让聂耳回到故乡玉溪暂避。1930年，他和旅昆校友到玉溪宣传演出。但是，玉溪也已经不再安全，恰在此时他也已经从省立一师毕业，便沿着他当年从军时走的路线，经越南海防，到香港后又辗转到上海，在云南人经营的小商号“云丰申庄”中当小伙计。开始其“上漂”生活。

“上漂”“北漂”“海漂”

聂耳到达上海，世界巨富、大土豪、地主、恶霸、老爷、小姐、太太等达官显贵在十里洋场应有尽有，各种糜烂生活充斥于市。凭着音乐天赋，聂耳完全可以创作靡靡之音，跻身所谓上流社会，他却把目光转向劳苦大众，转向芸芸众生，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

1930年11月，聂耳在上海加入“反帝大同盟”。1931年3月，任明月歌剧社小提琴手，师从普杜什卡，接受严格的小提琴训练，还自修钢琴、和声学、作曲法等。1932年4月，他认识了左翼剧作家兼诗人田汉，建立了与左翼文艺界的联系，进一步坚定了走革命音乐道路的决心。和田汉的友谊与合作，对聂耳的艺术成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2年8月，他离开明月歌剧社前往北平，积极参与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演出活动和组织建设，并师从外籍教师托诺夫继续学习小提琴。11月重返上海，进联华影业公司一厂工作。其间创作了《进行曲》《圆舞曲》《大伦之爰》。1933年，聂耳经田汉和赵铭彝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被联华公司辞退，4—11月在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创作了《开矿歌》《饥寒交迫之歌》《卖报歌》《翠湖春晓》《金蛇狂舞》《昭君和番》《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毕业歌》《山国情侣》《大路歌》《开路先锋》《飞花歌》《新女性》等歌曲。

聂耳的作品，绝大多数反映的是人们生活中最真实、最朴素、最富有生活气息的一面。面对同样在上海打工的云南籍劳工、每天路遇的当街报童和工友接触的歌舞女郎等，他用自己最真、最善、最实的心为他们歌唱，抒发他们的情感、发泄他们的不满、控诉他们的不公，不愧为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骄傲。

《义勇军进行曲》，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中国的最强音。因为它的每一个音符，都是饱含着中华民族的血泪谱成的。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迫使聂耳决定出国，拟经日本前往苏联学习。他于4月18日抵东京。在日本，聂耳考察了日本音乐、戏剧、电影等方面的动态，向日本文艺界介绍了中国音乐的新发展，并加紧学习外语和音乐。7月17日，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中，聂耳还积极努力，创作了《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逃亡曲》《塞外村女》《打长江》《采菱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伤兵歌》《白雪歌》《春日谣》《采茶歌》《茶山情歌》等歌曲。

聂耳遇难后，其兄聂叙伦1938年从上海接回由张天虚等人从日本带回的骨灰，葬于昆明西山华亭寺右侧的松柏间，并设置聂耳陈列室。后经迁葬、重修，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日寇铁蹄入侵、国土沦陷的危急关头，聂耳以“敢为天下先”的过人品质与洞察力，赶赴北平的短短数月，是他短暂一生中弥足珍贵的精彩时刻，却奠定了他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基础和元素，也让国歌作者与北京（平）这座文化古都紧紧相连，他在此酝酿，后在上海、日本完成的作品，发出中国人民的最强烈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至今在全球无数遍奏响，聂耳英名也随祖国及人民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