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润 泽

在审视明末女真历史时，我们常将目光过度聚焦于努尔哈赤，却忽视了努尔哈赤起兵时的其他女真群雄。就实力而言，当时海西女真的乌拉、叶赫等部均有统一女真的潜力，甚至1605年时的朝鲜人也认为“忽温、如许(叶赫)、建州卫三酋”“有鼎立之势”。(1)《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九，宣祖三十八年七月戊子日条。乌拉部的布占泰即位后更是积极招抚东海女真、朝鲜藩胡，并从朝鲜受职，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即使最终功亏一篑，仍成为明末女真群雄中努尔哈赤最为强劲的对手。即使在乌拉部灭亡后，努尔哈赤仍受益于布占泰的“遗产”。

关于布占泰与藩胡及对朝鲜的战事和受职问题，韩国学者已有一定的研究。徐炳国的《朝鲜前期对女真关系史》一文中的第三部分有简述乌拉、建州招抚藩胡以及布占泰受职的过程。(2)[韩]徐炳国：《朝鲜前期对女真关系史》，《国史馆论丛》第14辑，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90年，第142页。韩成周对朝鲜藩胡问题研究颇多，其中《朝鲜宣祖代后半忽剌温布占泰的侵入影响》一文主要探讨了布占泰对藩胡及朝鲜侵入的影响，同时也涉及了布占泰受职的问题；(3)[韩]韩成周：《朝鲜宣祖代后半忽剌温布占泰的侵入影响》，《朝鲜时代藩胡研究》，首尔：景仁文化社，2018年，第170-200页。《努尔哈赤的豆满江流域藩胡侵夺与朝鲜的对应考察》一文整理了努尔哈赤侵夺及撤废藩胡的过程，并对朝鲜的外交、军事应对进行了综合考察；(4)[韩]韩成周：《努尔哈赤的豆满江流域藩胡侵夺与朝鲜的对应考察》，《朝鲜时代藩胡研究》，首尔：景仁文化社，2018年，第201-237页。《通过胡差小弄耳看朝鲜·女真关系变化》一文审视了藩胡出身的小弄耳在布占泰与努尔哈赤属下担任对朝交涉差官的活动。(5)[韩]韩成周：《通过胡差小弄耳看朝鲜·女真关系变化》，《朝鲜时代藩胡研究》，首尔：景仁文化社，2018年，第313-355页。此外，何博的《乌拉布占泰研究》是对布占泰生平事业的整体研究，文中也探讨了布占泰对藩胡的征战过程，对布占泰的受职问题也有所提及。(6)何博：《乌拉布占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6年。

一、布占泰与朝鲜的战事

1593年努尔哈赤基本统一建州女真之时，叶赫部联合乌拉、哈达、辉发、纳殷、珠舍里、科尔沁、锡伯、卦尔察，组成九部联军，对努尔哈赤发起进攻，却被努尔哈赤击败，布占泰也在此战中被俘。努尔哈赤将布占泰恩养于帐下，并将女儿许配与他。1596年，乌拉部贝勒满泰被杀，努尔哈赤将布占泰送回乌拉部继承贝勒之位。布占泰在赫图阿拉3年，亲眼见到努尔哈赤治下的建州由弱到强。他回到乌拉后，采取依靠建州、扩大并巩固乌拉国势力的策略，用武力征服了诸多部卫，控制了东海诸部贡市通道，独获“貂珠之利”，使乌拉的国土、部族、人口、经济、军事都迅速发展，甚至于约1602至1607年间称汗，可见其怀有统一女真之志。(8)赵东升、宋占荣：《乌拉国简史》，吉林：中共永吉县委史志办公室，1992年，第59页。

为确保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及劳动力与努尔哈赤抗衡，布占泰决定招抚东海女真，这其中也包括图们江流域的藩胡部落。(9)朝鲜建国后，始终对女真人实行招抚政策，特别是对图们江一带的女真人，朝鲜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大于明朝，朝鲜世宗年间在咸吉道设六镇后，并没有将该地的女真人驱逐，而是让其在臣服于朝鲜的前提下继续居住于六镇一带，称为“城底野人”，成为朝鲜抵御所谓“深处胡”的藩篱。朝鲜不仅给予他们官职、俸禄，还在其遭到“深处胡”入侵时有对其援助的义务。但由于朝鲜王朝中期咸镜道地方官大肆侵虐藩胡，很少在藩胡遭入侵时承担援助的义务，以及藩胡待遇下降，大量藩胡开始起兵反抗(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尼汤介之乱”)或脱离朝鲜。关于明代朝鲜与女真关系及朝鲜藩胡的研究，参见[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研究》，赵令志、史可非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年；[韩]韩成周：《朝鲜时代藩胡研究》，首尔：景仁文化社，2018年；刁书仁：《中朝疆界与民族——以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末为中心》，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8年。布占泰在发现和平手段不能完全达成目的后，于1603年起对藩胡部落发起进攻，这就使其不可避免地与朝鲜产生了摩擦，之后布占泰对朝鲜发动了一系列进攻，甚至于1605年一度攻陷钟城地区的巨镇潼关镇(今朝鲜咸镜北道稳城郡江岸里)。朝鲜试图对其在件退(今吉林省延吉市一带)的驻地发动大规模征讨，却最终以失败告终。(10)[韩]韩成周：《朝鲜宣祖代后半忽剌温布占泰的侵入影响》，《朝鲜时代藩胡研究》，首尔：景仁文化社，2018年，第197-198页。

对于布占泰征讨朝鲜藩胡的细节，韩成周已做过细致研究，本文无意重复，但想要强调布占泰征服过程中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

一是此时的乌拉军已远异于以往以掠夺为目的的女真军队。从朝鲜边将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充分看到这一点。1597年，北兵使吴应台驰启称布占泰麾下各部“军马整齐”，“险路修治，酒肴措备待令”。1603年，北兵使李用淳也驰启称布占泰的军队“驰骋战斗之状，颇有纪律，有非昔年之比。且其领兵二将，各建红旗，甲胄、战马极其精健，后日之忧不可胜言”。(11)《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三十七，宣祖三十六年八月甲申日条。朝鲜也清楚认识到，“今此兀胡，非癸未叛胡(即尼汤介之乱)之比，防御之事，百计末由”。(12)《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零三，宣祖三十一年八月甲寅日条。

二是布占泰在进攻朝鲜藩胡的过程中，充分拉拢了部分藩胡部落为己所用。布占泰与老土、卓斗等藩胡联姻。(13)《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三十七，宣祖三十六年八月甲申日条；卷一百八十八，宣祖三十八年六月乙卯日条。也有很多藩胡“知忽温为可畏，反谓我国(朝鲜)不足恃”，(14)《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七，宣祖三十六年十月戊申日条。因而倒向布占泰。

1598年，某藩胡部落首领密告咸镜道观察使宋言慎称：“兀胡岁后，心欲来犯会宁，会宁藩胡，亦将投属云”。(15)《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零七，宣祖三十一年十二月丁卯日条。1601年，“稳城境深处，水乙虚、交老两部落之胡”与“钟城境叛胡阿堂介”一同为袭击藩胡的布占泰军做向导，“至于围城”。(16)《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三十四，宣祖三十四年二月甲申日条。潼关之战中，也有藩胡为布占泰军做向导。(17)《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六，宣祖三十六年九月丙辰日条。此外，据备边司同年呈称，丰界部酋于仇大等在布占泰来攻时，“非但不为进告，反为献物济粮”。(18)《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六，宣祖三十六年九月庚申日条。可见，布占泰在其军事行动中充分借助了部分臣服于自己的藩胡部落的力量，这些部落或与布占泰并肩作战，或为其做向导，或为其提供经济支持。

二、布占泰的受职

“件退之役”后，布占泰正式向朝鲜提出受职请求，甚至称自己“本是高丽人，先世因讨胡而来此，遂为此地之人”，“若得朝鲜官爵，而为之何幸”。(19)《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七，宣祖三十八年五月壬寅日条。

关于布占泰为何要提出受职，韩成周指出，布占泰提出受职，一方面是为了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可能也有防止朝鲜的再次积极征讨，以使自己能集中精力攻略藩胡的考虑。(20)[韩]韩成周：《朝鲜宣祖代后半忽剌温布占泰的侵入影响》，《朝鲜时代藩胡研究》，首尔：景仁文化社，2018年，第191页。笔者认为，在此之外，请求受职还应有提高对周边女真部落影响，以及增强布占泰自身在乌拉部内部经济地位的考虑。朝鲜在决定授职之前，“深处麾胡”中便已有传言：“兀酋传令于诸酋曰：朝鲜职帖百余张，将给于忽温”。(21)《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六，宣祖三十九年二月乙巳日条。布占泰将受职之事传与各部首领，应有借此提升自己在周边部落中地位的考虑，毕竟朝鲜对图们江流域的女真部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在与朝鲜交涉授给职牒数目时，布占泰称：“职牒百张中，五十张则俸木各四十匹，以为自己之用；又五十张则俸木各二十匹，分给麾胡”。(22)《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九，宣祖三十九年五月丙子日条。可见受职有助于确立自己对臣属的经济支配，这与另一些女真部落首领通过明朝敕书确立自己的经济地位应为同样思路。事实上，早在前一年，即潼关陷落、件退征讨尚未发生之前，朝鲜便得到消息称布占泰欲受职于朝鲜。(23)《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七，宣祖三十七年八月丙戌日条。因此，布占泰的受职之请或许并非一时之计，“件退之役”后正式提出是因为手中有了更多的筹码：已得到证实的军事实力、驻兵于朝鲜边境以及手中的被掳藩胡。

1605年六月，朝鲜已有讨论“彼若以诚而来求”，可按藩胡之例授其以“空名告身”。(24)《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宣祖三十八年六月庚戌日条。在授职一事上，朝鲜也有自己的算盘，授职首先是退兵之计，退兵之后布占泰如能心悦诚服自然最好，即使不能，“往复开谕之际，可以探得虏情，亦可因此迁延时月，以为缮完防备之计”。(25)《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宣祖三十八年八月戊辰日条。不过朝鲜深知布占泰索要职帖并非诚心。(26)《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九，宣祖三十八年七月戊寅日条。反对者自然不在少数，有人认为无功者不应赏，(27)《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三，宣祖三十八年十一月丁亥日条。也有人担心其“或肆然便生骄心，不谓我恩德之深厚，而反以‘我为怵威，听从之不暇，自以为：‘吾之言一脱口，足以劫制朝鲜，坐收官职，威震远迩’”。(28)《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宣祖三十八年八月辛未日条。

七月，乌拉军分兵侵掠于稳城之境，声言：“八月，何叱耳自将出来”。(29)《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九，宣祖三十八年七月戊寅日条。八月，朝鲜得报，布占泰属下将领者乙古舍屯于距稳城境50里许家洪之部，遣使来称：“求职不许，则留屯，以待八月间忽酋之自来”，即以军队将长期驻扎于朝鲜国境相威胁。朝鲜并无办法，只能虚张声势作为回应：“尔速领兵退归，放还抢掠人畜，以为受职之计可也。不然而留连近境，且以忽贼自来恐吓，则我国大兵，方为盛集，一举可以荡灭。尔虽悔之无及，量其利害，速为自处”。(30)《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九，宣祖三十八年七月丁丑日条。不过，随后布占泰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姿态，刷还藩胡十余名，撤去了部分留屯件退的兵力，但仍令“商将介及好时段领军百余名，仍留件退处，职帖下来间待令”。(31)《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宣祖三十八年八月辛酉日条；卷一百九十，宣祖三十八年八月辛未日条。朝鲜告知布占泰“麾胡职牒百张，已为下送”，同时再次申明给予全部职牒的条件：“尔当尽还前日掳去我国人物，藩胡之被抢者及前后投入者，亦皆放送，使之各还本土，件退留兵，亦为撤去，少无违越之事，益尽向国之诚”。(32)《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宣祖三十八年八月戊辰日条。

布占泰还提出上京受禄，但朝鲜将此举视同“安禄山遣使献马，以窥唐室”，予以拒绝。(33)《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二，宣祖三十八年十月丁卯日条。经一番讨价还价后，朝鲜最终于十一月授予布占泰堂上(正三品以上)之职，朝鲜前期授予女真首领官职时常按照明朝所授该首领的职衔级别授职，也就是说，授予布占泰的职衔是按照指挥使及以上级别女真首领的规格。(34)关于朝鲜授予女真人职衔问题的研究及明朝与朝鲜所授职衔的对照，参见[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研究》，赵令志、史可非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422-427页。朝鲜遣前北兵使金宗得前往开谕，布占泰礼受谚文谕书，谕书内容如下：

一、尔职牒大欲之云，故堂上职及冠带、鞍子给之矣。如是后，一依朝廷行之。

一、尔职非止，今番尔能恭顺，贡亦优数为之，则尔职渐渐高矣。

一、尔下人等，尽欲授职云，尔先授职作为官员，然后尔下人等随其功而职牒授给矣。尔持而分给，则国家体貌是而尔权亦重矣。(35)《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三，宣祖三十八年十一月丁亥日条。

布占泰也按照约定前后共送还藩胡105名。(36)[韩]韩成周：《朝鲜宣祖代后半忽剌温布占泰的侵入影响》，《朝鲜时代藩胡研究》，首尔：景仁文化社，2018年，第194页。但朝鲜授职并未能完全阻止布占泰的侵掠，次年七月，布占泰对庆源府所属县城地方的藩胡发起进攻，但此次布占泰仅掠夺了牲畜和谷物而非人口。徐炳国认为此次进攻是因为在图们江流域仅有县城一带的藩胡尚未臣服。(37)[韩]徐炳国：《朝鲜前期对女真关系史》，《国史馆论丛》第14辑，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90年，第142页。

三、努尔哈赤对布占泰的孤立与乌碣岩之战

我们暂且先把目光从布占泰处移开，看看努尔哈赤对布占泰举措的应对。事实上，当时的努尔哈赤也正在招抚藩胡，也一直在关注布占泰的一举一动，如布占泰攻陷潼关后便通报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立刻“使其手下可信人，往问接战形止，俘获多寡”。(38)《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九，宣祖三十八年七月戊子日条。可见，努尔哈赤并未对布占泰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

1600年，刚遭受朝鲜征伐的老土向努尔哈赤请兵攻打藩胡马赤哈所部。次年，老土为回报努尔哈赤的军事援助，曾献给他一批咸镜道出身的铁匠，努尔哈赤从而获得了生产铁制品的能力。为扩大生产，努尔哈赤开始招抚藩胡，使其移驻于建州，即朝鲜所称的“藩胡撤去”。(39)[韩]韩成周：《关于努尔哈赤对豆满江流域藩胡的侵夺与朝鲜对应的考察》，《朝鲜时代藩胡研究》，首尔：景仁文化社，2018年，第207页。

事实上，对布占泰予以协助的藩胡部落绝非一边倒向布占泰。如韩成周指出，老土与布占泰结成婚姻关系，却又引努尔哈赤攻击其他藩胡，以老土为中心的会宁藩胡似乎与布占泰和努尔哈赤保持着一种二重关系，(40)[韩]韩成周：《朝鲜宣祖代后半忽剌温布占泰的侵入影响》，《朝鲜时代藩胡研究》，首尔：景仁文化社，2018年，第178页。而老土同时又对朝鲜声称布占泰召见自己时，自己答曰：“我祖上以来，世仰朝鲜，二百余年无事居生。兀阿赤以某事招我耶”，而后筑城据险，准备在布占泰入侵时死守。(41)《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零三，宣祖三十一年八月甲寅日条。

努尔哈赤的成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外交手腕，如他在统一女真诸部的过程中，对明朝和朝鲜这两个强邻始终能屈能伸，与二者和睦相处，这是其保存实力的关键。面对布占泰的积极扩张，努尔哈赤再次施展起了外交手腕。

1606年，朝鲜承文院咨称：“广宁总兵以为奴酋将忽温动静，无小大，皆通于此处”。(42)《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六，宣祖三十九年二月乙巳日条。可见努尔哈赤已将布占泰的行动或多或少报告给了明朝。

1607年，努尔哈赤致书朝鲜满浦节制使称：“你二国讲和缘由，我也听见。若要和事讲和罢。讲和事完，不肖贴待我，还未完事。我朝鲜吃亏伤心，我们二国伙同计议看如何。我也知道你朝鲜伤心，我与你一心以定。不信我那人我养活命放去了，你朝鲜不信那人我养活放去是实，养狗有恩，养人无恩。他与我多伤心，你朝鲜怎得知道这缘由。我吃亏，你朝鲜若不信，当天盟誓，要与天朝皇上知道。”(43)《事大文轨》卷四十六，光海君十一年刊行古活字本，首尔：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叶29a、b。努尔哈赤以此表达了愿意为朝鲜调解布占泰一事的意愿，尽管朝鲜拒绝了努尔哈赤的建议，但通过此书信朝鲜得知努尔哈赤与布占泰不睦，改变了过去认为布占泰以努尔哈赤为靠山的看法。(44)《事大文轨》卷四十六，光海君十一年刊行古活字本，首尔：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叶30b、31a。

布占泰的政治眼光远逊于努尔哈赤。对于臣服于自己的藩胡，布占泰没有努尔哈赤以牛录制组织部属的政治远见。即使布占泰能够顺利实现其“霸业”，也不过是成为王台那样的女真霸主。布占泰也没有努尔哈赤那样的礼贤下士之心，布占泰对服属于自己的藩胡部落十分霸道，稍有不和便大加挞伐。即使是与之联姻并多次予以军事协助的卓斗也曾遭布占泰“焚荡所管部落”。(45)《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宣祖三十八年六月乙卯日条。因此，当地的很多藩胡部落“积苦于忽胡之侵掠，无不乐附于老酋”。(46)《朝鲜宣祖实录》卷二百零九，宣祖四十年三月庚辰日条。朝鲜君臣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一度趁机招抚曾倒向布占泰的卓斗等藩胡部落。(47)《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宣祖三十八年六月己未日条。

布占泰对县城一带藩胡的侵掠更是激化了当地藩胡的不满。最终，裴优城(48)韩成周在《关于努尔哈赤对豆满江流域藩胡的侵夺与朝鲜对应的考察》一文中认为裴优城即“县城”。城主策穆特黑亲谒努尔哈赤，称“吾地与甚远且阻，遂顺乌拉国，乌拉布占泰贝勒苦虐吾等，望取吾人户来归”。(49)祁美琴、强光美编译：《满文〈满洲实录〉译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8-109页；《清太祖实录》卷三，丁未岁正月乙丑日条。努尔哈赤随后令舒尔哈齐派兵前往，接下来发生的便是著名的乌碣岩之战。

乌碣岩战前，努尔哈赤又致书朝鲜各边镇，告知其并无入侵朝鲜之意：“天朝、朝鲜、我国，此三国是一体相顾礼义，而忽贼剪除藩胡，侵掠朝鲜，极为痛愕。其藩种我当率去镇定，事知通事及可信藩胡率来，议处为好”。因此，朝鲜方面并未将努尔哈赤的行为视为入侵，咸镜道观察使李时发下令“严兵坚守，待变观衅”。(50)《朝鲜宣祖实录》卷二百零九，宣祖四十年三月甲申日条。当然，朝鲜也有坐观“二贼相斗”以及自己实力弱小的考虑。(51)《朝鲜宣祖实录》卷二百零九，宣祖四十年三月己丑日条。

布占泰的穷兵黩武及对臣服部落的暴虐使其失去了藩胡部落的支持；朝鲜从未放下对布占泰的警惕，现在能借努尔哈赤之手将其剪除，至少不会反对；至于明朝，从未有记录显示布占泰与其有过直接的主动来往(52)努尔哈赤于乌碣岩战后再次向朝鲜请求授职，但朝鲜回称：“忽贼化外杂种，权宜给牒，以为羁縻。尔酋则受职天朝，我国与尔共事天朝，岂有私相授职之理乎？”(《朝鲜宣祖实录》卷二百一十，宣祖四十年四月戊戌日条)这似乎可从另一侧面证明布占泰与明朝并无直接联系。，努尔哈赤告状后，明朝自然不会对布占泰怀有好感，更不会像努尔哈赤试图灭哈达或叶赫时那样出手干涉。就这样，乌碣岩开战之时，布占泰已陷入彻底的孤立。征服了诸多藩胡部落的布占泰本应在图们江下游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却最终在此战败，并从此一蹶不振。

乌碣岩之战后，朝鲜边臣为布占泰的战败而雀跃，但编纂实录的史臣对这段历史评价道：“忽贼未灭之前，老兵必不南向，而两贼相值，则忽毙、老强，何幸于我？”(53)《朝鲜宣祖实录》卷二百一十，宣祖四十年四月甲午日条。果然，努尔哈赤很快便“威行迤东诸部。上年间(1607年)尽撤藩胡，得精兵五六千”。(54)《朝鲜光海君日记(中草本)》卷九、《朝鲜光海君日记(正草本)》卷二十三，光海君元年正月丙寅日条。

四、乌碣岩战后

乌碣岩之战后，布占泰仍接受着朝鲜的俸禄。在《朝鲜光海君日记(中草本)》光海君二年(1610年)二月十四日关于布占泰请百将冠服的记录中，虽然朝鲜拒绝了冠服之请，但史臣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忽胡每求受百将职帖，并给其冠服之具。盖名为属我，而欲衣材也。其后朝廷卒给，费至每岁百余同”。同一日，朝鲜也同意了布占泰的通市之请。(55)《朝鲜光海君日记(中草本)》卷九，光海君二年二月庚申日条。直至乌拉灭亡的前一年，即光海君四年(1612年)仍能见到朝鲜给予布占泰俸禄的记载。(56)《光海君日记(中草本)》卷十七，光海君四年正月甲寅日条。布占泰想必从与朝鲜的互市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实力。

努尔哈赤虽然于1607年的乌碣岩的关键一战中大败乌拉，但也并非全部东海女真立刻便倒向努尔哈赤，如瓦尔喀部之赫席赫、佛讷赫路之人仍附布占泰，努尔哈赤不得不于日后另对其发动征讨，方才就范。(5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6页。而乌拉的最终灭亡要等到6年后的1613年，灭乌拉的过程可谓十分吃力。

何博通过对《满文老档》的封赏记录及对其隐讳的伤亡情况进行分析，并与努尔哈赤征伐哈达、辉发时的伤亡状况进行对比，指出其在征伐乌拉时伤亡惨重：努尔哈赤征伐布占泰，前后共损兵133人，其中受伤128人，死亡5人；而征哈达时建州共损兵5人，均为“被伤一处”；征辉发时建州共损兵22人，其中受伤21人，死亡1人。此外，征伐乌拉时还有包衣1死3伤，征伐哈达和乌拉时并无此类情况。无论是从伤亡人数，还是从建州兵受伤程度上，努尔哈赤征乌拉之困难程度远甚于征哈达和辉发。(58)何博：《努尔哈赤征乌拉布占泰新论——兼论东北秩序重建与满洲主体充实》，《满族研究》2015年第3期，第76页。

乌拉部灭亡后，布占泰苦心经营的军力及势力尽归努尔哈赤所有。1614年，朝鲜平安兵使向光海君报告“虏情”时称：“老酋自大胜忽贼后，深处胡人，几尽掠去，酋势日炽，于我西北，似不好矣”；“至计其所掠忽贼骑卒，则不下数万人矣”。(61)《朝鲜光海君日记(中草本)》卷二十八，光海君六年六月丙午日条。这其中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由此仍可以看出努尔哈赤在兼并乌拉部后确实实力大增。兼并乌拉部两年后，即1615年，努尔哈赤分四旗为八旗，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努尔哈赤兼并乌拉部后的实力增长。出身于朝鲜藩胡，曾一度往来于乌拉和朝鲜之间的“忽差”小弄耳(清朝称为硕隆国，满文：olonggo)也被努尔哈赤收入麾下，在1619年深河之役后再次登上历史舞台，以努尔哈赤“胡差”的身份往来于后金和朝鲜之间。

五、结语

综上所述，布占泰即位后便开始了对朝鲜藩胡部落的经营，从而积攒起了能与朝鲜对抗的军事实力。与朝鲜发生冲突后，布占泰通过从朝鲜受职获取了经济支持，同时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乌拉部内及图们江流域女真部落中的支配地位，可以说这时布占泰已有与努尔哈赤一决高下的实力。但布占泰缺乏努尔哈赤那样的政治远见，不仅未将臣服部落组织化并整合至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甚至连对臣服部落的首领以礼相待都难以做到。再加上他缺乏努尔哈赤那样的外交手腕，只知穷兵黩武，最终导致自己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在乌碣岩一战中大败。但百足大虫毕竟死而不僵，而且布占泰在乌碣岩战后仍从朝鲜受职并与其互市，这些虽未能使布占泰东山再起，但仍使其在努尔哈赤的凌厉进攻之下坚持了6年。努尔哈赤征伐乌拉后，布占泰苦心经营的势力为其所有，成为日后其征战生涯中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