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勇 植

对金泽荣的评价虽然有些不同，但整体评价还是一致的，即朝鲜王朝末期古文家，主要以诗人著称，也是成就非凡的出版工作者，出版了相当多的诗文集和历史书。(1)关于金泽荣的研究中韩两国学界都比较早，早在20世纪30年代韩国学界就开始研究金泽荣，如学者金台俊，对金泽荣作了高度评价：“不依赖任何师友而能独立地领会文心的妙悟。”(金台俊：《朝鲜汉文学史》，朝鲜语文学会，1931年，第187页)。之后，出现了较多研究成果。国内学界，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关注，李正文首次介绍了金泽荣的诗文(李正文：《诗人金泽荣》，《朝鲜族百年史话》第一卷，1982年)，还有，金明得较早对金泽荣生平经历和诗歌思想内容及艺术特征作了较详细地梳理(金明得：《金泽荣其人其诗》，《延边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金明得：《论金泽荣的诗风格美》，《延边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之后，对他的诗歌、散文以及与中国文人交友活动等方面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延边大学古籍研究所崔文植教授在其文章《金泽荣其人其著》(《朝鲜族研究论丛》，2003年)中，全面论及了金泽荣著述情况。延边大学古籍研究所还整理了《金泽荣全集》(待出版)。近期也有对其史书编纂与出版活动发表研究的论文。(2)张性旻：《金泽荣在华期间的史书编纂与出版活动初探》，《文学与传播》2014年第7期，第106-107页。张性旻把金泽荣评价成爱国知识分子代表，也是在海外进行爱国斗争的独立运动家。当时的金泽荣不忘自己作为史官的历史使命，编纂出版了众多有关朝鲜的历史书籍，由翰墨林印书局出版，尤其肯定了金泽荣作为出版人的贡献，自觉意识到文献流通对保存朝鲜半岛历史的重要性，为弘扬朝鲜人之国魂刊行了大量的书籍。这一点与商业出版有很大不同，将朝鲜文化在中国社会进行了传播，鼓舞了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艰辛生活的朝鲜半岛民众。这些出版的书籍传入朝鲜半岛，给日本统治时期的朝鲜民众以精神安慰，并向朝鲜民众灌输民族意识，这在日本统治时期有很大的历史意义。而郭美善论文较详细地分析了金泽荣在中国进行出版著述的动机，不仅谈到大环境影响，而且谈到金泽荣自身的原因，然后作了更进一步的评价：身处东亚文化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转型期，金泽荣适宜地找到了自身的位置，由朝鲜末期的进士和史官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家和出版工作者。他的业绩在当时传承着朝鲜文化的“亡国的遗宝”，如今可视为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体。金泽荣是积极投身文章报国运动之中。(3)郭美善：《金泽荣在中国的出版著述活动考》，《延边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26-31+85页。

关于金泽荣的研究，王成的《朝鲜文人金泽荣研究综述》(4)王成：《朝鲜文人金泽荣研究综述》，《当代韩国》2018年第3期，第102-109页。从思想研究、诗文研究、社会活动研究等方面作了较详细的整理归纳，并对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作了前景展望。例如，说至今关于金泽荣研究缺乏整体关照，对其散文关注不够，多数成果沿袭成说，没有新材料的发现与分析，缺少创见等。王成也对金泽荣的历史观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其《朝鲜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接受》(5)王成：《朝鲜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接受》，《殷都学刊》2019年第3期，第67-70页。谈到了金泽荣的史学观受司马迁的影响而秉承“实录”精神进行撰写的一面。虽然没有具体比较的研究，但这些“实录”精神的表现无疑是受司马迁编纂《史记》的影响。文章指出了金泽荣在评价他人时，总是把司马迁《史记》作为标尺，在论述他人文学渊源时也常常追溯到司马迁《史记》，这在金泽荣的文集中随处可见，金泽荣对司马迁与《史记》的推崇、学习贯穿其文学批评与史学著述始终。还有羽离子的论文《从〈韩史綮〉识金泽荣的历史批评观》，(6)羽离子：《从〈韩史綮〉识金泽荣的历史批评观》，《韩国研究论丛》2004年12月，第138-151页。充分肯定了金泽荣的历史观：“《韩史綮》的完成，标志着金泽荣已从一名旧儒学的忠诚卫道士变成了一名已接受了其他各种社会思想，不再死抱着经世理学不放的思想解放者，标志着金泽荣从一名李氏王朝的遗民转变成了一名终于抛开了这一封建僵尸的自由人，还标志着他从一名为封建王朝服务的宫廷史官真正转变成了一名能认识到封建君王及封建制度之腐朽丑恶并勇敢地给予猛烈的责评的独立的历史学家，体现了金泽荣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7)羽离子：《从〈韩史綮〉识金泽荣的历史批评观》，《韩国研究论丛》2004年12月，第149页。可以看出作者对金泽荣历史观的高度评价，尤其认为金泽荣对于史学有自己的创见。当然，金泽荣这一转变的原因除了他具备的爱国爱民思想外，还有身处中国大地深受中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的影响。他目睹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发展变化，另外，其挚友张謇从一名封建卫道士向一名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成功转变也影响了金泽荣。这些无疑对《新高丽史》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金泽荣编纂史书的背景与动机

1850年，金泽荣生于朝鲜开城东部子男山南之舍，从小学习汉文，由于聪颖过人且勤奋好学，便很快就能阅读典籍。早年师事于全象谦、白岐钲，在诗词领域展现才能并有了一定的声望。(8)1866年9月(阴历)，17岁的金泽荣参加进士考试，初试以诗入格，但次年2月(阴历)，在进士考试会试落榜。1868年春，金泽荣到兼斋白岐钲门下学古文，冬季在开城府升补试中以诗状元及第。当时，金泽荣得红疹而差点丧命，之后有了后遗症“火疾”，后来为治疗“火疾”游览了全国各地。24岁时，金泽荣离开彩霞洞，在开城鸿山读书。因居临近水处会舒胸爽然，故自号曰沧江。(9)金泽荣：《别号记》(1897)，《合刊韶濩堂集》(1922《文集定本》第卷四)，“癸酉，余读书于开州之鸿山，时余苦火疾者有年，每读暇，踞石观水，移时然后返，觉胸间稍自爽然，遂以自号曰沧江，欲使其爽然者常在乎身心之间”。

1880年春，31岁的金泽荣参加增广试落榜。1882年4月，金泽荣再次参加增广试，初试以诗状元及第，但秋季增广试复试中又落榜。金泽荣虽然屡次在科举考试中落榜，但期间结识了不少文人，以诗文交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黄玹、李建昌等文人就是科举考试过程中结识交友。

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10)1882年，朝鲜旧式军队为了对抗引进日本式军制的闵氏政权而发动的政变，危机之下朝鲜政府向清朝请求军事援助。为此，清政府向朝鲜派出3 000人的军队。此时，随军赴朝的张謇通过笔谈和金泽荣交流了思想和学术观点，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金泽荣在汉城经金允植结识了张謇，通过笔谈广泛交换了彼此思想和学术观点，交流了情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的张謇是清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赴朝船上写了《谕朝鲜檄》。其后，应金昌熙邀请写了《朝鲜先后六策》。(11)金泽荣：《年略》(1850-1919)，《沧江稿》6册，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9年；蔡达：《金沧江年谱》，《金沧江研究》第一集，南通：金沧江研究所，1999年。以下不再注明出处。

1891年，42岁的金泽荣终于在增广试以进士11等及第。黄玹为此写了《贺金于霖升痒序》。

1894年9月12日，金泽荣被任命为议政府主事，担任编史局编史业务，开始了史官工作。1895年，被任命为内阁主事，兼任内阁记录局史籍课长，继续做编史工作。1898年12月，作为史礼所辅佐员，与史礼所职员张志渊完成了《大韩礼典》10册。

1899年1月，金泽荣受申箕善推荐任学部编辑局辅佐员，且在学部编辑局编纂刊行《东国历代史略》(7卷3册)和《大韩历代史略》(2卷2册)。1901年，金泽荣编纂《东史辑略》，1902年刊行。1905年2月，金泽荣兼任了学部编辑委员，9月修改补充《东史辑略》，改称《历史辑略》(11卷)，由学部编辑局刊行。

1905年9月，预感到朝鲜将变为日本殖民地而不甘心当亡国奴的金泽荣携妻带子到中国上海，在张謇和张詧兄弟的帮助下安居南通，并在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从事编校工作。此后，金泽荣专心于著述事业，前后著述30余部，而且创作了不少诗文，还整理刊行《韩国历代小史》(1915)、《校正三国史记》(1916)、《韩史綮》(1918年)、《崧阳耆旧传》(1923)、《新高丽史》(1924)等历史书。

以上史书都是金泽荣到中国后，经过多次修改完成的大作，如《韩国历代小史》(13卷4册)是在《东史辑略》内容上，引用1909年在朝鲜收集的史料而修订完善的。另外，《校正三国史记》(50卷4册)是以金泽荣为首的43名韩国文人协力刊行的力作。值得关注的是《韩史綮》(6卷3册)的刊行，初期以《国朝小史》(1907)为题开始编纂朝鲜王朝历史，1910年对其作了增补，1914年和1918年两次刊行了《韩史綮》。此书传入朝鲜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遭到朝鲜儒林界的抗议，他们联名抵议金泽荣的历史书，还写了《韩史綮辩》(12)《韩史綮辩》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儒林总部韩兴教整理刊行《朝鲜日报》连载的101人联书；一种是太极教本部整理的以213条目对照批判文章和附加通告文、声讨文、京城绅士赞同者概略、地方绅士赞同者概略的《韩史綮辩》。等文章非难金泽荣。1924年，75岁高龄的金泽荣不顾年老对《高丽史》修订补充后改编刊行了《新高丽史》(53卷14册)。张謇为之题写书名，金谨镛和朴在善写了跋文。

二、金泽荣《新高丽史》之史学贡献及影响

金泽荣编《新高丽史》与郑氏《高丽史》相比除内容上的大胆修改、增补外，其评赞则堪称亮点。

首先，《新高丽史》删减、改写了《高丽史》的部分内容。金泽荣认为在史书上写进去的人物应该是历史上有所作为的，有所功绩和有正面影响的人物，不应该为没有功劳却骑在人民头上，对国家和人民无所作为的人立传。比如，删去了列传中的全部公主传。金泽荣认为她们在历史上并没有起过什么作用。还有，在列传中删去了近390人的传记，这些人大多数是历史上无作为而只因为高官大爵才被写进史书。比如，王儒、崔亮、田拱之、李周宪等人，只是因为得到国王的信任而任职，却没有什么历史功绩，所以金泽荣把这一类人全部删去。当然对其他的人物列传进行了认真调查核实，加以甄别、改正了不少错误部分，从而达到“高洁神韵”之效果。

金泽荣编《新高丽史》本纪对《高丽史》世家删减40余万字后以10余万字作成。这显示出金泽荣强烈的民族精神。当然大量删减后又以简练的文字重新改写。例如，《恭愍王纪》有7万余字，而《新高丽史》以4 000余字加以概括。又如，《忠烈王纪》原为6万余字，而《新高丽史》仅用2 500余字叙述。改写方法主要有三点：第一，选择典型材料，突出典型人物事件。针对《高丽史》世家内容中重复多、典型不突出、主次不分明的问题，金泽荣抓典型资料、人物事件来精准书写人物事件，并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第二，多方选材，广泛记事。按照年代顺序，选取每年的重大事件，根据史实的性质，详略得当，点面结合，全面地描绘出每代国王的历史。其典型例子为《成宗王纪》。成宗是高丽时期很有政绩的国王，如果概述则无法反映其全貌，因此，从农业、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具体描述，详细而生动地书写了成宗取得的丰功伟绩。与之相比，地方机构初期定为十二牧，后来为五道两界，则写得比较简单，语简事略，而贵在含蓄。再如，显宗王时期高丽和契丹、女真之间发生过几次战争，是关系到高丽国命运的大问题，因此金泽荣把这些战事写得具体详尽。这不仅让读者了解战争中的一些情况，而且突出显宗王爱国之心和政治才能。相比之下，对高丽和契丹之间发生的其他琐事写得比较简单。例如，显宗王十一年(1020年)，高丽国派李作仁到契丹签订条约，对签约内容写得简单，内容主次分明，重大事情和一般事情分得一清二楚，一阅便知事件发展的经过。第三，是采用了《史记》中叙述描绘人物形象的类似于“互见法”的书写方法，即没有把一个史料重复地用于某人的传记里。在《新高丽史》中，不难发现“语在某传”句子。采取“互见法”，避免史料重复，笔墨少而史事显明，达到了贵在含蓄的效果。

此外，金泽荣在《新高丽史》中，通过《赞》大胆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观。金泽荣的《赞》既含蓄又有寓意性和哲理性，体现了较为鲜明的史学观和民族观。其《赞》有三个方面特点：其一，忠于史实。追求的是实事求是，毫无虚夸之嫌。例如，对睿宗写道“睿宗清宴阁讲论之举，固彬彬乎儒雅，然乃其心中所笃好者在乎词章。君臣唱和源源不已，至崔沦进诚则不惟不纳，从而斥之。他日，金敦中、韩赖辈轻薄之风，谓非睿宗之所养成者乎”。(17)《新高丽史·儒学列传》，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24年。这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高度概括睿宗生平事迹，既褒彰了睿宗提倡清宴阁讲儒学，普及儒学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又贬斥其上台后，置外敌入侵和国内大事于不顾，甚至不闻不问，排斥崔沦等忠臣，重用金敦中、韩安仁等小人物，描述其堕落的君主形象。与此相反，《高丽史》的《赞》却一味美化睿宗，丧失了评价的客观性。又如，《高丽史·肃宗纪》无《赞》，这不能不说是遗憾。《新高丽史》不仅写出了对肃宗的《赞》，而且做到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8)如《新高丽史·肃宗纪》云：“肃宗在位时能折李资义之乱萌，以安国家为心所归、使冲主甘心于让位，可谓有功有德矣，创铸铁钱以便民用，可谓为国矣；包容李齐老以尽人才，可谓有变量矣。吁！吾何以间言哉。”其二，是非分明，褒贬判然。金泽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看其具体的事实，具体分析其动机和效果，绝不抽象泛谈概论。例如，《忠宣王赞》写道：“异哉忠宣王，始也，聪明凤慧，好责人之过失；而终也，不能自敕其身了，至聚之讥。始也，大言诋佛；而终也，酷嗜佛法，乐为万僧之会。何其前后霄壤之判也。忠宣之舞终，其以是乎。”(19)《新高丽史·忠宣王纪》，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24年。金泽荣根据忠宣王一生的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他年轻时候的政绩举措，又指出了晚年的淫逸享乐之弊。与此相反，《高丽史》的《赞》只按照年代顺序，罗列了忠宣王的情况，没有评论褒贬。可以说金泽荣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进行剖判是非。又如，《恭愍王赞》写道：“恭愍王见人之可，则虽甚疏，用之如不及；见人之不可，则甚亲，杀之如草。见旧疆之尝复，则不顾元朝累世舅甥之谊。民情之当忧，则因旱而日一食。见良将之可尝，则玉缨带之，珍玩不在于心。庶几其仁勇恢廓刚决之度矣，而夸何失耦之后，精神遂惛，尊宠凶髠，几之其国，招引妖童以酿其祸。《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又曰：‘文王之德纯。德之不纯，难与图终，恭愍是也。惜哉！’”(20)《新高丽史·恭愍王纪》，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24年。此《赞》高度概括总结恭愍王的一生，克服了《高丽史》对恭愍王片面指出晚年错误，做到了评价的客观化。其三，指出了历史事件成败原因。金泽荣叙述历史事件，常以《赞》解明其成败原因。例如，《恭让王赞》写道：“尝恭让王迎之初，赵浚、成石磷二人出择贤之言，此其心未尽忘王氏也。使王即位之后，置待卫内官以二人为元副帅之面结以腹心，则在外之兵权可以渐收而回。此计之上也；金震阳上疏之日，立听快断，施行如雷，此又计之次也。然而王皆不能为而国随以逝乎！其天与人与？”(21)《新高丽史·恭让王纪》，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24年。从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高丽灭亡的原因和教训。再如，《毅宗王赞》中对“郑仲夫之乱”写道：“生于贵文贱武，为国不平，其祸如此，虽贤明之中尚招博吝，而况于毅宗之昏暗无道乎。然观毅宗依柱说郑袭明，非全然无天良者，使当时宰臣崔允仪辈，皆謇谔匡救如袭明而不为阿顺，则为毅宗者虽诚无道；而岂至于流连酣醉，忘悍夫之怨对者乎。”(22)《新高丽史·毅宗纪》，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24年。金泽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毅宗王被赶下台的原因。相比之下，《高丽史》的《赞》词含糊，没有提“郑仲夫之乱”，只提到了毅宗用人不当，崇奉佛法，敬语神祇等。概言之，金泽荣的《赞》很有特色，针对人物的特点深入谈其所作所为，点出重点原因，有“画龙点睛”之效。

综上所述，金泽荣《新高丽史》弥补了郑氏《高丽史》的缺陷，使其有了很大的改观，既反映出了“以存其实”的写作方式，又通过《赞》表明了自己的批判性历史观。但其意识当中未能摆脱日本“殖民史观”的影响，邻国列传中只写日本国即可证之。金泽荣的批判性历史观难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当时处于殖民统治的朝鲜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对自己民族历史缺乏认识和研究的朝鲜人来讲有了宝贵的文献整理和著述，更是金泽荣为了恢复国权和独立的“文章报国”的行动。

三、结语

总之，金泽荣为了克服《高丽史》缺陷，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在《新高丽史·本纪》中金泽荣对没必要的无历史价值内容进行大量删减并补充了内容，又在《列传》中增补了儒学、文艺、隐逸、遗民、邻国等重要内容，从而大大改变了《高丽史》面貌，不愧为《新高丽史》。此外，金泽荣还通过《赞》表述了自己的历史观点，究明了历史事件之前因后果。

至今，对金泽荣的研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但有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清晰地整理和深入研究。比如，他在中国的活动缺乏具体的考证研究，之前的研究也仅列举了从其文章中找到的活动日志而已，尤其是对其离世原因没有明确解析。另外，对其史学著作缺乏系统研究，当然他留下的史书内容相当丰富，需要后续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