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莹 耿怡静

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自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总体稳定向好，中韩翻译方面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相应地，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作出改革的呼声愈发强烈。早在10年以前，黄友义(2010)就强调应高度重视翻译硕士学位教育的应用性、实践性，(1)黄友义：《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趋势与要求》，《中国翻译》2010年第1期，第50页。曹莉(2012)则具体指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存在着课程结构不合理、特色不突出等问题。(2)曹莉：《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探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年第4期，第30页。近年来，张文鹤和文军(2017)利用CiteSpace软件对翻译教学论文进行了分析后指出翻译教学未能形成独立研究场域、研究层面不够多元化，(3)张文鹤、文军：《基于CiteSpace的国内翻译教学研究述评》，《译苑新谭》(年刊)2017年，第63页。郑香兰(2019)以天津师范大学中韩翻译硕士专业为例提出了教学改革方案，(4)郑香兰：《中韩翻译硕士教学改革之初探》，《韩国语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2期，第149-153页。徐伟铭(2020)借助CiteSpace科学图谱分析了CNKI的翻译教学文献，并指出翻译教学中课程安排不合理、教学与实践相脱节等多个问题。(5)徐伟铭：《翻译教学研究：现状、问题与思考——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86页。对此，刘彬和王宁(2020)也就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6)刘彬、王宁：《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怀化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139-144页。但是，改革翻译教学的探讨多数从教学层面展开，很少考虑到研究层面的影响，实际上，由于翻译研究会直接影响翻译教学，从翻译研究层面探讨问题与对策，可能会更高效地改善现阶段翻译教学层面的问题。

本文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应用CiteSpace软件对2002-2022年间的中韩翻译研究相关中文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生成共现矩阵，绘制了中韩翻译研究相关文献的科学知识图谱。然后，笔者构建了聚类战略坐标分布图，用以研究主题的象限结构，根据共现计量结果解读了研究主题的新颖度和关注度，同时分析了高产作者、机构间的合作，综合探讨了中韩翻译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以期为中韩翻译教学的改进提供更为可靠的理论依据，探索翻译教学的新模式，培养更加适应市场变化需求的翻译人才，加强翻译教学的指向性，提升翻译教学的质量。

一、中韩翻译研究热点的共现分析

(一)作者共现分析

笔者选取了460篇有效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在CiteSpace软件中，Time Slicing(时间切片)设定为“2002-2022”；Years Per Slice设定为“1”，即每年一个分割；Text Processing(文本处理)设定为“默认选项”；Node Types(网络类型)设定为“Author(作者)”；TopN设定为“50”，即每年排名前50的作者。

在可视化图谱之中，为了将共现关系显示得更加清晰、便于分析，现将所有有共现关系及发文量>1的节点汇总至图1之中。图1中该网络图谱中共有节点114个，连线数为65条。其中，节点的大小代表了作者发文数量，节点越大表示发文数量越多，节点越小则越少。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强度，宽度越大，合作关系越强。(7)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第二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1页。如图1所示：

图1 作者合作发文知识图谱

由图1可知，我国中韩翻译研究领域发文量之间的连线主要以两个作者间的连线为主，表示在该领域中研究人员以两两合作的方式进行研究和发文；有少数几个闭环或半闭环的图形出现，意味着这几位作者之间的合作形成了一个团队，在中韩翻译研究领域开展共同研究。在图1中，除连线以外的其他节点均是以点的形式出现，表明虽已形成了研究团队、学者之间的两两合作也已初具规模，大多数学者却更偏好独立思考、独立发刊的形式，这固然与翻译专业的特点密切相关，但仍呈现出缺乏共同研讨的特征。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之间有必要加强联系与合作，提高合作密度和频次。中韩翻译研究领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事务与联系，学者应该在充分发挥个人专业特长的同时打破专业壁垒，建立跨学科的合作体系，扩大合作规模，持续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促进中韩翻译领域与其他专业领域的融合，为中韩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某些中韩翻译领域的问题，有些韩语专业学者与其他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了共同研究，笔者认为这可以看作翻译研究领域的一种新趋势。对翻译教学领域来说，“语言+”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方向也逐渐成为新的热点。

(二)机构共现分析

从中韩翻译研究相关文献的创作主体来看，高产机构之间的合作也不容忽视。通过机构共现能够进一步从不同维度进行剖析，找到本领域的核心作者及其分布机构，为本领域的科研人员及管理层开展学术创新指导、项目合作、资源分配提供参考。科研机构合作网络图谱是将Time Slicing(时间切片)设置为“2002-2022”，Years Per Slice设置为“1”，Text Processing(文本处理)设置为“默认选项”保持不动，Node Types(网络类型)设置为“Institution(机构)”，TopN设置为“50”，Node Labels设置为“(1，5，30)”。然后通过软件并手动调整得到最终的图谱，如图2所示：

图2 机构合作发文知识图谱

机构合作共现图谱中共48个机构，名字字号越大表示其发文量越大。若存在节点间的连线则表示科研机构之间有合作关系，线条宽度表示机构之间的合作强度，连线越宽表示合作度越高；反之，合作度越低。(8)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第二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1页。

从图2可以看出，近20年间，我国中韩翻译研究领域几乎无机构间的合作，十分有必要加强各机构间的联系。以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为例，这两所高校发文量最多，说明任职这两所高校的学者十分着力于中韩翻译领域的研究，但也同样缺乏机构间的合作。总体来说，我国中韩翻译领域高产机构科研人员能力较强，机构内部合作较为紧密，但对外合作稍显薄弱，未来的研究中应重视并重点加强各机构间的联系，加强各科研单位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尤其是加强教学方面的探讨，谋求深度合作，带动更多年轻学者开展中韩翻译领域的深入研究，提升教学能力。

(三)关键词共现分析及聚类分析

把握论文的关键词，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文章的内涵。为了更加形象、直观地了解我国中韩翻译研究领域的主要热点，笔者使用Citespace软件绘制了关键词共现图谱，将软件中时间跨度设定为“2002-2022年”，时间切片设定为“1”，节点类型设定为“关键词”，TopN设定为“50”，将检索词“中韩”“翻译”与最大节点“中韩翻译”隐藏，选中“聚类显示”，并通过调整为“阈值(4，7，10)”得到图3。

图3 关键词共线网络知识图谱

如图3所示，图谱中的节点处即为该领域的重点研究主题。较大的节点有“韩国”“韩汉翻译”“翻译策略”“对比研究”“翻译方法”等，这些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较高，表明这些节点为我国中韩翻译研究领域的关键问题和热点方向。同时，我们可以根据关键词网络共现图谱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高低(去除检索词“中韩”“翻译”“中韩翻译”)统计出排名前10位的关键词，如表1所示：

表1 高频关键词表

通过表1可以看出，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韩国”，共出现26次，此外，纵观排名前10位的关键词，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大多集中于翻译和教学领域的研究，这成为我国中韩翻译研究中的主要方向；而“汉语教学”“对比”“汉字词”的出现，可以表明在深化韩语教学改革的同时，学者们也加大了对汉语的关注，两国语言的对比研究也在逐渐深入。发刊时间大多集中在2012年前后，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本领域的研究出现了小高潮，下文将会通过前沿时区图具体阐述这一观点。

图4 中韩翻译研究领域聚类分布战略坐标图

聚类分析法即根据一个领域单位知识的共现强度按一定的算法聚集成为聚类，通过观察战略坐标图的分布可以将其分为核心聚类等不同种类，进而分析聚类的未来发展趋势。(12)沈君：《知识网络视角的专利技术主题结构分析——以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13年，第45-46页。通过Citespace软件的主题聚类分析功能，从研究文献中划分聚类，去掉检索词，通过计算得到每个聚类的新颖度和关注度，并绘制战略坐标图如图4所示，每个坐标点表示一个聚类。

根据关键词达到阈值的时间，计算每个聚类的平均共现时间，以此反映该聚类的平均时长，再计算每个聚类的平均时长与全部共现的关键词的平均共现时长的离均差，称为“新颖度”。若值为正数，表明研究的时间较晚；若值为负数，表明研究的时间较早。关注度同理，根据各关键词的共现频次，计算每个聚类的平均共现频次，再计算每个聚类的平均共现频次与全部共现的关键词的平均共现频次的离均差，以此反映该聚类的受关注程度，此值被称为“关注度”。若值为正数，表明该聚类所代表内容的研究受关注程度较高；若值为负数，则表明该聚类所代表内容的研究受关注程度较低。(13)沈君：《知识网络视角的专利技术主题结构分析——以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13年，第43页。

位于第一象限的聚类新颖度和关注度均大于0，(14)刘盼盼：《基于CiteSpace的乡村景观设计问题分析报告》，《美与时代》2020年第3期，第76页。表明这些聚类所代表内容受关注的程度比较高，而且属于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15)沈君：《知识网络视角的专利技术主题结构分析——以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13年，第48页。第一象限中的聚类所代表的研究内容同时具备高新颖度和高关注度，是整个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第一象限的研究领域被称为“核心型领域”，共10个聚类。由图4可以看到聚类15、聚类70、聚类66等处于第一象限，且聚类15的关注度最高，为12.226 2。经查验，聚类15的聚类成员为“地位”“应用”“中韩翻译”，可以得知国内的学习者最关注的是中韩翻译研究的地位及应用。此外，聚类66的聚类成员所涉及的主题主要为不同文体的翻译策略，聚类70的聚类成员主要涉及的主题为教学相关的研究，表明这几个问题是学者们一直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

位于第二象限的聚类的关注度大于0，新颖度小于0，表明这些聚类所代表的研究内容备受关注，但不是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属于基础型研究内容。(16)刘盼盼：《基于CiteSpace的乡村景观设计问题分析报告》，《美与时代》2020年第3期，第76页。第二象限的研究领域被称为“基础型领域”，共5个聚类。聚类13、聚类20、聚类38等处于第一象限。聚类13的主题为中韩文化的对比，聚类20的主题是对于韩语“谚语”“构词”等语言层面的研究，而聚类38集中在中小学的中文教学方面，说明这几个主题虽然近几年研究较少，但属于不可或缺的基础。

位于第三象限的聚类的新颖度和关注度都小于0，表明这些聚类所代表的研究内容受关注程度不高，而且近几年的研究也较少，属于被边缘化的研究内容。(17)牟利明、孙晋海、沈君：《国外体育管理学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基于SSCI来源刊JSM、ESMQ和SMR》，《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20页。第三象限的研究领域被称为“边缘型领域”，共24个聚类。聚类36、聚类22、聚类25、聚类56等就处于第三象限，且聚类36的新颖度最低，为-7.73。聚类36的聚类成员是“过渡泛化”“动宾短语”“母语影响”“离合词”，均为2005年的词语，说明这些主题已经不再受到关注；聚类25的主题与韩语古代历史相关；聚类56的成员为“国别体”“教材比较”；聚类22的成员是“中韩小说”“差异性”“同一性”，可以得知中韩语言文学层面的对比研究也不再是热点。

位于第四象限的聚类的新颖度大于0，而关注度小于0，表明这些聚类所代表的研究内容属于近几年来新的热点，但是研究的受关注程度较低。(18)刘盼盼：《基于CiteSpace的乡村景观设计问题分析报告》，《美与时代》2020年第3期，第76页。只要受关注程度有所提高，第四象限的聚类就会移动到第一象限，成为较成熟的研究热点。(19)牟利明、孙晋海、沈君：《国外体育管理学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基于SSCI来源刊JSM、ESMQ和SMR》，《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19页。因此第四象限的研究领域被称为“潜在型领域”，(20)马佳丽：《国内民俗文化保护文献计量分析》，《美与时代》2020年第11期，第103页。共36个聚类，数量较多，说明与中韩翻译研究相关的更多领域正在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位于该象限的聚类有聚类27、聚类75、聚类63、聚类64、聚类12、聚类30、聚类6、聚类28等。其中，聚类27的受关注度最低，为-1.440 5；聚类27的聚类成员为“受容”“佛教”“交流”，表明宗教受容度的相关问题并未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聚类75、聚类63、聚类64、聚类12的新颖度最高，为8.27；聚类75的主题为“修辞的使用”；聚类63的主题为“否定词”；聚类64的主题为“中韩教学”；聚类12的主题为“就业”，可见这些都是中韩翻译领域的最新研究方向，随着中韩教学成为最新研究方向，有关翻译教学领域相关改革措施的分析必将成为接下来的热门研究主题。聚类30的聚类成员为“就业前景”“就业方向”“互译能力”，与聚类12的“企业”“人才”为同一个主题，表现了中韩翻译研究相关文章中对就业研究的关注。聚类6的成员为“世界文学”“中译”，聚类28的成员为“东亚视野”“世界化”“互融并进”，这两个聚类共同体现了当今世界文化交融的现状，揭示了中国文化即将走出去面向世界的主题，这些都是未来将要成为研究热点的研究问题与方向，为接下来中韩翻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也将成为中韩翻译教学的重点研究方向。

二、中韩翻译研究的热点及趋势

随着中韩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翻译需求的重点也会随之变化。把握中韩翻译领域的研究热点，有利于更精确地指导翻译教学实践，为教学提供新的方向，进而继续推动中韩交流。

探索本领域未来的研究热点和创新方向，离不开研究前沿的相关分析。研究前沿即特定时间阶段内某一具体研究领域的最新内容。对目前我国中韩翻译领域前沿进行分析，能更加准确地指导未来我国中韩翻译领域的研究方向。为了方便观察与分析，本文将通过中韩翻译领域研究的前沿时区图和关键词的突显词图谱进行前沿分析(详见图5)。

图5 中韩翻译领域研究前沿时区图

图5为我国中韩翻译领域研究的前沿时区图，通过图谱可以直观地看到本研究相关领域文献的更新情况和持续走势。2010年之前，中韩翻译领域的发刊量并不多，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2010年前后，节点突显密集，说明本领域的发文量激增，研究已初具规模，并多集中在“中韩翻译”“比较分析”“文化差异”“韩语”等语言文字层面的研究。2017年左右，再次出现一个发文量的小高潮，这时候的热点转变为“来韩教师”“翻译交流”“人才培养”“韩汉比较”“人际交往”等主题，说明这一阶段国内的韩语学习者已经从单纯地研究韩语、比较中韩差异转向中韩人文交流研究，这是因为，2013-2017年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在任时，中韩关系十分密切，交流往来频繁，客观上推动了两国间的人文交流。2021年节点密集，发文量较多，此时的关键词多为“教学方案”“教学模式”“人才”“商务翻译”“翻译能力”等，突出地体现了此时中韩翻译领域的研究中心正在从翻译转向韩语教学，即研究如何推进教学改革以促进就业。中国国内的韩语人才在这个时间节点已趋近饱和状态，大量韩语人才与韩语专业的学习者无法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针对这一社会问题，不少学者开始研究教学改革问题，希望通过教学模式的转变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朱艳红提出，传统中韩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影响了教学效果，应创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在创新视角下寻找全新的解决方案。(21)朱艳红：《关于高职中韩翻译课堂教学创新研究》，《中外企业家》2018年第14期，第165页。翻译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应是培养应用型、专业化、职业化的翻译专门人才，对于这种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之间的矛盾，有学者认为应将视线放在如何将翻译规范理论有效运用在翻译层次的教学上。(22)傅敬民：《关于翻译规范与翻译专业硕士教学的思考》，《外语教学》2018年第5期，第88页。

图6 中韩翻译研究突发性排名前19位关键词时序列表图

图6为我国中韩翻译研究关键词的突显词图谱，共19个突显词被分析出来。由图6可知，最早提出的是“对比”一词，始于2004年，可见国内的韩语学习者首先进行的是两国语言文字及多方面的对比研究。“汉语”一词延续时间最长，从2005年一直延续到2012年，也就是说，在对比两国文化的同时，也在对汉语进行深刻的解析和研习。从2012年开始，“中韩”“翻译”等词汇相继出现，表面上研究热点已从研究文字对比转向中韩翻译，实现从学术型到应用型研究的转型。从2018年开始，“中韩翻译”“翻译策略”“合作教学”等新词陆续出现，说明学者在继续深入研究翻译的同时，注意到了影响翻译效果的教学过程，开始寻找与其他教学单位的交流与合作。由于CiteSpace的突发性关键词时序列表排列的顺序是突发开始时间由远及近，可以看到“翻译方法”“教学设计”“韩国高中”的突发起始时间与首次突显时间都在2019年，由此可知其便是中韩翻译领域的热点问题和研究前沿。

三、中韩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中韩两国的密切合作与发展离不开中韩间的翻译交流，中韩翻译研究的热点同中韩翻译交流内容紧密相关。同时，中韩翻译研究的成果还能进一步指导中韩翻译教学，为国内各大高校韩语人才的培养提供指导作用。目前，中韩翻译研究尚且存在以下问题，可能制约着中韩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中韩翻译研究领域的研究主体较分散，主体间未能形成有效合作关系。从研究者层面来看，多数学者主要依靠独立研究，未能形成合作关系，合作以两两合作为主，团队合作较少，合作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研究机构层面来看，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综合类院校的外国语学院及外语专业类院校，机构间几乎无合作。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之间有必要加强联系，提高合作密度和频次，尽快形成合作网络面积最大化；在充分发挥个人专业特长的同时打破专业限制，建立多学科、跨学科的合作体系，扩展合作规模，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此，相关单位应积极举办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为学者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使其能够了解更多学者的专业研究领域，推动合作的深化。各单位各学者应加强对翻译教学的合作交流，把握中韩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共同探讨改革方案，以提升翻译教学的质量，加强未来翻译教学的指向性和实践性。

第二，中韩翻译研究领域的研究相对独立，未能与其他相关领域紧密联系起来。在翻译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着将翻译与其他相关领域割裂的现象。以中韩翻译研究为例，研究并未能有效影响中韩翻译的教育模式。当下国内韩语人才就业困难，可以推知韩语人才培养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然而研究总结出的对策并未能有效反映到教学上，培养方案及教学方式均未得到根本改变。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大高校的韩语翻译教学单位应及时做出回应，调整或修改与现实发展背道而驰的韩语翻译人才培养方案。例如，加强某一方面专业技能的培养，调整必修科目和选修科目所占比重，增设新兴领域的教学等。在时代的要求下，翻译学科已今非昔比，不再是两种语言的简单转换，而是包含着多领域的专业知识，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翻译教学应紧跟翻译研究，把握热点问题，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这样才能符合时代的发展。

第三，中韩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缺乏连贯性，不利于本领域的持续发展。通过前沿时区图可以直观地看到主题词出现时间过于集中、分布极不均衡，说明本领域的研究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大，缺乏稳定的学术研究环境。1998-2002年，中韩两国的经济交流日益活跃，民间往来日益频繁，“韩流”也随之进入中国，这是中韩翻译研究的起步阶段，纵观时区图可以发现，2010年之前，该领域并未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方向也仅集中于两国语言的简单对比及对韩国的基础介绍。2010-2013年，新的主题词层出不穷，与翻译教学相关的“翻译方法”“翻译策略”“中韩两国各个方面的对比”研究跃升为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2013-2017年，为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执政时期，受领导人的执政方针影响，此时的中韩关系十分密切，交流往来频繁，本领域的研究也得以持续发展。2017年，萨德系统入韩，中韩关系开始恶化，本领域的研究受到影响，停滞不前。直至2021年，中韩双边贸易额成绩斐然，中韩文化交流年成功举办，同时，受北京冬奥会及2022年中韩建交30周年的影响，双方关系再次趋于缓和，表现为图中节点再次密集出现。另外，随着电商经济等新经济模式的不断出现，“商务翻译”等新的主题词也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学术研究需要稳定的研究环境，然而本领域的研究受两国关系影响较大，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上级部门的有力干预，在政策、资金上加以鼓励和支持；其次，需要各教学主管单位的配合，积极有序地组织本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彰显中韩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最后，需要学者们的持续努力。只有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尽可能减小两国外交关系对研究的影响，反向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实现两国的共赢。

四、结语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近20年间CNKI中的中韩翻译文献进行了研究，绘制了中韩翻译文章相关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揭示了中韩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当前热点。从时间上来看，我国中韩翻译研究领域发文量近20年来整体呈分段上升趋势，在2012年、2017年和2021年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同中韩关系的发展呈同比态势。

中韩研究领域的主题当前主要集中在中韩翻译的地位及应用、不同文体的翻译策略及教学相关研究。阶段特征表现为：第一，初步发展阶段(2002-2012年)：2010年之前，中韩翻译领域的发文量并不多，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2010年前后，发文量激增，研究初具规模，研究重点多集中在“中韩翻译”“比较分析”“文化差异”“韩语”等语言文字层面。第二，快速发展阶段(2013-2017年)：2017年左右出现发文量的小高潮，研究热点发生变化，从单纯地研究韩语、比较中韩差异转向中韩人文交流研究。第三，深入研究阶段(2018-2021年)：2021年左右发文量再次增多，此时的关键词再次变化，更多地体现了此时中韩翻译研究领域向教学领域的研究转变，即研究如何通过教学改革促进就业。未来，随着两国各领域的深入交流，将会继续围绕“翻译方法”“教学设计”等主题，在更多专业领域展开更具体化的研究，在创新课堂教学模式的探讨之外，促进就业将会是持续的关注热点。

从CNKI收录的文献看中韩翻译研究的热点及趋势，能够用数据统计分析的全新方式审视当下中韩翻译研究领域的现状，从而发现问题并分析对策。通过构建战略坐标图进行分析，可以得知国内的学习者对于中韩翻译研究最关注的问题是中韩翻译的地位及应用；对于中韩语言方面的研究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然属于基础研究领域；而对与中韩文学领域相关的比较研究及对于某一具体语言现象的解读已慢慢淡出学者的研究范围；即将兴起的是中韩教学、就业前景等较宏观的研究方向。同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韩两国关系正进一步向前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门与韩国文化交融已成为中韩翻译研究领域新的热点问题，而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也定将成为必然趋势。把握好本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就能够提早为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做准备，更好地弘扬中华文化，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更高质量地完成文化传播的任务，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交流，对国际关系及国家经济发展均能带来一定的良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