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妮尔·奥弗里

“这是真的吗？”我在灯塔出版社的编辑发邮件给我，表示怀疑。

那是2016 年一个春日下午，她在邮件里附上了一篇来自《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Journal，简称BMJ）的文章，这篇文章激起了主流媒体的巨大关注（尽管它在学术界引发了可观的批评）。这篇文章推断说，医疗过失是美国的第三大死因。

我踌躇不决，不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不只是因为我还没来得及读那些医学杂志—它们不依不饶地在我的诊所、信箱、电子邮件收件箱，哦，好吧，甚至在我的卫生间里堆了起来。

我踌躇不决，因为我确实没法回答她的问题。第三大死因？真的吗？医疗过失真的击败了乳腺癌、中风、阿尔茨海默病、意外事故、糖尿病和肺炎吗？

在贝尔维尤医院，美国最大型、最繁忙的医院之一，我作为内科医生已执业25 年。我自认为，我看到的应是当前医学的一个合乎情理的横截面。我的绝大多数病人患有来自21 世纪“发达”社会的疾病——肥胖、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和癌症。

如果医疗过失是第三大死因，那么我应该总能遇到它，对吧？我应该会从亲朋好友那里听说这样的事情。如果医疗过失是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的致命疾病，那么它应该是我日常医疗经历的一部分。

但并非如此。或者说，起码感觉上不是这样。

我当然目睹过医疗过失，我肯定也经历过医疗过失。我在医院走廊上听到过令人不寒而栗的传闻，我也在媒体上读到过触目惊心、令人心碎的故事。然而，这些事迹都像例外——罕见而恐怖。在我的临床实践中，医疗过失造成的死亡根本不像充血性心力衰竭、肺癌或肺气肿那样频繁出现。

然而，医疗过失的数据滚滚而来。从1999 年美国医学研究院第一份报告估计的医疗过失每年导致44000—98000 例死亡，到《英国医学杂志》这篇分析提出的每年导致超过25 万例死亡——医疗过失近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便这些数字并不完全准确（这些论文使用的方法论已受到质疑），研究人员也一致认为，医疗过失的数量一点也不少。

是这些数据错了，还是我错了？是我—以及大多数医务人员—根本没看到医疗过失之猖獗吗？是我们心怀偏见，不肯接受现实？我们这些临床医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杀死我们的病人，但不知何故，对此漫不经心，丝毫没有察觉？如果确实如此，或许我们应该去除我们共同的带状疱疹，这样我们的病人就可以免受伤害。我们可以在门口贴一张纸条：“吃藜麦和豆子。爬楼梯。远离医疗保健系统。”

虽然“第三大死因”的说法很可能是夸大其词，但已公布的医疗过失的统计数据与普通临床医生的经历大相径庭。普通患者也是一样，他们的经历也不同于统计数据，只是层面不同。

作为执业医生，偶尔作为病人，我感到我必须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我的经历与已公布数据所做的推测似乎有天壤之别。我们中有人说错了，我的目标就是找到错的究竟是谁。

医疗也需检查伤害

要是把过去两百年的医学史拍成一部故事片，那它将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冒险史诗。身穿白大褂的英雄们挥舞着听诊器和吸量管，用其医疗砍刀一举斩下疾病的头颅。屏幕上，卫生设备、抗菌术和麻醉会从天而降，将19 世纪的疾病夷为平地。

20 世纪初，疫苗和抗生素会像手榴弹一样爆炸——将平民大众从传染大盗的手中拯救出来。我们为之欢欣鼓舞的超级英雄会大摇大摆地进入20世纪下半叶，旋即用360 度的柔术—化疗、透析、抗精神病药物、输血、避孕、CT 扫描仪、心导管插入术、重症监护室、他汀类药物、降压药、艾滋病治疗——进行攻击，杀死房间里的每条龙，而几乎从不回头看一眼。

这部电影会是一条逐步战胜疾病的笔直大道，在你还没来得及把手伸到油乎乎的爆米花桶底，抓到未爆开的玉米粒之前，人均预期寿命几乎翻了一番。

不可思议的成功一直是医学界的主旋律。理由很充分！把曾经整齐划一的杀手变成过眼烟云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不该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这个持续不断胜利的主题并没有为谈论医疗过失和治疗的不良结果留下太多空间。医疗过失和治疗的不良后果充其量只是我们的英雄昂首阔步前进时那令人厌烦的绊脚石。

医学并不是不检查错误。一个世纪以来，并发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Morbidity and mortalityconferences，被亲切地称为M&M 会议）一直是医学的一部分。M&M 会议过去会，现在也会对治疗的不良结果进行正式评估。但是，我们医学英雄的粗犷的个人主义渗透到了我们对医疗差错的分析中，对此，我们通常的应对方式是，找出是什么—或者更多时候是谁—出现了问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在这种不可阻挡的前进感面前，这些过错无足轻重。在医学研究不屈不撓的进步中，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因此，清点医疗伤害从来不是医疗研究中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这不足为怪。医疗界白发苍苍的权威人士认为，卓越的医学艺术—在势不可挡的科学研究力量的支持下—所提供的照护服务堪称典范。事实上，最早发现盲区的人，反而是医学实习生。

住院医师罗伯特·莫泽任职于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他是第一批认真审视医疗服务不足之处的人之一。在1956 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论文中，他描述了“一些不采用某种医疗手段就不会出现的疾病”。这可能是第一篇调查我们临床医生所造成的损害的论文—虽然是以良好医疗保健之名。他把这篇论文命名为“医疗进步的疾病”，并发现约有5% 的患者经历过这种疾病。

直到20 世纪80 年代，研究人员才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审视医疗伤害。不过，研究的角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患者安全，而是美国的医疗失当体系。

（本文获出版社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董可馨 dkx@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