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

杰尼斯最初的偶像组合“Johnny’s”

英国广播公司3月初推出一部纪录片《掠食者：J-Pop的秘密丑闻》，揭露日本偶像经纪公司杰尼斯事务所创始人喜多川的性丑闻。

实际上，纪录片所用的很多信息都来自1999年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经历两场官司后，法庭最终支持了《周刊文春》对喜多川的相关报道。但在过去50年，没有一家日本主流媒体报道这桩丑闻。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播出以后，日本民众也反应冷淡。有媒体称，喜多川的性丑闻是日本社会“房间里的大象”。

喜多川的性丑闻不仅是杰尼斯事务所的秘密，也是整个日本社会的秘密。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性丑闻，也有越来越多受害者出面指控，但日本家长还是想方设法送孩子进杰尼斯。还有杰尼斯的成员曾经说：“如果可以被捧红，即使要被性骚扰我也愿意。”

日本是偶像文化的发源地。约翰尼·喜多川1962年创立的杰尼斯事务所有“亚洲美少年梦工厂”之称，推出过数十个日本最具人气的男子偶像团体，包括有木村拓哉的SMAP、岚、TOKIO、关8等。

喜多川事业的起点是一群打棒球的少年。1952年，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任职的喜多川组织了一支少年棒球队。1962年下雨的一天，喜多川带着棒球队的少年去电影院看了歌舞片《西区故事》，萌生了组建偶像团体的想法，由此诞生了杰尼斯最初的偶像组合“Johnny’s”，其成员就来自那支少年棒球队。

热衷舞台艺术的喜多川一开始就很注重艺人在剧场的表演。杰尼斯突破了主流的歌星培养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歌手与舞者的区分，培养能唱会跳的新型男子偶像。

舞臺演出于是成为很多杰尼斯偶像组合的卖点。其中经验最丰富的是东山纪之、植草克秀和锦织一清组成的“少年队”。“少年队”在出道前就进入美国市场，成为首个迈出日本国门的偶像组合。

喜多川从美国引入了舞台和演艺圈人才培养与选拔的理念，创造出独特的“偶像养成”模式。杰尼斯事务所从少年中选拔有资格的人接受系统性训练和教育，直到累积了足够的人气才能出道，成为杰尼斯的正式成员。

杰尼斯事务所将偶像包装成“创造梦想”的职业，每年都会吸引超过10万人投递简历，而获得面试资格的只有200—300人。经过一轮免费培训后，只有100多人被选中进入下一阶段。不过，整个过程的筛选很大程度上都依据喜多川个人的好恶。有人通过了甄选，但是再也没有被事务所联络，而有人却只是投递了简历，就能进入免费培训。

纪录片《掠食者：J-Pop的秘密丑闻》剧照

据“四叶草乐队”成员江木俊夫回忆，喜多川招募年轻男孩的标准是，他们有不太复杂的感觉，并且全神贯注于追求梦想。只用看一眼他们的脸，喜多川就能够判断他们是否具有“小王子”的明星特质。因此，在与那些男孩互动的过程中，喜多川要确保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失去童心”，并且在他自家的教学空间绝对不会“感觉到成人世界的一切”。

日本社会学者周东美材指出，杰尼斯事务所的核心就是所谓“小杰尼斯”的制度，用来源源不断再制出一系列“不成熟”且“孩子气”的偶像。

杰尼斯事务所的成功，显然不能仅仅归结于约翰尼·喜多川个人的“恋童癖”。这些偶像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不成熟，也迎合了收看电视的日本家庭。喜多川希望，父母们能够把小杰尼斯们看作是健康的偶像，而且希望旗下的乐队能够吸引全家人一起去听演唱会。换句话说，喜多川想要满足的不只是个人的癖好，还有中产阶级家庭的欲望。

电视从1970年代开始在日本普及，日本家庭习惯在起居室的空间观看节目和演出。喜多川也顺应潮流，让杰尼斯旗下的偶像们从舞台演出转型为电视演出。1969年，青井辉彦出演了电视剧《水户黄门》。Tanokin Trio组合出演的《3年B组金八老师》曾经创造了1979年的最高收视率，标志着杰尼斯进入了黄金时期。

SMAP的出道，开启了如今杰尼斯重视偶像在综艺和电视剧领域全面发展的特色。SMAP的成员一度是日剧收视率的保障。其中，木村拓哉主演的刑事剧《HERO》成为日剧史上唯一每集收视率均超过30%的电视剧。

木村拓哉曾经也是一名“小杰尼斯”。不过，由于性格叛逆，木村拓哉与喜多川摩擦连连。他曾经受不了相声大师给他起绰号而拒绝培训，他还违反公司规定，染黄了头发，把喜多川气到摔电话。他甚至在新年直播里对着镜头许愿“打倒喜多川”。

即使出道成名以后，木村拓哉也我行我素。2000年，木村拓哉宣布与工藤静香结婚，再次挑战杰尼斯事务所底线。杰尼斯一度封杀木村拓哉。其他人一周工作5天，休息两天，木村一周工作2天，休息5天。喜多川还警告其他艺人，绝对不许学木村。社会大众竟然也站在杰尼斯事务所一边，把木村和工藤看作“最讨厌的偶像夫妻”之一。

喜多川想要满足的不只是个人的癖好，还有中产阶级家庭的欲望。

木村拓哉、工藤静香与女儿们的家庭合影

“讨厌”的背后，是把偶像据为己有的“热爱”，这种近乎病态的“热爱”，与喜多川对公司旗下艺人帝王般的掌控，何其相似。杰尼斯事务所制定了大量条款，比如不能和粉丝合影、不能给粉丝签名、不准收粉丝礼物、不准开SNS账号、未成年吸烟饮酒会被开除等等。艺人的照片只能从官方渠道购买，不能擅自使用，当年的报纸杂志上，常常只能看到艺人的黑影。

不是所有“小杰尼斯”都像木村拓哉那样叛逆。在这样严格的管理下，“小杰尼斯”们为了喜多川给他们许诺的梦想，可以牺牲一切。他们的父母也沉溺于这样的梦想，将小孩送进“造星工厂”。

2019年，喜多川因病去世。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喜多川的葬禮选择“家族葬”守夜与告别仪式。“家族”包括了杰尼斯事务所的艺人和小杰尼斯们。有70名杰尼斯艺人发悼文纪念他们的“喜爷爷”，其中也包括木村拓哉和山下智久。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致电吊唁。葬礼现场则有近150位艺人在喜多川的遗像前合影，场面壮观。很多人说，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英国广播公司在今年3月7日释出名为《掠食者：J-Pop的秘密丑闻》的纪录片。一位当事人称喜多川有一间“性侵宿舍”，很多人在里面受害。有人在被迫发生关系时，父母就在隔壁房间。英国媒体把喜多川形容为一只蜘蛛，“盘踞在一张越来越大、越来越牢不可破的网的中心，影响遍及整个日本的媒体和心理，捕捉年轻的猎物”。

虽然喜多川的性丑闻对国外很多人来说是新鲜事，但是类似的揭露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逐渐涌现。1988年，“四叶草乐队”成员北公次出版《致光GENJI》一书，披露自己当年被喜多川侵犯的经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指控喜多川性侵事件的艺人自传也越来越多，有中谷亮的《杰尼斯的反击》、平本淳也的《杰尼斯的全部少年之爱》、丰川诞的《一个人的旅行》、木川将吾的《致SMAP—以及所有的杰尼斯艺人》。

喜多川的葬礼有近150位艺人参加

前杰尼斯事务所艺人山下智久

杰尼斯事务所曾经起诉报道喜多川性丑闻的《周刊文春》杂志。法庭二审判决认定“社长利用练习生‘不服从就不能出道’的心理，进行职权骚扰，且受害者的遭遇具体且详细，辩方（喜多川）也未明确否认，故文章中关于性骚扰的部分属实，不构成诽谤行为”。只不过，日本的主流媒体选择沉默，喜多川本人也没有因此受到刑事审判，继续掌管杰尼斯事务所。

日本主流媒体选择沉默，或许可以归诸杰尼斯事务所在日本娱乐界的权势，但这无法解释一个事实：很多人了解喜多川的性丑闻，依然热爱，并崇拜他。《周刊文春》的记者提到，当一些受害人被问到希望喜多川得到什么报应时，有人说“希望他长命百岁”，还有人说“至今仍然爱着他”。这种矛盾心态恐怕不只是简单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纪录片中，化名为Hayashi的受害者回忆，当年，杰尼斯的很多人都跟他说“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就必须要忍受”。忍受性侵仿佛成为了实现偶像梦想的必由之路。这并不全然是在画大饼，因为许许多多的小杰尼斯真的实现了梦想，这回过头来又强化了他们的信念，也就是说，他们的忍受是“值得”的。

喜多川有一双辨识纯真的眼睛，而这双眼睛背后却是并不单纯的欲望。当千千万万的粉丝着迷于喜多川精挑细选的少年偶像，粉丝又该如何知道附着在偶像光环上的究竟是谁的欲望呢？

特约编辑姜雯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