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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创新·融合:“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考与实践

2023-05-04李子璇

今传媒 2023年4期
关键词:词频学者研究

李子璇

(湖北文理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之后,“讲好中国故事”这一话题逐渐成为了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随着这一主题的实践应用不断增多,国内学界也越来越重视这一主题,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中,思想政策宣传、媒体产业、国际传播等领域的学者是研究这一主题的主力军[1]。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舆论乱象,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外交场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梦的内涵,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形象、通俗、生动地将中国梦传达给外国人,展现了中国形象,也为学界研究“中国故事”提供了生动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梳理的方法,收集了2013-2022年(截止到3月份)CSSCI收录的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论文,去除会议综述、业界人士的评论、个人随想、新闻报道、卷首语等文章,最终筛选出有效样本共271篇。

基于这些数据,本研究借助编程量化软件Python对论文样本中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并从知网上总结出“讲好中国故事”论文的总体发表趋势。同时,在上述量化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了质化的内容分析,并从“研究趋势”“研究主题”“研究对象”的角度对论文样本进行了分类。

一、时空逻辑:“讲好中国故事”文化新浪潮

为更直观地了解当前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动向,本研究通过图表的形式整理了CSSCI期刊的发文量,如图1所示。可以看到,2013年至2022年3月相关发文量呈增长趋势,2014年增幅最大,2021年达到顶峰。

图1 期刊类文献发表数量(2013年至2022年3月)

研究“讲好中国故事”的论文数量不断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2013年,“讲好中国故事”被提出后,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发文量逐步上升。2016年,发文量明显增长,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新闻舆论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集中讲好中国故事”有着密切关系。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推进国际传播建设能力,同年发文量增长了近一倍。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年,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发文量此时到达第一个小高峰。2020年的发文量依旧居高不下,源于中国的脱贫攻坚成果具有了里程碑意义。从图1可以看出,2021年的发文量到达最高峰,这与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有很大关系。从总趋势可以看出,特殊意义的年份,学术界发文量就会增多。近10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国际话语权也大大增强,国家政策对学者研究我国文化自信、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等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我国逐步成为了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如何用“讲好中国故事”来举旗定向、连接中外,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二、内容逻辑:文化、传播、新媒体新锚点

本研究借助编程量化软件Python,读取了这些论文样本的关键词和正文,再通过Jieba库的cut函数进行分词,将人工自定义类的分词(如“国际叙事”等)添加到Jieba分词工具,最后输出词频数据统计结果。

结果显示,关键词词频靠前的重点关键词分别是:中国故事(101)、讲好中国故事(43)、国际传播(19)、对外传播(12)、一带一路(8)、人类命运共同体 (7)、习近平总书记 (7)、中国共产党(6)、新时代(6)、纪录片(6);正文词频靠前的重点关键词分别是:文化 (4188)、传播力 (3706)、中国故事 (3388)、国际传播 (2027)、国家叙事(1947)、世界(1612)、媒体(1486)、讲好中国故事(1458)、话语权(1329)、历史(1186)。

正文词频排名第一的“文化”与关键词词频排名第一的“中国故事”不谋而合,即“中国故事”的文化内涵;正文词频排名第二的“传播力”与关键词词频排名靠前的“讲好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相呼应,都涉及到故事内涵向外传播或向内传播的传播力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以这些样本分析论文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综合来看,正文词频与关键词词频交叉重合的重点词有:“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对外传播”等,显示出研究热点大多围绕“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内涵、“讲好中国故事”的策略、“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途径等议题展开。事实上,近年来这些议题已经被学者广泛讨论,并且,已将研究方向扩展至“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研究、传播研究等方面。这些词涵盖了“讲好中国故事”这一话题的价值属性以及故事叙事、故事传播的各个维度,不仅体现出时事政治对于学界的影响,也体现出学界对于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选题的挖掘。从整体上说,学界对“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宏大命题的研究,呈现出从零散到集中,逐步深化、逐步加强,并朝向多学科研究的走向。

(一)故事文化内涵趋泛化

“讲好中国故事”的故事文化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研究通过分析CSSCI期刊上发布的“讲好中国故事”学术论文发现,内容生产模式和传播主题研究是目前学者关注最多的模块,这类论文研究的是故事的本质与核心,大多以“故事是什么”作为研究的落脚点。在国家对外传播的内容方面,“三个中国”论断和“五个故事”论述是学者的主要研究方向,也多被学者作为理论的基础进行扩展和延伸。此外,中国共产党的故事(19篇)是“讲好中国故事”论文样本中出现频次最多的题材,表明它是目前相关研究的热门话题和方向;思政教育的故事(10篇)、新时代的故事 (10篇)、“一带一路”的故事(9篇)、脱贫攻坚的故事(9篇)也是出现频次较多的题材,可以看出,学术研究与时事热点有着紧密联系。

整体来看,学者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主题的研究呈现出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故事文化内涵泛化的趋势。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不同领域的学者也从各自擅长的领域细化了子命题研究,但是,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评判标准的研究成果较少。

(二)传播策略实践性较强

由所输出的词频数据统计结果来看,“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传播力”“国家叙事”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策略的关键词,学者提出的传播策略实践性较强。从实践角度来看,学者多从话语叙事、传播主体、定向传播、故事载体等方面来阐述“讲好中国故事”的策略;也有学者从国际舆论层面提出“增强破题应变能力,掌握国际舆论斗争主动权”的传播策略[2]。从话语叙事角度来看,学者强调不仅要讲清楚中国为什么“能”提出“中国梦”,为什么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要讲清楚为什么“会”提出“中国梦”;也有学者指出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3],比如,在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中,要“讲好抗疫故事”的三重内涵,要用具有感召力的叙事和精神力量构建话语体系[4]。从高校思政教育角度来看,学者强调了高校思政理论课的重要性,提出要综合运用多媒体技术创新思政教育的传播方式与教学表达,增强中国故事“话语内容”的时代性和生命力[5]。

(三)新媒体传播趋向新锚点

首先,在早期的传播载体研究中,以纪录片为载体的文化传播研究涉及脱贫攻坚、“一带一路”、中国美食、新时代等内容,从语料的选择到叙事语态再到视听呈现,都有详细的研究成果。其次,以电视剧、电影为载体的文化传播研究,主要分析主旋律电影、精品电视剧的叙事技巧和叙事结构,探索讲述好中国故事的新路径。最后,在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以短视频为载体的文化传播研究,展示了中国的民族意识、价值取向。这类涉及到国家形象宣传的短视频,以专业生产内容(PGC)的讲故事形式、人物风景展示形式和动漫形式为主[6]。

近年来,学者越来越关注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网络传播、媒体融合等方面,以短视频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逐渐成为了热点,主要通过案例分析来探索内容生产与传播的策略,从而寻求启示。然而,目前的研究仅涉及脱贫攻坚呈现、乡村中国故事的短视频呈现、新闻短视频的探索等方面,尚未关注到短视频的所有主题类型。

三、生产内容、传播方式与媒介技术新聚焦

本研究通过梳理论文样本发现:第一,“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生产的研究是讨论最多的领域(如图2所示),占样本总量的34%,一般以“讲好中国的什么故事”为题;在对故事文化内容生产的研究中,学者习惯以案例分析为主,大多从叙事方法和叙事角度出发。

图2 学术文献的研究对象分类统计图

第二,学者们也较多地关注对传播主体的研究(占比为28%),一般以“谁讲好中国故事”为主,主要研究方法为案例研究和文本分析研究。比如,论文《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创新叙事——以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作品为例》,将“外国人作为讲述者、外国人作为新闻故事主角、外国媒体作为新闻生产主体”,从单向视觉的角度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实践启示[7]。

第三,有关媒介技术、传播策略的研究共占比37%。随着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讲好中国故事”在新媒体平台中的传播成为了学者研究的重点。比如,《从“我是郭杰瑞”Vlog看“洋网红”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以自媒体“我是郭杰瑞”为例,探究其内容传播之道,借此分析短视频自媒体博主应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通过分析学者的研究热点不难发现: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利用新媒介技术传播好“中国故事”?如何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是当前“中国故事”传播应思考的重点问题,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话题。如今,短视频已成为“中国好故事”的主要传播手段之一,但是,学术研究成果不够充足,比如,在“传播策略”方面,依旧是业界在前、学界在后,理论产出存在滞后性。

四、结 语

通过梳理和分析近10年学术研究领域有关“讲好中国故事”的论文样本,发现故事文化内涵、传播渠道、传播策略、新媒体赋能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主题,相关论文样本主要从国家层面出发,着力研究“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增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力,并得到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学者也深入探讨了“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内容框架和传播途径,为“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宏大命题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在新媒体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路径不断增多,技术人才不断涌现,凸显出理论与实践的共同进步。利用新媒体技术探索出更多的传播可能性,也是未来新的研究方向。

基于此,学界对“讲好中国故事”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首先,在媒体融合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要创新传播方式和实践路径,将新媒体作为传播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其次,不仅要将目光投向短视频平台,分析各传播主体如何“借船出海”“造船出海”,还要对传播渠道和传播主题、传播内容进行交叉分析,并结合短视频点赞量、评论量,进一步探索传播策略。最后,“中国故事”的内容生产是动态发展的,会随着国家政策和领导人动向而继续深化、细化,因此,“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要紧跟国家政策,吸纳时代动力。

学界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理论慢于实践、战略与对策可操作性不够强、将中国受众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较少等。因此,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和实践还需要不断深化,学者也要具备综合视野与批判意识,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用丰富的理论视野、强烈的应用属性、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恰当的切入角度,多层面地深耕这一领域,进一步凸显新媒体背景下“中国故事”的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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