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海霖 曹景文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1941年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中共中央因时因势做出决策:“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新四军据此调整武装发展重心,通过实施将部分主力部队编入地方武装的“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政策,坚持和巩固了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迎来了抗战的胜利。1945年3月,曾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在为召开中共七大所准备的《建军报告》中总结此项措施“是主力与地方军与民兵配合,几百万人民对付几万个分股入侵的敌伪军的联合作战。”(2)《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学界对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研究成果较多(3)依据作者有限的阅读,学术界关于中共领导的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地方武装研究的只有1篇,即张胜:《困境与转变:1941—1942年华中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建设》,《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4期。涉及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建设的有:郭宁:《正规化与地方化——论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地区的武装》,《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2期;张克兵:《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三结合武装体制研究》,《军事历史》2018年第2期;李士顺:《我党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形成与演变》,《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但聚焦于华中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化的专题甚少,本文拟对此做专门探讨,冀方家教正。

一、根据地的困境与主力部队地方化战略的提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华中屯驻13个师团兵力和10万伪军,不断对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清乡”。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国民党顽军在华中兵力约40个师以上,除一部分监视日军外,直接对付中共的约有25个师。(4)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6),解放军出版社2015版,第260页。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整编后全军主力部队为7个师、1个独立旅和1个军部直属特务团,共计约9万人,地方武装约4万人,不仅兵力对比敌强我弱且需要进行长期的反“扫荡”、反“清乡”和反“摩擦”斗争,任重而道远。华中地区形成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复杂态势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延安整风期间,曾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的刘少奇在总结中共在华北和华中敌后领导抗日战争的经验时说道:“华中敌后的根据地是在抗战三年以后才开始建立,并且是在反摩擦斗争胜利后才开始建立的,由于这两个特点,再加上其他特点,就是华中根据地建设的条件,比华北更困难些。”(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页。

从1941年开始,在日伪加紧进行的“扫荡”“清乡”封锁和顽军的“摩擦”压力之下,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处境空前严峻。2月上旬顽军李仙洲部进犯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四师与敌周旋三个多月,不得不暂时放弃豫皖苏边大部分根据地,转移至皖东北地区。日伪从上半年开始对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纵深反复“扫荡”和“清乡”,造成新四军“十八旅部队在苏南常熟、太仓地区,已完全失败”。(6)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2015版,第252页。同年7月20日,日伪集中1.7万兵力分4路进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顽军韩德勤部也乘机进犯苏北根据地。为保存有生力量,新四军于22日主动撤离盐城。日军扫荡造成苏北地区“主要交通要道及水网地区已被敌控制”,加之“苏北空隙地区已不大”,这导致新四军主力活动更加困难,一时无法摆脱敌人之扫荡。(7)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2015版,第252页。日寇接着“扫荡”苏中地区,造成苏中“在东台以东,南通、如皋以北,亦增据点十余处,现在阜宁、东沟、益林之线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据点林立,我已无整块地区”。(8)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苏北领导小组编:《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3册,出版时间不详,第 124页。日伪的“扫荡”不仅造成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缩小,还造成根据地财政税收大减、粮价飞涨、人民到处逃生、兵员补充困难、伪军发展迅速、土匪横行等诸多困难。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双方在军事力量上的差距外,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指出:“由于我们对顽军及地方反共派力量估计的不足,对于土匪力量的轻视”,这造成主力部队一直疲于应付,更缺少时间集中整训提高,“如果我们继续东打西拖,我们将遭受更大的损失,甚至失败”。(9)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2015版,第224页。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坦言:“由于地方武装战斗力弱,每次战斗均须要主力负担解决,致使主力削弱太甚。”(10)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8),解放军出版社2016版,第22页。陈毅坦陈己弊,并深究其因,“1942年春所谓四万地方部队,均战力不强,成分复杂,叛变逃跑时有所闻。边区极不巩固,使根据地人心不安,边区党政时常受敌伪顽匪摧残袭击。……这样使华中主力不得不拨去担负地方任务,有主力等于无主力,虽有地方军四万亦等于没有,民兵则更未形成。”(11)《陈毅军事文选》,第261页。可见,地方部队实力不强,它既不能独立负责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又未能与主力部队建立正确关系,配合主力作战,这是造成根据地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压力剧增。中共中央逐步调整军事战略方针及部队建设方向。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发文要求各根据地建立三级军事机构: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重视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并详细规定了三级军事机构人数的比例原则。(12)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第212—213 、264页。同年12月17日,中央军委提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其后,中央多次发文强调“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

1942年2 月,刘少奇依据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具体特点,提出“继续提高主力军,加强地方军,广大的建立与训练人民武装”的军事建设任务,并强调“今后须集中力量来扩大与加强地方军”,但又指出在适当条件下,主力“可进行扩兵运动,并设法从地方部队及人民武装中动员一部分兵员”。(13)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对于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方针,华中局曾有异议。1942年4月17日与5月21日,华中局两次致电中央,强调华中根据地的特殊性,称华中根据地大多数地区人力、物力的征调未达中央规定的“脱离生产人数不得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的饱和点”和兵力相对薄弱的特点,需要“正确而灵活地执行中央的精兵简政的指示”,并且准备在一年内完成发展主力至10万,地方军到10万,自卫军200万,基干队40万的任务。(14)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7),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246、273—274页。面对华中局“精兵简政”的相关汇报,毛泽东亲自致电陈毅指出:“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15)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8),第45页。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强调“精兵简政”政策重要性以后,华中局和新四军主要负责人对“精兵简政”的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开始在华中各根据地贯彻实施。(16)马洪武主编:《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页。将主力部队一部分编入地方武装即主力地方化的实施,既是对中共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也是“精兵简政”政策的一部分。

1942年9月,按照苏中军政党扩大会议精神,苏中主力部队各旅保留一个主力团(共计四个主力团),作为苏中机动兵团,其余主力团充实地方兵团,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17)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苏中抗日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其它根据地也根据自身特点陆续开展主力部队地方化。1944年夏,陈毅全面总结了华中地区部分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概况:军部“乃决计使主力精干化而放手扩大地方军,以三分之一主力编入地方军。于是一、六两师从十五个团只保持四个主力团,余皆与各县地武合并。六师师部取消,部队归第一师指挥。二师三个旅改为两个旅,从九个团改为四个团,调一个主力团加强第七师,余入地方,三师拨一个团归山东,第七、八两旅均留二个主力团,余入地方,十旅完全和地方合并。”(18)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2),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259页。

二、主力部队地方化的建设举措

主力部队地方化战略的实施,关系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斗争的成效,关乎新四军在华中的生死存亡。为此华中局从组织建设、干部培养、地方部队整编等方面来实施主力部队的地方化。

中共进入华中初期,地方部队的发展主要通过整编地方游击队或改造整编一些“杂色部队”,数量上虽有大的扩张,但是队伍成分复杂和指挥体系不协调的问题等日益凸显。首先,队伍成分复杂。如1941年3 月《淮北苏皖边军区工作报告》在谈到各独立团人员构成时,多处指出“成分非常复杂”。其中邳睢铜军分区地方部队“人员成份复杂”,部队多为“维持会反正人员”组成,如铜山保安大队“成分复杂,流氓、兵痞、土匪很多,生活散漫,群众纪律不好”(19)《淮北苏皖边区武装工作报告》,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编:《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册,1984年印,第225页。等。其次,对于地方武装改编过早过急,甚至方式粗暴也是造成地方武装实力不强的原因之一。1941年3 月刘少奇致信苏中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指出主力和根据地工作发生很多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主力收编地方武装过多过早”,并要求“不要随便将地方武装编入主力,应派多数干部有时应以主力之一部编入地方部队,使地方部队巩固”。(20)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4),第255页。此外,粟裕在总结苏中地方武装建设时指出:“主力兵团要编并地方武装,人家不肯,就把地方武装的缴掉,关在堡垒里面,以致引起地方武装的害怕、躲避,甚至逃跑。”(21)粟裕文选编辑组编:《粟裕文选》第1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加之,主力部队对地方武装培养训练不够,经常给地方武装分配一些超出其能力的任务等,也是造成地方部队发展不力,以至于地方武装很难肩负起保卫根据地和配合主力作战的任务。再次,初期各种游击队、独立团、独立大队、独立营等地方部队有的属于政府机关,有的属于地方党,还有归主力部队直接领导,编制上相对混乱,造成指挥、调动不协调等一系列问题。

干部的素质是地方武装建设的关键,主力部队给地方武装干部的选配和培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942年2月,陈毅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目前应纠正主力部队专送质量较差的干部到地方军去的倾向,纠正正规部队工作干部不愿到地方军工作,视到地方军工作为降级使用的错误观点。纠正地方党政机关不派遣地方领袖到地方军去工作的倾向。”(22)《陈毅军事文选》,第191、262、262页。之后,这些错误倾向逐渐得到改正,地方部队的干部配置日益得到重视,如1943年新四军第1师专门从主力部队中抽选干部及特等射击组,分配到各乡,以便在“扫荡”中打击敌人,在平时也可帮助训练、教育民兵。(23)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0),解放军出版社2016版,第77、153、159页。主力部队也在教育、训练方面给予地方部队帮助,“为了培训地方武装的基层干部,4支队司令部和联防司令部于1940年9月,共同举办了教导队。……1942年3月和8月联防部队又办了两期教导队,参加培训的学员共有240多人,教导队的课程有班、排战士职责,战斗动作、步哨员动作,八大制度,野外演习等内容。”(24)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回忆史料》(3),解放军出版社2015版,第234页。再有,中共特别强调地方干部的培养,“地方军必须真正地方化,其主要成分、其主要干部,应当是本地的,因此培养当地干部,由地方党选送优秀的本地干部到地方军去,是一等重要的任务。”(2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第215页。

1941年6月,针对地方部队指挥体系混乱问题,黄克诚认为要“建立军区统一领导各地武装,军区主要负责人要参加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军事活动由军区统一指挥,内部工作根据党的计划进行。”(26)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苏北领导小组编:《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3册,第87页。1942 年 3 月,陈毅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军事建设》报告,要求建立能够独立负责的军区、军分区工作。据此,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区制度开始建立,军区的职能是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现全民皆兵,开展人民战争。此举使得地方武装有了独立的指挥机关,得到域内资源的调配,战斗力倍增。

1942年9 月1日,考虑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中(实际上是党政军民系统中党员干部的关系)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撤销各级军政委员会,建立了统一领导的各级党委作为党政军民的最高领导机构,各级党的组织逐步形成了健全的领导核心,党政军民的团结得到加强,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至1942年底,华中局彻底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一批有能力的地方干部被充实到地方武装中,促进了地方武装干部素质的提升。精兵简政既促进了部队的精干化,又为地方军增添了骨干和武器装备,提升了全军战斗力。

由此,地方部队的实力得到很大提高。1943年新四军军部向中央军委报告:各地方部队实力均有增强,如苏北地方部队“现有各兵团战斗力大大提高,已逐渐上升为主力兵团,不仅能发挥其游击战争的特长,且能不断的执行较大的对敌伪战斗任务。”(27)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0),解放军出版社2016版,第77、153、159页。苏中地方部队“战斗力亦较强,能担任独立作战及攻坚之任务”。(28)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0),解放军出版社2016版,第77、153、159页。1944年夏,陈毅向中央报告:“现在华中的14万大军,每个团均能独立打鬼子、打顽军,也就是主力扩大。以前地方军怕顽军,只欺负伪军的现象完全改变了。”(29)《陈毅军事文选》,第191、262、262页。

三、主力部队地方化战略效果

1941年6月3日,针对日军的“扫荡”,刘少奇、陈毅指示新四军:“我主力应采取敌来不迎,敌去必送的战法;游击队应采取就地游击,就地纠缠的战法;人民武装应采取空舍清野、破坏道路、配合作战的战法。”(30)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5),第61页。其中,“就地纠缠”对地方部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力部队地方化后,部队保留了近十个机动兵团,既能机动灵活地进行战略转移,又能在必要时集中起来打歼灭战,增强了主力部队的机动性。同时,地方武装实力得到加强,除了有利于配合主力部队的作战外,还能有力地承担保卫根据地的任务,为根据地民众利益奋斗,赢得民心,这就“在事实上扩大了主力”(31)《陈毅军事文选》,第191、262、262页。,大大提高了抗敌的能力。

1943年2月,日伪军合计约2万人,分多路向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盐阜地区开始“扫荡”,妄图消灭新四军第3师主力。第3师初期避其锋芒,采用地方小部队与日伪军纠缠斗争,主力分散隐蔽的策略,致使日伪军无法决战而往返疲劳。3月中旬,待至日伪军锐气衰减,中共主力与地方武装不断袭扰日军。至4月中旬,日军主力开始撤退。新四军选准时机有力反击,使根据地基本恢复到日军“扫荡”前的态势。(32)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苏北领导小组编:《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5册, 第24页。

1944年3月5日,爆发于江苏淮安的车桥战役,更是新四军主力军与地方部队相互配合作战的一次典型战例。为改善苏中地区斗争局面,苏中军区决定发起以夺取车桥镇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新四军参战部队有第1师3个主力团及苏中地方武装泰州独立团等,日军为第65师72旅团一部和伪军一个大队。3月上旬,新四军第3师以一个团配合第1师作战,新四军主力军与地方武装并肩协力,强攻日军据点,取得胜利。本次战役共计“俘虏:活捉鬼子二十四名,敌伤亡:击毙敌三泽大队长以下官兵383人,伤敌官兵58名,毙伪官29名,伪兵183名等”(33)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中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301页。,此外还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品。使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连成一片,解放了淮宝地区数十万群众,揭开了苏中反攻的序幕。

主力部队地方化后,中共注意保护乡村民众利益,部队与民众关系更加紧密。1943年5月,华中局发布《关于夏季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各根据地的夏收中掀起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高潮,群众生活也有所改善。此项政策既争取了地主,更争取了佃农,有利于抗日。同时,根据地“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也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抗日力量。此外,为了扭转根据地财政经济困难,军民生活艰苦的局面,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积极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改善军民生活。1940—1943年根据地军民共筑圩堤818公里,共疏河道、水道3370公里,使1100余亩田地受益,苏北阜宁抗日军民共建一条长达45公里的海堤“宋公堤”抵御海啸,使阜东十几万人民、数百万亩良田获益。(34)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综述》,解放军出版社2015版,第102页。

显而易见,以上种种举措使部队赢得了民心。当年苏中民谚称:“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军,你为人民死,人民得你生,大家来参军。”(35)《陈毅军事文选》,第242页。这使中共获得了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广泛社会基础。

有了民众的配合与支持,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就能更好地贯彻“寓兵于民”的人民战争思想。1943年1月28日,中共华中局进一步要求在各根据地组建基干民兵部队,“每一个县均能建立模范游击队,作为坚持斗争的骨干,大县相当于一个营,小县相当于一个连”。(36)江苏省档案馆编:《苏中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36页。这使得地方武装实力更加增强。4月上旬,日伪聚集1.6万人的兵力对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清乡”,“清乡”除以武力打击中共军事力量外,更强调运用一切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彻底破坏中共党政群机关,“伪化”中共根据地。此次“清乡”第一期范围是苏中抗日根据地第4行政区的通如海启地区。新四军第1师吸取苏南地区“反清乡”的教训,制定了“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目的”(37)粟裕:《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的斗争方针。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主力团和各警卫团特别抽调2000余人充实区队,提高了地方部队独立作战能力。面对在“清乡”区给予日军大规模歼灭比较困难的局面,苏中区党委要求基干民兵游击队“每一个乡每一个月歼灭一个敌人,这样四分区就有400多个乡,每月即可杀伤400多个敌人”。(38)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0),第71页。此外,苏中区党委发动群众在“清乡”区内破路、拆桥、筑坝,而跳到“清乡”区外的部队,则主动寻找战机,积极打击日伪,配合清乡区内的斗争。新四军内外线配合顽强抗敌,使得日伪一期“清乡”无法达到预期目的,不得不一再延长“清乡”时间,实施“延期清乡”“高度清乡”。至1944年2月,在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的斗争下,新四军不仅恢复了原有阵地,而且开辟了29个乡的新区,日伪在苏中“清乡”以彻底失败告终。(39)新四军战史编辑部编:《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面对新四军灵活而有效的抵抗,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馆”称:“新四军活动地区的民众,抗日意识之旺盛令人吃惊。”(40)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参考资料》(8),解放军出版社2015版,第232、350、244页。日本《交友》杂志刊文称新四军“讲究地方部队群众化,持枪则为兵,弃枪则为民”。(41)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参考资料》(8),解放军出版社2015版,第232、350、244页。《读卖新闻》报道,新四军“采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避开我肃清讨伐战,频繁改变驻地,同时在其势力区域内建立共产党组织及各县区乡中心的行政组织……民众团体,尽力推行其活动。”(42)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参考资料》(8),解放军出版社2015版,第232、350、244页。无疑,新四军实施的主力部队地方化促进了主力与地方、武装力量与民众的进一步结合,这对中共巩固和坚持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主力部队地方化战略意义及影响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展露出胜利的曙光,日军在中国战场亦深陷泥潭。经过几年的英勇斗争,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形势大为好转,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都得到发展壮大。随着局势的变化,主力地方化的“寓兵于农”特点开始发挥效能,迅速发展壮大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成批改编为主力部队投身敌后战场。

表1 新四军年度实力统计表

1938年4月新四军主力10329人,此后连年猛增。以1938年为基数,1939年增加近4倍,1940年增加近8倍。1941年中共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实行主力地方化。同时,地方武装有了正式建制和指挥机关,依托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的力量,获得稳定的财政供给和多元化的兵源,地方武装的发展得到重视。1942年,面对抗战最困难的局面中共不断推动主力地方化,实行精兵简政,既关注地方武装的数量,又重视地方武装的质量。1943年底,抗战进入局部反攻和全面胜利阶段,中共逐步开始从游击战向战略进攻转变。1944年冬至1945年春,华中各地掀起了参军热潮,地方军和民兵数量再度迅速扩大,仅淮北区1944年冬就组织了10万民兵。同时,大批基干队民兵上升为地方部队,部分地方部队则提升为主力部队。1944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反攻阶段,华中局要求新四军“目前主要任务是整训”(43)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2),第1页。,各部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整训计划,研究练兵方法,通过整训部队大大提高战斗力。截止1945年7月,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21万人,地方部队发展到9.7万余人,总数首次超过30万人。

就新四军取得的战绩来看,在1938年6月至1945年12月31日作战总次数24617次,毙伤日伪军293706人,俘虏日伪军124203人,日军投降30人,伪军反正54025人,日伪军总损失471964人;缴获多种口径炮690门,轻机枪4821挺,长短枪235950支;破坏铁路576华里,公路8216华里,桥梁1251座,攻克县城52座,据点1381个。(44)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表册》,第164页。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45)陈桐生译注:《盐铁论》,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9页。新四军主力地方化是中共为应对日伪军事压力,针对己方“地方武装一般不强”与“主力陷于地方任务”的问题,对武装组织形式做出的重要调整,这种调整既有利于新四军主力以“分散游击战”形式与日伪军队“扫荡”“清乡”抗衡,又能深入地方扎根于群众中,并组织和武装群众扩大抗战的社会基础。同时,主力地方化不仅使地方部队实力增强,主力能灵活机动集中作战,也为战略反攻阶段来临之际,中共能够迅速汇聚、扩大兵力提供大量训练有素的干部和兵源。实践证明,此举在中共坚持和巩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中起了重要作用,为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进而迎接解放战争的到来,奠定了一定的军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