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 辰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珠海],广东 珠海 519082)

东京的静嘉堂文库,是日本著名的私家图书馆与美术馆。对于中国学界而言,该文库最知名之处无疑是曾于1907年购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四万余册,其中宋元珍本为数甚多。相对少为人知的是,该文库还藏有若干近代中国珍贵文献,如近年已被国内影印出版的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相关文件《袁氏秘函》。(1)刘路生、骆宝善、[日]村田雄二郎编:《辛亥时期袁世凯秘牍:静嘉堂文库藏档》,中华书局2014年版。本文拟介绍该文库所藏甲午战争孤本史料《津督院往来电》,并对其史料价值略加考释,以便学界利用。

一、《津督院往来电》的概况

《津督院往来电》系朱丝栏抄本,一册,共66叶,每叶9行。版心印有“宝文斋”字样,应系天津著名南纸店宝文斋所制。封面墨书“中日战役叶志超与李文忠来往电”,首页题名则为“津督院往来电”,静嘉堂文库编目者即据此定名(见下页图1)。所谓“津督院”,即天津的直隶总督行辕。书中内容是甲午战争期间直隶总督李鸿章与直隶提督叶志超的往来电报,起自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二日(1894年6月5日),迄至同年十月十四日(11月11日),共278通。晚清高级官员收到的电报,往往会定期誊录,装订成册,方便保存与查阅,《津督院往来电》便是这样的电报抄件。书中所收电报的标题,将李鸿章电称作“来”电(部分注有收电时间),将叶志超电称作“发”电(部分注有发电时间)。由此可知它是叶志超处抄录的。具体抄录时间虽不清楚,但笔者推测大约在叶志超被定罪之前,或系查办所需(参见下文)。

以笔者所见,《津督院往来电》尚未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与利用。前述《袁氏秘函》的整理者曾注意到它的存在(称之为“叶志超电”),但未加以介绍。(2)刘路生、骆宝善、[日]村田雄二郎编:《辛亥时期袁世凯秘牍:静嘉堂文库藏档》,第5页。另外,民国时期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郑贞文晚年有一段回忆,也可能与之有关。郑氏称,他1928年随张元济访问静嘉堂时,见到两种“流落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的密件”,一种即《袁氏秘函》,另一种“是甲午战争时的,内有李鸿章的亲笔条谕、来往电报底稿以及零篇断简等数十件,是由李鸿章的机要秘书收存盗卖给日本人的。”(3)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64页。根据笔者查阅静嘉堂文库各种书目的结果,该文库所藏甲午战争相关文献仅有《津督院往来电》一种。因此笔者怀疑,郑氏提到的后一种“密件”也许就是它,至少应当包括它在内。1930年出版的《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收录截至1928年为止的藏书)中收有《津督院往来电》,由此可知郑氏访问静嘉堂时是有可能接触它的。而且,在该目录中,它的位置与《袁氏秘函》相邻,而且在书库中同属于第35架第105函。(4)静嘉堂編:《静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録》,日本静嘉堂文庫1930年版,第848页。郑氏既然得见《袁氏秘函》,几乎没有可能不注意到本书。当然,郑氏的描述与本书并不十分吻合,但鉴于他写作这篇回忆文章时年岁已高,自己也说“时间经久,记忆多疏,不免误谬”,出入之处或因记忆偏差所致。(5)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140页。

至于《津督院往来电》入藏静嘉堂的缘由,目前也不甚清楚。笔者认为,郑贞文“由李鸿章的机要秘书收存盗卖给日本人”的说法应当只是一种揣测,仍需进一步验证。从封面题名中“李文忠”的措辞(题名时间似晚于抄录时间)来看,本书起码是在李鸿章去世后才流入日本的,时间可能已迟至民国时期。一个旁证是,本书与《袁氏秘函》存放在同一函中,因而或为静嘉堂同一批购入。而《袁氏秘函》是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1928年在北平购得的,卖主是民初曾任袁世凯秘书的曾彝进。而且,根据长泽的记载,当初购入的《袁氏秘函》共有14册,但静嘉堂现存者仅有9册。(6)[日]長沢規矩也:《収書遍歴》,長沢規矩也先生喜寿記念会編:《長沢規矩也著作集》第6巻,日本汲古書院1987年版,第256页。《袁氏秘函》整理者因此而怀疑,与之共同存放的本书可能属于长泽所说的14册之一。(7)刘路生、骆宝善、[日]村田雄二郎编:《辛亥时期袁世凯秘牍:静嘉堂文库藏档》,第5页。当然,这个问题仍然有待日后发现新的线索加以补正。

图1 《津督院往来电》封面及首页

二、史料价值举例

叶志超在中国近代史上为人熟知,主要是因为甲午战争败军之将的形象。他在战争前夕率军前往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并在战争爆发后奉旨总统驻平壤诸军,成为前线清军的最高指挥官。由于清军仅抵抗一天便弃守平壤,继而轻易放弃鸭绿江防线,他成为朝野上下的众矢之的,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1894年11月20日)被清廷下旨革职,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17日)又有旨拿交刑部治罪,逮送京师后于次年正月二十四日(1895年2月18日)被定为斩监候(8)《奉旨叶志超着先行革职以肃军纪事》(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上谕》(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谕》(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6,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2年版,第10页a;卷33,第34页a。,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1899年1月28日)病死狱中。(9)韩永福:《清末将领叶志超病死刑部监狱考》,《历史档案》2017年第2期,第131—132页。而《津督院往来电》所涉时段长达五个多月,上自叶志超率军驻扎山海关,预备入朝,下至叶志超溃退回国,在营口养病,恰好覆盖了甲午战争前夕及初期清军在朝鲜活动的整个过程,其中关于平壤之战、鸭绿江之战的记载尤为丰富,可补现有史料之不足。在此引用其中若干未见于其他史料的电报,试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

(一)清军入朝之初的将帅心态

首批清军于光绪二十年五月初六日(1894年6月9日)抵达朝鲜之后,日本亦派出混成旅团赴朝,先头部队于五月初九日(6月12日)登陆。此后,直至六月二十四日(7月26日)中日陆军首度交火为止,双方在朝鲜对峙了一个半月。(10)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6、38—41、62—63页。《津督院往来电》详尽反映了前线指挥官叶志超与主帅李鸿章在此期间的心态。

李鸿章五月初十日(6月13日)致电叶志超,是后者抵达朝鲜后收到的第一份电报,内称:

袁道(引者按:即浙江温处道、“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电嘱缓进兵。又接佳电所探全州贼情与韩报太不相符,韩人雅不愿我进兵,徒费力不讨好。[倭?]亦谓我撤兵,彼始肯撤。是于中外大局有关,望加审慎,姑住待为妥。(11)本文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津督院往来电》,以下不再说明。

李鸿章对于出兵朝鲜的态度一开始便相当保守。鉴于据报全州东学党已经溃退,朝方不愿清军继续进发,而日方也声称中方必须撤军,己方才肯撤军,他指示叶志超暂时“住待”当时所在的牙山县(濒临牙山湾),不要向内地进发。叶志超次日复电:

灰电谨悉。顷接袁道转电韩政府函称,匪散,不敢再烦天兵,惟倭兵数百入都,人情大骇,危在旦夕云云。计袁业已电呈。超意匪散自应撤兵,惟倭乘韩为难迫韩,必欲我兵先撤,若堕彼计,韩都愈危。窃以我军精壮踊跃东来,士气可用,现拟拔队前赴韩都,一面电袁道密告韩廷,声言顺道至仁川守船撤兵内渡。倭人观我军容,其气必慑,消息奸计。韩人隐资保护,亦坚始终归顺之心。否则径赴仁川守船去,韩都较近,可为声援。俟倭撤兵下船。同时出口,既不示弱于外人,亦免韩都之后患。将来韩再有事变,我军轻车路熟之益。当否,请速电示遵行。

可见,叶志超当时的态度倒是相对积极,认为清军先撤则将堕入日本的圈套,因此主张前往汉城或距汉城较近的仁川,以便镇慑日军,保护朝鲜政府。而在叶志超发出此电的前一天,李鸿章又致一电,引述了朝鲜政府表示东学党起义即将平息、请求清军撤回的公文,并指示叶志超“速调所部回牙山整饬军装,订期内渡”。叶志超五月十一日(6月14日)接到电报后,见到“回牙山”的措辞,担心李鸿章以为自己擅自率军前进,马上发电辩白:

蒸电令将队撤回牙山暂驻、候定期内渡等谕,超初九第三电呈明暂驻牙山,今诵示,似以军已前进,甚为骇异,不知前电何处电局将此飞电阻误。军事紧要,全赖电报灵通,何又刻延!现超电袁道彻底查明,如何阻误此电,必须按迟误军情法严行惩办,以儆将来。牙山大雨,官长兵卒皆住帐棚,士气平健,请宽宪怀。再,牙口水浅礁多,过驳涉险不便,将来归舟在仁川为妥。

另外,对于他的前一通电报,李鸿章迟至五月十五日(6月18日)方才回复:

真电欲即统兵赴仁、汉,似太忙迫。倭廷调兵五千,陆续来仁。我兵不及半,切不可移近韩都挑衅。鸿正与汪使(引者按:即驻日公使汪凤藻)电商倭照前约撤兵,倭廷以贼未尽平为词,俟匪平再撤。弟当坚忍约束,以待后命。如果倭议不成,必须赴汉,则宜另添调,不可轻视。

李鸿章在此明确否决了叶志超率军前往汉城或仁川的提议,寄希望于撤军谈判。叶志超次日复电,表示“谨遵坚忍以待后命”,同时也引用袁世凯来电的“请中堂速派水陆大兵”一语,请求派兵增援。对于此电,李鸿章五月十七日(6月20日)复电,表示是否调兵要看中日谈判的情况与总理衙门的意见,并拟以卫汝贵部盛军作为援军备选。但在次日,李鸿章又电告叶志超,朝廷不愿派兵增援,因此仅能先派芦榆防军三百人携若干装备增援:

内意不主添兵,故稍缓。得来电系备战,然倭兵虽众,彼不先开仗,我不应静守。今先遣芦榆备调之三百及营哨马匹、枪、雷等项乘“海定”赴牙,俾贵军气力稍增。今晚上船,切勿声张。

就当时的朝鲜局势而言,区区三百援兵显然只是杯水车薪。五月十九日(6月22日),叶志超复电重申大举增援的重要性,甚至有些情绪化地表示“芦榆三百兵太少无用,请勿遣”。而在同一天,李鸿章又向他发电表示“备倭一节或无须动大兵,备而未发”。于是,在李鸿章于开战前夕的六月下旬增兵三千余名(其中八百余名随“高升”号轮船沉没)(12)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41、61页。之前,这支小部队便是赴朝清军获得的唯一一支援兵。(13)《津督院往来电》未提及这支部队何时到达。《东方兵事纪略》载,五月二十二日(6月25日),“总兵夏青云率兵三百名、马队百名、旱雷兵百名,自天津抵牙山”,应即该部。见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页。

此后,叶志超的心态愈发焦虑。这一心态集中体现在六月初九日(7月11日)致李鸿章电中:

倭益猖獗,韩急望援。各国调处,卒无成议。此时速派水陆大队由北来,超率所部由此进,两面扼扎,托名护商,若至决裂,免进兵无路。此上策也。否则派船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盖我军为剿匪而来,既抚随撤回,亦系正解。撤后行文倭廷并各公使,申前回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坐见韩人受困于倭,绝望于我,且军士既无战事,久役露处,暑雨受病,殊为非计。请速赐电示施行。

叶志超认为,大举派兵增援为上策,先行撤军为中策,维持现状则为下策。李鸿章次日复电表示,鉴于中日谈判正在进行,不宜采取上策,中策则需要等待总理衙门表态。

根据以上电文可见,叶志超入朝之后的表现其实不似一般印象那样颟顸,颇有积极建言。而李鸿章出于避免刺激日方的一贯态度,加之无法抛开中枢,自行其是,因此未能采纳叶志超进占要地与大举增援的提议。这使得驻朝清军在甲午战争爆发时失去先机,在兵力与部署方面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

(二)驻朝清军的军需问题

驻朝清军在异国作战,军需供应本来就需要多费周折。更加特殊的是,当时中国实行银钱双本位制,而朝鲜基本只使用铜钱。因此,清军在朝鲜需要以银换钱方能购买物资。而且,朝鲜的银钱比价大大低于中国行情,清军以银换钱甚为吃亏。(14)张晓川:《言路与后勤:甲午平壤战役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38页。根据《津督院往来电》所收电报,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对清军将领的严重困扰。叶志超抵朝不久后,便于五月二十八日(7月1日)电告李鸿章,在朝鲜换钱不易:“我兵宜多备米钱,饬‘操江’米[来]仁采办。商家均逃,韩人携银办钱甚难,已饬仁设法。”七月二十八日(8月28日),身在平壤的叶志超又声称,如果按照朝鲜市场价格兑换铜钱,清军薪饷的实际购买力将缩水过半,因此请求从国内运送铜铅,在朝鲜就地铸钱:

据平壤闵道(引者按:即朝鲜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来文,前卫镇(引者按:即盛军统领卫汝贵)等军易钱库银百两作九十五两,每两换韩钱合华钱九百五十文。现据各商云,按此价实难承办,若强行众商罢市,官亦无法,拟减按华钱七百五。照此价,官勇每月应领之饷实受加倍之亏,一月不敷半月之用。超前在牙剿匪,为日无多,勇所用之钱不敷,均归超回防按内地银钱值合算拨补。现各军云集,兵至数万,为日甚长,用钱必巨,无法筹补,兵勇照此实难支持。昨与闵道笔谈,现平壤有铸钱炉,超愚见,请中堂饬员备解铜铅,来就此炉制造。按华钱银,两文足可铸韩钱三。将来铸成此钱,发营通用,铸钱工本若干,按钱合扣。照此办法,不但有益于各营,而地方亦可变通。若可筹办,事不宜缓,即乞裁示。

八月初一日(8月31日),李鸿章回电称:“钱贵可虑,已饬周臬司、袁、盛道(引者按:即直隶按察使周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津海关道盛宣怀)迅速筹议禀办。”八月初四日(9月3日),叶志超再次发电催促:“平壤换钱维艰,军用颇困,超前请运铜来韩借炉自铸一节,迭电周臬司、盛道等速购铜铅运平,早日开铸济用,并请饬周、袁星夜前来,以便商办一切。”次日李鸿章回电称:“铜铅已饬运,俟周、袁到平即筹铸。”同日,李鸿章引用前述叶志超七月二十八日电若干内容上奏,请求在朝铸钱,旨准。(15)《运铜赴朝鲜鼓铸折》(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五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5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页。但由于平壤随即失守,清军迅速溃退,铸钱一事就此作罢。

(三)驻朝清军的军纪问题

驻朝清军的军纪颇受时人诟病。如甲午战后不久出版的《东方兵事纪略》称:“军士残掠,毁器皿,攫财物,役丁壮,渔妇女,汝贵军尤甚,朝民大失望。”(16)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第25页。《津督院往来电》中亦有不少反映军纪问题的详细记述。譬如,叶志超七月二十八日致电李鸿章称:

顷见盛道派办电线委员洪熙,云义州至平壤数百里间商民均逃避,竟有官亦匿避。问其缘由,因前大军过境,被兵扰害异常,竟有烧房强奸情事。定州烧屋几及半里,沿途锅损碗碎。查由义至平各军转运不绝,若官匿民逃,不但夫驮难觅,且途中饭铺皆有无穷之苦。后路转运为行军命脉根本,倘竟阻碍,何堪设想。超询洪究系何军扰害,洪不肯直言,求中堂密饬公正大员破除情面前来密查,并抚商民苦况,以安民心,再将沿途民牛数十条究落于何军何营查交地方官饬还于民,以便沿途按站换拨转运,并饬各将领严整营规,勿稍扰民。我军将来前进,兵民声气相通,不致另生枝节,关系甚巨。超初到平,亦据地方官、商民并营将纷纷陈说,沿途多有种种不法之事,殊堪痛恨,请中堂速饬查实,严行整顿,免滋后患,大局幸甚。以上各情,祈钧意作为风闻。

中国电报总局派赴朝鲜的委员洪熙向叶志超反映,义州至平壤的朝鲜商民深受清军骚扰,但他不肯透露究竟是哪支部队所为。而叶志超虽在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已被清廷委任总统平壤诸军(根据《津督院往来电》可知,叶志超次日收到电报传达的这一任命),却也没有直接整顿军纪,而是提议李鸿章派员密查,甚至请他不要透露消息来源,而是“作为风闻”。可见,由于平壤诸军各有山头,叶志超虽然名为前线最高指挥官,实际上也没有足够的权威统辖全军,连军纪问题都难以处理。

(四)驻朝清军对密码电报的运用

叶志超率军赴朝之后,频繁与后方的李鸿章通电联络。这些电报多数使用明码,而在涉及机密时则使用密码。(17)譬如,叶志超五月初八日(6月11日)率军抵达朝鲜牙山县之后,次日向李鸿章以明码电报简单告知情况,电末又称“详细密电翻妥急呈”。《津督院往来电》反映了若干清军运用密码电报的细节。五月初三日(6月6日),当时身在山海关的叶志超致电李鸿章称:“袁来密电二纸,加灭码,推翻不成文句。问袁新发[法]密电本,榆局无,情[请]早发一本,由今早二次车寄榆。”也就是说,袁世凯发给叶志超的密电使用了“新法”密码,榆局(山海关电报局)没有此种密码本,无法译出。李鸿章同日回电:“新法密本,此间并无多余。弟电袁寄一本至污[沔]口交收照用。”八月初二日(9月1日),叶志超又向李鸿章请求“并请发总署新法密本号码书一二本,有便早带。”“新法”即“电信新法”,最初为清朝外交官张德彝于同治十年(1871)编订,后经总理衙门于光绪十四年(1888)、十六年(1890)两次修订。叶志超所提及的“新法”应系其最新版本,即俗称的“新新法”。(18)吉辰:《马关议和清政府密电问题考证补》,《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16—117页。除这种密码之外,叶志超在朝鲜还使用了其他密码。根据《津督院往来电》可知,至少包括“道字类密”“马统领密本”“行营密”三种。

为了保密,驻朝清军除使用密码外,还使用了特殊的手段为电报加密。当时有一种常用的加密方法,“凡欲寄暗码之信以防信息泄漏者,只须寄信之人与收信之人预约将号码加减”。(19)不著撰人:《电报新编》,清光绪刻本。譬如,六月初四日(7月6日),叶志超向李鸿章电称:“求饬芦榆并盛张各道来军情要电均加四码密递韩,超去电亦然。”六月十六日(7月18日),叶志超请求李鸿章转告奉军统领左宝贵,“与超往来电均加三十三码”。前引五月初三日叶志超电中的“加灭码”应当也属于这种情况(笔者怀疑“加灭码”或指电码加九,因“灭”字在平水韵中属入声九屑)。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加密方法是相当初级的,很容易遭到破译。

(五)清军将领卫汝贵的表现

除叶志超之外,盛军统领、宁夏镇总兵卫汝贵一向被看作是清军兵败朝鲜的另一位主要责任人。他在平壤之战后连遭言路攻击,最终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95年1月16日)被处斩,罪名是“平时刻薄寡恩,毫无约束”“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他是甲午战争中被清政府问斩的级别最高的将领。从上世纪90年代起,有若干学者认为卫汝贵是被冤杀的,亦引发了反论。(20)相关争鸣情况可参见张剑:《卫汝贵是被冤杀的吗?》,《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2期。《津督院往来电》可以为这样的论争提供一些新的材料。

平壤之战后不久,由于李鸿章听闻若干对卫汝贵不利的传言,叶志超于八月二十四日(9月23日)致电李鸿章,为这位同僚作出辩护:“卫镇事,前已吁恳中堂成全。且自十四至十六日血战数昼夜(引者按:指平壤之战),该军十分得力,现在整顿队伍,重图再举,该镇亦不可少之人,总求中堂保全。”不过,叶志超也透露了关于卫汝贵的若干负面评价。他同日发给李鸿章的另一通电报中有这样一句:“盛军各勇性情不纯,超将各衣作为赏号,不扣月饷,现稍定。”当时已近深秋,朝鲜北部气候寒冷,军队更需要早备寒衣。而卫汝贵将寒衣费用从月饷中扣除,致使盛军兵勇有所骚动。叶志超改变这一做法后,军心稍定。关于这一问题,叶志超九月初一日(9月29日)的电报说得更加明白:

超昨往沙河,与卫镇面商盛军寒衣。在平兵心不稳,系因扣款太多。超彼时已谕该军寒衣由超赏发,不扣价。昨与卫镇妥商,做衣价若干,由超付还。卫镇又另备别项衣,每名一套,亦不扣价。现查盛军兵较前心稳。

九月初三日(10月1日),叶志超又称:

超力疾往沙河,(引者按:此处似脱一“与”或“同”字之类)卫镇点名发饷,开导抚恤弁勇,现在该军比前妥善。超筹画该军,时日不忘。因淮军大局攸关,不时与卫镇谆说,莫损小费,有负宪恩,待兵犒赏津贴勤发,勇丁自无不感德。卫镇深以为然。

卫汝贵率部驻扎平壤时已因为“扣款太多”致使“兵心不稳”。叶志超叮嘱他“莫损小费”,并自行负担了盛军寒衣的开支。由此可见,卫汝贵“刻薄寡恩”“克扣军饷”的罪名并非空穴来风。另外,卫汝贵被拿交刑部之后,叶志超于十月十一日(11月8日)请求李鸿章加以援手:

卫镇被参,实无临阵退缩。超迭询分统营官,均云无苛扣情事。卫镇平时因训练赏罚稍有不善,弁勇不服有之。驻防年久,初次出征,伊未多派妥员,沿途巡查管束,以致弁勇沿途骚扰,车牛亦不按站替换,商民衔恨,此事有之。其余被参各款,超在平着实密查,均无实据。惟卫镇目下昏迷,言语颠倒,请中堂电宋帅(引者按:即帮办北洋军务、四川提督宋庆),着细查明,分别早奏,免事悬又多生枝节。超因大局起见,冒昧直陈。

此电对卫汝贵回护的态度十分明显,以致自相矛盾:叶志超此前已指出他“扣款太多”,此时又称“无苛扣情事”,显然是官官相护的习气所致。不过,此电也透露出卫汝贵驭下不严,所部在朝鲜多有骚扰。可见,前述“纵兵抢掠”的罪名也非虚构。对于叶志超的请求,李鸿章表示无能无力:“卫为众谤所归,牵累鄙人,尚有何解说?既拿问,非外间所能搀越。”其后不久,叶志超本人亦遭逮问。

三、与《李鸿章全集》所收电报的比对

据笔者统计,《津督院往来电》所收电报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强亦见于《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特别集中在平壤之战前后。其中收录的叶志超来电,大多是李鸿章在上奏或致总理衙门电中所转引的。这样的重合,并不一定意味着《津督院往来电》的史料价值有所减弱。相反,通过比对两书所收电报的文本,可以发现某些新的问题。

笔者发现,这两个版本所收同一电报的文本之间有着大量字句出入,几乎每通字数较多的电报都存在这一情况。这样的出入之处,部分是由于译电、抄电时出现错误所致。一般而言,发电一方对电报的记录比较可靠。因此,《津督院往来电》为《李鸿章全集》所收李鸿章、叶志超往来电报提供了一个可资互校的版本。

除此之外,二者存在出入之处,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叶志超八月二十日(9月19日)向李鸿章发出一份长篇电报,报告平壤之战情形。该电末尾写道:“超无执笔之人,电稿文亦未通畅,请更顺。”也就是说,因为叶志超的文案幕僚不在身边(可能在平壤之战中逃散或阵亡),这份电报由他亲自起草。叶志超一介武夫,行文难免有失清通。因此他认为,李鸿章援引其来电内容上奏时有必要“更顺”文字。九月初四日(10月2日)叶志超致李鸿章电亦称:“超现无执笔之人,文意未通,如蒙代奏,并求删改。”这两通电报表明,李鸿章上奏中援引的叶志超来电内容,可能经过了旨在润色文字的删改。试举一例,前述叶志超八月二十日电同日由李鸿章上奏,其中文字出入比比皆是,显然不能一概以译抄错误解释。譬如,来电中的“此次血战之苦,数十年所未见者,阵亡文武员弁如此之多,超虽力疾调度,实愚昧不周,请将超奏请严议处治,以服存亡文武员弁之心”一句,在上奏中被改为“此次各军血战之苦,数十年所未见,阵亡文武员弁甚多,容查明请恤。超力疾督战,调度无方,乞奏请严议处治”。(21)《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日酉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4册,第348页。

更加重要的是,从《津督院往来电》可以看出,李鸿章将叶志超来电上奏朝廷或转发总理衙门时还存在大幅剪裁敏感内容的情况。如果只查阅《李鸿章全集》所收电报,则会遗漏若干重要信息。譬如,平壤之战前夕的八月十三日(9月12日),叶志超向李鸿章电告中日军队在大同江畔的交战情况,结尾部分如此写道:

言[当]此倭势方张,我兵力如此,将情又如此,超之权力又如此,只能尽心力以报君相之[知]遇之恩。中堂老于兵事,若急筹妥法(引者按:此处似有脱漏),徒欲超以空言调处将帅抵御敌兵,大局必致贻误。超一人固不足惜,然亦非超之咎,而中堂之过也。乞审详而熟处,大局幸甚。

这段文字将叶志超在大敌当前时的悲观心态反映得淋漓尽致:起首表示己方兵力、将领与自己的权力均不足恃;接下来声称如此迎敌“大局必致贻误”,意在请求增援;最后甚至指出倘若兵败则李鸿章亦有责任,隐含威胁意味。在李鸿章看来,叶志超身为自己的部下与前线最高指挥官,这样的态度自然不便上达朝廷。于是,在他次日的电奏中,这段话被缩减成了“当此倭势方张,我军兵力如此,只能尽此心力以报知遇”一句。(22)《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四日辰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4册,第326页。八月十四日(9月13日),叶志超再次电告军情,求援的语气更加急迫:“大局攸关,请中堂速电明总署,如三日援兵不到,事将决裂。”而李鸿章八月十七日(9月16日)将这通电报转发总署时将此句删减为“大局攸关,请速电总署”。(23)《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七日申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4册,第337页。

又如,八月二十二日(9月21日)叶志超致电李鸿章,报告各军从平壤退至义州的情况。后者次日将该电转发总理衙门(24)《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辰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4册,第357页。,但略去了结尾的大段内容:

查此次失机,与牙山一辙,误在后路不能接济,超皆迭次先事电吁中堂在案。超才小智拙,又兼伤病,本请代奏收回成命,自问不能胜任总统之任。今再令超疲乏之卒当方利之寇,徒重超罪,无益于事,如误大局,何请中堂速即据实奏明,另派督兵大员,并先饬铭军渡江,择隘扼守,以壮兵气。超一面会同各统领整顿队伍,接应铭军,俟士气稍复,再筹战守。芦榆、北塘士卒两次出险,所存不过千余,身均单衣,大半伤病,惨不忍视。棉衣、枪弹皆由陆运,则赶不及。即各军转运,亦不应手。总而言之,超充小卒,誓赴前敌,否则宁请中堂奏请军法,亦所甘心,决不为总统,再误大局。倘中堂不量超之才力,强加重任,误超不足惜,误中堂并误国家,咎将谁任?望速奏明,筹核示遵办理。超泣叩。

叶志超首先表示平壤之战“误在后路不能接济”,而自己此前一再向李鸿章呼吁此事,意在开脱责任。随后,他强调自己能力有限,且有伤病在身,极力请求李鸿章奏请派员接替指挥,甚至声称宁肯军法从事也不愿再总统诸军,可见他在平壤战后已经完全丧失斗志,一心只想推卸主帅之责。

再如,九月初三日(10月1日)叶志超向李鸿章电告清军退过鸭绿江后在江北的布防情形,末尾又声称自己的身体无法胜任前敌指挥,请求催促刚被任命为帮办北洋军务的四川提督宋庆早日前来:

超查倭不日恐进兵,望中堂能筹接应兵转运,粮械不缺,可保防守。并请催宋军门早来督率。超不将详细情形早陈洞鉴,恐误临时。超实因病,万难支持,并不敢托词负恩,以丧天良。

李鸿章次日将此电转发总理衙门时,同样略去了这一段。(25)《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九月初四日申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5册,第12—13页。同一天,叶志超向李鸿章详细电告自己的“病状”,并称“如能静养,不致成废”,请求对方代奏请假,即前述九月初四日电。李鸿章次日转发此电上奏,并向朝廷提议给假一个月。当然,他没有忘记删去“超现无执笔之人,文意未通,如蒙代奏,并求删改”一句。(26)《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五日午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5册,第14页。

结 语

综上所述,《津督院往来电》是一种价值丰富但尚未得到利用的孤本史料,能够反映甲午战争前夕及初期清军在朝鲜活动的方方面面,补充已有史料的不足。诸如清军入朝之初的将帅心态、驻朝清军的军需与军纪问题、对密码电报的运用、盛军统领卫汝贵的表现等,在书中都有所体现。本书所收电报,大约有三分之一强亦见于安徽教育出版社版《李鸿章全集》。通过比对二者重合的部分,可以更正译电、抄电产生的错误,并还原李鸿章出于种种原因对叶志超来电内容的改动与剪裁,进而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李、叶二人当时的心态。笔者接下来也准备将全书加以整理校注,择地发表,进一步方便学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