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鹏 李军 吴萍 程亮

摘   要：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以非农就业与空间流动为核心特征，且具有强地域性特征。基于此，聚焦于县域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非均衡现象，以山东省高唐县为例，从转移规模、转移流向、镇际差异和个体流动四个方面展开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特征研究。在从“结构—家庭”综合视角剖析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探讨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应对策略，以期为城乡融合背景下提升乡村劳动力本地化转移就业质量提供思路借鉴。

关键词：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06-0010-06

引言

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任何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过程[1]，并均以非农就业与空间流动为核心特征[2]。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劳动力转移呈现波动状态[3]，整体具有年龄结构年轻化、性别构成均衡化、城乡流动双向性等趋势特征[4，5]，空间流动规律具有强地域性特征。山东省乡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本地城镇化[6]、转移整体性强[7]、转移非均衡性趋弱[8]等特征。

整体上，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缺乏县域内部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非均衡特征研究；相关机制研究过于偏向宏观结构视角或微观个体视角，家庭视角研究较为薄弱。本文聚焦于山东省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域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非均衡现象，以山东省高唐县为例展开特征研究，并以“结构—家庭”综合视角剖析影响机理，从区域、村落、家庭三个层次探讨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应对策略。

一、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高唐县地处山东省聊城市东北部，下辖3个街道、9个乡镇，共有159个行政村、17个城市社区，辖区面积为947平方公里。全县位于济南1小时通勤圈内，且处于济南、聊城和德州三个城市构成的“金三角”中心区位（见图1）。2020年全县总人口为51.33万人，地区生产总值共计151.24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95万元/人[9]，在山东省136个区县中均排在100名之外，具有山东省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典型性。

本文数据来源为《高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中2019年村庄摸底问卷调查表，以及典型村整村入户调查问卷。典型村入户调查时间为2019年9月，选取12个行政村，形成2 152户、7 908名个体的现状数据库。

二、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总体特征

（一）转移规模：劳均耕地规模提升呈动态平衡化

对于广大人多地少的传统农区来讲，劳均耕地规模偏低难以支撑农业劳动力充分就业。同时，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劳动力逐渐转向非农行业，承包地由家庭成员经营或者流转，劳均耕地规模不断增加，有助于土地经营达到最适度规模。2019年年末，全县乡村劳动力人口为17.51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人口为9.33万人，占乡村劳动力总人数的53.26%。根据高唐县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全县乡镇辖区耕地共计78.69万亩，农业劳动力的劳均耕地规模达到8.44亩/劳动力。这一规模接近于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10—12亩左右的劳均耕地面积[10]。

根据12个典型村入户调查数据，务农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仅为18.41%。其中，46岁以上务农人口占比达到84.48%，占比最多的年龄段为71—75岁（见图2）。数据表明，乡村劳动力正在不断向城镇转移就业，劳均耕地规模增加。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抑制劳均可耕种规模的增长趋势。整体上，高唐县农业生产劳动力与非农转移就业劳动力二者数量基本达到动态平衡。

（二）转移流向：以县城、乡镇和省外城市为主导

高唐县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流向具有本地化的典型特征。高唐县县域内非农转移就业劳动力占全部的64.36%。其中，县城是最主要的转移地点，转移就业人数为2.57万人，占全部的31.45%；乡镇驻地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仅次于县城，本乡镇驻地务工的劳动力共计1.68万人，占全部的20.47%。

高唐县乡村劳动力县外转移就业人数为2.92万人，比例达到了35.64%。其中，省外城市相对于省内其他地区城市更具吸引力。省外转移就业人数1.32万人，占全部的16.10%；省内其他地市就业选择仅占11.5%（见图3）。

（三）镇际差异：县城为中心非均衡化的圈层结构

以三个行政村为调查单位，高唐县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流向整体呈圈层结构，表现为县城务工的比例与村庄到县城的空间距离呈负相关。同时，东部的村庄远离县城，且受省会城市文化辐射影响，县外务工人员比例高。

各乡镇中，梁村、赵寨子、尹集、姜店四镇距离县城较近，县城务工人员比例相较其他乡镇高，分别占镇内总务工人数的53.66%、52.43%、39.06%、30.65%。三十里铺镇、清平镇位于西南部，距离县城较远，镇内务工人员比例相较其他乡镇高，分别占镇内总务工人数的41.33%、33.95%（见图4）。

距离县城较远且位于东部的杨屯、琉璃寺和固河三镇，县外务工人数分别占镇内总务工人数的64.89%、55.77%、47.27%，相较其他乡镇比例高（见图5）。其中，杨屯镇、琉璃寺镇省外务工人数相比其他乡镇最高，分别占镇内总务工人数的42.79%、30.55%。

（四）个体流动：城乡职工居住关联的两栖化特征明显

高唐县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两栖化程度较高，呈现出生活与就业的城乡分离特征，表现为工作与居住地点的空間分异。

基于典型村入户调查数据，16—64岁乡村从业人员中已经实现非农就业转移的占比38.66%。其中，离村居住非农转移从业人口1 290人，占比为61.34%。在离村居住的非农从业人员就业地构成中，县域范围内占比为44%，其次为省外占比31%；相对而言，县城吸引力最大，而乡镇和聊城市区吸引力不大（见图6）。

此外，在本村常住的16—64岁从业人员占比72.12%，其中实现非农就业转移的813人，占比为20.80%，且94.71%的非农就业转移地为县内（见图7）。转移地以本乡镇内最多占比36%，其次为县城、县内其他乡镇。个体转移就业逐步建构出以县域城镇为依托、通勤化的城乡职住关联网络。

三、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机理

（一）结构化的外部环境约束

1.大城小镇结构的引致效应

高唐县城镇格局具有典型“大城小镇”的结构特征。2019年，全县常住人口规模为53.06万人。其中，县城人口规模达到20.5万人，各乡镇驻地中规模最大的仅为1.5万人。县城在城镇建设空间中占绝对主体，成为县域非农就业中心，而各乡镇驻地就业吸纳能力较弱（见图8）。

“大城小镇”的空间结构推动了乡村劳动力到县城务工，而相对落后的小城镇难以吸纳足够的乡村劳动力。同时，县城的几何中心区位条件导致乡镇驻地在吸引劳动力就业方面不具备相对距离优势，导致部分远离县城的乡村地区劳动力更倾向于县外转移就业。

2.乡村资源本底的外推作用

高唐县乡镇中78.73%的行政村无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且乡村工业多为家庭式作坊，劳动力需求较小；农业种植以传统粮食作物为主，粮食作物的低附加值以及人均耕地资源有限决定了土地固化劳动力能力较弱。

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农村外出务工人数与村集体年均收入、已流转土地面积、公共设施建设用地面积呈正相关，而与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面积、村民人均年收入无相关关系（见表1、表2）。数据表明，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高唐县村民人均年收入往往具有均质性，村集体收入主要依托土地流转，而土地流转发挥着乡村劳动力转移的“外推”作用。同时，有限的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难以解决村民的本地非农就业问题。

特征根（Eigenvalue）：多个维度特征根约为0，证明存在多重共线性；条件指数（Condition Index）：大于10时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3.信息获取网络的导流作用

根据迁移网络理论，村落共同体已经外出的劳动力及其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对后来劳动力流动迁移的可能性产生重要影响。由于转移就业信息与服务中介缺乏、自身文化水平限制以及网络技术运用的不成熟，乡村劳动力较难通过网络获取就业信息并辨别真伪。潜在的外出劳动者主要通过已经外出务工的亲戚、朋友或同村人获取就业信息及帮助。

通过入户访谈得知，乡村“熟人社会”中，同族、同村劳动力大多从事行业类型相同，甚至就职于同一家企业。对于村民而言，具有地缘、血缘关系的村民提供的就业信息相对真实可信。因此，优先转移就业并改善经济地位的劳动力往往对其社会关系网络下潜在外出劳动者的转移就业起到导流作用。

（二）家庭化的内部调适逻辑

1.家庭决策的均衡策略

家庭是中国乡村勞动力流动转移决策的主体，劳动力个体决策依附于家庭决策。家庭成员受限于职业技能，通常采取非农就业、留守耕种的分工均衡策略，或者采取主要劳动力农闲时外出务工、农忙返乡务农的两栖策略。留村成员抚养后代、照料老人，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或利用农闲季节外出打零工以补贴家庭。家庭决策的均衡策略与劳动力的县内转移就业契合度较高，县内转移就业成为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受限于职业技能下的主导选择。

2.个体能力的自我调适

小城镇因其吸纳农民进镇的公共成本和门槛较低，是乡村人口转移就业的重要承接地。体力型、高替代型就业是以县城为主 “两栖化”转移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劳动力的就近务工有利于节省开支、照顾家庭、农忙时返乡帮忙，并且在自身年龄增长、体力受限时便于回流乡村；另一方面，县城是农村转移人口融入的低成本选择，可以较低的生活成本或家庭负担享有便捷的城市生活与公共服务。

通过典型村入户访谈发现，乡村转移劳动力由于自身文化、职业技能水平限制，大多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并以劳动的高替代性为核心特征。访谈中的多数农村青壮年尤其倾向于选择到县城企业就职。

四、启示与讨论

乡村振兴以产业振兴为基础，劳动力就地转移到非农产业，才能切实推行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城小镇”发展格局难以有效支撑乡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就业。实现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城乡良性互动，关键在于围绕小城镇建设、乡村资源盘活、就业创业培训等方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首先，重视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对小城镇发展进行资源倾斜，加速全县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依托县域产业链打造本地特色产业，增强小城镇产业功能，以提升吸纳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返乡创业能力。

其次，加快乡村资源盘活利用，以资源整合助力村集体增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通过制度创新将闲置土地使用权回收，并整合细碎化的土地权属格局，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特色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创新土地经营模式，为村集体和农民增收，增强乡村吸纳劳动力本地就业的能力。

最后，强化差异化的乡村劳动力就业创业培训，提高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质量，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才振兴提供保障。以县为主体创立劳动力培训中心，结合乡镇特色提供差异化的就业创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以切实提高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赵峰，星晓川，李惠璇.城乡劳动力流动研究综述：理论与中国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4）：163-170.

[2] 韩家彬，刘淑云.土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来自CHARLS的证据[J].人口与经济，2019，（5）：41-52.

[3] 李周.农民流动：70年历史变迁与未来30年展望[J].中国农村观察，2019，（5）：2-16.

[4] 蔡昉.特征与效应——山东农村劳动力迁移考察[J].中国农村观察，1996，（2）：51-56.

[5] 姚先国，冯履冰，周明海.中国劳动力迁移决定因素研究综述[J].中国人口科学，2021，（1）：117-125.

[6] 杨明俊，尹茂林，陈笛.人口流动趋势与山东省城镇化战略的思考[J].城市发展研究，2014，21（6）：64-72.

[7] 陈新.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与对策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3.

[8] 牟怀宇.潍坊滨海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策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11.

[9] 山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山东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10] 王国霞.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估算与转移规模预测[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4）：19-24.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Employmen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 Taking Gaotang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in Weipeng， Li Jun， Wu Ping， Cheng Liang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250101， China）

Abstract： Rural labor transfer employ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spatial mobility， and has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is， focusing on the unbalanced phenomenon of rural labor force transfer and employment in the county， taking Gaotang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abor force transfer and employment from four aspects： transfer scale， transfer direction， inter-town differences and individual flow.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impact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structure fami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labor force transfer employment，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idea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ural labor force local transfer employment in the contex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rural labor force; employment transfer;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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