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泉 罗冬阳

提 要：明永乐迁都北京后，运用国家行政组织能力替代市场机制，从粮产相对丰裕地区漕运税粮，以保障京师粮食供给。地方漕粮征收一般需参考粮产多寡、水路交通等因素，但实际上存在水路交通不便或因改种经济作物而不产粮的州县承担漕粮的现象，这些州县因应市场的逐渐成长，采用征银买粮方式完成漕粮交兑。具体做法上，各州县有直接征银买粮交兑者，也有以物易银，再以银易粮交纳者。征银或易银买粮交兑主要由粮长、大户等基层管粮人员直接负责，歇家、牙行等中介力量也参与其中。尽管征银或易银买粮交兑也存在各种陋规，而且大多数州县未能演变为类似一条鞭法的国家层面的永折或至少是省级的统筹折银，但总体上降低了运输成本，因应了市场经济的成长，说明中国帝制晚期王朝行政干预色彩最为浓厚的漕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市场机制。

漕运一直是重要的学术课题。多年来，学界从制度史、经济史、财政史等角度对明代漕运做了大量研究。1可参阅[美]黄仁宇著，张皓、张升译：《明代的漕运》，厦门：鹭江出版社，2015年；[日]星斌夫：《明代漕運の研究》，東京：日本学術振興会，1963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峰：《漕运与古代社会》，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樊铧：《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这些研究为从整体上把握明代漕运奠定了基础。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看，漕运是在市场难以保障京师大规模粮食需求条件下，帝制国家运用其行政组织能力从产量相对丰裕地区调拨税粮的手段。因此，漕运税粮是市场替代行为。但这种行为成本高昂，最终都会转嫁到纳粮者身上，既影响社会安定，更会增加漕粮的征收难度。宣德中叶至正统初年，在应天巡抚周忱改革的推动下，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征收的米麦四百余万石折征金花银百余万两，收入内承运库，这其中相当部分是起运北京的漕粮。2周忱巡抚应天时，曾将南直隶部分漕粮永折，并推动了全国其他地区的部分漕粮永折，称为金花银。参见郁维明：《明代周忱对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改革》，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5—58页。它是明朝漕粮的首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大规模改折活动。此后每年北运漕粮定额约保持在四百万石左右。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地方官以及漕政官员在实际征收时，往往会权宜处置，利用市场机制降低成本。近年来，歇家与漕粮收兑、江西与湖广漕粮兑运等具体研究取得了进展。1可参阅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25—428页；阮宝玉：《14—18世纪江西、湖广漕粮兑运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展现出明清漕粮收兑方式的演变以及歇家在漕粮交纳、贮存、运输等环节的市场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揭示明代漕粮收兑环节与地方粮食市场存在紧密的关联。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漕运制度的基层运作状况及其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以及市场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明代交纳漕粮的省份遍及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湖广、江西、南直隶、浙江、河南、山东等。围绕这些地方漕粮的征收与交兑方式、地区差异、市场机制诸问题，胡铁球研究明代起运税粮按“领价”折银时，曾指出嘉靖以后南北方漕粮折银原则存在差异，并指出南方运输艰难的有漕州县往往也是买纳漕粮。2胡铁球：《明代起运税粮按“领价”折银的原则及其适用范围》，《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此外，与之相关的明代漕粮改折问题也一直颇受关注，尤其是江南和湖广等地的漕粮永折。3徐鹏：《明代江南漕粮改折与地方社会》，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吴滔：《明清嘉定的“折漕”过程及其双面效应》，《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吴滔、佐藤仁史：《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44页；李成：《争折：明代湖广永折漕额的分派——以麻城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4期。其实，嘉定漕粮在获得永折之前的相当长时间就已经通过征银买粮的方式完成漕粮交兑。不过，除嘉定外，其他通过征银买粮完成漕粮交兑的地方最终并未获得永折。地方征银买粮交兑如何运作以及为何大多不能上升为省或国家层面的永折等问题，迄今尚未见到专文系统研究。本文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江西与湖广的征银买粮

各地漕粮征收是漕运的起点。那么，漕粮在地方上的摊派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明万历《新修南昌府志》云：“按本省田赋，弘治前案牒皆毁，无可考已。正德末，使司始议，以民粮多寡为分派数目，土地肥瘠为轻重等则，河道有无为起存分数。”4范涞修，章潢纂：（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7，《典制类·田赋》，《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35页。可见南昌府是以民粮多寡、土地肥瘠、河道有无为参考标准，摊派各地田赋负担及其起运、存留数目。据该志，田赋包括夏税与秋粮，而夏税起运包括农桑绢等，秋粮起运包括官米、民米、兑军米、淮安仓米、南京仓米等。秋粮起运中的兑军米与淮安仓米指的便是江西漕粮中的兑运米与改兑米。

王宗沐《江西省大志赋书》一文记述：“先是，右布政蒋公曙欲酌民粮多寡以为额，视地肥瘠以为征，法颇均。大抵民户粮一石以七钱五分为输。而嘉靖戊戌，巡抚胡公岳与布政夏公邦谟、参议王公昺更定为七则，大都亦不过酌多寡、视肥瘠而虑，视古则密矣。”5范涞修，章潢纂：（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26，《艺文类·江西省大志赋书》，《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5册，第536页。据王宗沐记述，正德末年，江西右布政使蒋曙参照民粮多寡、土地肥瘠制定了江西税粮派征办法。到嘉靖十七年（1538），巡抚胡岳、布政使夏邦谟与参议王昺将税粮派征办法更定为七则。这七则主要根据各州县所派征漕粮和南粮的多少来确定，而派征漕粮的州县应满足两个条件，即粮多和滨江。

但七则并未明确各州县漕粮征收的细则。《皇明条法事类纂》所记案例正好补充了江西漕粮收兑的具体情况：

江西南昌府南昌县老人周宽言一件：便益粮储事。窃见宣德年间，蒙巡按江西右侍郎赵新访知，本县钱粮俱系粮里收受在家营运，不即起解，设法于便河岸起造仓廒收贮。候春水泛涨，舟楫可通，定拨本处附近卫所官军，以便就便委三司堂上官买[员]，督同府卫管粮委官，临仓交兑。每正米一石外，耗米六斗五升，一尖一平。二十余年，军民两便。后因争论斛面尖米多寡，又蒙巡抚都御史韩降定则例，每石又（增耗）米一斗，俱平斛兑与无争[竞]，实为有益。近年以来，止是本县运粮官吏、管押粮长，雇船装至窎远水次听候。南京、湖广等处粮米，亦候江西官军交兑。彼此无益，往复人难，徒费船钱。况无三司委官监兑，以致军强民弱，每石又勒要尖米一斗，通该八斗五升。甚至巧立（各名）色，每米一百石先勒去无算[筹]米十石，索银[画会银]一两，才与兑米。1《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5，《户部类·多收税粮斛面·禁约兑粮作弊（事）例》，《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35—636页。引文据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本及《明代档册》校对，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明代档册》第11册《禁约兑粮作弊例》，《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8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6—247页。

引文案例说的是成化四年（1468）左右江西南昌府南昌县漕粮的征收与交兑。据南昌县老人周宽陈述，宣德年间南昌县的钱粮由粮、里长征收在家，并设法在河岸建造仓廒贮存，等到春季水涨之时，在三司官员和府、卫管粮官员的监督下，临仓兑与附近卫所官军。宣德到正统年间，每漕米一石，加征随船耗米六斗五升。景泰二年（1451）到天顺元年（1457），韩雍巡抚江西期间，增加耗米一斗，每正米一石，耗米增为七斗五升。漕粮由粮长等人雇船运至水次，听候交兑。案例中强调近年因没有三司官员监兑，导致军强民弱，兑运官军借机勒索。这个案例清楚说明，宣德到成化年间，南昌县的漕粮都是由粮长征收管理，尔后再运至水次，兑给领运官军。

成化四年后江西漕粮征收与交兑的情况，地方志中也有一些记载。正德《建昌府志》记载了成化十六年（1480）南城县和新城县兑军米折银：

南城县兑军米六千二百一十九石，折银七千四百六十二两八钱；新城县兑军米三千九百三十八石，折银四千七百二十五两六钱。谨按旧牒兑军，初征本色交兑。成化十六年间，督运平江伯陈公过，听指挥徐昇申状，南城暨新城，系山溪，筏运多致迟延，定拟折色，每石正耗一两二钱，祈以军民两利。2夏良胜纂：（正德）《建昌府志》卷4，《贡赋·田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4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无具体页码。

按照地方志的说法，因为南城县和新城县由竹筏经小溪运粮，常常延误兑期，所以成化十六年才改征折色。但在此之前，一直都是征收本色漕粮交兑的。漕粮折银之后如何交兑，地方志中也有相关提示：

据建昌府推官罗江帖申：一、改交兑以便粮运。该县欲将正德十一年分兑军折银，行令前赴龙窟水次，如同淮运，交兑完日，就彼给与批回收单等因。前件查得，南城、新城县系是舟楫不通县分，其兑军折银事例，乃先年奏准。每米一石，折银一两二钱，常年解赴本司寄库，听候各总卫所官军至日，通融均派支领，取获通关，领状缴照，系是定规。但访之往年，一遇前项粮役到于省下，有等喇唬，依凭城社之势，大肆沟壑之欲，固有难于显言，亦有不容禁革，诚如该县所申者。但前项银两系通派各总官军，若止于龙窟水次，则南赣以北、临吉以西交兑官军，不无又有冒涉湖波之险，或蹈剽掠之虞。合无责令各县粮里押解前到吴城折中水次，照依派定卫所，听候监兑官交兑完足，给与实收通关。以后年分，查照原奉钦差巡抚江西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议定明文施行，庶奸弊可革，粮运亦便矣。3夏良胜纂：（正德）《建昌府志》卷4，《贡赋·田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4册。

据此可知，成化十六年南城县与新城县漕粮改征折色，二县征收的银两由“粮役”，即应役的粮里长运赴布政司库寄放，再在龙窟水次（位于饶州府余干县，即今上饶市余干县）均派给领兑官军。文中说在龙窟水次交兑会给南安府和赣州府以北、临江府和吉安府以西的领兑官军带来不便，因此建议由粮长、里长押解到吴城水次（位于南昌府新建县，滨处鄱阳湖，即今九江市永修县）交兑，并说按照右副都御史孙燧“议定明文施行”，可以革除奸弊。这里的“明文”应该是指后面提到的正德十一年（1516），孙燧制定的“征收秋粮分派则例”，强调“本色粮米一升一合收入官仓，折色银两一分一厘收入官库，毋令粮、里长兜收私家，以启弊端。仍须明开每民米一石内，折银若干，兑军、兑淮各若干，南京并王府禄米各若干，折色一石该银二钱零几分，首先出给告示，使民周知。”4夏良胜纂：（正德）《建昌府志》卷4，《贡赋·田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4册。则例明确谈到不要让粮、里长将税粮兜收私家，而是将本色税粮和折色银两分别收入官仓、官库，并张贴告示，告知州县民户所征税粮数目。孙燧制定秋粮则例就是为了“杜吏书蒙蔽诓诈之弊”与“绝粮里长分外多科之奸”。

虽然孙燧制定的秋粮则例强调将税粮和银两分别收入官仓、官库，但仍有州县未遵守这一规定。如饶州府浮梁县一直是以舟载粮候兑，直到万历年间才建立水次仓贮粮。1陈淯增修，王临元纂：（康熙）《浮梁县志》卷8，《艺文·记·重建浮梁县水次仓记》，《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26册，北京：中国书店，2007年，第244页。据康熙《浮梁县志》记载：

顺治八年，漕、兵二米改征本色。先是，明臣恭简戴珊以浮不产米，建议每石米征银五钱，以折色解部，如本省袁、赣例。请于当事，方请而卒，事不果行。本县遂私议，照数征银于官，官从现年里役中选老成殷实者十余人，号曰粮长，领银赴省采买，就军便兑，一时称善。迄明末，米价腾贵，每石三两，原议价五钱，不敢擅增，现年遂有赔垫。2陈淯增修，王临元纂：（康熙）《浮梁县志》卷4，《赋役》，《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26册，第95页。

戴珊是江西浮梁人，卒于弘治十八年（1505），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3《明武宗实录》卷8，弘治十八年十二月癸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4年，第253页。他请求改折浮梁县漕粮的建议虽未获允许，但浮梁县仍议定按每石五钱征银，由粮长领银去省城买米交兑。据《江西赋役纪》记载，正德十六年（1521），江西司道官员制定秋粮派征办法，浮梁县起运、存留全派，每石纳银七钱三分九厘九毫七丝一忽九微。赣州府赣县和宁都县兑军、兑淮每石纳银七钱五分三厘六毫八丝六忽八微。袁州府宜春、分宜、萍乡、万载四县不派兑军、兑淮米。4《江西赋役纪》卷15，《秋粮》，《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9册，北京：线装书局，2010年，第500—501页。嘉靖十七年，巡抚胡岳因“旧则分派未均”，与司道官员会议，将江西秋粮派征则例更定为七则，浮梁与赣县、宁都一样都派征兑军、兑淮米，每石征银七钱一分七厘五毫二丝九忽一微四纤。袁州府宜春、分宜、萍乡、万载四县仍不派兑军、兑淮米。5《江西赋役纪》卷15，《秋粮》，《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9册，第508—509页。如此看来，浮梁县虽然并未获得改折，但实际就是以征银的方式征收漕粮的。浮梁县兑军正米5,510.59石，淮安仓正米1,836.86石，6《江西赋役纪》卷12，《饶州府属细数》，《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9册，第244页。共米7,347.45石，约占江西漕粮总额的1.3%。

嘉靖年间，江西与湖广因漕运卫所的调整，获得了部分改折粮额。其中，江西13528石，约占江西漕粮总额的2.4%。其兑折数额原均派所属府县，改兑米每石连席耗折银六钱，兑运米每石连席耗折银七钱，解太仓银库交收。7李东阳纂，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卷27，《会计三·漕运》，《元明史料丛编》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500页。嘉靖三十八年（1559），其兑折数额“收并临、吉二府，以补沙逃均摊之数”。8《江西赋役纪》卷15，《秋粮》，《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9册，第535页。隆庆元年（1567）开始，江西改折粮额又复征本色。9李东阳纂，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卷27，《会计三·漕运》，《元明史料丛编》第2辑，第500页。湖广永折37,734.7石，约占湖广漕粮总额的15.1%。其永折漕额的分派权掌握在湖广布政使司手中，嘉靖年间，湖广布政司以偶折的形式将其派至有灾州县。10李成：《争折：明代湖广永折漕额的分派——以麻城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4期。可见，湖广与江西一样都曾灵活利用折额来调节所属府县负担。湖广永折漕粮每石连席耗折银七钱征收，解赴太仓银库交纳。

二、南直隶与浙江地区的征银买粮

前面谈到江西征收漕粮时要综合考虑民粮多寡、土地肥瘠与河道有无等因素，其中粮产多寡最为重要，水路交通条件次之。这些因素同样也是其他有漕地区派征漕粮时需要参考的。但实际上仍存在不产粮或不通舟楫的地方需要承担漕粮的情况。就南直隶而言，正统以后不产粮州县的漕粮征收问题，学界谈论最多的要数嘉定漕粮改折。11吴滔：《明清嘉定的“折漕”过程及其双面效应》，《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吴滔、佐藤仁史：《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第11—44页。万历《嘉定县志》记载了漕粮永折始末。12韩浚、张应武等纂：（万历）《嘉定县志》卷7，《田赋考下·漕折始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777—784页。万历十二年（1584）获得改折以前，嘉定县为完成漕粮交兑，需要通过市场交易，将本地所产棉花、豆类售卖后再买米交兑。很有可能自正德年间开始，嘉定就主要通过买米来完成漕粮交兑。1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自水利不修，邑中种稻之田不能十一，每岁漕粮十四万石皆籴之境外。”“国初承宋、元之后，考之旧志，境内塘浦、泾、港，大小三千余条，水道通流，犹可车戽。民间种稻者十分而九，以故与他县照常均派本色兑运，尚能支持几二百年也。其后江湖壅塞，清水不下，浊潮逆上，沙土日积，旋塞旋开，渐浅渐狭，既不宜于禾稻，姑取办于木棉，以花织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以米兑军。”参见韩浚、张应武等纂修：（万历）《嘉定县志》卷5，《田赋考上》、卷7，《田赋考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8册，第742—743、781页。正德十三年（1518），工科都给事中吴岩上疏指出浙西和苏松等地水利不修、田畴不治等问题。参见张国维撰：《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吴岩条上水利事宜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9—431页。嘉定应征漕粮十万六千余石，约占苏州府漕粮总额的15.3%，占南直隶总额的5.9%。2苏州府漕粮总额为697,000石，南直隶漕粮总额为1,794,400石。参见李东阳纂，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卷27，《会计三·漕运》，《元明史料丛编》第2辑，第509页。与嘉定一样，松江也是以布易银，以银买米完成漕粮交兑。3薛虹：《明代松江府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和田赋的关系》，载氏著：《薛虹学术论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40—52页。松江应纳漕粮232,950石，4李东阳纂，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卷27，《会计三·漕运》，《元明史料丛编》第2辑，第509页。约占南直隶总额的12.9%。

与嘉定、松江一样通过买米交兑的还有江都、广德等地。江都县“厫头之兑军者皆本色，而里递之纳于厫头实折色也。如花户有田数亩，该米几何，果能升斗输之仓哉？亦不过以银折纳，听其自买兑军耳。且今之米贵不过六钱，贱不下四钱，能酌中而一以五钱派之，遇贱则以余银贮库，遇贵则以前所余银帮买之，亦未始不便也”。5张宁、陆君弼等纂：（万历）《江都县志》卷9，《食货志第三》，《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2册，北京：中国书店，2007年，第852页。江都县征银交给厫头，由厫头买米交兑给运军。江都县应纳漕粮8,269.85石，6江都县起运正兑本色米7733.28石，改兑本色米536.57石。参见杨洵等纂：（万历）《扬州府志》卷4，《赋役志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5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6页。约占南直隶总额的0.46%。广德州因舟楫不通，也是直接征银买粮交纳。因此，广德也希望获得漕粮永折，当地声称：

本州山势高阜，水源短浅，自是舟楫不通。国初人民稀少，建仓沧湖渡，离州三十里，征运粮米。后渐沙土积没溪流，改仓建平县，离州百余里，肩挑背负，踰山越岭，上纳粮米。奈缘溪流沙涨，下至东夏埠许家滩、七里滩，囊沙聚水，雇觅渔船，零星短载，百般艰苦。及至交兑愆期，屡坐败事。改仓水阳镇，离州三百里。议申院道，每米一石，查访丰歉，米价随之，或征银五六钱，或至七八钱上下，给发里长，前去芜湖等处买米，装载水阳又二百余里，始得交兑。7胡有诚修，丁宝书等纂：（光绪）《广德州志》卷50，《艺文志·表疏二·改折漕粮碑》，《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4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23页。

因为溪流淤塞，广德州漕粮兑运地点变更3次，由沧湖渡到建平县再到水阳镇。明初，广德州征收本色粮米，运到水次交兑。后因漕粮交兑地点渐渐变远，河流淤塞，漕粮交兑不断愆期。为了按期交纳漕粮，广德州按价征银，交给里长，去芜湖等地买米，再运到宁国府宣城县水阳镇（今属宣城市）交兑。广德应纳漕粮8,000石，8李东阳纂，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卷27，《会计三·漕运》，《元明史料丛编》第2辑，第509页。约占南直隶总额的0.45%。《改折漕粮碑》记载了广德州征银买粮的细节：

万历年间，该前任吴知州申明，将本州改兑本色正米四千九百石，每年于秋末，照年岁丰歉，议征价银，给付粮里，领往外江芜湖等处买米，雇船运赴水阳，赁房寄顿听兑。无论雇觅、赁钱之资，即船户偷盗、房主插和，费难悉数。兑米千石，费亦什百。且水阳原属宣城，非州所辖，相离州治三百余里。军民欺异，籴买艰苦，兑运刁难，广德民害至此极矣。为照漕粮之设，原系军储，事体重大，委难轻议。但今桐民所苦，非漕粮之为害，以兑运之为害耳。9徐胡有诚修，丁宝书等纂：（光绪）《广德州志》卷50，《艺文志·表疏二·改折漕粮碑》，《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42册，第724页。

万历年间，广德州开始参照粮食丰歉，商议米价，按价征银，交给粮长、里长，由他们携银去芜湖等地买米，再雇船运到水阳，在水阳租房寄放，等候交兑。买米交兑的过程中，广德地方不仅需要负担雇船、租房的费用，还要承担船户偷盗、房主掺和粮食所造成的损失。交兑之际，还要受到运军的刁难。广德地方强调对本地造成危害的不是漕粮本身，而是漕粮交兑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额外费用与遇到的刁难。所以，广德也一直请求改折漕粮，但从结果来看，广德也只是获得暂时性的改折，而非永折。

与广德一样因不通舟楫而征银买米交兑的还有浙江于潜、昌化、新城、浦江等县。万历《杭州府志》记载了隆庆六年（1572）于潜县漕粮交兑情况：“本县山僻，不通舟楫。每平米一石，折银五钱，解府给发粮长，买米交兑。如遇丰荒，米价不等，申详派征折色。”1陈善等修：（万历）《杭州府志》卷30，《田赋下》，《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2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2219页。于潜县也是征银，由粮长负责买米交兑。府志对昌化县征银买米的表述与于潜县相差无几：“本县山谷，不通舟楫。每石折银五钱，解府给买交兑。如遇丰荒，米价不等，听申详允派征折色。”2陈善等修：（万历）《杭州府志》卷30，《田赋下》，《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24号，第2238页。据乾隆《昌化县志》记载，昌化在明成化时期便已征银，由粮长赴墅河买米交兑。3甘文蔚等修，王元音等纂：（乾隆）《昌化县志》卷5，《赋役下》，《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5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268页。湖墅在杭州府城外，昌化县原本没有建水次仓，为了“杜旗军需索”和“免粮长贳栈之苦”，万历十九年（1591），昌化县令周洛都会同于潜、新城二县在湖墅买地建仓廒。4甘文蔚等修，王元音等纂：（乾隆）《昌化县志》卷7，《恤政》，《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55号，第394页。于潜三县应交漕粮4650石，5陈善等修：（万历）《杭州府志》卷30，《田赋下》，《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24号，第2202、2219、2238页。约占浙江漕粮总额的0.7%。为减轻漕粮交兑带来的负担，三县也曾请求改折：“杭州府新城、于潜、昌化三县粮长章通茂等状称，三县山僻，舟楫不通，运米艰难。向系征银解司，给领买米。牙保勒索，运军刁诈，尽遭涂炭。乞将三县粮米改折解淮，抵嘉、湖之三六，二府出米兑运，代三县之漕粮。”6温纯：《温恭毅集》卷3，《恳乞天恩俯赐议处漕粮以苏运务以拯民困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0页。按照粮长章通茂的说法，新城、于潜、昌化三县因水路交通不便，一直都是征银买米。三县在买米交兑的过程中会遇到牙行勒索、运军刁难等问题，所以请求改折漕粮，并提出将三县改折银两解往淮安，以抵嘉兴、湖州二府应解往淮安的三六轻赍银，再由二府出米代替三县改折的漕粮，但这个建议并没有获得批准。此外，浦江县“不通舟揖，且无水次仓厫，凡起运、存留之米，俱是征银，粮长自行买米上纳，颇为不便。况年岁有丰凶，米价有贵贱。粮价重，则粮长利而小民病；粮价轻，则小民利而粮长病。在上之人，酌时而定价，或于兰溪、香溪水次易隙地置仓输米”。7毛凤韶修，王庭兰校：（嘉靖）《浦江志略》卷5，《财赋志·税粮》，《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9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浦江县因不通舟楫，没有建造水次仓，税粮都是征银，由粮长买米交纳。为避免粮价畸重畸轻，浦江根据粮食丰歉，再定价征银。

广德、于潜、昌化、新城四地在征银买米交兑的过程中都会遭遇运军刁难、牙行勒索、船户偷盗、房主掺和等问题。综观明人记载，问题不止这些，也不限于四地。管理过漕运事宜的邵宝曾说：“江南州县俱有粮长，江北亦有大户，各预期征纳，未尝后时。中被贪懦掌印、管粮官纵容，私家收受轻赍，经营花费，直至五六月间方才买米。又多插和沙水、糠谷，不肯在仓晒扬，逼军就船领兑。”8邵宝：《容春堂续集》卷6，《奏议·会议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0页。地方预先征收漕粮或银两交给粮长或大户等基层管粮人员，粮长或大户就借机谋求私利，直到交兑日期临近才买米，而且在米中掺和沙土、糠谷等物。交兑之时又不肯按照规定晒扬米粮，而是逼迫运军领兑。在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到州县掌印官、管粮官和粮长等人逼迫运军领兑的情况。其实，运军在漕粮交兑时刁难地方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前述广德、于潜、昌化等地就曾提到兑运时遇到运军刁难的问题。

关于运军勒索问题，最有意思的是酒席钱陋规的产生和延续。万表曾提到：“当时初罢瓜、淮交兑，改就各州县水次，民心甚乐其便。船到水次，即时交兑。又设酒作戏以待旗军，盖有劳酬之意，有主道焉。有司亦以客礼待之，军民相悦，其始未有不善。及夫行之年久，民忘其故，军士则渐有勒掯刁难之弊焉。”1万表：《玩鹿亭稿》卷5，《九沙草堂·杂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88页。成化年间，罢瓜、淮交兑后，令运军过江前往江南水次交兑。江南民户不用运粮到瓜洲、淮安交兑，觉得十分便利。运军前来领兑时，地方也及时交兑，甚至设酒席款待。设酒作戏原本是有漕地方尽地主之谊，款待前来领兑的运军，算是表达礼貌的一种方式。置办酒席的费用自然由地方承担。但久而久之，有漕地方与运军都忘了置办酒席的原因，运军渐渐主动勒索地方。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酒席钱最终成为一种常例，一直延续到清代。广德州在请求改折漕粮时称，改折能节省较多开支，包括废除酒席常例。2胡有诚修，丁宝书等纂：（光绪）《广德州志》卷50，《艺文志·表疏二·改折漕粮碑》，《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42册，第724页。明末，松江府陈继儒曾提到：“湿润之外，又有所谓纲司话会，此向来套名。盖收兑粮长与旗军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银二三分，以充酒饭之费。此府、县虽知而不问者也。”3方岳贡修，陈继儒纂：（崇祯）《松江府志》卷12，《役法下·收兑粮长》，《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2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13页。陈继儒把酒饭之费看作粮长与运军私相授受的陋规，而且府、县官员对这项费用的存在都心知肚明，也从不过问。酒席钱的产生或许十分偶然，但它渐渐变成一种常例，虽被视为陋规，但却获得地方官员的默许。这说明漕粮交兑中存在着复杂的利益问题。

三、山东与河南的征银买粮

江南州县由粮长负责漕粮的征收与交兑，即便是征银买米，也是由粮长等人完成，而山东、河南等江北之地则是由大户负责。山东与河南漕粮交兑地点随着漕运法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中，位于直隶大名府元城县（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的小滩较为特殊，它不仅是河南漕粮交兑地，也是山东漕粮交兑地之一。早在宣德七年（1432），明廷便令河南所属民粮运往小滩交兑给遮洋船官军领运。4谢纯：《漕运通志》卷8，《漕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85页。

正德《莘县志》称：“兑军水次仓在县治西北七十里小滩镇，成化年间创建。”5吴宗器纂：（正德）《莘县志》卷3，《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44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5年。成化年间，莘县在小滩镇修建兑军水次仓，说明此时莘县已经在小滩交兑漕粮。成化十五年（1479）有官员反映：“山东、河南并北直隶仓场粮草，有司不征本色，纵容大户人等折收轻赍赴京，以致京师米价腾踊。”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明代档册》第11册，《客商人等所得价银悉追入官例》，《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87册，第288页。可以推测，河南和山东在小滩交兑的漕粮或许采用了征银买粮的方式。

万历年间，冠县知县张维新记述了河南、山东在小滩交兑漕粮的情况。7方应选修，张维新纂：（万历）《汝州志》卷4，《艺文·改折漕粮疏略》，《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29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03—404页。按照张维新的记载，户部每年都派一名监兑官前往小滩管理山东与河南漕粮交兑事宜。山东基本征收本色漕粮运往小滩交兑。河南北部三府，即彰德府、怀庆府、卫辉府也多是运送本色漕粮前往小滩交兑，而开封府、河南府、归德府、汝州距离小滩较远，水陆交通不便，所以河南三府一州通过买米交兑的情况较为普遍。三府一州应交漕粮237,362.9石，8据嘉靖《河南通志》记载，河南正改兑军三十八万石：开封府正改兑军一十二万三千二百四十七石五斗，归德府正改兑军一万五千三百二十八石五斗，彰德府正改兑军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二石，卫辉府正改兑军四万一百八十七石三斗，怀庆府正改兑军五万一千五十七石八斗，河南府正改兑军八万二千七百二十六石二斗，汝州正改兑军一万六千六十石七斗。参见李濂纂修：（嘉靖）《河南通志》卷10，《田赋》，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约占河南总额的62.5%。三府一州大户有两千余名，所以要由府县派通判等佐贰官督办运务，由此产生的各项耗费都由大户承担。早年间，大户在民间买米交兑，没有发生过掺和糠谷或湿碎粮米的事情，地方也从来没有赔偿或补交过米价。后来，汝州等地由大户携带银两到小滩买米交兑。大户到小滩之后，就通过歇家和斗户买米交纳。元城县的歇家和斗户通过米粮交易，巧立名目，获利甚厚，因此都设法充当歇、斗之役。垄断米粮贸易的商贩视漕粮为奇货，以掺和糠谷、湿碎米粮为惯用伎俩。临近兑期，商贩与仓场歇家串通一气，提高米价，卖给大户。如果米粮不能通过检查，损失由大户承担。如果交纳的漕粮质量不过关，达不到“干圆洁净”的标准，赔偿过多，大户就要通过借债来获得银两。小滩地方也有实力雄厚者专门开设放高利贷的“揭局”，大户借债赔补导致倾家荡产的现象十分常见。除了这些弊端外，到小滩买米交兑，还存在租赁仓廒、芦席需求、人工费用、旗军盘剥、吏员需索等问题。张维新强调在小滩买米交兑有四大弊端，即部解之弊、歇斗之弊、插和之弊、放揭之弊。所以，他请求将三府一州漕粮改折，把银两发放给京边军士，这样既能缓解中州百姓的负担，也能满足军国之需，对国计和民生皆有利。

张维新改折漕粮的请求并没有获得成功，直到明末，买米交纳仍是中州地区完成漕粮交兑的重要途径。崇祯年间，河南巡按御史金光辰指出中州四大病源，其中便包括在小滩佥买漕米一事。1金光辰：《金双岩中丞集》，《两河封事·为欲求民安先祛民害谨祓中州四大病源仰祈圣鉴勒石永禁事》，《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75—676页。河南有漕州县佥派大户前往小滩买米交兑，买米费用不事先发放给大户，或克扣发放，或不给路费，以致大户赔补，累及州县百姓。金光辰建议以委官公买代替佥派富户买米，在地方挑选廉洁奉公的官员和谨慎守法的吏员负责买米交兑之事。由州县官员亲自领取脚费、米钱等，察访各地米价，及时买米交兑，不许停留等候。各州县买粮数目要按月上报，歇家和仓场人员有没有索要钱财也要上报。完成漕粮交兑任务后，再根据买米官员、仓场人员、旗军等人的表现做出奖惩。虽然金光辰说由官员买米可以祛除很多弊端，解决中州买米交兑存在的积弊，但却没有获得朝廷的正式批准。

张维新说廉介官员罕见，委派佐贰官员负责买粮会产生耗费，累及大户。金光辰说大户买米，府县不预支银两与脚费，累及中州百姓，应该挑选守法能干的官员负责买米交兑。二人都谈论了河南买米交兑过程中存在的弊端，无论是委官买米还是大户买米，都不能解决河南买米交兑产生的问题。其实在金光辰请求委官买米之前，河南早就存在委派州县佐贰官员到小滩买米的做法。马森曾在奏疏中说：“其河南、山东虽系一六轻赍，较之三六、二六，若为轻少。但臣先任大理寺，见外详河南卫辉府辉县民人王传招内，每兑运米一石，征银一两五钱。以此例，各州县亦相去不远。故河南布政司每年皆督粮道到小滩买米交兑，将余银解回，抵补王府禄粮。”2马森：《马恭敏公奏疏·明会计以预远图疏》，载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298，《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57页。马森大致在嘉靖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560）担任大理寺卿。据他的说法，当时河南布政司每年都派粮道官员到小滩买米交兑，官方采购交兑后，余银运回抵补王府禄米。综合张维新、金光辰、马森的说法，河南漕粮征银于小滩购米兑军在嘉、万年间很可能由官方采购交兑变为佥派大户买米交兑。而且，这一变化是由河南布政司追逐漕粮盈余驱动的。官购交兑时，河南漕粮征银数额与小滩粮价之间存在差价，而这个差价余额成为河南王府禄米的来源。但因资料缺乏，笔者尚不知这个余额有多少。官府佥派大户买米之后，不仅可以获得差价余额，还可以让大户垫付购粮款、脚费等钱，并将漕粮交兑的连带责任全部转移到大户身上。或许这也是地方征银买粮已久但却难以在布政司层级实现永折的原因。

除粮道官员与大户买米之弊外，歇家包揽掺和也是河南买米交兑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问题。前面张维新提到歇家与斗户巧立名目，多索银两；米贩掺和湿碎米，与歇家串通，提高米价，致使耗费增多，累及大户赔补。实录中对这一问题也有记载：“巡仓御史顾尔行条议水次三事：一谓小滩水次，向因河南粮户赍银至彼买米，致奸棍营求包揽，插和不堪，宜行禁戢。”3《明神宗实录》卷113，万历九年六月丙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2160页。巡仓御史顾尔行也认为小滩水次奸棍包揽粮米，掺和杂物，应该禁止。通过明代人对河南在小滩买米交兑一事的记述，大致可以想象歇家等米粮中介在小滩水次的活跃程度。小滩镇的歇家又是从何处调集米粮来满足大户买米交兑需求的？正德元年（1506），总兵官郭鋐等人在奏疏中谈到：“及思河南兑军粮米，惟彰徳、卫辉二府虽收本色，临期亦有不敷。其余府分俱收轻赍银两，尽被小滩镇积年歇家、光棍贪图营利，前去邀接兜揽，专往临清、东昌等处籴买粗粃不堪粮米，展转迁延，致使军民递年争讼不已。”1谢纯：《漕运通志》卷8，《漕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5册，第106页。河南除彰德府和卫辉府外，其他有漕州县都是征银买米交兑，小滩镇的歇家专门迎接和招揽河南等地前来买米交兑的客人，他们去邻境山东临清和东昌等地购买粗劣米粮，路途辗转，耽误交兑日期，引发运军与有漕州县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小滩的米粮市场与附近临清等地的米粮市场是相关联的。

张维新在请求改折河南三府一州漕粮时说：“开封等处大户收银，小滩买米，皆大名所出之米也。”2张维新纂，方应选修：（万历）《汝州志》卷4，《艺文·改折漕粮疏略》，《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29册，第405页。他希望让大名运纳本色，进而开封等处可以解纳折色，所以他说小滩售卖的米是大名所产之米。但根据张肯堂的《㽦辞》来看，大名更是商贩、歇家聚集之所，因贩运米、麦、盐、灰等引发的诉讼案件十分常见。其中，贾思都案便记载了浚县的粮食买卖情况。3张肯堂：《㽦辞》卷8，《贾思都》，《明代史籍汇刊》第20号，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第445—447页。浚县在大名府西南方向，临近河南彰德府与卫辉府，卫河流经县治以西。河南诸州县因要买粮交纳，纷纷前往浚县，牙行也聚集浚县。从议价到买粮再到雇船运粮，浚县的粮食买卖形成了一条龙式服务。粮食交易结束后，客商扬帆而去。贾思都案是因船户偷盗粮食而引发的索赔案件，该案说照磨王思理一向为河南府灵宝县买粮，店家王纳谏与生员王统一经营米粮买卖。王思理在王纳谏与王统一手上买了数千石米，之后托王纳谏雇了贾思国两艘船运米，而船户贾思国在运米途中却将米粮偷跑了。4张肯堂：《㽦辞》卷8，《贾思都》，《明代史籍汇刊》第20号，第447—448页。从这则案例来看，浚县包揽米粮的并不只有歇家、牙行、米店等中介机构，生员也参与其中。金光辰也曾在奏疏中谈到河南生员包揽问题，他认为这是中州四大病源之一，有伤风化。5金光辰：《金双岩中丞集》，《两河封事·为欲求民安先祛民害谨祓中州四大病源仰祈圣鉴勒石永禁事》，《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8册，第676页。由此可见，生员包揽在河南等地是十分常见的现象。河南买米交兑不仅由府县官员和大户经办，也由歇家、牙行等中介包揽，大名等地更因此形成了专门的米粮交易市场。

大户买米与歇家包揽等产生的诸项耗费最终都由地方承担。河南府县征派的漕米价格基本保持稳定。崇祯三年（1630），河南巡抚郝土膏题请漕米增价加派，户部不同意。崇祯四年（1631）正月颁布圣旨：“这河南本年分加派不许行，责令各该有司自行设法抵补。”6毕自严：《度支奏议》河南司卷1，《题覆河南漕米增价加派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16页。户部对河南地方请求漕米增价加派的奏疏表示反对，指责河南地方官员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并勒令河南地方自行弥补亏额。户部认为只要地方肯精心筹划钱谷之事，一定可以达到“下不病民，上可裕国”的效果。河南请求加价失败后，崇祯四年七月，河南巡抚吴光义会同巡按李日宣再次上疏，认为河南漕粮征价长期未变，如今米价陡贵，耗费更多，原来征收的米价已经不够花费，不得已请求加价。7毕自严：《度支奏议》河南司卷1，《再覆河南召买漕米事宜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90册，第516页。户部以米价不足系由官冗、籴买不时、管理不善造成，驳回其请求。并题准每年八月初旬，新谷方登之时，粮道即坐镇小滩收粮，而令在五百里的州县正官亲身、路远者委官到小滩买米缴纳。既避免拖沓迟延，又可节省不合理的费用。8毕自严：《度支奏议》河南司卷1，《再覆河南召买漕米事宜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90册，第516—518页。

与河南一样，山东也存在委派大户买米交兑的情况。万历《滨州志》记载：“水次米，先年征解本色，伤财劳民，致负军需，不可胜数。自议准照得估征银在官，责令大户到德州籴米上纳，每岁省银八百余两。此法一行，可以永惠斯民。”1艾梅、毛似徐纂修：（万历）《滨州志》卷4，《艺文·六事刻石记》，《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3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94页。滨州原本征收本色米，后改为估价征银，由官府委派大户携银去德州买米上纳。征银后，地方耗费减少。滨州征银买米交兑肇始时间存疑待考，据《六事刻石记》碑记作者万鹏程曾在嘉靖末年担任滨州知州这条线索，可知最晚在嘉靖时期，滨州已通过征银买米来完成漕粮交兑。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买米交兑的记载不像河南那样常见，然而胡铁球通过对临清与德州漕粮市场化的考察，认为明代山东漕粮交兑基本已经市场化了。2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第415—421页。

四、结 论

明代漕运是在市场难以保障京师大规模粮食需求条件下，国家运用其行政组织能力从产量相对丰裕地区调拨税粮的手段，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市场替代行为。为降低漕粮收兑成本，及时完成交兑，水路交通不便或不产米的有漕州县往往利用市场机制，通过征银买粮等手段完成漕粮交兑。其中，河南、山东等北方有漕地方通过征银买粮完成交兑的情况比南方更为普遍。河南三府一州通过征银买粮完成交兑的粮额约占河南漕粮总额的62.5%，嘉定、松江、江都、广德买米交兑占南直隶漕粮总额的19.71%，浮梁占江西的1.3%，于潜、昌化、新城三县占浙江的0.7%。南直隶松江等地通过市场手段完成漕粮交兑的时间可能早于河南、山东等北方有漕州县。松江在洪武年间就利用市场手段完纳税粮，浙江于潜、昌化、新城等县最迟在成化年间，而河南、山东利用市场手段完纳税粮的最早记载也是在成化年间。在买米交兑一事上，江西浮梁和浙江于潜、昌化、新城、浦江以及南直隶广德、江都等地是直接征银，再委派粮、里长前去水次或附近产米地方买米交兑。而南直隶松江和嘉定等地是通过以布易银、以银买米完成交兑。河南则直接征银，派大户或粮道官员到水次买米交兑。

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地域性粮食市场的成长为有漕地方买米交兑、完纳漕粮提供了便利。地方征银亦符合一条鞭法的变革趋势。但与一条鞭法折银多为永折不同，漕粮只是局部永折。征银买米交兑只是地方层面的改折，是地方官府的权宜之法。除少数地方外，大多州县最终并未获得永折。由于漕粮是京师粮食的重要来源，被视为国之大计，而市场只是京师粮食供给的补充机制。所以，明廷一直强调让地方征收本色运纳，保证京师地区的粮食供给，维持京师粮价的稳定。漕粮的这一定位阻碍了地方州县从征银买粮交兑走向永折。此外，征银买粮交兑亦存在复杂的利益问题，如河南布政司将漕余银解回抵补王府禄米，地方官府谋求征银买粮的余利亦成为征银买粮走向永折的一大阻碍。但征银买粮不仅有利于交通不便与不产米的有漕州县利用市场机制顺利完成漕粮交兑，一定程度上减轻当地交纳本色漕粮的负担，实现国家对粮食资源的调拨，同时也推动了米粮的商品化与地方粮食市场的成长，漕粮交兑水次往往成为重要的粮食交易场所。这说明中国帝制晚期王朝行政干预色彩最为浓厚的漕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