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兴隆

提 要：中世纪中期，受庄园地产管理难度加大、农产品收益不断上涨、受教育群体规模扩大，以及王室司法行政书面化等因素的影响，英国庄园管理开始从依赖口头记忆，转向书面文件。在此过程中，庄园调查簿、土地估价册、地籍册、租税清册、惯例簿、账簿、法庭案卷等一系列庄园文件得以编纂，它们成为庄园社会治理的主要凭借。然而这一转变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充斥着领主和农民相互间的博弈与妥协，虽然偶尔会爆发严重冲突，但双方大多数时候能够借助书面文件平抑矛盾，维护彼此的权益。在庄园管理变革的影响下，民众的“文件意识”加强，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之发生联系。此外，变革中将维兰劳役地租固定并折算为货币的做法，使维兰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

文字是人类交流需求发展的必然阶段，摩尔根（L.H.Morgan）和恩格斯（F.Engels）都将其视为文明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恩格斯言道：“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页。盎格鲁—撒克逊时代（Anglo-Saxon period）以及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初期的英国尚属于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阶段，虽然书面文件此时已被用于国家治理，但基层村庄仍依赖于世代口耳相传所形成的口头记忆。随着中世纪中期内外诸因素的影响，书面文件逐渐取代口头记忆成为英国基层治理的基石，地方治理模式从“原始”转向“文明”。尤其自12世纪末开始，庄园管理书面化进程大大加快，迎来了所谓的“管理变革”时期。2C.Dyer,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The Estates of the Bishopric of Worcester,680-154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51.这场变革对庄园、村庄，乃至英国基层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中期以前，受传统史学的影响，学界的关注点集中于国家政治制度史，对地方治理方式的探讨着墨甚少。随着20世纪中期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经济—社会史领域，尤其是地方社会发展史,他们或以单一的村庄为研究对象、或以中世纪英国村庄和庄园社会变迁为着力点。通过卡姆（H.M.Cam）、贝内特（H.S.Bennett）、塞尔（E.Searle）、麦金托什（M.K.McIntosh）等一批学者的努力，1Helen M.Cam,Liberties and Communities in Medieval England:Collected Studies in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Topography,London:Merlin Press,1963；[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著，龙秀清等译：《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E.Searle,Lordship and Community:Battle Abbey and Its Banlieu,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1974；M.K.McIntosh,Autonomy and Community: The Royal Manor of Havering,1200-150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中世纪英国村庄的面纱被逐渐拨开，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中世纪中期以来村庄治理方式已不知不觉间发生了转变，遑论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科斯敏斯基（E.A.Kosminsky）较早认识到庄园书面文件与地方社会治理之间的联系，而且他发现庄园书面文件多存在于教会地产之上，尤其是英国东部和南部。2E.A.Kosminsky,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New York: Kelley &Millman,Inc,1956,p.2.哈维（P.D.A.Harvey）进一步指出：“庄园文件是中世纪地方管理的一种记录，但对其在中世纪早期庄园管理中的角色却难以确定，因此很难判断书面文件是否是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方式而引入的。”3P.D.A.Harvey,Manorial Records,London: British Records Association,1984,p.8.贝利（M.Bailey）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庄园书面文件出现的原因。4M.Bailey,The English Manor,1200-1500,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书面文件所带来的地方管理方式的转变，但仍只是停留于文件本身，没有认识到书面文件所代表的地方治理方式的更替。5徐浩：《英国中世纪的法律结构与法制传统》，《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徐浩：《中世纪英国乡村体制构架补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李云飞：《试论13、14世纪英格兰的庄园账簿》，《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值得一提的是，克兰西（M.T.Clanchy）的《从记忆到书面记录：1066—1307年的英格兰》一书首次系统论述了自诺曼征服至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1272—1307年在位）时期英国的书面化进程，然而克兰西依旧只是着眼于书面化本身，没有从治理方式的角度去考量英国基层社会的书面化进程。6M.T.Clanchy,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1066-1307,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2013.

综上，虽然学界已有部分学者意识到中世纪中期英国基层乡村治理方式的变化，尤其是书面化与庄园管理方式之间的联系，但对此问题的认识依旧模糊，从口头记忆到书面文件的演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庄园治理方式的转变仍有待进一步探索。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庄园管理从口头记忆向书面文件的演进为线索，考察庄园管理变革的动因、庄园文件的种类与内容、书面化进程中领主和农民的博弈与妥协，以期从治理方式转变的视角全面审视中世纪英国基层乡村的发展。

一、庄园管理变革的动因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村庄治理主要依靠村民朝夕相处、口耳相传形成的口头记忆，无论是商品交易见证、司法诉讼，还是日常生活矛盾的解决，皆依赖于记忆，而非书面文件。随着庄园的形成，原有的管理方式不再适用于日常治理，书面文件作为新的管理形式被引入庄园。10—11世纪时出现了少量庄园文件，由于当时书面文件的珍贵性，其编写目的并非是用于社会管理。克兰西也指出：“在诺曼征服之前，以及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书面文件往往是献给上帝或后人的，而非同时代的个人。”7M.T.Clanchy,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1066-1307,p.148.到12世纪末期，庄园管理从口头记忆到书面文件转型的进程大大加快，各类书面文件成为庄园、村庄，乃至整个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凭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庄园管理相较于村庄管理更为复杂，仅凭口头记忆难以应对庄园的日常运作，因此，引入书面文件是庄园管理的客观要求。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村庄治理的口头记忆特征是村庄实际需求与时代客观困难共同造成的结果。5—11世纪，英国正处于从部落到国家的转换期，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刚刚起步，社会管理结构松散。与此同时，村庄人口较少，诺曼征服初期总人口约140万，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6人。1A.Hinde,England Population: A History since Domesday Survey,New York: The Oxford University,2003,pp.19-23.村庄内部事务种类单一，村民与外界社会流动性较小，基于口头记忆的村庄治理模式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对书面文件的需求很小。但自12世纪开始，英国人口和耕地面积快速增加，庄园原有的管理方式难以应对。诺曼征服后，人口的增加推动了大范围的垦殖活动，大量荒地、林地被开垦为耕地，庄园所辖面积亦随之扩大，而庄园与村庄的范围并不总是一致，社会治理难度随之增加。在英国北部，庄园通常由领主管辖的多个村庄构成，但在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情况正好相反，同一村庄分属多个领主庄园，仅在米德兰地区（Midlands），村庄与庄园边界相重合。2R.H.Hilton,A Medieval Society: The West Midlands a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6,p.124.科斯敏斯基对百户区案卷分析后发现，以土地面积的不同，可将英国的庄园分为可耕地在500英亩以下的小庄园，500—1000英亩的中等庄园和1000英亩以上的大庄园，它们在庄园总数中的占比分别为65%、22%和13%。3E.A.Kosminsky,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pp.97-98.英国庄园制度中以小庄园为主的特点与诺曼征服后封建土地保有制的分散性使庄园管理问题更加棘手，而书面化是当时最佳的选择。如首席封臣艾伦一世（Alan Ⅰ）在11个郡拥有四百余座庄园；4D.C.Douglas,William the Conqueror: The Norman Impact upon Englan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4,p.268.休·德·格伦特迈尼尔（Hugh de Grentemaisnil）仅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就拥有至少36座庄园。5W.G.Hoskins,The Midland Peasan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 Leicestershire Village,London: Macmillan &Co Ltd,1957,pp.18-19.为便于管理分散的庄园，大庄园率先开始编纂书面文件，尤其是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教会所属庄园。11世纪末，伊利（Ely）的修道院（Abbey）仿效末日审判调查（Domesday Survey），核查各郡庄园地产，将陪审员的姓名、土地大小、自由人、维兰（Villein），以及牲畜的数量等记录下来，编成《伊利调查》（Inquisitio Eliensis）。6D.C.Douglas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c.1042-1189,London: Eyre Methuen,1981,pp.946-950.这一做法在12世纪中后期逐渐从教会庄园扩展到世俗庄园。

其次，通过书面文件加强庄园管理，谋求更高的收益是庄园管理变革的经济动因。12世纪末以前，农产品价格相对稳定，领主大多选择将土地承包或出租给佃户，领主自营地较少，因而对庄园管理并不上心。如12世纪初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修道院所属32座庄园中，有29座用于租赁；7R.Lennard,Rural England,1086-1135: A Study of Social and Agrarian Conditio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178.奥多主教（Odo Bishop，1049—1097年在任）保有的184个庄园中，仅7个用于自营；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修道院则将庄园全部出租。8孟广林、黄春高：《英国通史》（第2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4页。12世纪晚期，由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大量白银的输入，英国出现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长期靠固定地租为生的领主实际收益下降，因此试图通过增加自营地和强化庄园管理的方式提高收益。据统计，1180—1210年间，物价水平增长一倍，而领主收入却几无增长，以伍斯特（Worcester）的主教地产为例，1161年其年收入为300镑，1185年为330镑，1211年为345镑9先令8.5便士。9C.Dyer,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The Estates of the Bishopric of Worcester,680-1540,pp.52-53.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所属的切尔西（Chelsea）庄园租金则从1086年至13世纪初始终为每年4镑。10B.Harvey,Westminster Abbey and Its Estates in the Middle Ag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81.但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剧烈上浮，12—13世纪《财政署卷档》（Exchequer Pipe Rolls）记录显示：1165年至1202年，小麦采购价从每夸特35便士涨至152便士；黑麦从1190年的每夸特26便士涨至1202年的159便士；豌豆从1170年的每夸特28便士涨至1201年的113便士。11H.E.Hallam 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Ⅱ1042-13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787-788.受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领主开始收回租佃地，扩大自营地，通过书面文件加强庄园管理。如1211年，拉姆齐（Ramsey）修道院花费30马克收回了200英亩土地，1219年花费20马克收回租佃地。1J.A.Raftis,The Estates of Ramsey Abbey: A Study in Economic Growth and Organization,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1957,p.103.13世纪30年代，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教堂修道院平均每年花费80镑用于购买或收回土地。2Mavis Mate,“Property Investment by Canterbury Cathedral Priory 1250-1400,”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23,No.2 (1984),p.2.与此同时，各庄园逐渐用书面文件管理日渐扩大的地产，庄园文件的种类和数量开始激增。书面化使庄园各项事务固定下来，随意性大大减小，领主还时常派遣管家和审计员核查庄园账簿。13世纪的沃尔特·德·亨莱爵士（Walter De Henley）在其著作中指出：查账不仅要弄清账目概况，还要了解进出账、销售额等，因为仆人和庄头（Reeve）常常会有不忠实的行为。3[英]伊·拉蒙德、W.坎宁安编，高小斯译：《亨莱的田庄管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7—58页。如此一来，领主的经济收益日趋向好，在13世纪晚期达到顶峰。

再次，中世纪中期英国教育的进步使受教育群体的规模逐渐扩大，为庄园管理变革奠定了文化基础。拉丁文是中世纪教俗管理中的常用语言，凡需记载和留存的文件都用拉丁文书写。诺曼征服后，英国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一批能熟练使用拉丁语的学员，为庄园管理的书面化提供了书记员。14世纪以前，除贵族教育和学徒教育外，英国教会控制着所有教育机构。1179年第三届拉特兰宗教会议（Council of the Lateran）决定，“每所大教堂都应有一位教师负责免费教授教会人员和贫穷的学习者”。4Norman P.Tanner ed.,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Vol.Ⅰ,London: Sheed &Ward,1990,p.220.该规定在1215年第四届拉特兰宗教会议上被重申。此项规定不仅提高了教会人员的文化水平，而且为部分穷人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在中世纪，通过接受教育成为教士是维兰摆脱奴役束缚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使部分维兰将子女送入教堂学习。如托马斯·阿特盖特（Thomas Attegate）向司窖（Cellarer）恳求说他儿子渴望读书，希望将其送到教会学校求学，司窖考察后同意了该请求。5[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著，龙秀清等译：《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第16页。1406年以前，维兰在获得领主许可并支付赔偿金后，都可以这一方式成为教士，但法律规定，若其子今后不再担任教士，其将恢复农奴身份。6J.Lawson and H.Silver,A Social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England,London: Methuen &Co Ld,1973,p.37.截止1300年，英国人的识字率大约不到3%，其中神职人员约占一半左右。7J.Lawson and H.Silver,A Social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England,p.38.当时，神职人员充当着社会记录者的角色，“无论是主教精美的登记簿，还是卑微的庄头的账簿，大多数都是由神职人员用拉丁文书写在羊皮纸上的”。8R.H.Hilton,A Medieval Society: The West Midlands a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p.65.14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商人开始使用拉丁语书写。此外，随着中世纪中期英国养羊业的发展，羊皮纸来源扩大，书写材料较以前更易获取，价格逐渐降低，使庄园管理的书面化成为可能。据载，1120年的沃顿（Warton）甚至没有足够的羊皮纸来抄写《圣经》（The Bible）。9J.E.T.Rogers,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Vol.Ⅰ:1259-140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643.12世纪中后期情况已有所转变，羊皮纸产量大增且价格低廉。林肯的圣·休（St Hugh of Lincoln）向国王亨利二世（Henry Ⅱ，1154—1189年在位）抱怨资金匮乏以致无力购买羊皮纸抄写书籍，国王问其需要多少钱，休回答说，一个银马克就够用很久了。10D.L.Douie and D.H.Farmer eds.,Magna Vita Sancti Hugonis: The Life of St Hugh of Lincoln,Vol.Ⅰ,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85.13世纪时，由于养羊业的持续扩大和羊皮纸市场需求的增加，羊皮纸的生产和供应已形成较大的产业，不同价位的羊皮纸供应市场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根据13世纪后期比利厄（Beaulieu）修道院记载可知，最便宜的羊皮纸一打仅需3便士。11O.D.Rold,Paper in Medieval England: From Pulp to Fic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p.89.总之，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和日趋廉价的书写材料为社会治理的书面化转型提供了前提。

最后，受王室政府司法行政书面化和书面文件成为所有权重要载体的影响，书面文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客观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书面化进程。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王室政府便已使用书面文件传达政令，同时，书面文件开始与土地所有权相联系，逐渐成为所有权的证明。如麦西亚国王森沃夫（King Cenwulf of Mercia，796—821年在位）时期的一份肯特郡（Kent）地产特许状就记载了土地所有权的变更情况。1S.Kelly,“Anglo-Saxon Lay Society and the Written Word,” in R.McKitterick ed.,The Uses of Literacy in Early Mediaeval Europ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45.当发生争议时，书面文件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凯恩斯（S.Keynes）认为：“10—11世纪的王室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书面文字的使用。”2S.Keynes,“Royal Government and the Written Word in Late Anglo-Saxon England,” in R.McKitterick ed.,The Uses of Literacy in Early Mediaeval Europe,p.255.实际当时的书面文件并不可靠，易于作伪，现存2000份左右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令状和特许状中很多都已被证明是赝品。3M.T.Clanchy,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1066-1307,p.1.伯里（Bury）的诉讼和威廉一世（William Ⅰ，1066—1087年在位）对伊利修道院遗产问题的指示也表明，当时对自身权利的主张首先依赖于陪审员的口头证词，而不是从书面材料中寻找证据。4R.Fleming,Domesday Book and the Law: Society and Legal Custom in Early Medieval Englan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40-65.口头记忆有赖于见证者共同的誓言，有效性要高于书面文件。11世纪以后，随着印章的广泛使用，书面文件易于作伪的缺点得以修正，在王室司法行政书面化的影响下，令状、特许状、宪章、案卷等各类书面文件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媒介。12世纪末期，印章已成为合法的承诺手段，并迅速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5Bedos-Rezak,B.Miriam,“Medieval Seals and the Structure of Chivalric Society,” in H.Chickering and T.H.Seiler eds.,The Study of Chivalry: Resources and Approaches,Kalamazoo: Medieval Institute,1998,p.317.在诺曼征服前，只有国王拥有玉玺，但到13世纪晚期，连农奴都备有了印章。与印章共同使用的书面文件相较于口头记忆，更加可靠，可以长期保存，不像口头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对细节有所遗忘。因此，书面文件成为所有权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国王颁发的特许状、宪章，还是普通人之间签订的契约，开始具有法律效力，发生诉讼时，这些书面文件将作为证据证实持有人的合法权益。12世纪的大法官拉努尔夫·德·格兰维尔（Ranulf de Glanvill）说，在出借时，债务人和债权人都需要签订契约，并按契约行事。由于印章的重要性，拉努尔夫·德·格兰维尔特别指出，每个人要保管好自己的印章，否则会因自己的漫不经心而蒙受损失。6[英]拉努尔夫·德·格兰维尔著，吴训祥译：《论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和习惯》，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2—148页。同时代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论及教会印章保管问题时亦说：“伪造印章对教会来说是危险的，因为通过一个印痕，所有主教的嘴巴都可以被控制，所有罪行都可以逃脱惩罚。”7W.J.Millor,S.J.Butler and H.E.Butler eds.,The Letters of John of Salisbury,Vol.Ⅰ,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09.加盖印章的书面文件的重要性逐渐超越口头记忆，在13世纪多次进行的旨在廓清封建贵族对王室特权侵占的全国性调查中，除利用陪审团外，书面文件一直是封建领主证明特许权的重要途径。8D.W.Sutherland,Quo Warranto Proceedings in the Reign of EdwardⅠ,1278-129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1-7.

综上，12世纪以来英国庄园管理从依赖口头记忆向书面文件的转变是现实需要和时代推动的结果。促使庄园管理书面化的多重动因是内部有机联系的统一体，日益复杂的庄园管理和领主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管理方式变革的直接因素，而教育的进步和书面文件在整个社会重要性的增加则为其提供了可能和间接推动力。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自12世纪晚期开始，各类庄园书面文件得以大量编纂。

二、庄园管理的书面化

11世纪时，英国封建领主以书田（Bookland）形式保有的村庄为基础，逐步构建起封建领主的经济、政治实体——庄园。理想化的庄园与村庄范围相重合，但大多数时候，一个村庄分属多个庄园或多个村庄同属一个庄园，村庄与庄园治理开始合二为一。为方便庄园管理，大教俗领主庄园率先通过书面文件记录庄园各项事宜，如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劳役等，以加强生产管理。

早期的庄园文件以教会和修道院所藏居多。如诺曼征服前斯蒂根大主教（Archbishop Stigand，1052—1070年在任）庄园的租税和劳役惯例簿（Custumal）。1H.P.R.Finberg 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Ⅰ,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pp.511-512.同时期另一著名的庄园文件为《人民的权利与等级》（Rectititudines Singularum Personarum），该文件详细记述了塞恩（Thegn）、格尼特（Geneat）、茅舍农（Cottar）等庄园内各类人群的权利与义务。2D.C.Douglas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c.1042-1189,pp.875-879.

自12世纪末开始，庄园管理的书面化进程大大加快，迎来了庄园“管理变革”时期，3C.Dyer,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The Estates of the Bishopric of Worcester,680-1540,p.51.主要表现为领主自营地面积迅速扩大，各类庄园管理文件开始编纂。诚如哈维所言：“自12世纪末起，书面文件因广泛的目的而出现于庄园中，截止13世纪70年代，书面文件已成为庄园管理的常规内容。”4P.D.A.Harvey,Manorial Records,p.8.在此期间，庄园开始编纂并用于管理的书面文件主要有以下几类：

其一为庄园调查簿（Survey），这是各类庄园文件的统称，最早出现于11世纪。5M.Bailey,The English Manor,c.1200-c.1500,p.21.起初，庄园调查簿无统一格式，内容庞杂，主要是对庄园的描述，详略不一，对各类数据没有分开记载。如1182年圣·艾德蒙（St.Edmund）修道院新院长一上任便命人编写的庄园调查簿，内容包括百户区保有的土地、牲畜的饲料供给、佃户地租、各项收支等。6L.C Jane ed.,The Chronicle of Jocelin of Brakelond,monk of St.Edmundsbury,London: Chatto &Windus,1907,pp.45-46.1200年坎特伯雷大教堂修道院编写的调查簿则主要有4项内容，即佃户名单、年租金、交租日期、佃户地产大小和位置。7M.T.Clanchy,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1066-1307,p.97.庄园调查簿并没有随着13世纪庄园文件的专业化分类而消失，直到15世纪，许多庄园仍会定期编纂调查簿。

其二为土地估价册（Extent）、地籍册（Terrier）和租税清册（Rental），它们是在庄园调查簿基础上进一步分类产生的。土地估价册来源于调查簿，但内容并不仅仅包含土地信息，亦包括佃户名单、劳役、牲畜、实物地租等内容，其特点在于对所有项目给出了估值，尤其是对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进行了货币折算（Commutation）。如13世纪晚期安布罗斯登（Ambrosden）庄园土地估价册通过12名陪审员宣誓评估的方式编纂，他们分别评估了耕地、草地、维兰租金、磨坊等的年收益，并将维兰劳役折算为货币。8T.Lomas,“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orial extent,”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6,No.5 (1980),p.264.然而这种劳役折算在13世纪中期并不能等同于货币地租，正如艾希莉（W.J.Ashley）所言：“在13世纪的许多庄园文件中，各项工作每天的价值被精确计算到半便士、一便士，但起初这可能是对玩忽职守的维兰所要支付的罚金的评估。”9W.J.Ashley,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Vol.Ⅰ,New York: G.P.Putnam’s Sons,1892,p.29.现存最早的土地估价册是1236年对林肯郡（Lincolnshire）的国王封臣进行死后调查（The Inquisitions Post Mortem）时编纂的。10T.Lomas,“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orial extent,” p.265.14、15世纪时，随着领主自营地的大量出租，地籍册和租税清册逐渐取代土地估价册，成为地产管理的主要凭借。地籍册是按照地形，依次对耕地、草地、牧场等各块土地详细的描述性记载，而租税清册则是佃户应交纳货币地租、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的清单。

其三为庄园账簿（Account），已知最早的庄园账簿来自于1200—1210年间温彻斯特（Winchester）的主教庄园。11M.Bailey,The English Manor,c.1200-c.1500,p.97.相较于其他庄园文件，账簿以“动态”的方式展现了庄园不同时段的支出与收入。13世纪中期以前的账目主要由庄官通过口头方式向领主或审计员汇报，其间也会使用计数棒等辅助材料。1P.D.A.Harvey,Manorial Records,p.25.13世纪中后期转而采用书面化形式，记载遵循固定格式。每年秋收以后，各庄园庄头凭借记忆口授一年来庄园领主自营地的收入与支出，由教士记录于羊皮纸上，形成庄园账簿，以备领主或庄园总管核查。以1276年由库克瑟姆（Cuxham）庄园账簿为例，庄头详细记载了小麦、豌豆、燕麦等各项农作物，以及鸡、鸭、牛等各类牲畜的收益和庄园各项支出，最后得出这一年庄园的总收益。2Reeve’s Account,5 Feb.-29 Sept.1276,MM 5803 mem.2.in P.D.A.Harvey ed.,Manorial Records of Cuxham,Oxfordshire circa 1200-1359,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cfie,1976,pp.163-169.

其四为庄园惯例簿，其亦发源于庄园调查簿，记录除货币地租以外佃户对领主应尽的各项役务和庄园习惯法。惯例簿以陪审员或领主口述，书记员记载的方式编写，内容有时是分条目陈列，有时直接以第一人称记载。如1240年的伍斯特修道院惯例簿和1253年博克斯格罗（Boxgrove）修道院惯例簿就时常以“我们必须允许”“他拥有我们的土地”这样的第一人称记录。3L.Fleming ed.,The Chartulary of Boxgrove Priory,Lewes: Sussex Record Society,1960,p.182-190;R.R.Darlington ed.,The Cartulary of Worcester Cathedral Priory: Register Ⅰ,London: The Pipe Roll Society,1968.

其五为庄园法庭案卷（Court Roll），其为庄园法庭开庭过程中形成的书面文件，已知最早的庄园法庭案卷出自1208—1209年温彻斯特主教账簿中。4P.D.A.Harvey,Manorial Records,p.42.13世纪中期，庄园法庭案卷开始独立成卷，1246年贝克（Bec）修道院庄园法庭案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案卷。5K.J.Stocks,Manorial Courts in England before 1250,PhD diss.,University of Durham,1998,p.33.关于庄园法庭案卷的形成原因，目前还存在很大争议，梅特兰（F.W.Maitland）认为法庭案卷主要是一种经济文件，旨在向领主或管家展示法庭的收益，6F.W.Maitland ed.,Select Pleas in Manorial and Other Seignorial Courts,Vol.Ⅰ,London: B.Quaritch,1889,p.ⅹⅳ.而拉齐（Z.Razi）、史密斯（R.M.Smith）和哈维等人都认为编写案卷是为了司法的公正，并非仅出于财政目的。7Z.Razi and R.M.Smith,“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Manorial Court Rolls,” in Z.Razi and R.M.Smith eds.,Medieval Society and the Manor Cour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36-68.庄园法庭案卷的编纂亦遵循固定的格式，以1247—1248年杜丁和赖斯利普（Tooting and Ruislip）庄园法庭案卷为例，开头首先记载了开庭日期，缺席人员名单，其后为陪审员姓名以及案件概况、罚金情况等。8M.Bailey,The English Manor,c.1200-c.1500,pp.194-196.

除上述庄园文件外，13世纪还出现了一些指导庄园领主如何加强庄园管理、土地播种、牲畜育肥、审计账簿的农书，如《亨莱的田庄管理》（Walter De Henley’s Husbandry）、《无名氏的田庄管理》（The Anonymous Husbandry）、《田庄总管的职责》（Seneschaucie）、《格罗斯泰斯特的条例》（Grosseteste’s Rules）等。9[英]伊·拉蒙德、W.坎宁安编，高小斯译：《亨莱的田庄管理》，第1—99页。

各类书面文件在中世纪中期成为英国庄园管理的基石，领主的管家、庄头根据文件记载安排农业耕作、地租征缴、劳役折算等，领主及审计员则详查各类账目，以防弄虚作假，提高领地收益。管家、庄头等庄官熟知各类文件对不同人群的权利与责任划分，依据记载安排生产活动，如果违背习惯，庄园法庭陪审团将会提出指控。庄园文件的详细程度令人咂舌，大到地租、赋税，小到要打几捆麦子，挖多深的沟渠。如拉姆齐修道院惯例簿中记载亨利的儿子托马斯（Thomas，son of Henry）的役务为：“每天割40捆芦苇，但不负责运输……每周一至周三要为领主做‘周工’（Week-works）……若要挖沟渠，需挖16.5英尺长，2英尺深，上部宽3英尺……”10G.Duby,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London: Edward Arnold Ltd,1968,p.480.虽然佃户的各项役务随着庄园管理的书面化逐渐固定下来，但在实际运作中，领主和庄官仍不时试图突破已有习惯，增加劳役和租金。因此，庄园文件中还一再出现“根据管家的要求”或“由于管家的意愿”之类的记载。11[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著，龙秀清等译：《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第139页。

除强化对佃户的管理外，领主还通过严格的财务审查制度加强对庄官的管控。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为“核查”（View），即对管家、庄头编纂的庄园账簿的临时性检查。如圣·艾德蒙修道院院长西蒙（Samson）几乎每天都亲自审阅账簿，如同在镜子前审视自己的脸一般。1H.E.Butler ed.,The Chronicle of Jocelin of Brakelo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p.29.二为审计（Audit），每年米迦勒节（Michaelmas）后，领主会任命审计员赴各庄园审计从上一年米迦勒节后至今的账簿。审计员一般为领主的管家、地方官员或教会人士，通常有两名，以防作伪。如廷恩（Tintern）修道院院长由于丰富的学识和管理经验，在1271—1304年间曾4次担任马歇尔伯爵（Earl Marshal）庄园的审计员。2Noël Denholm-Young,Seignorial Administration in England,London: Frank Cass &Co.Ltd,1963,pp.139-140.审计员必须为谨慎且忠诚之人，熟知账簿审计的要点和细节，能够指出账簿的错漏，为佃户主持正义，调查可疑条目，惩处弄虚作假的行为。

审计员轮流去各庄园审计还是固定在一处审计所有庄园的账簿，视各庄园情况而定。具体审计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听取关于谷物和牲畜的统计汇报，并仔细与账簿核对；其二，从货币账簿开始，详加核对庄头账簿记载的每一项开支；3D.Oschinsky,Walter of Henry and Other Treatises on Estate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221-222.若庄园的账目存在欠款或亏空，庄官需将其补足，否则将受到严惩。罗杰·罗西（Roger Losse）由于拖欠债务，被戴上枷具，4J.C.Cox,“Selections from Assize Roll,Derbyshire,4 Edw.Ⅲ,” in C.E.B.Bowles ed.,Journal of the Derbyshire Archaeological and Natural History Society,Vol.XXXI,London: Bemrose &Sons Ltd,1909,pp.121-122.而坎特伯雷大教堂修道院庄园的管家则因欠款直接交由郡长投入监狱。5J.Brigstock Sheppard ed.,Literae Cantuarienses: The Letter Books of the Monastery of Christ Church,Canterbury,Vol.Ⅱ,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888,p.168.由于严格的审计制度，庄官在日常管理中必须记好每一笔账目。当庄头卸任时，庄园会出具一份证明，申明他是否偿还了所有债务，庄园尚有多少谷物和牲畜。

自12世纪晚期以来，书面文件逐渐取代口头记忆，成为庄园管理的主要依据，佃户与领主的权利义务逐渐明晰化、固定化。虽然劳役精确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维兰的负担，但保证了农业耕作。6李云飞：《中古英国庄园制度与乡村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0—161页。总体而言，通过书面文件，领主不仅将佃户纳入了直接管理，而且加强了对庄官的管控，庄园各项事务变得井井有条，农业收益稳步上升。

三、庄园管理变革中的博弈与妥协

书面化以前的庄园管理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正如布莱克顿（Bracton）所言，“维兰在夜晚都不知次日清晨应提供何种劳作”，即“应做主人要求他做的任何事情”。7G.E.Woodbine ed.,Bracton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e,Vol.Ⅱ,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89.虽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但口头记忆时代的庄园管理确实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这一方式在12世纪晚期以前尚能维系，然而随着领主自营地的不断扩大，未精确化的劳役有时无法保证农忙时节耕作的需要。

因此，庄园书面文件的编纂首先旨在保证庄园的农业生产，维护领主的利益不受损害。领主是庄园管理书面化的发起人，掌握着主动权，需要书面化的内容由领主决定。奥格斯（G.Algazi）提出一个公式，指明了书面化的形式，即“领主提问，农民回答”。8G.Algazi,“Lords Ask,Peasants Answer: Making Traditions in Late-Medieval Village Assemblies,” in G.Sider and G.Smith eds.,Between History and Histories: The Making of Silences and Commemorations,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7,pp.199-229.庄园调查簿、土地估价册、地籍册、租税清册和惯例簿的编纂最具典型性，领主事先拟定调查条目，由农民依次口头陈述或陪审团代表庄园佃户根据调查条目逐个口头陈述，书记员用拉丁语将此记录下来。1189年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调查簿清楚地表明，由庄园主要佃户组成的陪审团需要依次回答：a.每个佃户持有多少土地？b.每个人应承担的劳役？c.谁持有自由土地？其劳役是什么？土地是由谁授予的，以何为凭？9G.Abbey,Rentalia Et Custumaria Michaelis de Ambresbury,1235-1252,London: Harrison and Sons,1891,p.xxv.庄园账簿和法庭案卷的编纂虽然与上述形式有所差异，但仍然间接体现着“领主提问，农民回答”这一形式，庄头和管家根据领主的需求如实陈述。庄园文件书面化的过程看似简单，但实现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其中充斥着领主和农民的博弈与妥协。

庄园管理从口头记忆转向书面文件之初，领主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受益者，农民则负担加重。在口头记忆时代，社会治理相对松散，虽然农民宣誓会如实陈述自己所知，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他们在面对国王或领主时，会尽力维护共同体利益，甚至弄虚作假。如1237年，肯特郡税务专员向财政署报告说：“陪审员对牛的估价为5先令，而它通常值10先令甚至更多。”1K.Mitchell,Taxation in Medieval England,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1,p.95.布里斯托尔（Bristol）陪审团对一客栈商人的财产估值10镑，然而约同一时期，由于商人的不法行为，其被没收的财产价值却超过200镑。2J.F.Willard,Parliamentary Taxes on Personal Property 1290 to 1334,Cambridge: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1934,p.86.与之相较，庄园领主主导下的调查评估由于领主或其管家、庄头对庄园情况的相对了解，调查结果误差较小，但领主与农民之间的争执是不可避免的。口头记忆时代的惯例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可捉摸，具有易变性，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更改。如在维尔（Vale）王室修道院领地，佃户通过贿赂管家改变了遗产分割的惯例。3John Brownbill ed.,The Ledger Book of Vale Royal Abbey,Manchester: Manchester Record Society,1914,pp.114-124.有学者认为，在领主与农民的争执中，农民总是根据记忆恶意曲解地方习惯，这不完全正确，农民有时出于善意才没有如实汇报。如十户长和陪审员出于怜悯，隐瞒了利特波特（Littleport）庄园有人未加入十户组的事实。4W.O.Ault,Private Jurisdiction in England,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23,p.167.另外，对于可能导致部分农民家庭陷入贫困的惯例，他们也会选择性陈述，因为贫困的农民家庭将成为地方共同体的负担。因此，贝内特指出：每一个庄园，都是领主与农奴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而无休无止争斗的舞台。13世纪后半期，庄园惯例的文字化遏制了农民篡改惯例的企图，维护了领主的利益。5[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著，龙秀清等译：《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第78—79页。

在庄园管理变革之初，佃户应对领主履行的劳役、交纳的租金、土地占有情况等都被记录在案，口头记忆时代的惯例被固定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以劳役折算为例，13世纪中后期开始，领主放弃了以往的整体折算法，转而采用零星折算法，这样一来，劳役的“零售价”总额要远高于“批发价”。6劳役折算有两种方法：13世纪以前多为整体折算，即佃农交纳一笔钱后可免除一年（或半年、一个季度）内的全部劳役；13世纪中期以后多为零星折算，即领主详尽规定每位佃农在各个季节的劳役内容、数量和具体折价，佃农可以零星赎买部分劳役。李云飞：《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探微——以黑死病前的劳役限定和折算为视角》，《世界历史》，2007年第5期。对此，农民有时会以拒不履行劳役进行抗争，如布劳顿（Broughton）法庭案卷显示，1288—1340年间，仅针对不服劳役就产生了256种不同的罚金。7E.Britton,The Community of the Vill: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and Village Life in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Toronto:Macmillan of Canada,1977,p.169.此外，领主和管家还会利用威权强行增加役务，谋求对书面化惯例的修改。面对领主和庄官的种种无理要求，农民除拒不履行外，还会援引惯例和书面文件的记载，维护自身权益。如1241年，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庄园佃户以亨利二世时期的令状和劳役清单作为证据，在巡回法庭控告领主增加劳役的要求。8R.H.Hilton,A Medieval Society: The West Midlands a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pp.157-158.1303年，霍尔伍德（Horwood）两名林地监督员要求每个佃户交纳一夸特谷物，遭到村民的拒绝，且陪审团表示，以前没有这样的先例，除非得到所有人一致同意。9W.O.Ault,Open-Field Farming in Medieval England: A Study of Village By-Laws,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72,p.65.虽然领主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超经济手段从佃户身上攫取各项利益，但旧有的习惯、佃户及其背后的村庄共同体是其无法忽视的地方力量，这使得他们不能过度侵夺佃户权益。

如果领主无视共同体的反对，执意改变惯例和地方习惯法，增加农民的租金、劳役，农民将以自己的方式与之对抗，而这种对抗有时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冲突。13世纪七八十年代，王后埃莉诺（Queen Eleanor）试图在哈维灵（Havering）王室庄园中划出单独的区域作为养兔场，侵犯了公共利益。诉讼无果后，佃户便进入养兔场偷猎，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1M.K.McIntosh,Autonomy and Community: The Royal Manor of Havering,1200-1500,p.57.在1314年2月，出于对领主行为的不满，阿丁顿（Addington）的佃户们恶意地将领主和猪脚绑在一起。2P.R.Schofield,Peasant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ngland,1200-1500,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3,p.161.农民对领主行为的反抗有时甚至会演变为流血冲突，造成死伤。13世纪晚期，格洛斯特伯爵（Earl Gloucester）的一名佃户因不愿以维兰身份领有土地而投河自尽。3P.R.Schofield,Peasant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ngland,1200-1500,p.160.1312年，拉姆齐修道院14名佃户带头摧毁了修道院正在沼泽地区修建的堤坝。4D.A.Hobbs,Manor Village and Individual in Medieval England,Master Diss.,University of Victoria,2003,p.122.而在黑尔斯欧文（Halesowen）修道院庄园，冲突曾造成大规模流血伤亡，许多人被监禁和没收财产。

虽然领主与农民的博弈有时会酿成严重后果，但需指出的是，法律框架外的矛盾解决方式并非是庄园生活的常态，领主与农民的相互妥协，相互合作，运用法律手段对各自的违法行为予以惩戒才是地方社会发展的长久之计。正如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言：“如果认为乡村共同体和领主之间存在必要的对立，那就大错特错了。”霍曼斯（G.C.Homans）则进一步指出：“只有在乡村共同体强大的地方，庄园才能强大。”5G.C.Homans,“The Rural Sociology of Medieval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Vol.4,No.1 (1953),p.40.虽然领主与农民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但是庄园文件不仅固定了农民的权利与义务，领主同样也需履行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并不能逃避责任。以1301年格拉斯顿伯里土地估价册为例，其中记载：共有12名佃户，每人持有20英亩土地，圣诞节前每人需向领主交纳价值一便士的面包和两便士的母鸡，作为回报，领主要为其提供餐食或回赠价值3便士的物品。6G.C.Homans,English Villager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p.269.如果领主未能履行义务，将受到农民和庄园法庭陪审团的指控，如拉姆齐法庭案卷记载：“领主应在比金路（Biggin Way）上建一座桥，但他没有这么做。”1353年，领主被迫修建该桥。而此前领主曾挖掘沟渠，阻断了通行，陪审团亦对其提出了指控。7D.A.Hobbs,Manor Village and Individual in Medieval England,p.121.

领主推动庄园管理的书面化原本旨在维护自身利益，但在实际过程中则将领主与农民同时置于成文法的视域下，为彼此造就了平等博弈与妥协的平台，促进了庄园社会的平稳发展。1275年，黑尔斯欧文修道院院长擅自增加劳役，引发佃户不满，最终通过王室法庭及陪审团调查，双方达成妥协，劳役恢复到亨利二世和约翰王（John Ⅰ，1199—1216年在位）时期的水平。8W.Illingworth ed.,Rotuli Hundredorum temp.Henr.III.&Edw.I,Vol.Ⅱ,London: The House of Commons of Great Britain,1818,p.98.14世纪初由农民发起编纂的村法（By-Laws）亦体现了这种妥协性。村法档案的开头或中间一般都会注明，已得到领主和所有农民的同意。如村法记载，托马斯·东（Thomas East）多次因“违反领主和邻居的法令”而被罚款；而在塞格菲尔德（Seggefeld），在管家的命令和坚持下，经农民同意，达成土地休耕的协议。在科尔多普（Colthorp）庄园，所有佃户都同意领主的提议，不要在某水域抓鱼。9W.O.Ault,“Village By-Laws by Common Consent,” Speculum,Vol.29,No.2 (1954),pp.381-392.此外，中世纪流行的“好领主”（Good lordship）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领主与佃户相互妥协，实现双赢。该思想最初指一个好的领主有责任支持和保护他所依赖的封臣的物质荣誉，后扩展到整个附庸关系。10P.R.Hyams,“Warranty and Good Lordship in Twelfth Century England,” Law and History Review,Vol.5,No.2 (1987),p.439.麦克法兰（K.B.McFarlane）指出：领主为向其提供劳役的佃户提供保护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反之，佃户的存在和支持赋予了领主影响力，他们之间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11K.B.McFarlane,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113.

中世纪中期庄园管理从口头记忆转向书面文件的过程中，正是由于领主与农民相互间的博弈、妥协，利用书面文件平抑彼此间的矛盾和冲突，英国庄园经济在12世纪末至黑死病爆发前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黄金时代，农业快速发展，耕地面积和效益显著提升。庄园变革以前英国五分之四的土地没有开垦，而1299年时，总耕地面积已达3—4万英亩。1C.Dyer,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The Estates of the Bishopric of Worcester,680-1540,p.96.从微观来看，庄园生产总值亦有大幅抬升。如在1253年至1348年间，温彻斯特庄园地产的收入增长达7倍以上，而1256年至1298年间，伊利修道院的地产收入增长了60%。2E.Miller and J.Hatcher,Medieval England: Rural Society and Economic Change,1086-1348,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1978,p.202.哈维灵王室庄园的财产总值仅13世纪后半叶的增幅就高达42%。3M.K.McIntosh,Autonomy and Community: The Royal Manor of Havering,1200-1500,pp.100-101.对农民来说，庄园经济的向好发展，使农民谷物产出逐渐增加，可供养的人口规模扩大，农民家庭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平抑了家庭财富，从而降低了财富的增长速度。生活水平的进步由于地区差异无法一概而论，仅以戴尔（C.Dyer）对诺福克郡（Norfolk）庄园的分析为例，农民饮食结构中谷物和奶制品占比呈缓慢下降趋势，相反，啤酒、肉和鱼的占比缓慢上升，印证了农民生活水平的缓慢提升。4C.Dyer,Everyday Life in Medieval England,London: Hambledon &London,2000,pp.82-83.黑死病以后由于人口减少，人均资源占有率增加，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得以改善。总而言之，领主与农民通过不断地博弈、妥协，逐渐达成一种双赢，庄园社会经济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局面。

四、余 论

中世纪中期，在领主的推动下，英国的庄园管理方式开始从口头记忆转向书面文件，地产占有、租金、劳役、庄园收支等都被记录在案，形成了调查簿、土地估价册、地籍册、租税清册、账簿、惯例簿和法庭案卷，这些文件成为庄园管理的主要凭借。庄园管理方式的转变给英国乡村社会带来两点重要的变革：

其一，书面文件相较于口头记忆更具稳定性，其优势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民众开始主动融入社会管理的书面化，并利用书面文件证明占有权利。对此，普斯（L.R.Poos）指出：“在13世纪末，作为王室政府和庄园管理的结果，英国的村民变得有‘文件意识’（Document conscious），即使他们自己不能读懂文件——尤其是拉丁文件，他们也熟悉以其他形式的书面记录进行交易。”5L.R.Poos and L.Bonfield eds.,Select Cases in Manorial Courts,1250-1550: Property and Family Law,London: Selden Society,1998,p.lxvii.如从13世纪80年代开始，东盎格鲁地区（其他一些地区可能更早一些）开始以新的方式转让土地。此前以刀、福音书（Gospel）等作为象征性的物品转让土地的方式被书面文件所替代。1296年，北安普敦郡威顿贝克（Weedon Bec，Northampton shire）的佃户支付5先令后将新的租约登记作为永久记录。6C.Dyer,Making a Living in the Middle Ages: The People of Britain,850-152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145.1361年4名南莫尔顿（South Moreton）的佃户来到庄园法庭，通过支付罚金将自己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取得终身租佃权。7P.D.A.Harvey ed.,The Peasant Land Market in Medieval Englan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37.当农奴制逐渐瓦解后，原来以奴役条件领有土地的维兰转变为公簿持有农（Copy holder），即依据庄园习惯和法庭文书副本持有土地的农民。在老年人养老问题中，出现了赡养协议，赡养人和老人都必须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承诺，否则会受到庄园法庭和陪审团的指控。如1334年，沃博伊斯（Warboys）庄园的铁匠由于没有按照协议赡养母亲，被罚款6便士并撤销赡养协议，归还土地。8J.A.Raftis,Tenure and Mobili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eval English Village,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1964,p.44.在司法诉讼中，以往口头形式的传票也逐渐书面化，并且书面文件的重要性逐渐超越口头记忆，成为关系诉讼成败的重要证物。据估计，仅13世纪的农民就可能签订了800万份契约。虽然这个估算可能失之过宽，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全体居民，包括维兰，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文件发生着联系。1[英]肯尼思·O.摩根主编，王觉非等译：《牛津英国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21页。

其二，庄园管理变革时期将维兰劳役地租固定化、书面化，并逐步折算为货币的做法，虽然在起初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但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实际上减轻了维兰劳役负担，进一步瓦解了人身依附关系。庄园管理书面化的过程中，不仅将维兰的劳役记录下来，而且将其价值以货币换算，这经常被描绘为封建领主“向佃户出卖周工”，对佃户而言实则是“买得劳役豁免权”。2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47页。从此，维兰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13—14世纪，英国劳役折算整体进程如何？这是一个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议题，但总体而言，13世纪晚期劳役折算进程开始加快，各地不一，英国西北部早于东南部农业核心区，世俗庄园先于教会庄园，而东南部地区的教会庄园直至黑死病后才开始大规模折算。如马歇尔伯爵位于提登汉姆（Tidenham）的一座庄园，维兰劳役总计6,356个工，1294—1295年，其中617个工被豁免，2570个工通过货币折算缴纳，到1300年，该庄园三分之一的维兰劳役都已折算。拉姆齐修道院和温彻斯特主教辖区直至14世纪中期才开始折算，然而在奥尔本斯地区（St Albans），早在13世纪下半叶周工就已完全货币化。3E.Miller and J.Hatcher,Medieval England: Rural Society and Economic Change,1086-1348,pp.222-223.据克拉潘（Clapham）的估算，13世纪末期佃户交纳的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已超过劳役地租，不同地区劳役占比大约在10%—40%之间。4[英]克拉潘著，范定九、王祖廉译：《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38—139页。通过劳役的货币化折算，维兰役务以货币形式固定下来，与此同时，随着14世纪英国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涨，维兰可以作为短期雇工，挣取更高的劳动工资，增加家庭收入。徐浩指出：“13世纪后期的劳役折算，部分地改变了维兰习惯土地保有条件的性质，对自己劳动权利的自由支配是其他权利发展的先决条件。”5徐浩：《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66页。劳役从书面化，再到货币化的过程，一方面放松了人身束缚，发展了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合理调配了不同季节的劳动力，保障了领主和佃户的农业生产需要。

中世纪中期英国庄园管理从口头记忆向书面文件的转变是主观与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受此影响，各类庄园文件得以编纂，整个社会的书面化水平随之提升。一言以蔽之，庄园管理的书面化虽由领主发起并推动，但却使多方收益。领主与农民彼此间的权利、义务通过书面文件固定下来。随着中世纪后期英国乡村社会流动性加快，部分村庄或荒废，或合并，原先村庄的熟人社会结构不断瓦解，口头记忆所依赖的社会土壤进一步消失。与此同时，书面化的社会治理使地方习惯法在动态变化中得以传承、发展。种类丰富的庄园文件不仅维系了中世纪后期英国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而且为今日的英国中世纪乡村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