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试论382年和约与早期拜占庭帝国的战略安全

2023-04-15董晓佳

古代文明 2023年1期
关键词:和约多瑙河帝国

董晓佳

提 要:早期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统治者瓦伦斯于378年在亚德里亚堡死于同哥特人的战役之中。继瓦伦斯为帝国东部皇帝的狄奥多西一世在与哥特人经历战争后,最终于382年同哥特人缔结和约。对该和约于帝国东部边界的“战略安全”影响,学者们意见不一,当时学者和一些近现代学者多认为382年和约对帝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然而笔者认为,虽然和约同意哥特人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为哥特人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并未导致当地出现哥特人的独立王国。在382年和约签订后,帝国军队中的哥特人士兵与军官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是并不构成对帝国战略安全的重大威胁,也并没有成为帝国边境防御体系崩溃的直接原因。

在378年的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之役中,早期拜占庭帝国1一般认为,“早期拜占庭帝国”指的是4至6世纪这一拜占庭帝国早期历史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也同时被称为“晚期罗马帝国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地中海世界的社会转型,原罗马帝国东部地区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称的“拜占庭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Valens,364—378年在位)败死于哥特人(Goths)之手。2Amm.Marc.,31.13.12-16,in J.C.Rolfetrans.,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Vol.3,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479-481.临危受命担任东部皇帝的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在此后3年的战争中未能以武力平定哥特人,最终双方在382年达成和约。3Zos.,4.33.3,in R.T.Ridley trans.,New History,Canberra: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1982,p.85;B.Croke trans.,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Sydney: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1995,p.2;P.J.Heather,Goths and Romans,332-489,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1,p.157.一般认为,和约中的条款同意这些越过多瑙河(the Danube)的哥特人群体居住于色雷斯(Thrace)与马其顿尼亚(Macedonia)等地区,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承担向帝国政府缴纳赋税的义务,还应当为帝国军队服兵役。4P.J.Heather,Goths and Romans: 332-489,pp.158-159;A.D.Lee,From Rome to Byzantium AD 363 to 565: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ome,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p.37.

自382年和约订立之日起,和约对帝国战略安全的影响便引起了关注与争论。383年1月1日,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元老院元老,狄奥多西一世宫廷中的高官泰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在皇帝面前发表演说,热情赞美狄奥多西一世与他所选择的议和官员以更为仁慈的措施为帝国重新带来了光荣的和平。1J.Vanderspoel,Themistius and the Imperial Court: Oratory,Civic Duty,and Paideia from Constantius to Theodosiu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pp.205-207;T.S.Burns,Barbarians within the Gates of Rome: A Study of Roman Military Policy and the Barbarians,ca.375-435 A.D.,Bloomington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pp.82-86.在宗教信仰上与泰米斯提乌斯同属多神教徒的4世纪作家尤纳匹乌斯(Eunapius)则对此持相反看法,虽然在现存的断简残章中没有留下直接提及和约的文字,但当尤纳匹乌斯在批评皇帝用尽一切邪恶手段导致“国家的毁灭”时,2Eun.,fr.46,in R.C.Blockley,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dorus,Priscus and Malchus,II (Text,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Liverpool: Francis Cairns,1983,p.71.将狄奥多西统治时期“蛮族逐渐毁灭了色雷斯”作为其罪状之一,3Eun.,fr.47,p.73.显然是对上述和约持否定态度。在基督徒史家中,对这一和约所导致的后果也各有看法。生活于4世纪后期至5世纪前期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史家苏格拉底(Socrates of Constantinople)盛赞“经由上帝意志的特准,蛮族部落臣服于他”,4Soc.,5.10,in A.C.Zenostran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Grand Rapids,Michigan: 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57,p.122.但他一方面对382年和约本身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又攻击瓦伦斯同意哥特人居住于色雷斯并希望从哥特人中招募士兵,是“罗马帝国接下来许多灾难的起源”,5Soc.,4.34,p.116.两者结合,显然不能认为苏格拉底对于382年和约条款持正面态度。活跃于5世纪前期西部帝国辖区的基督徒奥罗修斯(Orosius)则对这一和约大为赞赏,认为该和约导致所有哥特人将其自身置于罗马的统治之下。6Oros.,7.34,in R.J.Deferrari trans.,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Washington,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Inc.,1964,pp.341-342.作为哥特人,6世纪基督教史家约达尼斯(Jordanes)则宣称和约令哥特人军队与帝国军队融合,显然是一件可称颂的好事。7Jord.,Get.28.142-145,in C.C.Mierow trans.,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Cambridge: Speculum Historiale &New York: Barnes &Noble,INC.,1915,repr..1960,pp.91-92.

近现代学者对于382年和约于帝国战略安全的影响,意见也并不统一。20世纪初的学者认为,382年和约在当时毫无疑问是狄奥多西一世的胜利,但对帝国而言这只是暂时的和平,因为作为帝国军队的征服者,哥特人不可能习惯于和平的定居耕作生活,而大群哥特人在保持其自身政治结构的情况下定居也意味着不可能让他们融入帝国。8H.M.Gwatkin&J.P.Whitney eds.,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1,The Christian Roman Empire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eutonic Kingdom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printed 1957,p.254.琼斯(A.H.M.Jones)指出,和约同意哥特人在保留其政治与军事团结的情况下定居于帝国境内,是与先例的重大决裂,因此结果具有灾难性。9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Vol.1,Oxford: Basil Blackwell,1964,p.157.李(A.D.Lee)认为,定居于帝国境内的哥特人被允许在自己的族群首领监护下生活,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治权。10A.D.Lee,From Rome toByzantium AD 363 to 565: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ome,p.37.希瑟(P.Heather)认为,382年和约虽然表面看来是哥特人的投降,但也不能被认为是帝国的彻底胜利。11P.Heather,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 of Rome and the Barbaria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84.惠特克(C.R.Whittaker)认为,382年和约是首次对“蛮族”作为独立团体居住于帝国之内给予了官方认可。12C.R.Whittaker,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Baltimore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p.189.甚至有学者认为382年和约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灭亡与中世纪的开始。13T.S.Burns,Barbarians within the Gates of Rome: A Study of Roman Military Policy and the Barbarians,ca.375-435 A.D.,p.77.

综上所述,从382年和约签订至今,史家与学者对于382年和约本身对帝国的具体影响意见纷纭。总体而言,近现代学者的意见与早期拜占庭帝国如尤纳匹乌斯这样对基督徒皇帝狄奥多西一世评价较低的作家有相似之处,认为382年和约从长期来看对帝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在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之前,需要清楚的是,正如任何和约一样,382年和约的达成显然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哥特人虽可以给帝国以重创,但却无法颠覆帝国的统治;帝国在378年战役后元气大伤,因此也无法通过战争压服哥特人。382年和约在本质上是帝国与哥特人对当前双方僵持局面的承认与合法化。在这种局面下,帝国承认在当时的战略与政治环境下无法通过战争压服哥特人,哥特人也承认在当时的困境下已经不可能仍然通过战争与劫掠维持生计。双方的困境成为382年和约成立的背景,382年和约不仅令双方暂时摆脱了眼前的困境,而且为双方进一步的合作提供了契机。从军事角度来看,382年和约是否能够被视为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也是存在疑问的。无论是从帝国的角度观察,还是从哥特人的角度考虑,382年和约都并未改变帝国边境防卫建设的方向与趋势,实际上,和约本身正是自罗马帝国长期以来维持战略安全惯用做法的显示,同时也符合包括哥特人在内的帝国周边“蛮族”与帝国合作的主流路径。在这一基础之上,本文拟结合史料与前人研究成果,就382年和约对早期拜占庭帝国战略安全的影响加以初步考察,以就正于方家。

一、382年和约并未导致哥特人自治体的出现

如同许多学者一样,惠特克认为382年和约同意了哥特人之前提出的作为自治的同盟者居住于帝国境内的要求。1C.R.Whittaker,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p.189.正如前述,不少学者认为,382年和约允许哥特人在其首领治理下居住于帝国境内,因此造成严重后果,令哥特人成为色雷斯地区独立的军事势力。这一判断的缺失之处在于,关于哥特人在自己领袖治下在帝国境内以自治形式生活本就是推论,至少到现在为止,无论在文献、史家记载或是铭文等材料中,均未曾发现382年和约的正式文本。史家对该和约的了解主要是依据泰米斯提乌斯在颂辞中为狄奥多西一世歌功颂德的话语。2T.S.Burns,Barbarians within the Gates of Rome: A Study of Roman Military Policy and the Barbarians,ca.375-435 A.D.,p.77.关于和约的精确条款则是无法确定的。3A.D.Lee,From Rome to Byzantium AD 363 to 565: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ome,p.37.正如学者所言,除了泰米斯提乌斯的夸张描述外,与该条约有关的实际证据极少,实际上现在真正能够确认的与此相关的事实是,自亚德里亚堡战役后曾威胁巴尔干半岛(Balkan Peninsula)的这部分哥特人在382年后暂时不再是一种威胁,而当代学者都同意哥特人的威胁在382年已经结束。4M.Kulikowski,Rome’s Gothic Wars: 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52-153.因此,从现存史料来看,很难确认这些定居在色雷斯的哥特人是否具有自治身份,或者这种自治是否达到成为独立实体的程度;或者,即使他们具有自治地位,也无法确认哥特人的这种自治究竟是由和约的条款所造成的,还是当他们居住于帝国境内之后,由于此后现实的战略或政治环境所造成的。

上述论断的不合理之处还在于忽视了哥特人当时的实际情况。曾经率领哥特人越过多瑙河的所有领袖在382年之前均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失去首领正是哥特人最终接受与帝国缔结和约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能够团结大部分哥特人的新首领在382年显然还未曾出现,至少笔者目前在现存史料中找不到他们可能存在的迹象。因此,认为382年和约令哥特人成为在自己首领率领下的自治团体的观点至少在和约缔结的382年是缺乏根据的。当然没有理由否认哥特人内部各个小群体、各个分散的部族首领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在382年或其后的一段时间,哥特人显然并未成为一个统一的、在一个或几位领袖统领下能够对抗帝国的自治体。

此外,在382年和约签订时,哥特人所存留的力量也不足以在面对帝国时实现其自治。根据传统说法,376年来到多瑙河北岸请求渡河的哥特人,据说男女老幼人数达20万。1P.Heather,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 of Rome and the Barbarians,p.145.这20万人经过378年亚德里亚堡之役、围攻亚德里亚堡与君士坦丁堡 之役、2Amm.Marc.,31.15.1-15,pp.489-499;Soc.,5.1,p.118.380年与狄奥多西一世新军的战斗、3Zos.,4.31.2-4,p.84;M.Kulikowski,Rome’s Gothic Wars: 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p.151;P.J.Heather,Goths and Romans,332-489,p.152.380年至381年与西部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375—383年在位)军队的战斗以及一系列小规模战役后,4Zos.,4.33.1-2,p.85;P.Heather,The Goths,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1996,p.135.即使有来自于多瑙河北岸的其他哥特人的补充,其规模必定不比从前。约达尼斯曾经注意到,狄奥多西在进攻西部帝国僭主尤格尼乌斯(Eugenius)时从接受和约定居的哥特人中招募了超过两万名战士。5Jord.,Get.,28.145,p.92.如果排除这一数据与之前有20万人渡过多瑙河的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夸张成分,考虑到在长期战争与饥馑中年轻男性存活比例可能更高,有相当一部分渡过多瑙河的哥特人可能已经定居在了潘诺尼亚(Pannonia),6A.Cameron &P.Garnsey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13,The Late Empire,A.D.337-42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02.部分哥特人在382年和约之前就已经归顺了帝国,7P.J.Heather,Goths and Romans: 332-489,p.154.最终定居在色雷斯的哥特人总数应当远少于20万人;同时,由于哥特人的内部分裂,其在帝国境内的分布也并不集中。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依靠和约条款就能造就一个占据色雷斯地区的独立政治军事自治团体的想法,未免过于夸大或是过于信任了和约的效用而忽视了当时的历史背景。

实际上,382年和约对于来自外域的“蛮族群体”的态度,与早期罗马帝国时期奥古斯都(Augustus,前27—14年在位)的部下阿格里帕(Agrippa)处理与周边“蛮族”关系时的做法存在相似之处。根据斯特拉波(Strabo,约前64—21年)的记载,阿格里帕曾经允许居住在莱茵河(the Rhine)对岸的一支名为乌比夷人(Ubii)的日耳曼人(Germans)部族越过莱茵河,进入帝国境内定居。8Str.,4.3.4,in H.L.Jones trans.,The Geography of Strabo,London: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 G.P.Putnam’s Sons,1917,p.289.塔西佗(Tacitus)称乌比夷人渡过莱茵河内迁投诚,所以罗马人就让他们定居在河边,既不需要监督,更可用他们捍卫边境;到塔西佗的时代,他们已经被看成是罗马殖民地的居民,并称他们为阿古利庇嫩塞斯人(Agrippinenses)。9Tac.,Germ.28.5,in M.Hutton trans.,Agricola,Germania,Dialogus,Cambridge,Massachusetts &London,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repr..1996,p.175.但斯特拉波与塔西佗并没有明确认定,被允许迁居帝国境内的乌比夷人仍是在其首领管理下保持着自治地位,但是显然也没有证据支持与此相反的论点。另一方面,从当时记载来看,这些乌比夷人自然是长期集中居住于一个固定区域的,以致由此获得了他们的新名称;也能够在捍卫帝国边境中发挥作用。从这两点来看,乌比夷人之越过莱茵河定居以及4世纪后期哥特人在色雷斯的定居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在于乌比夷人在渡过莱茵河前后似乎没有与帝国发生冲突,而哥特人在越过多瑙河后则由于帝国官员的压榨而起兵暴动,经过3年战争后才得以安顿在色雷斯,实际上,若没有这场战争,而哥特人在渡过多瑙河后和平定居于色雷斯的话,这一行动本身就将更接近于乌比夷人的先例。从斯特拉波与塔西佗对乌比夷人定居的评论来看,成批的“蛮族”在帝国允许下集中定居于某处在他们看来显然不能算是帝国的耻辱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被看成是有利于帝国边境安全的做法。

笔者不清楚乌比夷人的数量,但是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在埃里乌斯·卡图斯(Aelius Catus)的主持下,曾经有5万余名盖塔伊人(Getae)从多瑙河北岸移居色雷斯,而盖塔伊人曾与罗马帝国发生激烈冲突。10Str.,7,3.10-12,pp.466-468.显然这5万多名盖塔伊人的迁居也是战争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削弱盖塔伊人的力量以及加强多瑙河南岸的防卫。而超过5万人的数量则暗示了这些盖塔伊人内部的各个部族或村社的领袖可能大部分也仍然保留了下来。“蛮族”在首领率领下定居于帝国境内的更明显例子是一位日耳曼人的首领万尼乌斯(Vanius)及其追随者,他们由于在内战中失败,投奔帝国,由帝国授予土地定居在潘诺尼亚。1Tac.,Ann.12.29-30,in J.Jackson trans.,The Annals,Books IV-VI,XI-XII,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repr..1998,pp.355-357.

类似于乌比夷人、盖塔伊人或是万尼乌斯的追随者在罗马境内的定居记录此后不绝于书,直至382年和约签订时,借用周边“蛮族”的力量都是从早期罗马帝国至早期拜占庭帝国边境防御体系建设中的常用手段。根据迪奥·卡修斯(Dio Cassius)记载,马可·奥里略(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位)接受了众多“蛮族”部落归顺,授予他们位于达西亚(Dacia)、潘诺尼亚等行省以及意大利(Italy)的土地,并派遣这些部落成员去各处作战;由于一些被授予了意大利土地的“蛮族”在拉文纳(Ravenna)发动暴动,甚至一度控制了整个城市,皇帝此后不再将意大利的土地授予“蛮族”。2Dio,72.11.4-5,in E.Carry trans.,Dio’s Roman History,Vol.9,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27,repr..1982,p.15.如果拉文纳暴动的记载可信的话,既然“蛮族”能够发动暴动并占领城市,显然他们在定居地的数量是比较集中的,同时发动暴动本身也暗示了其内部必然在某一个阶段出现了领袖,可能在暴动前,也可能在暴动发生后,而在暴动持续时,其中必然是需要并且会出现首领的。同样是在马可·奥里略时期,也出现了一支名为阿斯廷吉人(Astingi)的“蛮族”在首领带领下企图通过成为帝国盟友而换取金钱与帝国境内的土地的事例。3Dio,72,12.1-2,pp.15-17.虽然无法确定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信任这一记载,但这一记载出现于文献中这一事实本身却可以证明,至少在382年和约之前,帝国对“蛮族”在其自身首领的领导下为帝国服务的概念并不陌生。因此,前述学者所强调的哥特人在色雷斯在自己首领率领下的定居并不是前所未有的,而它之所以得到了如此的关注,可能乃是由于帝国本身在其后的发展趋势吸引人们去寻找一个可以标明这种发展起始点的标志性事件。

就人数或规模而言,382年和约所直接涉及的哥特人数量也并非前无古人。正如之前所分析的,最终根据这一和约定居在色雷斯地区的哥特人应当远远少于最初据称渡过多瑙河的20万人,即使取最大胆的数字,认为这次有10万哥特人定居于色雷斯,在早期罗马帝国的历史上也并非罕见。在尼禄(Nero,54—68年在位)时期,据说曾有10万“蛮族”被罗马官员安置境内。4G.E.M.de Ste.Croix,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From the Archaic Age to the Arab Conquests,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510.在普罗布斯(Probus,276—282年在位)时期,据说皇帝在色雷斯地区安置了10万巴斯塔尔纳人(Bastarnae)。5D.Magie trans.,The ScriptoresHistoriaeAugustae,Vol.3,Cambridge,Massachusetts &London,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2,repr..1998,pp.371-373.奥罗修斯称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与伽勒里乌斯(Gallerius)将大量的萨尔玛特人(Sarmatians)、卡尔皮人(Carpi)与巴斯塔尔纳人安置在帝国境内。6Oros.,7.25,p.322.据记载,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306—337年在位)同意30多万萨尔玛特人在色雷斯、西徐亚(Scythia)、马其顿尼亚与意大利定居,据说君士坦丁一世将其中适合从军的人招入军队,并向其余的人分配土地。7Vales.,Exc.Vales.6.32,in J.C.Rolfetrans.,RerumGestarumLibri Qui Supersunt,Vol.3,pp.527-529;Amm.Marc.,17.12.17-19,in J.C.Rolfetrans.,RerumGestarumLibri Qui Supersunt,Vol.1,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35,repr..1982,p.379;Eus.,V.Const.4.6.1-2,in A.Cameron &S.G.Hall trans.,Life of Constantin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9,p.155.全盘接受这些记录中的10万、20万、30万的数字当然过于轻信,但完全拒绝这些数字或认为记载全属虚构可能也缺乏足够的根据,或许将这些数字看成是较大规模的“蛮族”定居者给同时代人或史家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种反映更为接近事实。因此,历史地看,定居于色雷斯的哥特人无论数量多少,也都只是一条漫长历史进程中的其中一个环节,他们只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跟随前辈“蛮族”的步伐而已。

总之,无论越过多瑙河的哥特人的规模是20万人,还是最后定居在色雷斯的可能不超过10万的哥特人的数量,都承担不起导致帝国的命运出现转折的责任。

二、382年和约并未导致帝国边境防御崩溃

进而言之,即使认为正是382年和约导致色雷斯地区出现了一股独立的军事势力,那也很难认为这是导致帝国战略安全或边境防卫崩溃的根本原因。早在哥特人定居于色雷斯之前,在帝国内部就存在着一种独立的“蛮族”军事势力,也就是盘踞于小亚细亚(Asia Minor)南部内陆山地的伊苏里亚人(Isaurians)。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Ostrogorsky)认为,伊苏里亚人的文化发展水准远低于哥特人,他们在帝国中也一直被当成是外族。1[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廷帝国》,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46页。在3世纪时,伊苏里亚人已经成为帝国境内长期的安全威胁。2N.Lenski,“Basil and the Isaurian Uprising of A.D.375,” Phoenix,Vol.53,No.3/4,(Autumn-Winter,1999),pp.308-329,esp.308.帝国因此不得不设立“伊苏里亚伯爵”(Comes per Isauriam)的军职以应对。3F.Millar,A Greek Roman Empire: Power and Belief under Theodosius II (408-450),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pp.49-50.至4世纪,受到伊苏里亚人劫掠的地区大为扩大。4A.Cameron &P.Garnsey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13,The Late Empire,A.D.337-425,p.452.5世纪前期,他们的袭击已经扩展至埃及(Egypt)与利比亚(Libya)。5Zos.,5.25,p.112.Philost.,HE.11.8,in P.R.Amidon trans.,Philostorgius: Church History,Leiden &Boston: Brill,2007,pp.149-151.

如此一支在帝国境内存在时间远比哥特人更长的独立“蛮族”军事势力,却显然没有对帝国战略安全造成致命威胁,他们的独立行动也从未被视为帝国盛衰的标志,其中缘由可能部分地与哥特人此后先后在西欧建立了西哥特王国与东哥特王国并因此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力有关。实际上,哥特人最终真正建立独立政权之地也并非他们根据382年和约所定居的色雷斯地区,而是在高卢和西班牙(西哥特王国)以及意大利(东哥特王国),而其政权之建立,也是有其各自复杂的发展过程的,不仅与哥特人自身的行动有关,可能在更重要的程度上是与帝国自身面临的复杂问题息息相关的。

就色雷斯本身而言,从382年和约签订后色雷斯的历史发展来看,直到阿提拉(Attlia)于5世纪40年代君临于多瑙河中下游流域之前,帝国在大部分时间中仍对当地具有相当的实际控制力。386年,一批多瑙河北岸的东哥特人在其首领奥多萨埃乌斯(Odothaeus)的率领下,据说企图以3000船只渡过多瑙河入侵色雷斯地区,结果色雷斯驻军司令普罗莫图斯(Promotus)集中步兵与船舰迎头痛击,大败东哥特人。6Claud.,de IV cons.Hon.625-640,in M.Platnauer trans.,Claudian,Vol.1,Cambridge,Massachusetts &London,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2,p.333;Zos.,4.35.1,p.86.仅就文献记载而言,尚不清楚普罗莫图斯的军队中是否包含哥特人士兵,但是从这一事件本身来看,显然在382年和约之后,帝国政府仍对色雷斯地区实行着有效管理,不仅在此拥有相当数量忠于帝国的驻军与官员,而且也拥有能够供应这些驻军的后勤管理体系,而与收取赋税供养军队相关的行政管理体系也必然仍在有效运作。如果上述史料中关于普罗莫图斯是在东哥特人正在渡河时进行攻击的记载有其事实基础的话,则帝国在多瑙河北岸的情报收集工作显然也是行之有效的,而这也曲折反映了帝国政府对于多瑙河南岸的色雷斯地区仍然保持了较为有效的控制。

进一步而言,史料中对于定居于多瑙河南岸的哥特人是否援助了他们的同胞或是否与企图渡河的东哥特人有所勾结保持沉默,也反证了此时的色雷斯并不是哥特人的独立王国,更谈不上是“蛮族”在帝国境内的桥头堡。虽然克劳迪安(Claudian)关于此事的描绘出现在他献给狄奥多西一世之子、西部皇帝霍诺留(Honorius,395—423年在位)的颂辞中,因此可能有所避讳,但是多神教徒史家佐西莫斯(Zosimus)在写作时却是要说明罗马人由于愚蠢地放弃了古老的宗教而毁灭了自己的帝国。1W.Liebeschuetz,“Paga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Empire”,in G.Marasco ed.,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 Fourth to Sixth Century A.D.,Leiden &Boston: Brill,2003,p.207.如果定居于色雷斯的哥特人在386年战役中曾经帮助企图渡河的东哥特人的话,很难想象在整本《新历史》中不断攻击基督教与基督教皇帝的佐西莫斯会放过这个证明狄奥多西一世愚蠢无能的大好机会。

三、382年和约对帝国军队建设的影响

军队建设与帝国战略安全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言自明。关于382年和约对早期拜占庭帝国军队建设的影响,主要在于狄奥多西一世将大量哥特人招募进入帝国军队。2[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廷帝国》,第39—40页。学者认为,年轻的哥特人欢迎狄奥多西一世的政策,愿意适应帝国的军队生活并由此获取正当收入以供养其家庭;也正是在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帝国东部的野战部队创建了两个由哥特人组成的常设团队,并列名于狄奥多西去世后不久编写的《职官录》(Notitia Dignitatum)内。3R.M.Errington,Roman Imperial Policy from Julian to Theodosius,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6,p.65.可以说,382年和约的一个直接影响,正是狄奥多西一世通过允许哥特人定居于多瑙河南部而得以更多地招募或雇佣哥特人为士兵。

哥特人在军事上的作用以及狄奥多西一世在军队建设上的成效很快就在事关帝国安全的问题上得到显现。388年与394年,狄奥多西一世两次出兵西征,先后击败了杀害西部皇帝格拉提安的僭位者马克西莫斯(Maximus)以及杀害西部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375—392年在位)的将军阿尔博加斯特斯(Arbogastes)以及后者所扶植的僭位者尤格尼乌斯,哥特人将领与士兵在这两次西征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4J.H.W.G.Liebeschuetz,Barbarians and Bishops: Army,Church,and State in the Age of Arcadius and Chrysosto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0,pp.29-31;M.Kulikowski,Rome’s Gothic Wars: 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p.153.尤其在394年的西征中,两万名哥特人士兵的英勇奋战与牺牲被认为是决定战局的关键因素之一,5Zos.,4.58,pp.97-98;Oros.,7.35,p.346.其损失之惨重以致有学者怀疑这可能是狄奥多西一世用于削弱哥特人力量的精心设计。6A.D.Lee,From Rome to Byzantium AD 363 to 565: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ome,p.38.在狄奥多西一世治下,哥特人除了在其首领下作为辅助部队参与帝国的战争之外,也有众多哥特人直接加入帝国的野战部队,从而融入了帝国军事体系。7R.M.Errington,Roman Imperial Policy from Julian to Theodosius,p.65.

与此相适应,在帝国军队中也出现了哥特人高级军官。据统计,在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至少有9名出身于日耳曼人的将领担任过军事长官(magister militum)一职,8J.H.W.G.Liebeschuetz,Barbarians and Bishops: Army,Church,and State in the Age of Arcadius and Chrysostom,p.10.按:军事长官是早期拜占庭帝国军队中的最高指挥官。其中大部分应当是哥特人。然而,哥特人在帝国军队中影响增强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类似昔兰尼主教西内西乌斯(Synesius of Cyrene)所宣称的,让日耳曼人士兵保卫帝国人民是如同让狼充当牧羊犬的自杀的观点就是真知灼见。9A.Cameron&J.Long,Barbarians and Politics at the Court of Arcadiu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04.在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以团体或以个人身份加入帝国军队的“蛮族”士兵,10A.Cameron,B.Ward-Perkins &M.Whitby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14,Late Antiquity: Empire and Successors,A.D.425-60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90.甚至据记载3世纪还出现过如阿拉伯人腓力(Philip the Arab,244—249年在位)这样通过加入军队而成为皇帝的“蛮族”将领。11D.Magie trans.,The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Vol.2,Cambridge,Massachusetts &London,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4,repr..1993,pp.435-441.君士坦丁一世、朱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等均遵循着之前帝国的传统政策,瓦伦斯同意哥特人渡过多瑙河的请求也是出于同样的政策考虑。

与此同时,加入帝国军队的哥特人将领绝大多数是试图融入帝国及其所代表的地中海世界文明体系之中的。典型的如弗拉维塔(Flavitta),不仅其妻是帝国居民,而且为自己取拉丁名字弗拉维乌斯(Flavius),同时也为帝国平息了另一位哥特人将领盖伊纳斯(Gainas)的兵变。1M.Kulikowski,Rome’s Gothic Wars: 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p.157;E.A.Thompson,Romans and Barbarians: The Decline of the Western Empire,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2,p.41.盖伊纳斯危机在本质上是帝国政治体系自身无法避免的权力斗争,而盖伊纳斯的企图是在体系内部夺取权力,2董晓佳、刘榕榕:《反日耳曼人情绪与早期拜占廷帝国政治危机》,《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并非要颠覆这一体系。因此,很难认为仅凭借哥特人在军中影响强化这一条件,就会对帝国战略安全造成毁灭性影响,这种观点显然不足以用来解释其后曾在帝国出现的类似现象。例如,阿兰人将领阿斯巴(Aspar the Alan)曾多年实际掌控帝国,并先后在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450—457年在位)与利奥一世(Leo I,457—474年在位)即位时发挥重要作用。3R.C.Blockley,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dorus,Priscus and Malchus,II (Text,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p.465;Procop.,Vand.3.5.7,in H.B.Dewingtrans.,History of the Wars,Book III-IV,Cambridge,Massachusetts &London,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6,repr..1990,p.49.但阿斯巴的权势最终仍被利奥一世引入的伊苏里亚人将领击垮。4R.C.Blockley,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dorus,Priscus and Malchus,II (Text,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p.467;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 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Vol.1,pp.222-223.在大多数情况下,为帝国军队服务的哥特人与历史上其他加入帝国军队的“蛮族”将领或士兵一样,无不期待在帝国体系内得到晋升、财富与荣誉,而非离开帝国体制独立发展。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前述认为382年和约对于帝国战略安全具有转折意义的主张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应或复活了教会史家或具有反日耳曼人情绪的早期拜占庭帝国作家的观点与情绪,而将一个本应被置于更广阔的时空范围之内进行长时段分析的历史现象归咎于一个或许其重要性受到高估的阶段性事件。因此,这种将382年和约视为帝国战略安全转折点的看法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帝国为何会同意“蛮族”定居于境内,以及为何帝国会热衷于从“蛮族”中招募士兵的原因,简单来说,也就是忽略了导致皇帝做出这些决定的环境因素以及帝国军队与帝国自身安全存在的问题为这些措施的推行提供了空间,也为包括382年和约在内的与“蛮族”达成的类似条约提供了必要条件。正如豪萨尔(G.Halsall)所言,在4世纪后期至6世纪,罗马-拜占庭世界的确出现了大量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但是“蛮族”对其中大部分变化并不承担决定性责任,而西部罗马帝国的终结也不是“蛮族”入侵的结果;相反,恰是西罗马帝国的衰朽,导致“蛮族”大批进入帝国境内纷纷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结局。5G.Halsall,“The Barbarian Invasions,” in P.Fouracre ed.,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I: c.500-c.7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37.[英]保罗·福拉克主编,徐家玲等译:《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1卷:约500年至约70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40—41页。

从这个角度看,382年和约的真正意义可能并不在于它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导致帝国衰亡这一长时段发展的转折点。实际上,就382年和约之前帝国与“蛮族”的互动看,通过暂时的妥协,382年和约延续了帝国长期以来执行的策略,而哥特人也由此得以继曾经为帝国服役的先辈“蛮族”之后而成为帝国军队中的更具份量的群体。也就是说,382年和约实际上标志着狄奥多西一世放弃了其即位初年企图以战争平定哥特人暴动的政策并转向怀柔;而382年和约中关于哥特人在其部族首领领导下为帝国服役的条款,即使确实存在,也是出于当时的实际环境而做出的调整,本质上仍是对此前帝国历史上招募“蛮族”为兵的既定政策的进一步确认和深化,如前所述,“蛮族”自主加入帝国军队与在首领率领下加入帝国军队的情况在帝国历史上始终是同时存在的。

由此,不宜过分夸大382年和约本身对早期拜占庭帝国战略安全的影响,它实则是当时帝国所处战略环境的产物,反映而非决定了帝国战略安全的历史发展走向,或者说,它的诞生正是被帝国战略安全的发展走向所决定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导致382年和约出现的环境本身,该和约的出现标志着帝国再也无力有效控制边疆事务并有选择地吸收“蛮族”融入帝国,实际上正是由于帝国自身的虚弱才导致了和约的签订,而非和约的签订导致了帝国的衰落。在帝国本身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领域已经出现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曾经长期推行并行之有效的旧有政策的效力必将受到削弱乃至丧失。

因此,短期而言,382年和约的签订,暂时缓解了狄奥多西一世所面临的战略困境,并为哥特人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从而暂时部分掩盖了帝国与哥特人之间的矛盾。长期而言,曾经击溃帝国主力军队、并在战争后迫使皇帝在不得已情况下签订和约的哥特人,则如吉伯丁(R.Gerberding)所言,并不会对帝国政府怀有太多的忠诚,他们在与帝国的互动中更为关心的是其自身的地方利益,事实上的确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帝国体系的强化,1R.Gerberding,“The Later Roman Empire,” in P.Fouracre ed.,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1: c.500-c.700,p.24.[英]保罗·福拉克主编,徐家玲等译:《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1卷:约500年至约700年),第26页。但这却不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了。

猜你喜欢

和约多瑙河帝国
恐龙帝国(6)
恐龙帝国(5)
恐龙帝国(4)
等号奶奶和约等号爷爷
保卫世界和平的战友——郭沫若和约里奥-居里
小议惨烈漫长的英法百年战争
多瑙河在静静地流淌(续八)——匈牙利留学杂记
多瑙河在静静地流淌(续七)
多瑙河在静静地流淌(续二)
—— 匈牙利留学杂记
蒋介石因《美日安保条约》称“美国没有公理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