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淇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4）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初期继土地改革之后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又一次重大介入，客观上讲，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土地改革一样“都干得很好”[1]，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共对农民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群众动员，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同和支持。

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群众动员的缘起

（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群众动员的必然性

土地改革结束后不久，随着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转移，农村又掀起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是要建立苏联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沉浸在土地改革后刚刚获得土地自由经营权的农民来说，就是要将他们尚未“捂热”的土地上交集体所有，因而，许多农民对待农业合作化的态度是十分排斥抵触的。首先，农民普遍具有根深蒂固的土地私有观念。民以食为天，“食”以土地为源，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获取生命安全和发家致富的资本，是退路和底线，他们对于土地饱含无限热爱和眷念。其次，土地改革后农民大多存在单干思想，总体来看，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些农民自家牲畜齐全，劳动力充足，雇上一个帮工便能展开生产，所以觉得没有入社必要。二是有些农民认为农业生产是各家各户自己的事情，农业合作化把众人聚集在一起劳动，“树大分叉、人多分家”，人心不齐不仅难以搞好生产，可能还会有吵不完的架。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了自给自足、分散经营的生产模式，对于入社后各方面都要受到组织的安排限制感到十分累赘。三是部分农民认为自己土地多、土地肥，和别人的贫地、瘦地一起生产会吃亏，因此“怀里揣着不如手里拿着”。四是部分农民担心入了社，政府就知道了自家有多少亩田地、收成了多少谷子，会将剩余的粮食征收，因而害怕入社。再次，受小农思想的影响，许多农民目光狭窄、思想保守，对于农业合作化的生产模式充满了顾虑和怀疑。不可否认，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在养成农民自给自足的生产习惯的同时也造成了他们以自己的半亩方田为中心，以收成尚能饱腹为期翼，缺乏多余的生产热情和动力。他们只关注眼前利益，看不到事物的长足发展。如若做某一件事情无法立刻带来收益，便觉得这件事情是无用的。在生产方式上，小农经济的脆弱性造成了农民严重的求稳怕变心理，他们不敢、不愿、不轻易尝试新的种植品种、新的耕作方式。对于他们而言，试验并不意味着尝试，而是巨大的冒险，一旦失败将带来致命的打击。正如马克思所述：“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2]最后，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生产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化苗头。列宁曾警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农民生产过程中自发势力的滋生、资本主义性质雇佣行为的出现、劳动剥削、投机倒把等现象的错乱丛生若不及时引导和制止，这些思想慢慢浸染其他成员无疑会带来极大的社会危害。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的立场和态度事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成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全党必须知道：没有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的增长，没有他们的自觉的积极的参加，就不能够有真正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因此，推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现实的必然要求。

（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群众动员的可行性

在封建政权统治中，“王权止于县政”，士绅阶层充当国家政权和底层社会的黏合剂，封建君主政权从未真正触及底层社会，农村处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的高度分散状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启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建设道路，国家政权逐渐下移。但从清末到整个民国，国家政权对于整个基层社会的控制集中于无休止的压迫，不但未能构建起深入完备的农村基层政权体系，反而使农村秩序陷入混乱。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体系逐步建立，国家权力纵向统一于党中央、横向统一于党组织，形成了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植入，实现了国家对个体农民的直接管理。土地是农民最关切、最直接的利益需求。土地改革的完成不仅将土地利益重新分配，而且对个体农民进行了阶级的划分和政治身份的甄别，使其直接纳入国家阶级结构的体系中，内在地依附于国家政权和政党意志，国家对个体农民的直接管理进一步深入。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形成了国家对农产品的全面垄断和集中分配，割裂了农民和市场的自由流通，间接控制了农村的土地流转、人口迁移，个体农民对国家政权更加紧密依附。紧随而来的人民公社化时代则将这种直接管理和控制推向顶峰。尽管这一时期国家权力对个体农民逐步强势的管理和控制给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弊端，但就群众动员而言，形成了党和国家空前的动员能力。

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群众动员策略

要实现群众动员的目标，恰当的动员策略是成功的关键。在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汲取土地改革的成功经验，在充分掌握农民心理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改革任务通过思想教育、利益关照、情感说服、政治施压等手段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贯彻执行的动员形式，并且深谙此道。根据具体的建设要求和农民的现实心理，党和国家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对农民群众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教育。首先，新旧两条道路的教育。土地革命完成以后，农民中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受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以及封建小农思想的桎梏，农民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清晰的了解，无法作出有利于农业长久发展的正确选择。为此党中央发布文件强调：“乡村党的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必须善于联系社员的实际生活，不断地在社员中进行关于社会主义（没有人剥削人、而使大家都富裕起来）和资本主义（最少数人剥削最大多数人、而使大多数人贫穷、只有很少的人富裕）两条新旧不同道路的教育”[5]，旨在通过思想引导使群众认清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平坦。其次，农业生产合作化的优越性的教育。农民具有保守重利的特点，农业合作化是对中国传统农业的一次巨大变革，也是对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产观念的极大颠覆。为此，对农业合作化的相关政策及其优越性进行宣传教育，使农民群众了解什么是农业合作化、怎样进行合作化、走农业合作化道路能够为他们带来怎样的利益十分必要。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张士英曾指出：“农村党支部必须反复向农民宣传组织起来的好处，可以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使农民认识到组织起来比单干能多打粮，集体经济优于个体经济。”[6]为了获得农民群众的信任，一方面，党和国家对苏联集体农庄的幸福生活和成功经验广泛宣传，生动描绘农业集体化道路的美好远景；另一方面，就国内农业集体化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和报道。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发布文件介绍全国各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数字变化以及“组织起来”后农业生产取得的跨越式进步，以切实的成绩论证了农业合作化的巨大优越性。此外，针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推进过程中农民存在的私利心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价值观，各地区集中开展了劳动光荣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纠正农民的错误思想，为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利益关照

马克思主义强调，在分析社会发展的原因时不仅要考察人们的思想动机，还要看到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和经济根源。在经济层面上，“小农具有崇富、实利、保守、节俭等特点……他们一般都无追求意识形态的理想和冲动，而只追求实际的物质利益。他们往往根据能否得到实际利益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取舍”。[7]因此，对农民的动员工作若是仅仅停留于思想层面的教育引导将收效甚微。

对于农民而言，经济利益是最实际的利益满足。1950年，东北局宣布贫雇农加入互助合作组织可以享受农贷、农具、农业优良品种等扶助政策；1952年，农业部及中国人民银行于当年的农贷指示中明确指出农贷主要以互助合作组织为对象，对于优先组织起来者给予优先扶助和利息优待。这样的优惠政策在基层的政策实施中同样向互助合作组织倾斜，如昆山县一次性发放26亿贷款扶持贫苦农民加入互助合作组织；虹桥的高级社不仅享受贷款优惠，还享有生产资料方面的诸多帮扶。对于社员而言，除了政策上的优惠，在生活资源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利益关照，凡持有互助合作组织证明文件的农民在买卖农副产品时一定程度上受到供销社的照顾。

政治利益是对经济利益的有力补充。在“政治挂帅”的社会氛围下，贫富农政治身份的划分、入社顺序的先后排列，家庭及个人的先进与落后都是社会动员的利益激励方式。这种激励方式不仅是对农民政治身份的认可，对于农民获取经济利益也具有十分显著的效果。例如，国家在发放农业贷款、征集公粮、提供农作物种子时，先进的家庭会受到特殊照顾，落后的家庭则相反。

对于农民而言，加入农业合作社最本质的原因在于有利可图，因而党和国家对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双重满足起到了显著的动员效果，“这是一种在交换基础上的行为选择，即规范的提供者以各种渠道和方式给予受动对象所需要的利益和需求，受动对象则以相应的行动回报规范的提供者的期待和愿望”[8]。

（三）情感说服

情感说服旨在通过情感诱导达到动员群众的目的。在初级社的动员工作中，建社干部和骨干下乡以后先对农民的思想状况进行摸底，在了解群众的现实心理以后针对具体问题同群众进行说明解释，初步打消他们的担忧和顾虑，而后以家庭为单位召开农民会议，引导农民总结互助合作的成绩，指出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和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使其明白农业合作的优越性和必然性。在高级社的群众动员工作中，许多地区汲取土地改革的经验，采取“三同”“个别发动”“组织串联”“会议发动”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动员，各地建社干部和骨干扛着米粮、被子、衣物住到农民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建立深厚的干群情谊。

贫农生活艰苦、生产资料匮乏，因而大多能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总体上都比较拥护和支持农业合作化。中农占据农民人口的绝大多数，但由于生产资料尚且充足，具有强烈的私有观念和自发倾向，对待入社始终顾虑重重、犹豫不决。针对他们的情况，各地区采取协商的形式进行组织动员。如昌黎县在转办高级社时向当地中农商量道：“你们如愿入社，还是先吸收你们为好，如不愿意，还要等你们。”[9]面对干部们的诚恳解释、耐心引导，许多群众为之动容，深切表示不入社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

（四）政治施压

在农业合作化的初始阶段，为了安定农民的情绪、缓和两条道路的矛盾，各地区基本遵循“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指导原则。到了中后期，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猛发展，面对富农以及一部分持续消极被动、顽固抵抗甚至暗中破坏的落后分子，各地区开始采取政治施压手段，通过施压造成农民巨大的心理压力，以达到个体农民服从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目的。

从施压的手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口头施压。口头施压是最常用的施压手段，主要是就农业生产和阶级成分方面进行施压，如有些地区的干部常常对单干户口头施压，不入社就让他们的地里长青草，就要提升阶级成分。单干户要求单干的本质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单干能够获得更多的收成，如今单干不仅要承担颗粒无收的风险，还将面临阶级成分的提升，在政治挂帅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口头施压无疑击中了单干户的思想命脉。二是精神施压。在动员群众加入合作社的过程中，有些地区采取“开会熬鹰”的形式对农民进行施压。“熬鹰”起源于哈萨克族的一个传统习俗，是训练猎鹰的传统方式，通过不给鹰吃喝，不让其睡觉，使其困饿，从而达到消磨其意志的目的。“开会熬鹰”就是把那些不愿意入社的消极分子集聚在一起开会，不入社就不散会。对于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而言，这种施压方式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三是施加待遇差。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入社农民受到党和组织的诸多照顾，不入社的农民在统购中被要求更多地派购，在统销中限制供应；在农贷、信贷中，入社的农民享受优惠政策，未入社的农民受到限制和歧视。农民的生产生活同国家政策紧密相关，待遇的落差不仅意味着直接利益的流失，更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限制，由此造成的得不偿失与许多要求单干的农民的初衷严重违背，入社显然成为了更好的选择。

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群众动员的现实启示

群众动员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是党贯彻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的重要渠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的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的重要财富，对于新时代做好党的群众动员工作，充分发挥党的组织动员力具有重要启示。

（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0]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证。一方面，党发挥着决策和掌舵作用。针对不少地区出现的宣传工作散漫、宣传能力薄弱以及错误宣传的状况，党中央及时充实党的宣传队伍，完善党的基层宣传机构，要求各级党委将宣传工作纳入党委会议议程，与此同时，大力兴办宣传培训班，培养宣传干部和宣传员的业务能力，提高他们的宣传本领。另一方面，党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群众动员以党员干部为中心层层发动，首先打通党员干部的思想，而后发挥他们的带头引领作用影响群众。在对宣传工具的领导上，党不仅完善和巩固了国家宣传网，还实现了对非党宣传网的全面领导。

新时代党的组织动员工作面临更高更严格的要求，更加需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为实现民族兴、国家强、人民富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二）长期持续的思想教育是前提

农民的思想具有反复性的特点，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是一项长期持续的工程。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伊始，针对农民对于农业集体化道路观望和怀疑的态度，党和国家对农民新旧两条道路的教育、农业生产合作化的优越性的教育从未松懈止歇；就农业集体化不同阶段农民表现出的私利心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各地宣传部门及时开展劳动光荣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活动。长期持续的教育绷紧了农民心中的弦，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奠定了思想基础。

思想是行动的理性前提，做好党的组织动员工作要充分发挥思想教育的育人功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转变人民群众的思想，增强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帮助他们认清自身的主人翁地位，提高他们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注重心理引导是重点

农民思想保守、内心封闭，在宣传动员农民的过程中，掌握农民的心理，注重对农民进行心理引导尤为重要。疾风骤雨似的行政命令能够起到快速动员的目的，但并不能触及农民的深层心理，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认识统一、行动统一。相反，春风化雨似的引导说服对于农民来说更加容易接受。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和国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同农民的土地私有心理相违背，并不为农民主动接受。为了改造农民的意识，获得农民的支持和认可，各地宣传部门根据农民的特点对农民进行了一次次深入耐心的心理引导。由于农民依靠经验生产生活，具有“向后看”的思维特点，习惯于在同过去的比较中寻找未来发展的方向，为此，“忆苦思甜”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动员群众的一项重要活动。通过引导农民群众回忆过去生产条件下艰难困苦的生活和感受当下幸福有盼头的生活，使其明白农业合作化道路是农业发展的光明前途，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党的决策和工作是为了农民好，是为了带领农民走向更美好幸福的未来，因此，要感恩党，信任党，跟党走。

毋庸置疑，任何一项方针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不同的声音，面对那些排斥的、不坚定、不信任、不配合的声音，在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过程中，党员干部应当注重对群众进行心理引导，了解他们的担忧和顾虑，真心实意为他们排忧解难，以此获得他们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四）维护和保障群众的利益是关键

“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1]宣传动员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离开利益谈动员只会陷入教条主义，难以取得满意的效果。农民具有崇富、实利的特点，他们习惯于根据事物能否获得利益决定自己的行为取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群众动员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离不开党和国家对农民的利益关照，不论是通过对农业合作社进行资金、技术、生产资料的帮扶，对困难农民设立贫农贷款基金，对入社农民实施农业贷款、粮食统购统销优惠等措施直接满足农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还是通过划分农民的政治身份间接满足农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国家的帮助”充分保障和满足了农民的利益需求。

人民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主体，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减轻人民的负担，拓宽人民的视野，增加人民的收入，“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2]。

（五）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是内在动力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一个人的内在驱动力。新中国初期，久经战争磨难、饱受贫困之苦的农民迫切要求解决温饱问题，粮食产量的增长、种类的丰富是农民深切的盼望。国内对苏联集体农庄幸福美好生活的生动描绘不时冲击农民的内心，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发布文件介绍全国各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数字变化以及“组织起来”后农业生产上取得的跨越式进步更是令广大农民群众欢欣鼓舞，许多农民由衷感叹，看着现在，想着将来，心里高兴，干活有劲儿。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经由求温饱转变为求公平、求发展、求富裕，求安身乐业、求生态良好、求政通人和。充分满足新时代下人民群众新的更高层次的内在需求，是有效动员人民群众的重要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