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 高静

（南京大学 江苏南京 210046）

2022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必须要加强新时代条件下的资本理论研究，以便能够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客观存在的、最具中国特色的资本样态，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一直致力于探索其运行规律、提炼其逻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但对其认识仍存在局限，这与公有资本理论研究不足息息相关。马克思曾以19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为样本，以历史唯物主义透视社会表象，通过揭示被物的关系掩盖的人的关系，形成关于资本本质的学说。以马克思关于资本本质的学说为方法论科学认识公有资本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是认识和把握公有资本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之路，这应是新时代加强资本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批判吸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本质论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本质论进行改造，并从中确立自己研究资本本质的方法论。一方面，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将直接存在与本质相区别，但承认本质是通过扬弃表象为现象的存在而存在的思想。黑格尔在《逻辑学》的“本质论”中论提到哲学认识事物的本质“是不应该让事物停留在它们的直接性里，而应该指出它们是以他物为中介或根据的[1]”。马克思批判庸俗经济学不加批判地接受将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无法认识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存在而将资本视为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由此讽刺他们将把“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合二为一”，使“一切科学成为多余的”[2]，则直接体现了他对黑格尔本质思想的继承。以这一批判为起点，马克思透过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现象，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蕴含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本质论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一对象或事物在意识中被认识、被显现的过程视为事物本质自我认识的显现过程，他将“感性确定性”的阶段视为对事物本质的最初认识，随着意识发展到“知性”，其本质便从“什么也不是”显现具体性质——普遍性的“超感性本质”。而当意识由“知性”发展到“自我意识”，以至“理性”“精神”“宗教”再达到“绝对知识”，事物便完全表明自己是“主体”，达到事物最深层的本质[3]，黑格尔称之为“绝对本质”，那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4]。对黑格尔的这一论述过程，马克思仅承认本质认识的渐进性，明确反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仅仅在意识中发生。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个人、劳动、社会关系替代了“理性”“意识”“绝对知识”等神秘化的概念，认识事物本质从实体被思维所认识而显现的过程，变为事物作为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而必然经历的历史发展过程，现实事物不是观念的外在表现，意识不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归根结底是“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二、私人资本：剖析资本本质的“一把钥匙”

主导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资本是马克思关于资本论述的重点，但他只将其视为资本的历史形态之一，是资本发展至当时的最高样态，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已经有被当作资本的形式存在”[5]。但不可否认，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认识是通过对（私人）资本进行具体分析、科学抽象，而后上升到历史具体完成的。正如马克思承认对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能够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私人）资本充当了资本本质剖析的“人体”[6]。循着从“人体”到“猴体”的思维方式，剖析（私人）资本的本质得以成为科学抽象资本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之路。因而，抽象（私人）资本运行模式得到的本质认识，适于资本的全部历史形态，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当马克思提到作为中世纪留下的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的时候，马克思显然是带着对资本本质已经完成的抽象认识而言的，“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5]。当马克思认识到放贷和低买高卖中蕴含着的资本增殖本能的最粗糙形式，对此他感叹，“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5]。不论是作为货币资本的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还是（私人）资本，本质的稳定使其外在历史形态变换不影响资本本质的再现。

三、理解资本本质：“增殖”及社会关系

马克思理解资本的本质，超越了唯心主义思辨逻辑的先验预设，转而将资本视为一种实在的生产方式，并将这种生产方式的本质视为剩余价值的无限增殖。马克思曾以“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论证一切社会形式中的决定性的“一定的生产及其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社会“完全由资本支配”，以至于连农业也在实际上成为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7]。因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本质上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此为前提，他才能够将资本的本质开宗明义地归结为“自我增殖的价值”[7]。

然而，将资本的本质理解为剩余价值的无限增殖还不是马克思对资本本质探究的终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进一步对作为资本本质的“剩余价值的无限增殖”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方面，他将剩余价值的无限增殖延伸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并将这种榨取定义为一种“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直接生长于生产本身，同时对生产发生反作用，这里他用“决定性”来定义这种反作用，认为它决定着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及其独特的政治结构。随后，这种复杂的现实关系在马克思式的简明精巧的抽象结论中得到了阐释——“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8]”。由此可见，当马克思将私人资本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特殊的以太”，并将其本质归结为剩余价值无限增殖的时候，他并没有只是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这种生产方式，而是在此基础上强调掌握其背后标志着的生产条件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唯此他才会说出“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6]”的结论。因此，马克思分析资本的本质，是着眼于阐发其中蕴含着的“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5]”，只有掌握生产条件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才能获得透过资本历史形态而准确掌握资本逻辑的方法论，这一思路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不同资本形态的现实样态。

四、对理解公有资本逻辑的启示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苏维埃俄国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领导下宣布建国，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20年代，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迈出了世界历史上利用资本逻辑发展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被视为发展公有资本的最初尝试，为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公有资本运行模式提供了实践勇气与宝贵经验。遗憾的是，随着列宁逝世，新经济政策被以斯大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叫停，苏俄很快走上了全盘集体化的计划经济之路。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转折点上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开始尝试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的基础上发展以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自那时起，中国逐步摸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公有资本逻辑主导经济社会发展之路。公有资本是继私人资本后出现的新的资本形态，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一众社会主义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实践辩证法首创。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固然无法准确预见公有资本的出现，但通过剖析资本的本质，马克思确实为后人提供了理解公有资本逻辑的诸多科学指导。

（一）公有资本的历史性。

马克思在探究资本本质时，通过揭示资本的增殖本能进而言明了资本的历史使命，这警示我们，应从历史性的角度理解公有资本。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公有资本是与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并且在现实中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经济基础。囿于国内外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仅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条化理解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科学构想的影响。学界普遍认同将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归纳为四个方面：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商品与货币；生产的计划性[9]。上个世纪4、50年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初期的中国，将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作为主要目标，希望通过全面推行计划经济模式走向共产主义。回顾这段历史，应该承认这确实抓住了马克思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提出的主要论点，然而无疑，这样的指导理论也导致“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实际上处于建成共产主义过程中的边缘地带。事实上，马克思曾明确地谈到“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10]。因此，无论是推行全面计划经济、全盘公有还是消灭商品货币关系，都应该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错误地将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视为自然而然能够达成的目标。对革命导师的思想片面理解与实践的结果，就是造成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乃至政权颠覆。然而，与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同，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进行了及时的拨乱反正，这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探的成果得以存留。1978年，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重整旗鼓，果断放弃单一的计划经济，走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借助供求、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这也同时意味着雇佣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历史出场，争取必需品的斗争重新开始。可以说，以改革开放为序幕，公有资本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尽管这使得“沉浮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0]”，但实践证明，公有资本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却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做出最实事求是的历史性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公有资本是适应现阶段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树立历史性认识要求我们不能因经济奇迹就将公有资本视为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诚然，公有资本是对私人资本的超越，它人为地消灭了私有制并确立了生产条件公有，保留资本逻辑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同时缓解了其内在的冲突与矛盾。但公有资本仍是资本，它只存在于是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而同时又是“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6]历史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有资本必然越来越成为生产、消费甚至各种交往的界限，最终变为生产关系中的赘余而走向灭亡，这才是与“资本的本质的概念规定本身相一致”[6]的。

（二）公有资本的本质。

马克思论资本本质的思想认为：理解资本的无限增殖，应透视增殖背后的现实关系。公有资本的本质首先是剩余价值的无限增殖，但这种无限增殖背后蕴含的生产条件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却具有根本一致性。因而，中国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时代，人与人的主要社会关系广泛地表现为借助商品、货币及各种要素的分配[11]的形式而完成，物化还是一股不可阻挡的趋势，以至于经济交往中的拜物教思维仍在侵占人们的社会交往与意识思维领域，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物象转换遮蔽，以至于公有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无偿占有也在某些情况下被遮蔽，从事直接劳动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被轻视和边缘化，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因此，尽管承认公有资本相较私人资本来说是对资本内部矛盾冲突的缓和，但不应忽视公有资本负面影响，高度重视公有资本增殖本质带来的社会危害，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大课题。而致力透视生产条件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进一步掌握公有资本的殊相，则为这一重大课题的解决提供了根本出路。中国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条件所有者是“全民”和“集体”。然而由于历史的辩证法，尽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却不允许生产资料直接掌握在全民和集体手中，而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支配——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主体为中央政府，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资产的所有权主体。直接生产者则是组成前两者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体。尽管由国家政权代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权，是中国受尽快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现实形势制约而不得不接受的唯一选择。但是这并不构成忽视由当前生产关系带来的微妙的生产条件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关系的理由，相反更警醒我们正视现实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委派的公有资产代理人受发展公有资本带来的物化逻辑的侵蚀做出侵害公有资产的个人主义行动。公有资产消灭了私人资本家，实现了将从直接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重新归还给社会的历史进步，使得“积累起来的劳动”不再成为与活劳动的针锋对立的存在，但强大的资本拜物教策反公有资产代理人的案例在中国社会现实中仍比比皆是。面对这样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资本本质的思想与公有资本的特殊性警醒我们：妄图通过交换领域的正式契约与制度安排抑制利己主义个人意志从而克服所谓“代理风险”的资产阶级理性是不可取的，只有通过优化生产关系，才能真正放大公有资本的历史进步性，实现资本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价值增值，而根本目的则始终是满足人民需要[12]。十八大以来，我国已针对此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如提出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以调整整个利益分配大局、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减少劳务派遣用工、要求国有企业股份的10%划拨至社会保障金等等。总之，从优化生产关系入手，才能真正解决公有资本增殖本质带来的社会弊害。

（三）驾驭公有资本

马克思论资本本质的思想为理解公有资本逻辑提供的启示之三，是应通过驾驭公有资本实现对公有资本进步性的发挥和危险性的克服。马克思揭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无限增殖的本质，言明了资本永远的不安定性和无计划性。但自然发展的社会阶段无法用法令取消，资本成为现阶段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得不运用的手段。不过，社会主义中国走上的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公有资本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破析资本运行逻辑，使剩余价值成为社会生产的存在，使政权站在私人资本剥削的对立面，因而真正减轻和缩短了历史分娩共产主义的痛苦[5]。基于公有资本增殖本能背后根本一致的生产条件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驾驭资本就成为公有资本在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也是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根本原因。面对公有资本逻辑中的异化力量，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过自身能动性和主动性的发挥，一直以领导全局的绝对优势牢牢掌控公有资本，注重在现实经济工作实务中正确认识资本特性，把握资本行为规律，注重为资本架设“红绿灯”，以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着力将资本圈在经济领域之内，防止其野蛮生长，有效遏制资本逻辑向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无序扩张。可以说，正是党的坚强领导使资本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可控因素，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继续毫不动摇，以至于能够有信心和魄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正因此，国家才有必要掌握大量主要和重要生产资料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调整生产关系，才要不仅对整个经济社会进行宏观调控与计划调节，并在必要的时候拥有直接进行市场调控的强制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可以说，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驾驭公有资本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决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