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丽霞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佛山 528041）

一、“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征程，基业长青。面对中国共产党书写的百年传奇、创造的历史奇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成为世界和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一语道明：“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实践出发进一步就“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他指出，“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既一脉相承又具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中，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中的首要问题。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关键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把握，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中国的现实，就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就无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中，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和当代价值对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批判并不是全盘否定，社会批判理论本质上是“对人类自身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的一种反思和校正”。严格意义上的批判理论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当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阔步前行时，批判理论本身也逐步走进我们的视野，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能不聆听的“清醒之音”。我国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这是伟大的进步。但是，应该看到，伴随着现代化的步伐，一些社会弊端也同时暴露出来。我们已开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从批判理论的视角出发，深刻反思和校正各种社会问题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健康快速发展，已成为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首要任务。面对现代性的一系列难题，探讨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特性，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提条件和动力之源，而且也将会深化我们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当代价值的理解。

二、“理解马克思”：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特性

马克思终生以改变社会现状，追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奋斗目标，从这一意义上看，他首要关切的并不是理论体系和逻辑，而是人类的命运和现实的历史进程，关心的是如何真正切实变革现实世界使之向着人类的未来理想社会驱进。面对当时人们在思想上受制于封建和神学的桎梏，而穷苦劳动者又受新兴资产阶级残酷剥削的当下现实，马克思明确而坚定地把“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归结为自己的历史使命。[1]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具有自身的鲜明特性。

（一）有限性和开放性的统一。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向现实生活实践敞开的理论，是具有探索性和未完成性的不断发展的理论，充分体现了有限性和开放性的统一。根植变动不居的生活实践使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具备了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的能力，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内在生命力的源泉就在于此。

社会批判本质上“是一种针对十分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现实生存状态所展开的一种自由的批判和反思性活动，……它内在地要求哲学必须自觉地向人的现实生活，向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保持开放，向未来保持开放，批判和反思性活动犹如需要充实内容的容器，必须在这种开放中获得自己的现实内容和表现形式。”[2]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的学说，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它是在广泛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它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不断地吸收前人及同时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它的产生正是19世纪中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的直接继续。

有限性是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相对于无比复杂、变动不居的生活实践，它自身不但没有终结理论的发展，而且它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的理论。理论必须根植于现实生活并随着现实生活的开展才能不断地更新其内容和形式，能把现实生活的所有真理全部囊括在内的理论是不存在的，因而现有的理论都具有有限性和不完备性。根植于现实生活世界的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反思批判活动作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方式，它以反思和校正现实世界人们的存在方式为最终价值旨趣，马克思认为这一理论的唯一存在和发展方式就是对现存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具有的开放性和有限性特征，决定了它始终是和自己时代的现实生活世界相互关联的发展着的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

（二）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过程中，既面临着对不断运动着的现存社会这一“原本”的批判，也面临着对以前或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所创造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这一“副本”的批判。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原本”世界和“副本”世界的双向研究和批判，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总结和概括，从而建构起科学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并形成对未来社会的展望，指引无产阶级变革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它也是在批判的同时不断进行建构的理论。梅林在评价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以鲍威尔为首的自由人所进行的批判时，曾指出：“马克思在该书的章节里，表现出是一个善于以事实击败空想的创造性批判的能手。这种批判，在它摧毁的时候也正是在创造，在它破坏的时候也正是在建设。”[3]梅林的这一评价无疑是准确的。批判与建构的有机统一不仅表现在马克思对自由人的批判之中，而且还体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整个过程之中，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本质特征。

具体来说，批判主要是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这内在的必然包含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对于自身的思想观点的自我批判。就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自我批判而言，这是由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践性和开放性特征决定的，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它必然要不断接受来自实践的检验，同时也面临着其他思想的挑战和批判。因此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必须要对理论自身保持一种自我批判的能力。就建构而言，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来看，他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将批判本身作为目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存在合理性的质疑和追问的目的是探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条件、可能性和具体途径，他批判现存资本主义社会是为了建构未来的理想社会，而建构未来理想社会本身又包括理论层面的理想社会建构和现实层面的理想社会建构两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指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自身的建构。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逐步建构、完善了自己的唯物史观理论、共产主义理论，并以这些理论导引着无产阶级变革现实世界的运动。这从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可以体现出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阐发了自己的人本共产主义主张，用抽象的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来批判资本主义。由于缺乏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认识，此时的批判还是不科学的。此后，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和历史的研究，到1846年前后，马克思已初步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此时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从现有前提出发的变革现实社会的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合规律和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发展规律为理论支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政治判决，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并针对资本主义对人造成的异化状态，明确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作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价值旨趣，并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唯物史观理论，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和剥削本质，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科学彻底的批判。

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的形成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同一个过程。当他还未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时，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是非科学的，只有当他阐明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运动原理的时候，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了。没有在批判基础上的建构，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批判与建构的统一这一特性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得以可能的动力之源。

（三）科学批判和价值批判的统一。所谓科学批判是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建基于情感的愤怒之上，也不是仅仅出于道义的呐喊，而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唯物主义批判”，就是要用对人们之间现实社会关系的具体分析去揭露、揭穿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弊病和假象，并且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探讨建立在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所谓价值批判，指的是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立场上，以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为目标和评价尺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批判和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等不合理性现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

但在实际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没有将科学批判和价值批判截然分开，而是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强调社会批判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是科学批判与价值批判的有机统一。通过对人类历史的研究，马克思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并不具有永恒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表明了真正的批判只能来源于人类真实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因此，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真正的科学批判，就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结构、基本矛盾和基本发展规律中寻找答案，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严格的政治经济学的实证解剖。显而易见，如果用这种方法去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只能做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认识，单纯用这种方法去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失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性和超越性向度。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实证分析“因内含人之生存规范基础的哲学而成为批判”，因为“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仍是哲学的”。[4]南斯拉夫“实践派”主将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在发表的题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实践》杂志1970年第3－4期合刊）的文章中，指出了马克思的实证科学与其他科学和实证主义的区别，他认为所有赞赏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科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那些科学家，他们“未能认识到马克思的观点之根本有别于孔德、穆勒、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社会科学家以及现代实证主义之处，乃是贯穿他全部著作的那种对现存理论和对社会现实的现存形式的彻底批判。”[5]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科学批判总是与价值批判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批判当然是蕴含着一定超越现存的价值目标并最终为论证这种价值目标服务的。”[6]所以，马克思在科学批判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价值批判的线索，并将价值批判建立在科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证分析始终与价值批判同伴同行，既不陷入纯粹的实证主义之中，又不使价值批判成为一种浪漫主义的哀叹。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本质上是将价值理想诉求和科学实证分析有机融为一体的社会思想理论体系。

三、“与马克思同行”：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终生以追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奋斗目标，而当时的社会现状，却处于他所确立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目标同现实社会的尖锐对立之中，人们普遍受到压制、奴役和缺少自由，面对这一现状，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理想，马克思明确地将自己的使命归结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且马克思通过毕生的批判活动完全践行了这一历史使命。

虽然后现代主义“将所有的超越立场辱骂为失去信誉的基础主义，将乌托邦主义嘲弄为天生的谬误”，但无论如何，人类对价值理想的追求却本质存在着，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本质特征。并且正是人类的这种追求更善更美，企望今日不可能的事物在明日成为可能的价值驱力和人之天性使得“乌托邦并不是可以被取消的事物，而是与人类一样长期存在的事物”。所以，我们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社会永远地处在“它现在是什么”与“他们希望是什么”的张力之中[7]。毋庸置疑，从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理想出发，将“应有”和“现有”进行对比，目前人类生存状况并未达到自身所设定和追寻的自由解放的状态，人类仍在通往自由和解放的路上，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动态发展过程。所以，无论人们对马克思的解放思想有怎样的评判，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理想一直都是人类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指南。正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理想规范和校正人的历史活动，引导着人们不断探寻和创造使这个目标得以实现的历史前提。

不完满的世界需要批判社会图景来滋养，社会批判理论察觉到了一个时代的关切和焦虑，它的存在和发展受到这样的期望的鼓舞：它有助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回到马克思”“理解马克思”并“与马克思同行”就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寻找这一理论的真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进而为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之成为社会演进的积极驱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