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华

山东政法学院山东省高校证据鉴识重点实验室，山东 济南 250014

随着我国小康建设水平的提高，物质原因导致普通犯罪越来越少，但是目前我们面临着社会压力增大、文化冲击迅猛等多发问题带来的心理疾病越来越多成为犯罪的原因。反社会人格障碍就是其中之一，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实施的犯罪行为较正常人格者实施的犯罪行为相比，更容易造成公众的恐慌，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对于反社会人格障碍展开研究，有助于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一，反社会人格障碍犯罪国内外处于多发趋势。在暴力犯罪中，由于反社会人格障碍而导致的严重暴力性犯罪案件数量与往年相比不断呈增长趋势。以往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案例：2017年震惊中美的章某颖案件，克某残忍杀害受害人后，将死者尸体进行隐藏；黄某某“智能木马”杀人案，残忍杀害17名青少年；震惊全国杨某某特大杀人、强奸案件，杀死67人，强奸23人。研究表明，这类案件犯罪分子都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他们漠视法律和社会规范，攻击性较强，自身无责任感，且对犯罪事实缺乏罪恶感，实施犯罪手段残酷，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第二，反社会人格障碍导致的犯罪案件侦查规律难以把握。反社会人格障碍导致的犯罪与传统刑事犯罪相比较有其特殊性，与传统的作案手段会有部分区别，且犯罪性质较恶劣。犯罪者犯罪心理及作案特点特殊，导致侦查规律不易掌握，从而给反社会人格障碍犯罪侦控工作增加了难度；第三，国内外学者对反社会人格障碍犯罪缺乏系统性研究。随着犯罪心理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发展，人们开始通过研究犯罪人的人格障碍来探寻犯罪的原因，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但针对此类案件犯罪规律、侦查方法及防控措施研究深度及广度不够，这就更需要我们加大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深入研究，从而预防和打击此类犯罪。

一、反社会人格犯罪概述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又称无情型人格障碍（affectionless personality disorder）或社会性病态（sociopathy），是对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类型，患病率在发达的国家为4.3%～9.4%。这些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的共同特征是缺乏正常人所拥有的羞耻心和同理心，很难理解他人的恐惧感、羞惭感［1］。另一个特征是具有高度的攻击性，以自我利益为核心，很难总结经验教训，受挫折后情绪容易冲动，且有异于常人的反应，如实施破坏和家人关系紧张等。

美国精神病学家Cleckley列出该类群体的主要表现，包括但不限于：兴趣肤浅、智力良好；缺乏妄想和其他不合理思维的证据；没有神经质和神经症表现；不可信赖；不真诚和不坦率；缺乏羞耻心和真正的后悔；动机不纯的违法行为；无道德心，对善恶缺乏正确的判断力；病态的利己主义和冷淡无情；情感反应普遍频发；特殊的内省力缺乏；不通人情，对人际关系不负责任；爱幻想但不切合实际；很少真正有自杀行为［2］；性生活反常和紊乱；不能按计划办事等等。

反社会人格犯罪是行为人基于反社会型变态人格而实施的犯罪行为。通常这些罪犯并无明显的智力和精神缺陷，也没有一般精神病患者的妄想症或其他思维障碍。大多数是少年犯、累犯，或入狱前有多次违法记录；违法犯罪行为缺乏明显动机；虚伪的悔过，没有自责心理；在监管改造期间仍然试图挑战秩序，通过隐蔽或明显手段制造矛盾，出狱后再犯罪概率较高。

二、反社会人格犯罪的社会影响

在新媒体时代，反社会人格犯罪因其独特的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特别是连环犯罪的特性，以其独有的新闻价值而成为媒体重要的报道题材，社会传播速度极快。值得一提的案例是“曾某亮连环杀人案”。该案发生在2020年7月份，恰是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新闻报道热度略有下降之时，由于其杀害对象的随机性和作案手段的残忍性，迅速成为热搜话题，并因警方的悬赏通告延长了传播时效。

曾某亮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曾因盗窃入狱10年，2009年出狱。他在村民眼中是一个不善言辞且行为略有些古怪的人。2020年7月，曾某亮潜入康家盗窃。曾与康家大儿子进行搏斗，之后曾某亮威胁康家不要报警，此时的曾某亮并没有害人，而是骑摩托车逃离现场，因为没有造成多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康家为了避免争端也没选择报警。按照正常人的逻辑，小偷盗窃失败后，可能不会再返回原地盗窃，更不会找失主“寻仇”。但是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思维，通常更加自我且有“损人不利己”的倾向。

很快在同年8月8日，曾某亮再次来到康家门口，撬开大门口锤击7岁男孩致其昏迷，随即用匕首将康家两个大人杀害，后携带搜刮得来的现金逃跑。就在当地警方和村民联合搜查时，8月13日，曾某亮再次来到当地扶贫员工宿舍，将返回上班的员工桂某平杀害。随后骑摩托车逃逸不见踪影。8月15日，警方将其抓获，询问其姓名时，曾某亮微笑回到“曾某亮啊，你们都知道”。他的冷血行为让参与抓捕的人也难以理解，似乎人的生命在他眼中和其他没有生命的物体并没有什么区别。

此案从案发到曾某亮被抓期间，几乎所有关注此案的人都会收到浏览器或短视频推送，各种各样的新闻现场，被直接推到每一个人面前。这让许多人进一步意识到，反社会人格犯罪的可怕性，即犯罪者行为的不可预料性、受害者的随机性、作案手段的残忍性。社会公众出于猎奇心理，对案件本身有恐惧性渴望，往往会大规模传播，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最初一些连环作案的反社会人格罪犯，只能通过“口传耳闻”方式局限在受害人所在地或其社会关系周围。而报纸和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的出现，让案件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会迅速将最新发生的甚至过去记录下来的片段，传播到大众眼前，社会波及范围广。这些反社会人格犯罪案例的传播，对抓捕犯罪嫌疑人、公安侦查、检察院检察、法院判决、监狱刑罚执行、社区矫正和刑释人员再犯罪等各环节，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影响。

三、反社会人格障碍犯罪的特点

反社会人格障碍一般被分为自然型人格障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心理型人格障碍三种类型，在同一人身上可能会同时具备不同类型的人格障碍，不同类型的人格障碍也可能会实施同一类型的犯罪。

第一，部分反社会人格具有自知力，但缺乏自制力，容易受情绪操控，不能以正确认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人际关系交往中存在障碍，但对个别异性存有较大的“魅力”，因为其常用夸张的、不合逻辑但是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来伪装自己，迷惑异性后仍无法拥有正常人的感情。以“劳某枝案”为例，法某英从外表来看，长相不佳，年龄上比劳某枝大十来岁，还是一个有过孩子的男人。而劳某枝年轻貌美，还曾是一名老师。两人结识后相约犯罪，由劳某枝当坐台小姐寻找猎物，法某英则虐打杀死受害人来勒索钱财，甚至法某英杀人后，劳某枝就在尸体旁边睡觉。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更像是两名反社会人格的互相吸引，一个让女友当坐台小姐，一个让男友当杀人凶手，他们在作案时表现出来的冷酷残忍，缺乏正常人的情感。

第二，由于该类患者平时表现自私自利，对别人漠不关心，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在实施犯罪之后，也不能正确理解自己行为的危害性。2019年10月，大连13岁男孩蔡某杀害10岁女童后抛尸，然后从容去商店里买了零食，回到屋后打起游戏。当被害人尸体被发现时，蔡某还在现场围观，并且“吃惊”地说：“真死了啊，谁干的，太凶残了。”被抓后，蔡某在审讯室中面无惧色，娓娓道来，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由此可见，蔡某的心理素质并不低于成年人，反社会人格障碍与犯罪的发生有着内在的关联，该案件也进一步推动了《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施行。

第三，一部分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不一定使用暴力，非暴力型患者往往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得有所克制，但危害性也许并不比直接使用暴力的小。大多数的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实施的犯罪行为还是暴力的，他们的犯罪的动机、目的也是各有所异［3］。反社会人格患者往往对善恶缺乏正确的判断力，通常会以病态的行为来寻找刺激，又往往与暴力联合在一起。由于其缺乏责任感和同理心，在实施暴力之后往往更多会以辩护、伪装来保护自己，因此他们有些劣迹会被掩饰起来。

四、反社会人格障碍犯罪的预防

反社会人格障碍犯罪一般具有手段凶残性和严重的破坏性等特点，该类案件一旦发生对社会，对人民群众的心理冲击、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所造成的影响是短时间内无法消除的，甚至有可能引发其他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模仿犯罪。因此我们必须要对其进行深入探究，以寻找有效的预防手段。从反社会人格的成因及特点，我们应当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地防止反社会人格的形成。

（一）家庭预防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未成年人管教所中的案例会发现：14～25岁群体的犯罪，在刑事案件中占比高达50%～70%，甚至有不少高智商犯罪者，同样具有反社会人格。反社会人格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很多都是在年少时期、孩童时期就有所体现。当孩子有这类人格障碍的时候，他会表现出一些特征，父母们一定要及时教育［4］。有调查显示，反社会人格者大多有着糟糕的童年经历，这种糟糕的体验多数来自身边的亲人，例如被父母虐待、情感剥夺、遭到遗弃、言语暴力或者失去父母等，这种悲惨的起点往往影响一个人的终生，是对反社会人格者最终走上犯罪道路影响最大的。

以前，父母习惯于关注孩子的身体发育和学习、工作，随着时代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精神层面的问题，也更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但不是每个家庭的生活都能够完美无缺。在养育孩子的道路上，父母会面临很多困难，也许是经济方面，也许是孩子的自身出了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父母既不能把过错推到孩子身上，也不要因此跟家人无止境地争吵，而是要关注到问题本身，积极、努力地去解决，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二）学校预防

“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自古以来我们就重视老师对一个人的影响作用，因为孩子们会在求学阶段迅速成长，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逐渐形成独特的人格，而反社会人格也将在这一段时间受到重要影响。一个良好包容的学校环境，一群和谐友爱的同学，显然比一个惩戒不合理、同学相互霸凌的学校，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在学校教育期间，孩子们的心理、生理正处于人格形成的重要阶段［5］。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我们国家很多地方过度重视文化课成绩，忽略儿童心理的全面健康发展，虽然很多省市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但是相关的配套体制和措施依旧落后，家长的态度转变慢，相关用人机制的选拔标准也存在很大问题。

因此学校应当积极开设《道德与心理健康》《法治教育》等课程，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及普法力度，让孩子从少年时期，就树立正确的认知，养成正确的社会道德观念，明白遵法守法的重要性，了解违法的惩罚后果。在山东J市，几乎每一所学校都将普法教育列入考核项目，每个学期都要邀请警察或法律界人士进校园普法，这也取得了非常好的犯罪预防效果。

（三）社会预防

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被人际关系环绕着，反社会人格障碍者也是如此，他们终究无法脱离社会，从出生到死亡都处于人的包围之中［6］。一个公平的法治社会显然更容易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减少激发其犯罪的导火索。良好的社会风气、和谐的邻里关系、安定的治安环境、完善的法律体系，使社会环境与个人需要满足之间、人的自由与社会控制之间取得相对的平衡。特别是反社会人格障碍者，他们即使无法拥有正常人一样的道德感，依旧会以所能拥有的自控力，去尝试维持这种平衡，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五、结语

虽然反社会人格障碍犯罪因其外在表现让人不寒而栗，但仔细分析这些犯罪者的成长轨迹，能够发现致其人生改变的一些重要节点。有些犯罪有其产生的内因和外因，如果抓住这些关键点和犯罪者的特殊心理，或许能找到解决这类犯罪的措施。通过对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心理行为特征和犯罪特征进行研究，我们也将更加认识到预防反社会人格障碍犯罪的重要性，进而为法治社会建设提出相应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