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雷振 陈香妤

提要：社会发展变迁及社会科学研究中充满不确定性，进而也影响到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此时，在研究中追求“确定性结果”则成为社会科学家不懈奋斗的目标，如借助统计数据挖掘研究对象量的规定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研究数据的积累亦推动了学术成果朝向确定性的努力，却也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研究结果可复制性低，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分野亦如此。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争论的哲学本质内核，蕴含了研究方法分歧中的实践挑战，也为研究方法创新提供了新起点。

引 言

讨论社会科学中的“不确定性”议题广阔，涵盖风险评估、(1)富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王宇、王文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4页。政策分析、(2)Cascaldi-Garcia，Danilo，eds.，What is Certain about Uncertainty？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Washington：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20.方法论(3)S.T. Leatherdale，“Natural Experiment Methodology for Research：A Review of How Different Methods Can Support Real-Worl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Vol.22，No.1，2019，pp.19-35.等各个领域，但较少从研究方法的视角去剖析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研究方法的确定性包括各种研究工具、抽象模型以及规范程序。具体而言，实证主义取向的研究试图以覆盖率实现对研究对象的揭示，其方法确定性表现在操作或评价标准中，如研究过程中明确规定的操作步骤与统计检验规范，并且对模型选取、结果的稳健和可复制有着明确的要求。同时，计算社会科学和因果机制分析试图通过与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其他自然科学的结合，强化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从中找出社会科学的不变定律。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确定性特性，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研究结果的确定性，如变量A每变动1个百分点，会引起变量B的平均变化程度。然而，社会科学领域中至今没有如自然科学般确定性的发现，即使这一目标从未被放弃过。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一味模仿而忽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才使得其长期徘徊不前。(4)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4期。即使一种研究方法拥有确定的研究工具、研究步骤，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难以准确把握的因素，即不确定性，影响其最终的研究结果。

虽然社会科学本体论对研究结果确定性的质疑推动了对方法论确定性的探寻，但方法的确定性并未边缘化研究者的地位，反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从不确定的现实世界中寻找恰当的研究问题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此时，定性研究方法中强调实地中的感受，依靠研究者的主观判断等，与定量研究方法中所强调的确定性形成鲜明对比。21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同样体现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双重取向。如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计算社会科学和以研究问题为导向的混合研究方法的运用。但在使用这些研究方法的过程中，追求研究结果确定性而在研究过程中忽视理论的应用，使研究自身丧失原有的本体性，从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潜在的两个发展维度。讨论研究方法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有助于回答：为什么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变迁中对客观标准的要求越来越多？以及为什么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存在如此之多各种流派之间的分歧？在分析社会科学对研究结果确定性的追求及挑战中，揭示研究方法发展变迁背后的深层次逻辑。

一、确定性——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

人类社会发展充满各种未知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确定性很少存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中，即使对于更广泛意义而言的科学，也逐渐摆脱确定性的叙述，(5)伊利亚·普里戈金：《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湛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38页。这也是为避免落入决定论的陷阱。但另一方面，无论是社会科学的知识贡献还是现实效用，都包含确定性的希冀。如学者希望能够更加精准地解释和预知世界，更加准确地辨析研究对象相互影响的机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研究者对确定性的追求，既是为了增加对未来的可预见性，也是试图提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对现实的贡献。

(一)不确定性世界的确定性追求

从词源的角度来看，确定性一词最早出现于14世纪，意为对客观物质有确定性的把握，(6)文军、刘雨航：《不确定性：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这一解释突出了实在物质在确定性中的核心地位。自然科学基于实验方法与数理逻辑对客观世界确定性的探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科学则始终在不同的方法和理论方向上徘徊，未实现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性探索。但确定性的思维总在研究中若隐若现。无论在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的争论中，还是在更深层的实证主义与诠释主义之间的认识论差异中，依然存在若干研究方法确定性的共识，如实证研究中规范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质性分析中亦强调研究对象的代表性、研究资料的三角验证，以加强学术成果的确定性。研究方法确定性使社会科学与伪科学划清界限，并以透明、可验证的方式评估经验研究，既保障了研究质量，也为社会科学带来了更多的研究资源和研究支持。

在此高速变迁的世界中，对研究结果确定性的追求体现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过程之中。研究主题上，研究者尝试对其研究问题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并用精准的语言描述；在研究方法上，确定性体现在对因果推断方法创新的追求，对最优模型的选择以及不同学科方法的融合；在研究结果上，社会科学在概率确定性的基础上，具有一定范围的预测能力，并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社会。

(二)理论创新困境对确定性的折中

然而，由于本体论的不确定性，社会科学对确定性的追求仅仅存在于若干研究假设之中。对于确定性而言，需要客观物质的存在，如孔德在批判毫无根据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提出其实证精神的理论。(7)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9-31页。社会科学研究常常以如下两种方式来呈现确定性：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社会制度等实在的存在；二是作为研究结果的确定性命题。这些对人类社会具有一系列建设性意义，如对未来社会发展路径的预测、对发展本质的解析。

社会科学家对社会发展的本质做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如社会本质是冲突还是合作的政治元理论，社会唯实论与社会唯名论的认识分歧。后者导向了不同的方法路径。在关于社会唯实论的讨论中，即使是涂尔干也没有解决作为实体的社会“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但他有关社会事实的理论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社会学。(8)K. Hraly，“Fuck Nuance，” Sociological Theory，Vol.35，No.2，2017，pp.118-127.在这个角度上，研究假设为社会科学处理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带来了生机，如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经济学发展各种理论模型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实际的社会建设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假设的“确定性”造成了新的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如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断促使经济学家反思对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与自然科学的比较中，这种不确定性得到进一步凸显。经济学家试图将这门学科变成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但这一愿望从未实现。米塞斯指明了关键问题所在，各种与人类事务相关的不可控因素造成了经济学预测的不确定。(9)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6-77页。

学者还试图借助理论创新来达成对社会科学确定性的追求，以社会科学为例，相当一段时间内，政治学、社会学陷入了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对确定性追求的迷思。而创新的困境给量化研究方法创造了机遇，即使缺乏确定性的理论支撑，数据驱动和方法驱动式的社会科学研究得以继续迈向研究结果确定性，越来越多社会科学家开始从数据挖掘和方法论创新中寻找规避不确定性的方法。

(三)方法论创新推动确定性追求

社会科学在其研究设计、结果解释等方面，都试图来强化研究方法和结果的确定性。如研究问题的精致描绘、研究路径的建构、研究模型方面的阐述。此时，社会科学对结果确定性的追求，试图暂且搁置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转向方法的确定性。一方面，科学哲学的讨论为研究方法确定性提供了合理性，如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确定性表现在其研究方法的变迁与改进中，如专业的数据采集机构，社会科学也在这个过程中依靠确定性加强了其自身的专业化。

证伪理论的本质在于解决归纳逻辑的不确定性，即休谟的归纳问题。(10)彭玉生：《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在波普尔看来，证伪既可以作为科学的判定原则，同时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保证，(11)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3页。但科学方法作为确定性的解决方案，本质上也具有不确定性，研究者从自己的奇思妙想出发，经过不断地试错，最终得到答案。虽然试错环节为社会科学中的种种检验、确定性步骤提供了逻辑基础，但对演绎逻辑(形成的定性研究方法)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其不可避免地会使研究者陷入固有的一己之见中，而归纳逻辑(形成的定量研究方法)则有助于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提炼出具有新的解释力的理论。

因此，量化研究方法的创新，量化研究软件的支持和量化研究成果的普及，让研究者或初学者沉迷于对社会科学确定性的追求，沉迷于对确定性展现形式的补充。

二、定量研究方法中确定性的体现

社会科学的确定性在定量研究方法中得到了最大的彰显，无论是以定量为基础的资料收集和处理过程，还是以基于统计的定量研究方法的选择，尤其是近来对因果推断和可复制的讨论中，(12)J. Freese，D. Peterson，“Replication in Soci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43，2017，pp.147-165.更加将社会科学的方法确定性推向另一高度。

(一)资料处理的确定性

爱因斯坦曾指出：“只要数学的命题是涉及实在的，它们就不是可靠的；只要它们是可靠的，它们就不涉及实在。”(13)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17-218页。定量研究方法资料处理的确定性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数字确定性，通过各种统计描绘呈现复杂事件和过程；其次，量化现实社会。如在政府机构的管理和企业的日常运作中，将其组织逻辑改变、组织绩效考核和组织形式变革予以数量呈现，(14)A. Mennicken，W. N. Espeland，“What'’s New with Numbers？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Quantific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45，2019，pp.223-245.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每一个过程予以数字表征和数字思考，来提供对现实社会测量的确定性基础，(15)H. Chun，M. Sauder，“The Logic of Quantification：Institutionalizing Numerical Thinking，” Theory and Society，Vol.51，No.2，2022，pp.335-370.量化创造了以数字为逻辑的确定性。

概念的操作化也是研究方法确定性的表现之一，将观测现象转化为可以衡量的指标，剔除了实际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概念操作化之后的样本选择过程有明确的标准，如根据样本规模与研究目的，研究者选择不同的抽样方式、抽样规模等。

伴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普及，现代社会正在基于个体点过程(pointprocess)的积累而以量化的形式呈现。定量研究方法充分利用丰富的经验现实转化的数据信息，并通过数据挖掘来呈现不同于定性研究者内省、沉思和实地调查中所获得的结果，并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可复制性创造可能。

(二)模型选取与操作过程的确定性

模型是定量研究方法的核心之一。一方面，各种回归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实验设计的内在假设为研究者指明了确定的操作程序。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越来越多针对异常值，遗漏变量，以及敏感性问题的标准化操作技术被开发与运用，对确定性的追求在模型选取中得到凸显。

特别是在因果机制的探索中，社会科学准自然实验方法不断改进，利用反事实分析，双重差分法、断点回归、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常见。(16)臧雷振、滕白莹、熊峰：《全球视野中的社会科学实验方法：应用比较与发展前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这些方法的使用往往有不同的限制条件，如双重差分法的使用中必须考虑控制变量的选择和平行趋势检验的问题。当然，虽然实验方法具有更高的确定性，但并不在任何情境下适用，而且往往成本高昂。(17)S.T. Leatherdale，“Natural Experiment Methodology for Research：A Review of How Different Methods Can Support Real-Worl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Vol.22，No.1，2019，pp.19-35.确定性的因果关系指明了有限条件内的起始原因与其导致的结果，其为社会科学创造了追求确定性的方法路径。

在研究过程中，确定性还体现在数据检验这一步骤。首先，强调数据的真实性。无论是在定性研究还是在定量研究中，对数据真实性的强调都是确保研究质量的核心之一。其次，研究之前的常规检验也是研究方法确定性的表现之一。如进行回归分析所需进行的五大常规检验：相关系数检验、F检验、t检验、DW检验。这些操作对确保社会科学的确定性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与机器学习等方法结合的尝试为社会科学及定量研究开辟新的模型选取方法。根据理论、数据挖掘、回归模型、分类预测模型和解释工具的对话，通过一轮轮模型校准过程，发展出越来越精准的预测模型。

(三)研究结果的确定性

定量研究方法中结果的确定性主要体现在研究结果的可复制性上。研究结果的可复制首先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被要求，其作为一种评估要求，能够有效解决科学研究的信任危机及各种学术不端现象。在社会科学中，可复制性是一种实证精神的体现，并蕴含着确定性的意味。从研究结果确定性的角度来看，满足可复制的要求就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测量准确，那么结果必然也是不变的。自然科学家正是运用这一性质发现实验方法，并彻底改变人类对世界的认识。

可复制本身包含了确定性的内涵，但在社会科学中需区分复制的各种含义。如在定量研究方法中，可复制性被分为四种形式：可验证、稳健性检验、重复性检验以及普遍性的要求。(18)J. Freese，D. Peterson，“Replication in Soci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43，2017，pp.147-165.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复制性和确定性还存在一定的混淆使用。一般认为，上述步骤下若实现了研究结果的可复制，则也实现了其确定性。当前，社会科学界正逐渐接受以可复制为代表的确定性，不仅学术期刊已经采用了可复制的评价标准，在研究中进行稳健性检验也成为了必要的步骤之一。

广义的确定性是任何具有实体存在物质的特性。当社会科学的确定性得到了呈现，其对整体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以及不确定性的作用显得更加清晰。从确定性的角度，它推动了各种研究方法的创新，但也推动研究方向的转变并进一步凸显了不确定性。

三、确定性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转变

(一)对确定性的探求推动了研究方法的创新与进展

确定性推动了社会科学各种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涂尔干开创了社会统计学的先河之后，应用统计学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要素之一。社会科学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吸收量化的确定性，另一方面也从各种政府主导、公共机构组织的社会调查中寻求自身的独立性。就前者而言，统计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在具体方法上表现为越来越精确。早期的统计学家如凯特勒和高尔顿就试图解决统计数字与社会理论之间的鸿沟，用数量上的平均值描述社会的一般状态。(19)伊恩·哈金：《驯服偶然》，刘钢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58、269页。同样，统计中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表明了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特定关联。这些方法上的更新促进了社会科学对研究结果确定性的追求，影响了后来研究方法的取向。

具体而言，首先，对确定性的追求促使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发展。如最早的小规模实地调查和区域性数据分析都难以解答宏观层次的问题，也为不确定性留下了大量空间。随着技术的进步，不同学科方法的融合以及混合研究方法的实践，推动了对研究结果确定性的追求，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也经历了同样的变迁，在具体方法中诸如不同版本扎根理论方法的修正，其中包括编码方法的不断规范。同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带来一系列关于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创新，如网络分析、文本分析，以及通过计算机技术的无监督学习方法。(20)A.Edelmann，T. Wolff，eds.，“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46，2020，pp.61-81.这些新技术的运用扩大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外延，就此而言，方法的创新提高了研究的准确性与解释度。

其次，促进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反思。大数据背景下，各领域量化程度大大提高，由此促成了研究范式的更新。但也带来新技术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入侵，虽然由监控个体行为产生的数据给社会科学的分析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但同时也引发了更多对于不确定性的担忧和反思。

(二)对确定性的探求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向

当社会科学越来越关注于其研究结果确定性，人类社会中那些不易被捕捉的——情感与价值——的变化就逐渐被移除在其视野之外。学术市场的中心与边缘充分体现了研究偏好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就此而言，一方面，强调社会科学确定性的优势吸引更多的学者进行同类型或同质化的研究，另一方面，由于前者的选择导致社会科学中一些重要研究被忽视。有关学术文献的引用规律的研究指出，学术文献引用具有长尾效应，(21)S. E. Page，“What Sociologists Should Know About Complex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41，2015，pp.21-41.而这意味着大量优质的文献将被学者们忽视。当社会科学更加聚焦于可测量、可视化的研究，如教育与人口领域，与此相对的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则被边缘化。

研究方向的转变在当前的期刊发表中最为明显。如可量化的确定性渐趋主导地位，在学术期刊的发表中表现为对量化研究的偏好，解释性研究发表数量的下降。有学者指出，现代的学术研究使命出现偏离：从黑格尔式的承认的斗争到对“阿尔都塞式的承认”的追求，即从学术的追求转为获得体制和权威的承认。(22)项飙：《社会科学研究发表的现状和未来》，《社会科学总论》2021年第4期。然而在本质上，科学研究并不存在等级问题，社会科学的优秀作品依旧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并在不同的时代发挥作用。

追求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确定性在方法上往往体现为严格的科学化要求。完全抛除个人的主观情感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在经济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偏好于使用复杂模型寻求解释的方式也是这一转向过程的表现，但批评者指出现实的复杂性并不一定需要复杂模型。(23)R.Saylors，D.Trafimow，“Why the Increasing Use of Complex Causal Models Is a Problem： On the Danger Sophisticated Theoretical Narratives Pose to Truth，”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Vol.24，No.3，2020，pp.616-629.因此，寻求绝对确定性的解释是一种“走火入魔”的表现，其不确定性如在路灯下找钥匙，尽管具有确定性的结果表现，但谁也没有把握能够获得这把钥匙，它反而为社会科学研究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这些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争论体现了数字与个人主观判断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多的以数据为导向的研究充斥于社会科学，如用概率性文本挖掘时间序列法预测党派对政治对手的回应概率，但研究的所有定量结果都要由主题专家进行定性验证。(24)L.Bustikova，D. S. Siroky，eds.，“Predicting Partisan Responsiveness： A Probabilistic Text Mining Time-Series Approach，” Political Analysis，Vol.28，No.1，2020，pp.47-64.此外，确定性的寻求将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转移到对因果关系的识别中来，但因果推断中却存在明显的人为干预的效应修饰。(25)L.Keele，R. T. Stevenson，“Causal Interaction and Effect Modification：Same Model，Different Concepts，”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Vol.9，No.3，2020，pp.641-649.在此过程中，虽然研究方法的精确性得到了保证，但更多不确定性问题的出现也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

四、不确定性——社会科学永恒的挑战

过往对于不确定性的研究过于强调概率性和复杂性。实际上，从社会科学确定性的表现及影响来看，正是社会科学对确定性的种种追求，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不确定性及其处理方法。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风险社会中的挑战，还体现在定性研究方法对不确定性议题的特殊处理方式中。

(一)确定性在本体论上的困境

对研究结果确定性的一味追求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确定性的假设无视现实的丰富性产出了大量低质量同质化的研究成果，这正是由于缺乏对本体论上不确定性的把握。

对方法含义的不同理解为上述困境提供了解释，与谢林对方法的理解仅是一个封闭的动态系统不同，苏格拉底方法是一系列的逻辑反驳，其方法没有任何实际的根基，而是在不断地反驳与逻辑论证中找到真理的存在。(26)C. Meckstroth，“Socratic Method and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6，No.3，2012，pp.644-660.这种方法的理解指明了假设的价值含义，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在客观的物质或制度领域之外，无法避免一系列关于人类价值的探讨，萦绕在个体身上的社会秩序与社会道德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物质与价值之间的张力，兴起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将重点放在具体的经验事实中，在具体的行动中找到理论与经验的最优解。

当然，社会科学不仅具有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其研究结果也无法达到完全的确定性。虽然自然科学中如“不确定性定理”、薛定谔的猫都指出了自然界的不确定性。但人类有追求确定性的本性，而自然科学的确定性发现改变了人类社会之后，也依然无法为所有人带来确定性。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中的物理规律在整个人类范围内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这种确定性开启了人们对古老的神秘主义祛魅的过程。社会科学家深受这一改革的影响，开始寻求社会领域中的确定性知识。对研究结果确定性的寻求包括方法与跨学科交流，通过结合医学、神经科学甚至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社会科学家不断试图融入其中以追求确定性。但社会科学至今没有发现确定性的理论，“心理史学”也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除非当确定性的社会科学指向未来，社会科学中的“牛顿第一定律”才将完全改变人类社会。确定性的追求给人类带来诸多意料之外的后果。个体量化及其后果的相关研究表明了人们的深层担忧，对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恐惧体现在个人身上。(27)D. Lupton，G. J. D. Smith，“‘A Much Better Person’：The Agential Capacities of Self-Tracking Practices，” Btihaj Ajana(Ed.)，Metric Culture，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Bingley，2018，pp.57-75.这些不确定性涉及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量化的方式影响了社会运行机制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形式，数据同时也嵌入在日常生活当中。(28)J. R. Whitson，“Gaming the Quantified Self，” Surveillance & Society，Vol.11，No.1/2，2013，pp.163-176.学者认为，其通过两种机制发生作用:自我实现预言和通约化。前者具有默顿有目的行为意外后果的社会学含义，意为一个对情境的错误定义引发一种新的行为，使得原本对情境的错误定义成为现实。后者则有改变大部分领域的能力。(29)W. N. Espeland，M. Sauder，“Rankings and Reactivity：How Public Measures Recreate Social World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3，No.1，2007，pp.1-40.量化的数据具有使个人产生自我实现预言的作用，其通过各种计算方式得到的数据脱离了原来的语境，以客观中立获得了大多数人的信任并具有权威。

(二)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的凸显

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难以用方法解决，即使方法越来越精细，研究越来越精确，社会科学仍然不可避免地面对不确定性，其始终受到不确定性的追问。尤其随着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结构转型中风险因素凸显，只专注于各种确定性因素的社会科学显然无法应对。

首先，社会发展日趋进入不确定状态。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对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都有了新的认识。在物理学中，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定理”将不确定性带入分析的框架中。量子力学研究表明，在微观状态下，粒子的具体位置无法判断，只能对其位置做出概率估计。这种不确定性打破了牛顿力学以来人们对确定不变的自然规律的认识。普里戈金在他的书中写道：事实上，我们努力要走的是一条窄道，它介于皆导致异化的两个概念之间，一个是确定性定律所支配的世界，它没有给新奇性留有位置；另一个则是由掷骰子的上帝所支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荒诞的，非因果的，无法理喻的。(30)伊利亚·普里戈金：《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湛敏译，第137-138页。

其次，人类社会的不确定体现了物理学规律。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蝴蝶效应，以及诸多社会科学家基于自然科学发现的大量不确定性论述，都指出社会科学不确定性的不同维度。(3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页。

在风险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现代社会的对立困境，一方面，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社会生活的诸多面向都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权威，然而对权威的诉求却相当多。吉登斯指出，权威与不确定性是处在极盛现代性中个人面临的一个两难困境。(3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183页。另一方面，社会科学表现出了方法与知识生产的滞后，这反过来加剧了人们在面对问题时的恐惧。此外，个体的社会认同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同样模糊了他们对生活意义的感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技术对人类并没有它当初所宣称的巨大意义，应用科学家一再强调他们的工作对世界的显著意义，而现实不确定性要求社会科学家对此做出及时的回应。

(三)复杂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

不确定性对社会科学的持续挑战体现在研究结果的普适性，进一步影响社会科学直接与间接解决新社会问题的能力。

首先，社会科学对确定性的质疑涵括了大数据时代所引发的一系列关于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生活方式变换、全球生态危机、突发事件等风险。即使借用各种计算方法使得社会科学看似取得了确定性的成果，其对现实社会的实际效用仍值得怀疑。社会科学的发展史表明，即使社会科学已经解决了诸多不确定性问题，创造越来越多貌似确定的知识，人类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加确定，而是相反。同样，面临不确定性，古典社会理论家们的论述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33)K. Hraly，“Fuck Nuance，” Sociological Theory，Vol.35，No.2，2017，pp.118-127.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对确定性的追求并未减少不确定性。

其次，新的社会问题给社会科学造成挑战。社会科学处于社会情境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摆脱其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来自各学术机构的资助。另一方面，诸如编码精英、数据安全等新的研究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得不到有效的处理。(34)J. Burrell，M. Fourcade，“The Society of Algorithm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47，2021，pp.213-237.具体而言，只关注于社会科学确定性使其对现实感知的敏感力下降，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中，从长期的个案观察中得出对个体日常生活的细微描述，这类研究在不平等、社会阶层、贫困等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而日渐受到大规模的数据分析的挤压。此外，社会科学对确定性的追求无意中限制了其自主性。对研究结果确定性的追求使得社会科学的结构分析转化为单纯的计算，在更大程度上将受制于其他因素的约束。在诸如全球性传染病的流行、大规模生态环境灾难、弱势群体等需要研究者更多的精力、研究周期也在相应加长的研究议题中，存在明显的研究缺位。

直面复杂社会的不确定性，如反身性和风险社会学的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为社会科学指向了一个新的方向。(35)M. Krause，“On Sociological Reflexivity，” Sociological Theory，Vol.39，No.1，2021，pp.3-18.在这个层面上，社会不确定性要求社会科学家们寻求对未来的探索，无论人们对它有多大的确定性把握。最新的复杂性研究表明，在诸多的复杂性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往往具有改变宏观表现的巨大作用。社会科学家们正在积极拥抱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对未来的绝对的预测将不可避免地使社会科学再次陷入历史决定论的陷阱，而正如前一点中所指出的，未来事务的发生取决于众多偶然事件的共同作用，而社会科学显然无法处理这种近于无限的偶然性。(36)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新编版)》，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

五、社会科学探索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徘徊

(一)研究方法的转换逻辑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争论的本质，而研究方法转换的内在逻辑则体现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徘徊。以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与转变为例，当现代政治学学科体系建立之时，案例分析、小样本比较以及跨国统计分析是其主流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特征，其研究对象如政府和正式的政治制度也是确定性的存在。到20世纪早期的行为主义革命中，尽管研究方法没有较大的改变，但其对政治体系、非正式制度以及政治行为的关注进一步凸显了对结果的确定性追求，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背景的研究也将个体行为转化为能够确定计算的数字。而20世纪中后期的后行为主义则反思了之前的确定性追求，在方法和研究目标的追求上，都表现出朝向不确定性的趋势。该时期研究方法在之前基础上增加了国内区域统计分析和形式理论，强调对宏大理论的关怀和基于案例的分析，并阐述政治过程和政治变迁，而不再追求确定结果。

新世纪改革运动以来，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再一次呈现出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摇摆。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大数据时代让政治学不仅在对政治参与者行为、行为的选择及制度分析上取得了辉煌成果，而且推动了基于大数据的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37)臧雷振、黄建军：《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现状及趋势——新世纪初的新争论、挑战与反思》，《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4期。美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历史转变过程，实质上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徘徊，反思其发展史，无论是一味追求确定性还是强调不确定性都使得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偏颇，而当前跨学科的融合及混合研究方法的实践亦是对这一偏颇的纠正。

如跨学科研究的强问题导向，通过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表面上更易实现研究结果的确定性，由于不稳固的学科边界，不同学科知识有助于应对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实现研究结果的确定性，但社会科学也将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带入了这一领域。

(二)定性研究方法的复归与研究方法的内在追求

定性研究方法在操作过程中对不确定性的捕捉以及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中，都显示出其不确定性的特征。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定性研究者在大部分时间内面临着不确定性的挑战。如研究开始的目标与期待，在研究过程中所面对的意料之外的结果、预期之外的观测值等等，不仅为研究带来一定的阻碍，同时使研究人员感到困惑、兴奋和挑战。(38)H.Nowotny，The Cunning of Uncertainty，Malden：John Wiley & Sons，2015，p.6.这些研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出现在所有的科学研究中，并在定性研究方法中得到最为明显的呈现。而从研究本身来看，不确定性是定性研究方法的特征之一。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必须对亲历过程保持谨惕，避免先入之见，因此其依赖研究者个人的学术素养和对研究对象的敏锐观察。方法论个人主义为定性研究方法奠定了不确定性的基础，后者根源于个人之间的本质区别，社会的实在性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中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研究者对各种不确定的把握。

另一方面，在具体分析过程中，不确定性表现在定性分析过程及研究结果中。从研究表述到研究结果的特征都表明其对确定性的漠视。首先，定性研究方法否定了定量研究方法的确定性，即使在可复制的加持下，研究结果的概率性也恰恰说明的是不确定性。学者们指出量化与测量的程序与对真正人性的偏离，即定量化研究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个体行动者无法被抽象为单一的数字，这种强调量化程序的方法至上主义将个体转化成为完全社会化的实验品，而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中的个体。(39)叶启政：《实证的迷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88-89页。其次，就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拥抱不确定性是社会科学相较于其他研究的显著特征之一。以扎根理论为例，其旨在抛除研究者个人的先入之见，强调在研究开始之前，不在任何理论的指导下收集资料。扎根理论收集足够多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新的理论。定性研究者利用不确定性，在看似不确定性中寻找出社会的确定性。在研究结果中，定性研究方法多以综合性理论为成果，而同时具有普遍性和模糊性的理论是不确定性的。

因此，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之间的本质分歧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追求的差异，而只关注于其在具体操作上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区别则无法领悟方法的本质从而导致方法上的迷惑和误用。

结 论

社会科学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追求的徘徊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研究方法变迁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指明灯，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指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正是不确定性赋予人类社会的差异性。当然，不确定性在不同时代的含义不同。在社会科学中，当不确定性达到一定的阈值，其自身也将陷入一系列危机之中，如20世纪60、70年代对传统社会科学的批判。

同时，即使社会科学研究变得越来越确定，不确定始终存在，确定性的增强给不确定性带来了哪些变化，鲜有文献提及。实际上两者之间关系复杂，并超越于二维视角下的此强彼弱，在社会科学的确定性追求中所产生的负向溢出效应已经吸引了一些学者的注意。而看似越来越确定的社会科学，依然强烈地依赖不确定性，如有研究曾发现未知与不确定性对个人情绪的积极作用，(40)R. N. Carleton，“Into The Unknown：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Contemporary Models Involving Uncertainty”，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Vol.39，2016，pp.30-43.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大量不确定性同样为研究者创造了机遇，如偶然的发现对整个学术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最后，社会科学已达到的确定性程度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今天来看，大数据带来的确定性改变了我们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它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的传统认识，也让社会科学家在这种进步中不断改变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应该如何选择研究主题，构成了新的不确定问题。新的不确定促使社会科学家进一步拷问社会科学的目标，如“天职”与意义在社会科学的位置。社会科学中越来越多关于人的伦理上的追问体现了这种目标追求的新的意义。

总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分析展现了社会科学的内在困境和特点。一方面，社会科学始终受到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而没有深刻解答的困扰，面临信任危机和计算社会科学野心勃勃的目标，通过简化和约化我们的研究对象，从而丧失其原有的解释社会、认识社会和预见社会的使命；另一方面，比自然科学具有更加丰富多彩的特质的社会科学既借鉴自然科学，但又不同于自然科学。在这个层面上，社会科学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有更多的未知领域亟待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