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祖华

提要：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使用“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表达对中华国家建设、中华国族建构的主张，体现了对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同步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中国”话语，先后有五四时期的“青春中国”“少年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新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单一型中华民族观——李大钊提出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新中华民族”(五四时期)、开放性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中共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复合型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明确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全面抗战爆发后)。建立“新中国”与建构“中华民族”的“国”“族”互动体现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解放是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新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国族并统合境内各族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以“全中国”“新中国”为共同地域的国家民族(“国族”)。

国家与民族、国家观与民族观，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一定的区别。从纵向历史脉络看，民族先于现代国家而形成；从横向空间范围看，“国”与“族”并不一一对应，有的国家由单一民族建立起来，有的国家由多个民族组成；国家的要素除了民族(人民)，还有国土、主权、政体等。在近代社会变革过程中，中华国家、中华民族经历了从传统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转型。现代国家建设、国族建构催生了“新中国”概念与“中华民族”名号，两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康有为、梁启超率先提出。康有为在1899年写成的《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写道：“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1)康有为：《我史》，《康有为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4页。梁启超在1902年创办的《新小说》上连载了自己的作品《新中国未来记》；同年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中华民族”“新中国”两词被各派政治力量用于表达各自诉求，并得到了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使用两词表达对中华国家建设、中华国族构建的主张，有力推动了“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的发展。本文侧重考察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同步关注，及反映在“新中国”“中华民族”两个概念上的交集互动。

一、“新中国”概念与内涵演变

民主革命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中国”话语，先后有五四时期的“青春中国”“少年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新中国”、全面抗战时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新中国”。

(一)五四时期的“青春中国”

中共成立前夕，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从国体政体角度关注了中华民国的国家建设、国家改造，也从民族主义角度关注了中国民族的民族独立、民族统一。陈独秀意识到所处时代特征是“新陈代谢”，主张实现包括“新国家”与“新民族”在内的“除旧布新”。他指出：“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皙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3)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李大钊同步关注国家问题与民族问题，呼唤“少年中国”“青春中国”与“少年中华”“青春中华”。他强调“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主张国家再造与民族再造、更新国家与更新民族的统一，力主“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4)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77-479页。；提出致“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5)李大钊：《青春》，《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307页。。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率先使用了“新中国”一词，他在1919年2月1日发表的《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中称“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一个新中国”(6)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98页。；同年9月，恽代英致信王光祈，称少年中国学会“充满了新中国的新精神”(7)恽代英：《致王光祈》，《恽代英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8页。。

(二)国民革命时期的“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一时期中共“新中国”构想，经历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到“真正民主共和国”的转变。党的早期领导人既着重从国体政体变迁角度关注国家改造、国家建设，又重视从“民族自决”角度争取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民族统一。他们在先前反对君主专制、倡导民主共和的基础上，进而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理论，阐述了“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主张，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们又接受了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二大”虽称赞“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8)《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9页。，但主张中国目前要“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提出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纲领。(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2页。这是在党代会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新中国”目标——“真正民主共和国”并率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从此，争取民族解放以建构中华民族、争取人民解放以建设民主共和国，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政治责任”。大革命时期，中共未使用“新中国”一词，最接近的提法是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通过的宣言号召“一定要歼灭军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10)《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07页。。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新中国”

这一时期中共“新中国”构想，经历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转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开始使用“新中国”一词，开启了“苏维埃新中国”国家建设理论探索与局部执政实践，并致力于“苏维埃新中国”对外争取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与对内促成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1)《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0页。；10 月 23 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提出“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中国”，“只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剥削者的伟大的武装暴动，才能开始新中国将来的光明之路”(12)《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92页。。这是中共打出“苏维埃”旗帜与使用“新中国”概念的开始。该时期中共所倡导的“新中国”之“新”，主要体现在“苏维埃”这一政治架构上，当时对所要建立的新国家前后名称不一，但大多没有离开“苏维埃共和国”或“工农共和国”的定位。1928年1月20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提出“创立苏维埃的中国”(13)《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70页。；1930年5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要求“建立全国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使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的中国”“中国苏维埃国家”“中国工农苏维埃的国家”等提法。(1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第 222-227页。此后，“中国苏维埃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新中国”提法渐渐增多，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更标志着“苏维埃新中国”建设进入实践尝试阶段。此后关于“苏维埃新中国”的提法有：1933年6月30日发布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号召“为苏维埃新中国胜利而奋斗”(15)《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18页。。1934年1的《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号召“为苏维埃的新中国而斗争”(16)《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2页。；2月1日发表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创立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17)《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62页。；12月15日的《中央局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6次使用“苏维埃新中国”一词，称“争取苏维埃新中国道路的胜利”，“为苏维埃新中国在全国的胜利而斗争”(18)《中央局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28-440页。。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后考虑到“人民共和国”口号难以被蒋介石接受，又改为“民主共和国”，1936年9月17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民主共和国”是“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19)《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95页。，1936年10月10日发表的《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就使用了“中华民主共和国”提法。

(四)全面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新中国”构想，从“三民主义新中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文献中“新中国”一词的使用明显增加。战略防御阶段，除继续使用“民主共和国”提法，又提出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20)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33-635页。，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或“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等。(21)《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51-754页。

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毛泽东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党的文献使用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等提法。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讲演中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新国家”，“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政治上，新中国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国体与民主集中制政体，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2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77、709页。。他在1940年2月7日的《〈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23)《〈中国工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7页。。1942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6次提及“新中国”一词，诠释了建设什么样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称“我们就是为着共同抗战并共同建设这样的新中国而奋斗”，“为着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繁荣的、各党各派合作的战后新中国而奋斗”，“建设起独立自由民主繁盛的新中国”(2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11-413页。。毛泽东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七大所作口头报告中提出“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2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4页。；在《论联合政府》中号召“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并预言“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2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1098页。。中共七大根据毛泽东所作政治报告，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

由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建立“新中国”构想常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侵略者”等提法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在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开幕词中称“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号召“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还三次提到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27)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5-1026页。；在4月24日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2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0、1055页。。

(五)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新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历了从争取和平民主到全面内战爆发的过渡，与此相适应，中共“新中国”构想从“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发展到“人民民主新中国”。抗战胜利前后与内战爆发初期，党的文献多处提到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等提法，如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提出争取成立联合政府，“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29)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页。；他在1947年5月30日发表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提出“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30)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27页。；中共中央于1946年7月7日为纪念“七七”9周年发表宣言提到了“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万岁”口号。(3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40页。内战爆发使革命对象从反帝反封建发展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新中国”提法一般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或“打败侵略者”联系在一起，而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则与“打倒蒋介石”并列了，如毛泽东在 1947年10月10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新中国万岁”(32)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9页。口号；1948年4月30日发表的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33)《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46页。。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临近，党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构想，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重印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所写的“前言”中：“列宁在本书中所说的，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在我们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34)《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90页。这是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概念最早的文献记录。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一次公开使用“人民民主专政”概念：“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35)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页。1949年6月30日，他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系统阐述了建立“新中国”的思想。与“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相联系的“人民民主新中国”等提法随之出现，如1949年2月28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电》希望全国学生“在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伟业中完成新的历史任务”(3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59页。；7月31日，新华社在《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中称人民解放军“打出了一个即将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37)《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二十二周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540页。。

二、“中华民族”名号使用与定型

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各派政治力量在筹划现代国家建设时，必然要关注如何对待、整合中国版图内的各个民族，因此，他们会同时关注国家问题与民族问题，作为自觉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名号与作为现代政治实体的“新中国”概念几乎同时生成并得到同步发展。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在筹划“新中国”时，一直在思考如何使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相处并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如何使少数民族通过民族同化、民族联邦或民族自治纳入“新中国”政治架构之中。他们对“中华民族”名号的使用与理解，与其在不同阶段有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组成形式的思考是密切相关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单一型中华民族观——李大钊提出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新中华民族”(五四时期)；开放性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38)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3期。(1921年7月中共成立至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复合型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明确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

(一)单一型中华民族观：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新中华民族”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了“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等词，如陈独秀在1915年12月15日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提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39)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126页。；在1919年 6月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提及“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40)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490页。。毛泽东1919年8月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呼唤“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

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民族主义理论是李大钊提出的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一个“新中华民族”的观点，他于1917年2月19日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了《新中华民族主义》，提出“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41)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478-479页。。他在1918年7月1日发表的《雪地冰天两少年》一文中提出“合汉、满、蒙、回、藏镕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42)李大钊：《雪地冰天两少年》，《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39页。。不过，中共成立后很快明确否定了将国内各民族实行民族同化的主张。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抨击了“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43)《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0页。。

(二)开放性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中共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话语用法并未固定，含义还没定型。如前所述，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提到了“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这是党代会文献使用“中华民族”的开始。当时，有的文献使用“中华民族”一词，除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等文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恽代英、苏兆征等多位党的早期领导人在各自的文章中使用了该词。有的文献使用“中国民族”一词，如蔡和森在1922年9月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称孙中山“借外资以开发中国实业”计划“实为中国民族独立自强的要素”(44)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蔡和森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7页。；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宣言》指出“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45)《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66页。。有的文献同时使用了“中华民族”“中国民族”两词，如蔡和森在1922年10月发表的《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一文6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语词，也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称赞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革命家”，其“民族主义就是要使中华民族解脱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做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指出国际帝国主义“最忌中华民族脱离他们的羁勒而独立”，认为中德俄联盟政策关系到“中国民族是否永为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的奴隶，或摆脱他们的羁勒而独立”(46)蔡和森：《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蔡和森文集》上册，第129-134页。；陈独秀在1923年4月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也同时使用了两词，称“中华民族以地大物博易于停顿在家庭农业手工业自足的经济制度之下”，又说“明代西力东渐，这是中国民族思想制度发生空前大变化的最初种子”(47)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7-348页。。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话语含义还未确定，分别在汉族、中国境内各民族、境内外炎黄子孙等不同意义上使用该词：(1)有时“中华民族”实指汉族。中共二大宣言提到了“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但又区分了“本部”与“疆部”，将“疆部”包括的蒙古、藏、回等称为“异种民族”。(2)有时“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各民族、指全体中国国民。在此种情形下，“中华民族”一词或与“帝国主义”对应，如1922年9月13日的《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指出“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48)《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69页。；或与俄罗斯民族、德意志民族、土耳其民族等外国民族并举，如向警予在1922年11月2日发表的《北京政府也向德国索赔款吗？》一文中称“我们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独立平等之提携计，应当极力反对这种惹起德意志民族恶感的‘洋奴’外交呵”(49)向警予：《北京政府也向德国索赔吗？》，《向警予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页。；或体现“中华民族”的范围要大于汉族、隐含“全中国人民”之意，恽代英在11月20日发表的《论三民主义》一文中称“我们不是仅为汉族的利益而革命，是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而革命。所以革命亦不仅是汉族所应做的，是全体中华民族所应做的”(50)恽代英：《论三民主义》，《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67页。。(3)有时“中华民族”指具有“相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境内外炎黄子孙。李大钊在《人种问题》中三次提及“中华民族”一词，他认为“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台湾与大陆“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当时台湾虽被日本占领，仍“不失为中华民族”(51)李大钊：《人种问题——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会的演讲》，《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72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仍未定型。一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民族”使用频率都明显高于“中华民族”；以“中华民族”一词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进行检索，“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1931年都没有使用”(52)赵超：《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民族”用法如：1929年3月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是“葬送中国民族”的罪魁祸首，是“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给帝国主义的工具”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障碍”(53)《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反对军阀战争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97、100页。。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还一直在高频使用，如1936年12月19日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认为当时有“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54)《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27页。。不过，“中华民族”话语已显著增加，华北事变后尤为明显，如1936年8月2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55)《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7页。。在同一篇文献中同时使用“中华民族”“中国民族”两词也时而出现，如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等致电蒋介石及西北军各将领，指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呼吁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称“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56)《红军将领给蒋介石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08页。。这一时期所称“中华民族”的含义仍不固定，有时指的汉族，有时指的中国境内各族。1935年12月20日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指出：“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民族的问题。”(57)《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801页。1936年5月25日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及其他各弱小民族为其基本任务”(58)《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96页。。上述文件将“中华民族”与包括蒙古族、回族在内的“其他的弱小民族”“其他各弱小民族”对应，这里所说“中华民族”显然是指汉族。但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献中，使用了“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59)《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20页。、“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等说法，这里所说“中华民族”显然是指全体中国人、指中国境内各民族。

(三)复合型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明确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人“多元一体”的复合型中华民族观念趋于定型，明确了“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汉人和“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许多少数民族，组成近代的中华民族”(60)《抗日战士政治课本》，《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07-808页。。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专节阐述了“中华民族”，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6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言下之意“中华民族”包括了“各族人民”并与“外来民族”相对应。

全面抗战阶段是近代史上中共使用“中华民族”最频繁的时期,其使用频率明显高过了“中国民族”。该词使用相对集中的文献有：(1)为宣示抗日或抗战周年纪念发表的通电、文件、社论等。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发出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62)《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4页。1937年9月25日的《中国共产党告日本陆海空军士兵宣言》、1940年7月7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1943年7月2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同年7月5日的《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等文献均使用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口号。(2)六届六中全会的多份文件。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论新阶段》报告中11次使用“中华民族”，如指出“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发动了“同整个中华民族绝对对立的战争”；中国人民坚决抗战，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抗日战争“是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状态中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争，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进步的时期进行的”；坚信“中华民族是一定要胜利的”。该报告还提出“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63)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59、570、561、619页。。《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8次使用“中华民族”，重申“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彝、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64)《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52页。。洛甫所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都不止一次使用该词。(3)为推进国共合作而发表的指示、文告等。1938年3月1日，《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指出：“我炎黄子孙——首先是国共两党同志”共御外侮，“不仅证实我中华民族的伟大，而且预示我中华民族的复兴”(65)《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85页。。3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该会，提出“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抗战到底。(4)各种中共建党纪念文本。1938年6月24日的《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中提及“中华民族”6处，把“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视为党的历史使命；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社论，文中提及“中华民族”12处，称“为了中华民族，国共两党只应团结，不应分裂，团结越好，中华民族也愈加强盛”(66)《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70页。。

解放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的使用都明显减少，比较而言前者相对要多，代之而起的热词是“中国人民”。其中，提及“中华民族”的文献有：1947年7月7日的《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发布对时局口号》、同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1948年4月30日的《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1949年1月27日的《中共中央庆祝平津解放的口号》等文献均使用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口号；1947年9月12日的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则使用了“中华民族万岁”口号。

三、“国”与“族”互动：“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建立“新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建构“中华民族”的现代国族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同步并趋、交织联动，统一于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艰辛进程，统一于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历程。建立“新中国”与建构“中华民族”的“国”“族”互动体现为：建立人民民主新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解放是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新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国族并统合境内各族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以“全中国”“新中国”为共同地域的国家民族(“国族”)。

(一)建立人民民主新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解放是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

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与反对封建主义争取中国人民的人民解放，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民族革命与以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的民主革命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1940年7月13日毛泽东在《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中指出：“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67)毛泽东：《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0页。民族民主革命从民族解放角度是“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从人民解放角度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两者同步并趋。要建立“新中国”，必须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实现民族独立的时候，一定就是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奠定其基础的时候。”(68)《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55页。同时，要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要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必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毛泽东强调“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69)毛泽东：《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34页。。

在党的文献中，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与中国人民的人民解放“两个解放”，或挽救中国危亡与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两个挽救”时常是并列的。类似提法有：1928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所提出的“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解放中国工农贫民兵士于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70)《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99页。；1937年9月25日的《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提到了“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奋斗”(71)《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56页。；1938年6月24日发布的《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提出，“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是中共的历史使命，中共“已经表示出了他们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党的建设“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最后解放的保证”(72)《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24-526页。。

同样，“中华民族”与“新中国”两个语词、两种观念也常常被同一文献、同一场合联用。五四时期，李大钊提出推动“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73)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55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提出“中华民族之不亡”“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74)《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0页。。全面抗战时期，194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纪念抗战八周年口号》提出“为实现人民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寇与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为完成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任务而斗争”，使用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万岁！”口号。(75)《中共中央纪念抗战八周年口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6-178页。

(二)“新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国族并统合境内各族的民族国家

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是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新中国”话语无论如何演变，但对外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对内维护中华民族统一都是其中应有之义。

从对外角度，“新中国”构想常与“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侵略者”“中华民族解放”等提法联系在一起。在定义“新中国”的词语中，往往有中华民族对外层面上的“独立”一词。如:1937年5月10日发表的《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要》提出“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而斗争”(76)《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13页。。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提出“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77)《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116页。。

从对内角度，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筹划“新中国”时，始终把谋求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作为重要目标。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以实现国家统一的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通过民族同化，将国内各民族融合为“新中华民族”并组成单一民族国家；通过民族自决，在承认少数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组成中华联邦共和国；通过民族自治，使新中国成为“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

中共早期领导人将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运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形成两种“民族自决”思想，即“被压迫的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和中华民族内部被压迫少数民族对于汉民族的自决”(78)郑大华：《李大钊“民族自决”思想的再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4期。。对于前一种“民族自决”即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党的早期领导人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鲜明立场。对于后一种“民族自决”，党的先驱领袖们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少数民族自决权，但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统一并主张以联邦制统合国内各民族。李大钊主张在国内各民族平等、“尊重这些少数民族的权利”(79)李大钊：《听取陈乔年关于西北军政治工作考察报告后的意见》，《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1页。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各民族的联合，通过“联治主义”“联邦主义”实现民族统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苏维埃新中国”的探索中，高度关注少数民族问题、国家统一问题。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指出“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提出将“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作为革命的两大任务之一，又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列入十大政纲；(80)《政治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98-300页。同日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提出“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时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81)《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88页。。此后，“少数民族”一词屡次出现于党的文献，而“统一中国”“民族自决”一道成为这一时期党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人主张“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要通过“民族自治”实现共同抗日，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82)《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28页。。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83)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19页。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84)《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93页。解放战争时期，党在筹划、成立“人民民主新中国”时将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作为重要目标，探索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政协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8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三)中华民族是以“全中国”“新中国”为共同地域的国家民族(国族)

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中国的“国家民族”。近代史上的国族建构有两种理路：“单一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模型下、融合中国境内各民族为同一民族的单一性国族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个”模型下、统合中国境内各民族为“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的多元性国族建构。中共的国族建构属于后一类型，即将中国境内各民族统合为共有国土、共为国民、共同组成统一国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共多元性国族建构中，“中华民族”不仅具有国内民族关系视角中的多元一体属性，而且具有国民角度上的全民一体属性与国家角度上的共同地域属性。(86)周平：《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思想战线》2021年第1期；周平：《中华民族的国家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1期。因此，党的理论工作者是在“国家、国民与民族”的不同语义下使用“中华民族”话语：(87)赵超：《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从国家属性角度，他们提出“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并由中国境内各民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他们呼唤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就是要维护中华现代国家的独立与完整。中华民族解放、中华民族独立等话语一直是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中的时代强音。“中华民族”作为国族，其所包括的中华各族以“全中国”“新中国”为共同地域，被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是中华各族的共有家园，“中国是我们全国人民的祖国”(88)《抗日战士政治课本》，《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807页。，“中国这个国家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国家”(8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6页。。

从国民属性角度，他们强调“中华民族”由全国各族人民、由全体中国人组成，“中华民族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9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6页。，该词在凸显“全民一体”属性上与当时流行的“全民族”“全体中国人”“中国人民”等说法一致。它全面覆盖了包括中国境内各族在内的所有“四万万五千万人”，相关提法如：“我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中华民族”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91)《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澈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10-413页。“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92)《抗日战士政治课本》，《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807页。；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除提及“中华民族”“中华各族”，同时还30余次提到包括国内各民族的“全民族”。

从民族属性角度，他们明确了中国境内各民族聚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党的理论工作者在不同范围使用了“民族”一词，如“世界被压迫民族”“东方民族”“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少数民族”等。他们承认中国境内存在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内的数十个民族，同时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强调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整体的组成部分，如称“回族解放同中华民族解放不可分离”(93)罗迈：《回回问题研究》，《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856页。、“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94)《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36页。、“在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范围内，是存在着汉蒙回藏等民族的事实”(95)《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84页。。

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交集互动，促成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与现代中华国家民族的成长，迎来了人民民主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