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乐 方 雨

提要：在21世纪初西方左翼学者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浪潮中，朱迪斯·巴特勒以其拉康主义的方法开拓了重新理解主体及其现代症候的路径。在这其中，巴特勒对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解读隐含着一条从性别批判转向政治伦理批判的核心线索。安提戈涅之死所凸显的政治伦理矛盾在哲学史中虽久经探讨却也并未突破概念与现实的鸿沟。巴特勒以安提戈涅之死为切入点，与黑格尔、拉康等人进行创造性对话，通过伦理解读、精神分析、欲望主体，对安提戈涅赋以全新阐释。突破传统意义上黑格尔式二元对立的研究视角，立足政治伦理框架反思巴特勒将安提戈涅带入当今政治语境下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安提戈涅是雅典作家索福克勒斯创作的一个悲剧人物。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章中给出的悲剧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页。安提戈涅作为主角的正是这样西方历史上结局悲惨但引起共鸣的悲剧。在各个领域出现了对安提戈涅的研究，例如在文学领域，布莱希特通过颠覆性的改写使其在西方意识形态批判话语体系继续发声；在法学领域，代表自然法批判国家实证法的态度和精神；在艺术领域，法国让·阿努伊导演和中国李六乙导演用简单的舞美诠释古典美学超越国界的精神神话；在哲学领域，则长久以来作为政治社会伦理矛盾的隐喻激发了黑格尔、科耶夫、克尔凯郭尔、荷尔德林、拉康、伊利格瑞等哲学家的深思。而巴特勒在《安提戈涅的诉求》一书中用一句话谈及她关注安提戈涅的原因：“我希望知道女性主义者反抗国家的结果，最近几年在反思安提戈涅。”(2)Judith Butler， Antigone’s Claim: Kinship Between Life & Dea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巴特勒试图对黑格尔的解读提出了批判性分析。在巴特勒看来，黑格尔在伦理关系方面抓住了对立的两面，代表公共秩序的城邦法理以及家庭领域的女性在现实政治话语中难以言说导致在自然血缘关系为根基的法的庇护下的权利被定义为某种越轨行为。相比之下，巴特勒起先最为认同拉康的观点，着重分析作为象征秩序中的个体的安提戈涅如何突破自身。但是随着巴特勒更多地转向对政治伦理的批判，她进一步关注关于安提戈涅之死的拉康式解读中主体的现代性困境，即象征秩序与主体欲望之间的冲突。

一、黑格尔的伦理解读现代性

作为一部经典的悲剧作品，《安提戈涅》完美印证了黑格尔的悲剧观，为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及《美学》中都对其做出了深刻的探讨，并称赞它为“最卓越的艺术作品”(3)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04页。。在《精神现象学》中，安提戈涅被克瑞翁取代，在《美学》中二者同被视为悲剧人物。两种伦理具有某一内在特性，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与其内在性对抗，因此二者都在自身内被这一特性所支配，最终导致灭亡。在严格意义上，黑格尔是最早以现代政治伦理困境来分析安提戈涅之隐喻的近现代哲学家，在悲剧分析和政治哲学中将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及其复杂的心理和政治斗争情节，化约为家庭血缘伦理与国家城邦伦理在城邦政治中不可避免的悲剧式冲突。受亚里士多德悲剧阐述中“行动”与“认知”机制的影响，黑格尔认为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之间行动的冲突象征了二者各自所代表的法之间的冲突。虽然在绝对精神和理性王国的驱使下，黑格尔的这一分析并不尽然与当下的政治社会及其伦理现状相契合，但是黑格尔对安提戈涅的解读却奠定了至今为止同一主题下的政治批判的基调，即试图通过概念的澄清来呈现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个体生命和伦理的困境。这也是巴特勒重视《安提戈涅》在政治批判和话语批判中的意义的重要原因。

黑格尔的解读中，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分属不同阵营，站在彼此的对立面。通过二元划分，探讨“家庭”与“城邦”之间的张力关系，从伦理视角切入，对《安提戈涅》这一悲剧进行了法理学的解释：安提戈涅代表的是神法，家庭伦理；克瑞翁代表的是人法，城邦伦理，而这一悲剧冲突背后所隐藏的实质实为这两种伦理间的冲突与对立。在黑格尔看来，克瑞翁和安提戈涅的行为都有其正当合理性。作为国王的克瑞翁肩负着维护城邦安全、统治、尊严和权威的义务，为确保城邦法令的正常执行，他必须严惩叛徒；而安提戈涅虽然深知波吕涅克斯的罪行，但始于兄妹之情，忠于家庭伦理的责任驱使她公然违抗禁令埋葬兄长。在黑格尔看来，正是由于二者居于的立场角度不同，冲突才得以产生，而“冲突之双方所持守的伦理诉求各有其自身充分的辩护理由”，黑格尔将这种冲突对立称为“是最高的伦理性的对立，从而也是最高的、悲剧性的对立”(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82-183页。。

黑格尔将冲突归结为悲剧双方各自都能找到辩护的理由，且这一辩护建立在否定对方、肯定自身的基础之上，具有浓烈的形而上色彩。安提戈涅坚持血缘关系维系下的家庭伦理；克瑞翁出于维护城邦荣誉，片面坚持城邦律法，不承认“神法”。悲剧的最终安提戈涅走向死亡，克瑞翁也丧失了妻儿。毫无疑问双方的结局都是悲剧的。黑格尔视角下的悲剧双方在否定自身的行动中实现了冲突的解决，达到“永恒正义”：即“只在双方都同样地屈服了以后，绝对正义才获得完成，伦理实体才作为吞蚀双方的否定势力，或者说，作为全能而公正的命运，显现出来。”(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页。但黑格尔的解读是为了印证其辩证的法哲学体系，而他所谓冲突的解决也只是在哲学上得以实现。不难发现，黑格尔在二元划分的基调上对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彼此行为进行了合理性阐释，但黑格尔本质上是支持国家伦理高于家庭伦理的。其倡导对“神法”或以家庭伦理为根基的自然法的扬弃，鼓励向高级层面城邦法理的过渡，“亲缘关系必须让位于作为正义最终裁决者的国家权威”(6)Judith Butler， Antigone’s Claim: Kinship Between Life & Dea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2.。

相比结构主义之后的精神分析，黑格尔对安提戈涅的分析则更多是从国家伦理的角度出发。这是黑格尔所在的时代对于近现代国家权力和政治经济秩序的呼唤。那个时代对于政治伦理的批判的结论即是对自然性的扬弃，并且据此认识到产生权力的唯一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是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关系及其提供的秩序。这不仅标识着安提戈涅之死所提供的困境在现代性政治理念中的终结，更体现了政治权力或暴力对个体进行压制的合理性得到确认。普遍历史是精神在时间上的异化，正如理念作为自然在空间的异化。阿伦特指出，“作为城邦国家，城市为西方所有的政治组织提供了一个范式——因而成了权力产生中最重要的物质先决条件。”黑格尔坚持认为在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冲突中，血缘关系让位于正义的仲裁者即国家政权。安提戈涅代表血缘关系和国家之间的一种过渡区间，在《精神现象学》中没有消逝。(7)朱迪斯·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诉求》，王楠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在此意义上，巴特勒、拉康乃至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就站在了黑格尔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对立却不是纯然的否定，巴特勒并不是站在安提戈涅一边，黑格尔也不尽然是完全站在城邦秩序一方。因为黑格尔对家庭伦理和女性特质化的行为的否定是出于一个辩证的分析，即社会状态中伦理之绝对性必然趋向于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在现实社会中则变现为法权和国家政治的运作。巴特勒则试图以反思的视角，指出这种以国家权力的绝对性为终点的普遍伦理并不是人性自我实现的终点，安提戈涅之死所提出的伦理困境既体现了人律与神律不可调和的冲突，也在无所不及的政治权力触角之下终结。如果说卢梭和孟德斯鸠只是论证了社会/群体生活必然要求法的实现，那么黑格尔则进一步确认：人类一旦生活在城邦中，城邦的法律就必须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

巴特勒认为安提戈涅不具有黑格尔意义的公民权，因为她不能够提供或接收伦理秩序的承认，她唯一可以得到的承认和认同是与兄弟的关系。事实上，巴特勒大致能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历史观达成一致，即在安提戈涅的历史语境中，女性、儿童尚且不过是家庭关系当中“隐性的奴隶”。一般来说代表家庭血缘关系而存在的安提戈涅的形象在黑格尔处不富有政治影响力色彩，她是作为前政治领域的代表人物而存在的，是“作为前政治对政治的反对的形象，代表了作为一种制约了政治的可能性而非进入其中的领域的亲属关系”(8)Judith Butler， Antigone’s Claim: Kinship Between Life & Dea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2.。在性别领域，黑格尔的阐释为双方打下了不同的形象烙印：安提戈涅代表的是囿于家庭私人领域、没有政治身份、失去主体性的女性人物；克瑞翁代表的是公共政治领域、拥有政治身份的男性人物。根据黑格尔的逻辑，他所延续的是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性别观，女人被认为是男人的附属品，应该囿于家庭中，不应越矩到公共政治领域中。

黑格尔或历史唯物主义之前的政治哲学，虽然也确认了政治社会的二元结构，但是却无法真正把握到这种居于国家伦理之两端的主奴、君臣事实上是人类摆脱自然性而斗争的辩证的过程。绝对存在于历史之中，它披着精神的外衣，它的实现是国家。黑格尔批评了克瑞翁以国家的名义为维护个人统治而进行的压迫，他说“这种敌对原则，既然离开公共目的就只是邪恶和虚无”，共同体必须承认年轻人的力量同样也是整体的力量，否则“敌对原则就不会有所作为，就将一事无成”(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王玖兴译，第35页。。科耶夫认为，意识哲学，即前黑格尔的哲学，不关注国家、人类、历史，而只是关注个人。然而当它谈论作为特殊的个人时候，必然也谈论与特殊对立的普遍。只是这种普遍不是国家，而是自然，即实际上不取决于人和外在于人的某种东西。因此，这种自然绝对是非人的。另一方面，人仅仅被认为被动地与这种自然对立：在劳动中和通过劳动实现的、与自然的作用和改造关系被忽略了。以这种方式来设想，人就成了一种绝对非自然的存在，与自然没有实在的联系，也不作用于自然。

在安提戈涅的心目中，亲情即为最高的自然。在此，科耶夫具有一种神圣的个人主义的思想。科耶夫认为是拿破仑使得个体性在国家伦理中得到实现成为一种可能，创造的一个世界承认其特殊性的绝对价值，使这种承认成为普遍的承认。黑格尔所揭示的拿破仑因而具有一种实在性，这种实在性就如同显性的上帝，只不过这个上帝是实在的、活着的，在他为了得到人的承认而创造的世界中向人显现。黑格尔对拿破仑的揭示把基督教信仰的神话转变成真理或绝对知识。为了实现独裁，必须在实际上取消特殊的存在——通过死亡人意识到他的实际所是：虚无。黑格尔的历史便是主人的欲望和奴隶的欲望之间不断斗争和劳动的历史。传统的虔敬不可能完全背离城邦的正义，正义也不可能完全在城邦之外。历史正是主人和奴隶的反复更替的历史。安提戈涅反对克瑞翁的后果不仅是自身生命的丧失，而是对历史发展变革性的隐秘影响，是神圣的个人主义的行为。

二、拉康的现代性欲望维度

在安提戈涅所隐喻的政治伦理矛盾中，巴特勒的伦理对立面是黑格尔及其法哲学，而巴特勒的“同路人”则是拉康。巴特勒的政治批判不仅在方法上对拉康的精神分析多有倚重，而且二者用以论述身体、政治和性别的诸多概念也多有交集。如果说在对《安提戈涅》的多种解读中，黑格尔法哲学是国家及其法权的代言，那么拉康则认为安提戈涅象征对血缘法则的误用。

精神分析体现了从高度的结构主义的社会、法律转向一种前社会律法下的假象。精神分析方法之所以引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在于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安提戈涅的意义正是在于个体对于社会规范的认同标准的反对。在拉康看来，安提戈涅的隐喻应该被描述为不向欲望妥协，公开反抗以克瑞翁为代表的城邦社会的象征权力。安提戈涅追求的欲望就是坚守某个绝不妥协的要求——埋葬她的兄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拉康反对人法和神法的对立，因为欲望自身永远无法被满足；但吊诡的是欲望的终点不是得到满足，而是重新产生欲望。精神分析学派致力于让主体直面自己最真实的欲望，安提戈涅的行动便印证了拉康所秉持的“坚持自己的欲望以穿越幻想”，而安提戈涅的欲望则是死亡。

法国女性哲学家薇依提到安提戈涅是因为她的爱和欲望导致自身的死亡，这种爱代表的是类似于宗教的极端的爱。拉康同样用死亡驱力的理论来解释安提戈涅之所以要不顾生命危险而埋葬哥哥的原因。黑格尔说明了家庭关系中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具有同一血缘的兄弟姐妹关系；另一种是爱欲关系的夫妻关系。巴特勒谈及了《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否认家庭成员是一种通过乱伦禁忌树立文化关系的“纯粹的承认”典型代表，因此，黑格尔是站在捍卫禁止乱伦的立场上，但黑格尔并没有给出充分的证据说明为什么具有血缘关系的二人之间不可能存在着爱欲关系，而血缘关系高于夫妻关系。拉康在1960年第七期研讨班报告《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第十九讲中把《安提戈涅》作为一个核心文本，将欲望引入话语，认为兄弟的死亡对于女性来说是最大的伤害。安提戈涅的这段自话“我自己的孩子或者丈夫死了，我也不至于和城邦对抗。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个；孩子丢了，我可以靠别的男人再生一个；但如今，我的父母已埋葬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个弟弟生出来。我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做这件事”(10)《索福克勒斯悲剧》，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905-912页。所表达的不是她尽义务誓死捍卫兄长，维护家庭伦理秩序的行为，而是她向往死亡的欲望。这种纯粹的欲望是超越了大他者的欲望，主体突破了界限超越了象征秩序抵达不可想象的阶段，同时也是主体的死亡和毁灭。(11)马元龙：《安提戈涅的辉煌之美》，《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从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意义来分析安提戈涅，苦难意味着安提戈涅所面对的两种情况，一种是必须要面对，另一种是可以解决的。通过自己的肉体上的牺牲来换取兄弟免于遭受精神上的死亡。符号性的死亡正是寻求对抗符号规范。朱丽叶·米切尔所说的“普遍的和原始的法则”变成了拉康符号概念的基础，将符号从自然和社会分离出来。安提戈涅的死代表符号意义的开始，但是不能取代和阻止绝对精神的前进运动。血缘关系似乎不再作为自然的生物学的一个功能，而作为一种符号的概念。拉康认为安提戈涅代表着一种对象征秩序的反抗。在象征秩序之外，超越某种象征秩序代表着拒绝秩序的要求，再创一种革命的伦理学。这种现代性是通过解释主体变为积极性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个人通过突破来实现合法化的真理。而这种欲望，并不是自身的欲望而是来自一种象征界的存在，而是一味满足欲望的欲望，说到底是满足最基本的欲望，使自己的欲望“进入死胡同”，成为“欲望的俘虏”(12)Irigaray Luce，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p.219.。

拉康基于结构主义假设，把安提戈涅置于想象界和象征界的边界。安提戈涅所处的位置正是象征界内某种血缘关系作为规范时的一个例外。(13)朱迪斯·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诉求》，王楠译，第35页。安提戈涅希望在象征界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但她却始终被象征界排除在外，欲望在象征界中无法得到实现，身份得不到认同。在拉康的理论中，安提戈涅便是代表了无法进入象征界的个体必然走向死亡的典型。她的欲望和认同处于游离中，游走在象征界边缘，以致于无法实现纯粹的存在，尽管她想与之对抗，但最终却被死亡驱力所驱使走向内心最真实的欲望即死亡。安提戈涅悲剧在拉康看来实为象征界与欲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生冲突所致的结果。

巴特勒质疑拉康的象征界的说法，拉康将安提戈涅转变为一种理想的血缘关系。安提戈涅是欲望在象征秩序中不能实现的结果，最终导致将自己的死亡用于体现在象征秩序的实践中，所以这种欲望不能仅仅作为血缘关系的代表，而是在社会规范中受到限制的家庭关系而所作为的体现。因此如果从欲望和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去解读安提戈涅的行为，也是在自身的欲望中可以实现的社会性的行为。齐泽克认为拉康把安提戈涅视为一种社会的零度位置，非生非死的状态。生活在克瑞翁的统治秩序下，这种生活对安提戈涅来说虽生犹死。巴特勒也看到，拉康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把一种理想化的血缘概念变为文化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的前提。拉康强调符号代表着普遍性和偶然性的成分，这种普遍性不是通过外在强制性产生的，而是成为一个超越自己的功能。超越性的效果产生于宣称的效果。

与传统道德主义者们认为安提戈涅反复强调“我的兄弟”凸显了她高尚品德的解读不同；或黑格尔所赋予安提戈涅对家庭伦理、自然法的坚守不同。拉康反其道而行，认为安提戈涅所援引的权利来自于语言的权利。安提戈涅的兄弟借助能指而作为存在，在象征秩序中获得了一个位置，尽管他已死去，但他的符号价值没有消失。能指将他固定在象征秩序中的同时超越了他的生理性死亡，确保他的符号性价值依旧存在。拉康三界理论中的象征界是语言的领域，以语言的形式支撑并塑造着主体。精神分析学的目的就是诱导主体辨别、表达自己的欲望，因此拉康将其理论核心——欲望——引入语言，“语言是可以通过它使主体的欲望被真正地整合到象征的层面的维度。语言是欲望进入象征秩序的通道，也是欲望得到承认、认可或辨认的场所”(14)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 Book I：p.183.。但欲望与语言之间却又有着根本的相异性，导致语言无法完满表达出欲望。但正是基于此，拉康为安提戈涅找到了理由，她不过是通过自白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欲望即死亡欲望。

拉康在他的研讨会中将安提戈涅与自虐的马索克现象(Masochism)和萨德联系起来：“分析清楚地表明，主体分离出一个不能被伤害的部分，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从美学领域借来个表述，在疼痛中人不得不大声叫疼痛。”酷刑显示了安提戈涅和萨德同样具有不可毁性。拉康说，安提戈涅并不是现代民主制所创造出的人权英雄。相反，她是社会中的恐怖分子，见证了维持统治秩序的隐秘的恐怖。伊格尔顿认为，安提戈涅是城邦的替罪羊，或者是被城邦正常秩序视为异端的部分。而这一异端在齐泽克看来正是被排除的，惩罚或者清除了这一残余就会恢复或者获得社会秩序的安定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15)韩振江：《安提戈涅:赤裸生命的抵抗——论齐泽克对〈安提戈涅〉的意识形态阐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

“她的行为是规则、习俗、规范的一个异常重复。虽然不是正式的法律而是类似法律通过偶然性运行的文化规则。”象征秩序被规定下来的时候就决定了一件事情所存在的方式，包括时间空间的方式，这样当遇到一定的情况的时候，人们会按照秩序的方法去行为。而当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时，人类自身的活动自主性就需要显现出来，这反而是为什么个人会产生行为现代性的特点，就在于恢复人的理性，从欲望的方式来看，这也是行为的决定之一。在弗洛伊德看来，秩序意味着文明。而安提戈涅对非正式法律秩序的打破正发出了一种差异的声音，对符号性秩序的反对。安提戈涅是一个反对秩序的悲剧人物，她置身于秩序之外，严格按自己在国家中的角色行事，尽全力坚持女性的义务，但也不让自己的行为受到秩序的限制，把自己作为家庭关系角色的实现变成对国家秩序的挑战，从而干扰了辩证法秩序的运作方式。然而即便如此她仍然是从一定的具有男性的特征历史文化中产生出来的。(16)Irigaray Luce, 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18-119.

三、巴特勒的现代性政治突破

巴特勒对安提戈涅分析思路脱胎于黑格尔的伦理批判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她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结构性矛盾出发，探讨未来社会可能的出路在于突破壁垒。由此展开她的政治批判理论即探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和中介联系。对黑格尔来说亲缘关系是血缘关系而非社会已有的关系，也就是说亲缘没能进入社会关系，然而社会关系必须依赖亲缘关系才能延续。(17)朱迪斯·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诉求》，王楠译，第35页。拉康试图以符号或语言系统代替血缘关系的作用。黑格尔和拉康的分析区别在于，黑格尔认为亲属关系属于前政治领域，拉康却将其置于象征界。但毫不意外，二者阐述下的安提戈涅的最终反抗均以失败告终。

相比黑格尔和拉康，巴特勒对安提戈涅的分析则处于哲学与现代政治伦理学的中间区域。她认为黑格尔简单的将安提戈涅作为亲缘关系的代表并不成立，特别是安提戈涅出生的家庭本身即是乱伦家庭。安提戈涅是父亲俄狄浦斯和他的母亲结合所生的女儿。因此，安提戈涅不能作为家庭伦理的代表，另一方面，安提戈涅因为父亲的乱伦关系，导致她不符合象征秩序规范，被拉康的象征界排除在外，无法进入社会文化领域象征秩序之内。安提戈涅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不是典范的政治暗示，而是新的政治意义突破界限所带来的一种政治的可能性。巴特勒试图通过人性的前提为现代民主政体找到对应的概念根据，虽然不具有黑格尔之历史主义的冲动，但是却体现了典型的“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妥协于现实和理性的抽象性。拉康的政治批判虽然在人性理念上极具锋芒，但是关于权力和制度建构的哲学设想，实际上已经在世界历史中得到了完成。而巴特勒则比黑格尔、拉康走得更远，他们所批判和分析的安提戈涅困境只是巴特勒之政治批判所用以扬弃的理论对象。她认为“安提戈涅在重复亲缘关系的时间过程中，重新建立了亲缘关系”(18)朱迪斯·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诉求》，王楠译，第111、151、73、152页。。安提戈涅通过自己的坚持和牺牲重申了亲缘关系，重新认识自己，定位自己。正是在对安提戈涅的身份分析中巴特勒提出了对女性主义的独特突出贡献即述行理论。

首先，巴特勒在反思黑格尔的人法、神律之分所限时，提出对阿伦特的政治批评。巴特勒在对阿伦特的反思中进一步丰富了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阿伦特详细地区分了在古希腊公共领域就是政治领域，而私人领域则是沉默的、暴力的并且基于父权制的专制权力。当然，她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前政治”的专制，也没有说明政治如何扩展描述不如人的人群的地位，这些人处于没有获准进入公共领域的中间地带，而在公共领域，人是由其言语和行为构成的，并且言语向行为的转化最为有利地构成了人。在《人的境况》中，她并没有认识到，正是通过外部的不断生成，公共及政治的界限才得以保障。(19)朱迪斯·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诉求》，王楠译，第111、151、73、152页。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彼此交错，但阿伦特没有解释什么是联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中介。

在黑格尔看来，“女性——这是对共体的一个永恒的讽刺，——她竟以诡计把政府的共同目的改变为一种私人目的，把共体的公共生活转化为某一特定个体的事业，把国家的公共产业变换为一种家庭的私有财富。”(20)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贺麟、王玖兴译，第35页。齐泽克在《享受你的症状》中，对安提戈涅经典的评价认为安提戈涅的反抗是一种女性化的破坏性行为，这种行为的负面导致了她的死亡。巴特勒比齐泽克走得更远，她认为齐泽克还是在肯定男性化的行为，巴特勒再次强调了女性化构成了否定城邦社会的基础。在观念、象征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区分促使了这些差异在社会领域的优先常态化。女性主义理论是以列维-斯特劳斯的亲缘关系分析为基础的，提出了其特有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法以及性别差异的理论化基本原则。巴特勒认为安提戈涅象征着关于性别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出现的规范。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论断，不同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模式做了进一步的回答。

巴特勒不得不以拉康式的视角作为批判性的补充。在阿伦特所予以确认的公共领域，奴隶、女性和儿童以及所有那些没有财产的男性其实都不允许进入通过其语言行为构成的公共领域。血缘关系和奴隶制以公共领域作为条件却仍然在公共领域之外。当安提戈涅埋葬她的兄弟时，不只是将血缘关系塑造为僭越政治权力的自然法则，是因为她希望通过恢复血缘关系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维度。

其次，巴特勒认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连接是难以界定的中间阶段。没有财产或者女性，不被准许进入公共领域，滞留在了秩序之外。正如巴特勒对安提戈涅的某种赞同，安提戈涅本身代表的“既不是亲属关系，也不是亲缘关系之外的东西，而是社会重复亲缘这一概念时，受到结构性限制，是对标准规范的一次短暂偏离(21)朱迪斯·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诉求》，王楠译，第111、151、73、152页。。安提戈涅本身被排除于秩序之外，但是她却通过秩序得以实现。她被限制于某种行为不能发生，但是却因此成全她欲望实现的条件。巴特勒强调存在所谓的偏离最终只是再一次强化了权力机制。安提戈涅通过一个偏移，随后言语行为就成了她致命的罪行，但这种致命性超越了生命，带有无限的希望，进入了诉求承认话语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未来的社会形式。(22)朱迪斯·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诉求》，王楠译，第111、151、73、152页。她的死亡超过了她的生命，变成了充满希望的死亡，脱离常规的社会形态和前所未有的未来。正如我们在《安提戈涅》最后几行中看到的人类的“豪言壮语”能够应付和打击陈旧的思想，伟大的言辞能够抵御因为过分自豪而引起的打击，能够教化古老的理喻。

作为法律范畴的权利，在国家机器和暴力背书的话语体系营造下，成为了21世纪无形的城邦。在这个城邦内，权利和权力都不过是资本秩序在暴力层面的延伸，被言说为平等、自由之保障的权利事实上却根据个体所占有的物质而被相应地分配。那些由于一无所有或生活窘况而不得不为权力占有者付出“无偿劳动”的阶层，则不得不通过服从权力所规定的经济规则、伦理规则而获得法律的承认——成为城邦内的“主体”——即使这种徒具“主体”名号的生存方式是残缺乃至痛苦的。依利加雷指出:“作为一个类的人割裂生物性的联系，是作为一个身体仍然与自然保持联系。因此女性是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然的联系。”(23)Irigaray Luce， Sexes and Genealog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p.136.“安提戈涅拒绝的言辞也吸收了她所拒绝的国家法令的权威。”(24)朱迪斯·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诉求》，王楠译，第47页。巴特勒认为这个颠覆性的抵抗斗争值得被颂扬。因为她认为哀悼作为一种不可言说的损失潜在进入到公共生活将修改悲伤的框架。在《安提戈涅》中，对权力的反抗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巴特勒认为“安提戈涅以多种主体为不确定的生活提前做好了准备，而这些主体均被统治权的专横和暴力取消了政治资格”。

最后，巴特勒集中讨论话语作用。通过对对话语言的细致分析，巴特勒发现在安提戈涅的反抗行为中包含着一种对男性权力的攫取，这意味着安提戈涅已经潜在地越出了黑格尔为女性规定的界限。黑格尔认为女性只能通过家庭领域间接地对共同体产生影响，而在此处安提戈涅对共同体的影响却是通过直接攫取克瑞翁的政治话语。如果黑格尔依然坚持克瑞翁发布命令的政治话语是一种男性伦理的体现，那么就必须承认安提戈涅也具有了男性伦理的气质。但安提戈涅的这一行动并没有被黑格尔把握为一个本质的环节，他错误地将安提戈涅的偏移行为下降为一种无关紧要的、个别性的对立，一种她与克瑞翁由于越出了“目的”而进行的恶劣的斗争，因此也就忽略了安提戈涅行为的复杂性。正如克瑞翁说，“要是她获得了胜利，不受惩罚，那么我成了女人，她反而是男子汉了”。这样的反抗使之具有某种男性权威。(25)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罗念生全集》(第2卷)， 第308页。显然，黑格尔的解读明晰了两性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依据黑格尔的界定，男性从家庭走向政治，获得了自我意识的伦理，而女性依旧无意识的困于家庭中，在公共政治领域中处于空场的状态，无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但安提戈涅公然违抗禁令，在守卫面前埋葬波吕涅克斯，这一挑衅行为已经超出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强势介入公共政治领域。但研究性别领域的巴特勒却颠覆了黑格尔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她发现安提戈涅的言行在所谓固定的女性身份下混杂了男性气质，因此她的性别身份是模糊不定的，这也鲜明印证了巴特勒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将男女性别对立起来的二元划分。对此，在著名的“性别操演”理论中，她解构了这一刻板的性别二元对立关系，提出性别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语言、文化、政治的一系列“操演”。在巴特勒的政治批判中，政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化”的过程，不再是启蒙话语之下抽象的、平面的政治身份的赋予，而是被还原至其最为隐秘的暴力机制。安提戈涅，类似于阿甘本赤裸生命的“Homo Sacer”。巴特勒借用了赤裸生命的概念来分析安提戈涅的政治价值，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重叠位置的代表，是秩序之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