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巍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项羽（前232—前202 年），姬姓，项氏，名籍，字羽，秦泗水郡下相县（今江苏宿迁）人。 项羽是先秦时期楚国名将项燕的孙子，早年跟随叔父项梁起事，他骁勇善战， 曾在巨鹿之战中大败秦军主力。 公元前206年2月，项羽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 《史记》和《汉书》对项羽的生平都有记述，但两部著作的记述存在差异。 笔者拟从分析《史记》和《汉书》对项羽生平记述的差异入手，探究司马迁和班固的创作思想。

一、《史记》和《汉书》对项羽生平记述的差异

（一）项羽传记体例安排的差异

司马迁将项羽的生平载入 《史记·项羽本纪第七》，而班固将项羽的生平载入《汉书·陈胜项籍传第一》。 《史记》以十二“本纪”叙历代帝王兴衰始终。 其中，记载秦汉历史的共有七篇，分别是《秦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太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孝武本纪第十二》。 司马迁将项羽的生平与先秦以及秦汉时期帝王的生平放在一起， 说明在他心中项羽的历史地位是极高的。《汉书》中的“传”相当于《史记》中的“列传”。唐司马贞曰：“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班固将项羽的生平置于“传”中，并且把项羽和陈胜的传记写成合传， 说明班固是把项羽当作人臣来看的。从《史记》到《汉书》，项羽传记的体例由“本纪”变为“传”，意味着项羽的身份由“君”降为“臣”。

（二）项羽称谓的差异

1.“名”与“字”

古人有“名”有“字”。《礼记正义》卷十《檀弓上第三》曰：“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 ”［1］按照礼仪，古人自称时应当称“名”，以示谦逊，称呼别人时应当称“字”，以示敬重。 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介绍项羽生平（“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及转述项羽的言论之外，均对项羽以“字”相称，或者称其为“项王”。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以“名”相称，且很少称其为“项王”。

2.“霸王”与“伯王”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霸王”，而在《汉书·陈胜项籍传》中，封号是“西楚伯王”。 在《史记》中，项羽的封号只有“霸王”这一种表述，而在《汉书》中，班固有时称项羽“霸王”，有时又称其“伯王”。项羽的封号由“霸王”变为“伯王”，说明司马迁和班固对项羽的评价是不同的。

“霸”本为一种月相。 许慎《说文解字》曰：“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 从月，声。 ”［2］141“霸”后来指诸侯联盟的首领。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3］。 《经籍籑诂》卷八十一曰：“霸者，把也，马交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纠率同盟也。 ”［4］至于“伯”的本义，目前尚有争议。 《说文解字》对“伯”的解释是：“伯，长也。 从人白声。 ”［2］162“伯”后来引申为“第一”的意思。

班固在《汉书》中使用表示排行的“伯”替代《史记》中表示主宰天下的“霸”，说明班固刻意回避项羽一度成为各路诸侯之首这个事实。

在《史记》中，司马迁称项羽“霸王”主要是在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卷七《项羽本纪第七》、卷八《高祖本纪第八》、卷十七《秦楚之际月表第四》、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等五篇中。 司马迁称项羽“霸王”，说明他认可项羽一度成为诸侯之首这一情况。

在《汉书》中，班固有时称项羽“霸王”，有时称项羽“伯王”。班固称项羽“霸王”主要是在卷一上《高帝纪第一上》、卷十三《异姓诸侯王表第一》、卷四十三《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等三篇中。在《高帝纪第一上》和《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中，班固均表述为“自立为西楚霸王”［5］28，2111， 在 《异姓诸侯王表第一》中，班固表述为“西楚霸王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5］366。 班固称项羽“伯王”主要在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中。 在《陈胜项籍传第一》中，班固称，“羽自立为西楚伯王”［5］1810，与司马迁在《项羽本纪第七》中的表述“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6］317相比，班固的表述对项羽的历史地位有所贬低。

（三）项羽形象描绘的差异

从《史记》到《汉书》，项羽的形象趋于扁平化。在《史记》中，司马迁对项羽既有正面描写，又有侧面描写，既写出了项羽的历史功绩，又指出了他的不足之处。 因此，司马迁塑造的项羽是一个立体人物，是正与邪、刚与柔的统一体，这一形象与人物原型是比较接近的。 而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的描写相对简略，且重点介绍了其杀降、屠城等行为，凸显其残暴的一面，致使人物性格单一，形象苍白。 以下试举一例说明。

在《史记》中，司马迁通过描写鲁地百姓对项羽的敬重来展现项羽的人格魅力，其文曰：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 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 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 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6］337-338

这段描写表明，项羽作为乱世中的英雄，在鲁地是深得人心的。

而在《汉书》中，班固并没有如司马迁那样详细介绍汉军占领鲁地的过程。 在写完项羽乌江自刎一段之后，班固仅用一句话交代了项羽的后事——“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谷城。 ”［5］1820

二、《史记》和《汉书》记述差异的成因

（一）作者生活的时代不同

《史记》完成于西汉武帝时期，《汉书》完成于东汉时期。 陈松青指出， 时代风气对两位创作者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他说：“司马迁生活在经学开始昌明的时代，思想较少禁锢，更多地保持了先秦儒家独立思考的特点。 班固生活在经学鼎盛时期， 正统思想较浓。 ”［7］

汉朝初年，统治者以黄老之术治国。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实行“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政策，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汉景帝刘启统治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不过，正如马积高所言，主张守法无为的黄老学虽然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 但却不利于加强道德教化，人们总结秦亡的教训，自然要想起儒家［8］。 于是，汉武帝刘彻即位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统治者对思想的管制相对宽松， 史家在著书立说时受到的限制比较少。

东汉时期，统治者极其重视儒学，儒学成为封建统治伦理的基础， 同时也成为人们著书立说的重要遵循。 刘秀为了复兴汉室，利用谶纬之学神化皇权。他“一面采取措施加强皇权，一面又高擎汉室大旗，大力宣扬汉家当复兴、天命在刘秀等神秘观念，坚持将东汉的建立说成西汉的复兴， 将东汉开国之君说成汉室中兴之主， 以强化和凸显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经历所包含的政治文化优势”［9］。

司马迁和班固生活的时代不同， 所承担的教化使命也不相同。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自己的使命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班固则致力于宣扬“汉承尧运”，称光武中兴汉室，实为天命所归。因此，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着重探索历史是怎样发展的，而班固在撰写《汉书》时着重研究如何维护汉朝的统治［10］。 司马迁在记述项羽的生平时，力图还原历史，不虚美，不隐恶，塑造了一个性格多面、情感复杂的悲剧英雄形象。 此外，司马迁还对项羽在推翻秦朝统治的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项羽、刘邦争夺天下，对于汉朝而言，项羽就是“乱臣贼子”，因此，班固在《汉书》中对项羽的所作所为多持否定态度。 他不称项羽 “霸王”而称其“伯王”，同时将项羽塑造成负面的形象，凸显其残暴、贪婪的一面，对于项羽在秦末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言之甚少。

（二）作者的经历不同

司马迁从小便开始学习古文， 他在 《太史公自序》中称，“年十岁则诵古文”。在二十岁的时候，司马迁开始游历大江南北［6］3293。 张大可指出，司马迁的游历是 “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广阔的社会中去作实地考察， 接触伟大祖国大一统的壮丽河山和四方之民的生活习俗，了解和搜求古代和近代、现代的历史传说故事及各种史料”［11］。 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接触到各地的风土人情， 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思想。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6］3288。 虽然司马谈的思想以道家为主， 但他对于先秦诸子的学说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撰写了《论六家要旨》。司马谈的思想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班彪曾评论司马迁说，“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客观地讲，司马迁并不排斥儒家思想。例如：司马迁说，他写作《史记》是“继《春秋》而作”。司马迁推崇孔子，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以“高山仰止”称赞孔子的人格和学识［12］。 刘熙载在《艺概》卷一中也称：“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 ”［13］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牵连入狱，遭受腐刑，不幸的遭遇让他对历史和现实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班固家世显赫，他出身儒学世家，祖姑母为汉成帝刘骜的婕妤。班固在十六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对诸子百家学说都十分精通。 班固的父亲班彪是著名的学者，他撰写《王命论》，称刘氏统一天下是“天命所归”［14］，晚年续写《史记》，宣扬“王命”。受到班彪的影响，班固也不赞同司马迁《史记》中的黄老思想。班彪去世后，班固在班彪已写成的《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由于私修国史的行为被人告发，班固被关进京兆监狱，其书稿也被查抄。 然而，汉明帝刘庄在阅读了班固的书稿之后大加称赞， 不但下令释放了班固，还召其入京，任命他为兰台令史。自此，班固修史的合法性得到了确认。

班固与司马迁的个人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二人编撰史书均为子承父志，在编书期间都有入狱的经历。 不过，这种相似只是表面上的，二人的经历实则有很大的差异。首先，父辈在思想观念方面对他们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推崇黄老之学，受到父亲的影响，司马迁对于道家思想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不过，就其思想而言，司马迁博采众长，自成一派。 因此，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重在对历史进行反思， 他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相对客观。在班固生活的时代，儒家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班彪就十分推崇儒家思想，这对班固影响很大。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将颂扬封建帝王的功德、 维护封建王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二人入狱的原因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司马迁是因谏入狱，在入狱后又遭受腐刑，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对下层百姓的疾苦以及他们对清明政治的企盼有了深刻的认识。在著书立说时，司马迁一方面表达了对封建统治者鼓吹的“天命观”的质疑和批判， 另一方面表达了对百姓爱戴的历史人物的景仰和同情。在《史记》中，司马迁并没有从儒家正统思想出发，对曾经与刘邦争夺天下的项羽进行贬低，他客观地评价了项羽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司马迁一方面对项羽的雄才大略、英雄气概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也对项羽的刚愎自用、残暴嗜杀进行批判。班固因私修国史入狱，但汉明帝对其才华赞赏有加，不但释放了班固，还下旨使其修史行为合法化。班固得到汉明帝重用，他在《汉书》中主张“尊汉拥刘”以及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观念也就十分正常了。因为项羽曾经与刘邦为敌， 所以班固将项羽的生平置于《汉书》的“传”中进行介绍。 “鸿门宴”本是《史记·项羽本纪》中的精彩片段，班固却将其置于《汉书·高帝纪》中，同时删去了《史记》中关于刘邦座次的描写，删减了对项羽进行描写的文字，在为刘邦挽回颜面的同时也使项羽的形象变得单薄而模糊。

（三）作者的文学观不同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称，“《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重要的文学思想，它是司马迁在借鉴孔子、屈原等人文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 在司马迁看来， 那些人格高尚、意志坚定的人，在遭受挫折之后会将愤懑之情转化为写作的动力，通过著书立说实现其理想和抱负。因此，司马迁声称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自己的使命，秉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努力还原真相，总结历史经验，提出自己的观点。项羽是对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司马迁在记述其功过时， 既没有因为他曾经与刘邦争夺天下而对其进行贬低， 也没有因为仰慕他的功绩而对他的缺点避而不谈。

在班固生活的时代，“大一统” 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班固以汉室为正统，秉持“尊儒宗经”“尊汉拥刘”的思想著书立说。班固沿袭了儒家正统的文艺观，注重文学的实用功能，在撰写《汉书》时将重点放在对汉朝统治者进行“美颂”上。班固作为人臣，大力宣扬“汉德”是他的职责，在记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他表露了以刘汉为正统的思想。在记述项羽的生平时，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不但将项羽的生平置于“传”中，而且还删去了《史记》中对于项羽的一些描写，《史记·项羽本纪》 共有9000多字，《汉书·陈胜项籍传》中关于项羽的描写只有6000多字。

三、结语

司马迁和班固生活的时代、 个人经历以及文学观都存在着差异， 这决定了他们对于项羽这个人物持不同的态度。在《史记》中，司马迁对项羽的态度是肯定和欣赏，而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的态度是否定和批判。司马迁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塑造了项羽这一威武神勇的乱世英雄形象。 虽然项羽一生未曾称帝，但司马迁没有拘泥于儒家正统思想，而是根据项羽在多数人心中的地位以及项羽在秦末一度成为各路诸侯之首这个事实，将其生平置于“本纪”中。与司马迁相比，班固生活在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更加注重史传的教化功能，在撰写《汉书》时，严格遵循颂扬正统的写作原则。 因为项羽曾与刘邦争夺天下， 所以纵使项羽对于推翻秦朝的统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班固仍然将其生平置于“传”中，并且将项羽的传记与陈胜的传记放在一起，名曰“陈胜项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