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胜利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 南北朝政权之间交往密切。 北魏在政治、 制度与文化等方面极力效法江左，促使了南朝文化的北传，这不仅有利于北魏的汉化进程， 而且对后来北方统一南方后进而保存汉魏以来的典章制度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 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 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所谓（西）魏、周之源者……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所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1］

陈先生认为， 在南北统一和南北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北朝积极借鉴与汲取南朝的“礼乐政刑典章文物”与“汉族文化”，最终汇聚成隋唐的政治制度。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由南入北的士族群体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 其中河东柳氏宗族人物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与典型性，可以说，入北的河东士族人物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王永平先生曾指出：“随着北方民族融合与南北统一进程的不断推进， 南北文化交流也渐趋深入与广泛……北朝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吸收南朝文化，其中士人迁移与流徙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途径。 ”［2］有鉴于此，本文以南迁北归的河东柳氏为个案，对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之际入北的河东柳氏宗族人物的社会活动、影响以及境遇加以考察，并试图从一个侧面深化对由南入北士族群体的理解与认识。

一、入北河东柳氏宗族人物考

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之际， 因为各种原因流入北朝的河东柳氏宗族人物不在少数。 笔者根据史料所载，对其中可考代表性人物之行迹，略叙述于下。

柳僧习。 《魏书·裴叔业传附柳僧习传》记载，柳僧习为河东解人，仕南朝齐为奉朝请。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 （公元500年）， 其与豫州刺史裴叔业据州降魏，初为“裴植征虏府司马”［3］1580，后历任北地太守、颍川太守。 卒于官。

柳虬。《周书·柳虬传》记载，柳虬字仲盘，起家兖州刺史府主簿，继而为扬州中从事，加镇远将军，后弃官还洛阳。 独孤信驻守洛阳、陇右时，柳虬被任命为行台郎中、二府司马，后为丞相府记室。 大统十四年（公元548年）“除秘书丞”。 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迁中书侍郎”［4］680-681。 魏废帝初，迁秘书监。 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冬卒。

柳桧。《周书·柳桧传》记载，柳桧字季华，起家奉朝请。 大统四年（公元538年）跟随周文帝战于河桥，因先登之功“授都督”。大统八年（公元542年）拜湟河郡守。 大败吐谷浑，“以功封万年县子”。 大统十四年（公元548年）“转帅都督”［4］827-828。柳桧任魏兴、华阳二郡守时，安康人黄众宝聚众谋反，柳桧因城陷被俘，拒降被害。

柳庆。《周书·柳庆传》记载，柳庆字更兴，起家奉朝请。孝武西迁，“除庆散骑侍郎”。入关后，历任大行台郎中、计部郎中。魏废帝初年，除民部尚书。魏恭帝时期，官至尚书左仆射。孝闵帝即位，进爵平齐县公。武成二年（公元560年）“除宜州刺史”［4］369-372。

柳机。《隋书·柳机传》记载，柳机字匡时，周武帝时期，被封为平齐县公，以军功“转司宗中大夫”。 隋文帝时期， 官至冀州刺史，“以疾征还京师”［6］1271-1272，卒于家。

柳弘。 《周书·柳庆传附柳弘传》记载，柳弘字匡道，起家中外府记室参军。 周武帝建德初年，官至御正上士。曾奉命出使南朝陈，官拜“御正下大夫”［4］373，卒于官。

柳謇之。 《隋书·柳机传附柳謇之传》记载，柳謇之字公正，起家宗师中士。北周武帝时期，“擢为宣纳上士”。 隋文帝即位，迁内史舍人，官至光禄少卿。 隋炀帝即位，“拜黄门侍郎”。后因事“配戍岭南”［6］1275-1276，卒于途中。

柳玄达。 《魏书·裴叔业传附柳玄达传》记载，柳玄达初仕南朝齐，“历诸王参军”。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 （公元500年）， 其与豫州刺史裴叔业一起据州降魏，“除辅国将军、司徒咨议参军”［3］1576。 景明二年（公元501年）秋卒。

柳谐。 《魏书·裴叔业传附柳玄达传》记载，柳谐“颇有文学，善鼓琴”。 入北魏后，“除著作佐郎”［3］1577。孝庄帝建义初年，在河阴之变中遇害。

柳霞。《周书·柳霞传》记载，柳霞字子升，起家平西邵陵王纶府法曹参军，后“除尚书工部郎”。萧察于江陵称帝后， 柳霞辞官回归乡里。 北周武帝保定年间，朝廷征召，“霞始入朝”［4］766-767。 官至霍州刺史。 天和年间，卒于任。

柳庄。 《隋书·柳庄传》记载，柳庄字思敬，“博览坟籍，兼善辞令”［6］1551。 仕后梁萧詧政权，官至鸿胪卿。 入隋后，官至饶州刺史。 卒于官。

由上文考述可知，在南朝中后期以及隋唐之际，间有河东柳氏宗族人物投奔北朝： 一是南朝齐梁易代的过程中，因政治斗争的波及，沿边州镇将领及文武僚属投附北魏，其中包括河东柳氏“西眷”成员，以柳僧习家族为代表。 二是西魏攻陷江陵、 收襄阳之后，河东柳氏“东眷”成员相继流入西魏—北周，其中包括柳庆远房支、 柳季远房支子嗣。 三是西梁国废时，河东柳氏“东眷”成员后嗣相继入隋，其中包括柳世隆房支子嗣。 当然，南北政权对峙期间，流入北朝的河东柳氏宗族人物绝非仅止于此， 以上是能够确定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在北朝的社会活动较为典型，尤其值得注意。

二、 入北河东柳氏宗族人物之境遇及社会活动

一般来说，在南北政权对峙期间，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 来自敌方的流亡人物通常会受到优待。以北魏为例， 周一良先生曾指出：“北魏建国之始，用人即采取兼容并包之方针……对于南朝北投者，拓跋氏尤能注意拔擢。 ”［7］北魏颇为重视由南入北的降附人士， 不仅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与南朝抗衡，而且借此机会汲取较为先进的江左文化，从而进行自身的政权建设。 入北的河东柳氏宗族人物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他们在北朝的文化和社会活动， 不仅有利于自身门第的发展，而且对于北朝政治体制之确立、南朝文化之北传以及南北文化交流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一）仕宦之显达

揆诸史料可知， 入北的河东柳氏宗族成员及其后裔参加北朝政权后，从整体情形来看，仕途较为显达， 这与他们积极参与朝廷的制度与文化建设以及尽忠报国之事迹密切相关。 这方面以河东柳氏 “西眷”柳僧习家族最具代表性。《周书·柳虬传》记载，西魏大统三年，领军独孤信镇洛阳时，以柳虬为行台郎中。 柳虬因有归朝之功，被封为“美阳县男”。 大统十六年，柳虬官至中书侍郎，修起居注。西魏废帝初年，迁为“秘书监”［4］680-681。《周书·柳庆传》记载，孝武帝将西迁，“除庆散骑侍郎，驰傅入关”，并且柳庆对孝武帝深入分析当前形势，其力荐入关的建议被采纳。由此可见， 柳庆在北魏孝武帝西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魏孝闵帝即位后，“进爵平齐县公”［4］369-372。《周书·柳桧传》记载，柳桧“善骑射，果于断决”，其跟随周文帝常年征战，“以功封万年县子”［4］827-828。 由上述史料可见， 柳僧习诸子在西魏—北周深受统治者的信重， 而其家族子弟也因而获得了较为畅达的仕途。柳带韦“美风仪，善占对”，曾多次奉命出使，并顺利完成任务，以功“封康城县男”。 后以平齐之军功，“进爵为公”［5］2281-2282。 柳雄亮入北周后，“赐爵汝阳县子”；隋文帝即位，拜尚书考功侍郎，后进爵为伯。 柳机北周时期“封平齐县公”，隋文帝时期，“进爵建安郡公”［5］2285-2286。柳旦入北周后，“授仪同三司”；隋文帝时期，“封新城县男”。河东柳氏“东眷”子嗣入北后之境遇及仕宦情形也值得注意。 《隋书·柳彧传》记载，柳彧入北周后，官至“司武中士”。 隋文帝时期，官至“治书侍御史”。 后奉命巡视河北，整顿吏治，受到隋文帝的奖赏。 仁寿初年，又奉命巡视太原道，“及还，赐绢百五十匹”［6］1481-1484。《隋书·柳裘传》记载，柳裘入北后，北周明帝、周武帝时期，封昌乐县侯，周宣帝即位后，“进爵为公”。 后来周宣帝病重时，柳裘与刘昉等人密谋“引高祖入总万机”，最终“高祖从之”［6］1138-1139。 《隋书·柳传》记载，柳入北后，隋文帝时期，“迁内史侍郎”， 后为晋王杨广东宫学士，因才学出众颇受器重，“赏赐优洽”。隋炀帝即位后，“封汉南县公”［6］1423。 《隋书·柳庄传》记载，柳庄入隋后，官至给事黄门侍郎。 柳庄“明习旧章，雅达政事”［6］1552，经常对朝廷的制度建设提出中肯的意见， 因此颇受赞誉。从上述史料可见，入北后河东柳氏主要宗族成员仕宦较为显达，朝廷给其待遇优厚，不仅授官、封爵，还有丰厚的物质奖赏，其根本原因在于河东柳氏宗族成员积极参与朝廷各项制度与文化建设， 他们在北朝政权建设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学风之北传

1.崇尚通博之学风

南北政权对峙时期， 南北方的学术风尚是明显不同的。以经学为例，南朝表现为注重思想义理的阐发与主旨的归纳，北朝则是承袭汉儒治经方式，注重章句训诂，杂以谶纬占候。由南入北的学者颜之推曾评论曰：“俗间儒士， 不涉群书， 经纬之外， 义疏而已。 ”［8］清代学者皮锡瑞亦指出，北方学者治经“宗服即宗郑，学出于一也”，而南方学者推崇魏晋以来学者注释经典的新方式，“此数家与郑学枘凿， 亦与汉儒背驰”［9］。 唐长儒先生认为，“北朝经学继承汉代传统，注重章句训诂，南朝经学受到魏晋新风的影响，注重义理”［10］。概括来说，南朝学风崇尚博涉，追求诸学汇通，北朝崇尚专儒，主张皓首穷经。 入北的河东晚渡士族诸如河东柳氏， 其家族成员主要人物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学术风尚崇尚广博，追求博涉文史以提升学识，注重经、史、子诸学汇通。 如柳玄达“颇涉经史”［3］1576，柳庆“博涉群书，不治章句”［4］369，柳虬“兼博涉子史，雅好属文”［4］680，柳机“有器局，颇涉 经 史 ”［6］1271， 柳 弘 “ 博 涉 群 书 ”［4］373， 柳 旦 “ 颇 涉 书籍”［6］1273。 河东柳氏“东眷”后嗣学尚亦是如此，如柳彧“颇涉经史”［6］1481，柳靖“博览坟籍”［4］767，柳庄“博览坟籍，兼善辞令”［6］1551，柳敏“涉猎经史”［4］560。 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河东柳氏“西眷”家族成员注重经史汇通， 一方面是指其学风受到南朝经学玄化之影响，比如柳玄达曾著有《丧服论》，史称其特点为“约而易寻”，另一方面是指注重经学与史学知识的积累并付诸实践，比如柳虬在“遍受五经，略通大义”的同时又能够做到博涉子史， 这一点与北朝大多儒者不精于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 西魏大统十六年 （公元550年），柳虬奉命“修起居注”［4］680-681，参与了西魏国史的著述工作。从上述所引史料可见，河东柳氏主要宗族成员及其后嗣， 大多博涉经史， 崇尚通博之学风，明显受到南朝学风的影响。

2.注重文学艺术

入北的河东柳氏宗族成员大多具有文学艺术才能，这不仅与其良好的家学门风之熏染有密切关系，而且是南朝士族社会崇尚文艺风尚的精神嗣响。

在文学方面，柳玄达擅长文笔，裴叔业与朝廷来往奏折多出自其手，史称“前后表启皆玄达之词”。柳玄达还善于属文，“曾著《大夫论》”，在文中其详细地阐明了裴叔业在南朝备受猜忌以及归降北魏的具体情形，“又著《丧服论》，约而易寻”［3］1576。 柳玄达之子柳远“时有文咏”［3］1576，柳玄达之侄柳谐“颇 有文学”［3］1577。 河东柳氏“西眷”宗族成员中，以柳僧习子嗣文学成就最为显著，如柳虬“有文章数十篇，行于世”［4］681，柳桧“材兼文武”［11］9，柳“好学善属文”［5］2281。柳庆曾代作书信， 内容令柳僧习颇为满意，“即依庆所草以报”［4］369。 柳弘“有文集行于世”［4］373。 柳雄亮为记室参军时，“府中文笔，颇亦委之”［5］2281。 柳述“颇涉文艺”［6］1272。 河东柳氏“东眷”子嗣其文学成就亦很突出， 如柳裘 “自麟趾学士累迁太子侍读”［6］1138， 柳“撰《晋王北伐记》十五卷，有集十卷”［6］1423，柳霞“笃好文学”［4］766。 河东柳氏宗族成员还有别集流传。 据《山西通志·经籍》著录，柳虬著有《柳虬集》，柳弘著有《柳弘集》，柳著有《法华玄宗》二十卷、《晋王北伐记》十五卷、《柳顾言集》十卷。又《隋书·经籍志》记载，“秘书监《柳集》五卷”［6］1081。 虽然这些作品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 但是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窥见当时河东柳氏家族文学创作的繁盛情形。在艺术方面，河东柳氏家族成员于书法与琴艺方面颇有造诣。 如柳谐“善鼓琴”，史称其演奏时采用的“新声手势”在当时风靡一时，以致出现了“京师士子翕然从学”［3］1577的轰动情形。 柳远“好弹琴”［3］1576，柳僧习“善隶书，敏于当世”［3］1580，柳弘“亦善草隶”［4］373。 河东柳氏宗族成员入北之际，恰逢北魏宣武、孝明帝时期，这是北魏鲜卑族汉化的高潮阶段，社会上层追求文雅化，对来自南朝的雅致文艺颇为仰慕， 而南朝士族人物的到来则为他们的模仿与学习提供了直接、便捷的途径。

（三）士风之播迁

入北的河东柳氏家族成员， 由于其长期在南朝的生活经历， 在生活习俗和言行举止方面不免受到南朝士风的熏习与影响。入北之后，流风余韵伴随着他们的仕宦与交游传播开来。

河东柳氏家族成员的“南朝士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善于占对与敏于辞令。 受到南朝崇尚清谈之风的影响， 入北的河东柳氏宗族人物在言谈方面也表现出才思敏捷、言近旨远的特点。如柳庆“闲于占对”［4］369，柳机“风仪辞令，为当世所推”［6］1271，柳弘“占对详敏，见称于时”［4］373，柳肃“闲于占对 ”［6］1273，柳带韦“善占对”［5］2281。 柳謇之不仅“善谈谑”，而且饮酒不乱性，“每梁陈使至，辄令接对”［6］1275。柳雄亮“美风仪，善谈论”［11］8。 上述河东柳氏家族代表性人物表现出的“闲于占对”“美风仪”等个性，以一种直观的形式呈现在北朝士人面前， 易于其接受与学习。

其次表现为交游广泛。 柳弘入北后与北方士族代表人物交往颇多，史称其“与弘农杨素为莫逆交”。杨素出自关中望族弘农杨氏，其与柳弘“为莫逆交”，颇为欣赏柳弘的才学与名士气质。 河东柳氏宗族成员也有与北魏宗室人物交往密切者， 如柳与临淮王元彧过从甚密。 《洛阳伽蓝记》卷四“法云寺”条记载元彧“风仪详审，容止可观”［12］。 柳因为“好学，善属文”，又有来自南朝河东柳氏的家族背景，受到元彧的器重，征聘其进入自己的府邸，任“魏临淮王记室参军事”。 柳、王肃、王栩、袁跃等由南入北士人纷纷进入北魏宗室人物的交游圈， 有利于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与深入交流。 柳入隋后，为晋王杨广咨议参军。 “王好文雅”，于是召集诸葛颍、虞世南等才学之士作为学士，“而抃为之冠”。 柳与杨广可谓亦师亦友：杨广创作的文章，“必令其润色”。 杨广颇为仰慕柳文风的典雅，转而向柳学习，“文体遂变”［6］1423。柳还与庾季才等人经常进行文酒之会。 《隋书·艺术传》记载，庾季才与琅琊王褒、河东裴政等人经常举行文学聚会，“次有刘臻、明克让、柳之徒”。 可见柳也时常参与这些南北文人的交游活动， 他们的频繁往来有利于南北文学的交流与发展。

（四）文风之新变

作为由南入北的士族群体， 河东柳氏家族成员柳庆、柳虬的文学创作明显体现出文风转变的特点。《周书·柳庆传》记载，柳庆为相府东合祭酒时，地方曾献白鹿于朝廷，“群臣欲草表陈贺”，尚书苏绰认为魏晋乃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北朝文风华靡轻薄，这明显是模仿江左文风导致的，因此其建议“职典文房”的柳庆创作一篇范文加以纠正，于是柳庆挥笔写作了一篇“辞兼文质”的奏表并获得了苏绰的赞赏。所谓“辞兼文质”，即是说柳庆的此篇文章不仅文采华美而且内容充实，符合文质彬彬的要求。柳庆作为南迁北归的士人代表， 其文章将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无疑是文风的新变化，并将影响到北朝文风。 柳虬亦提出文质并重的创作观念。 《周书·柳虬传》记载，柳虬任中书侍郎期间，当时文人广泛讨论文体是否有古今之异。柳虬认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于是创作了一篇名为《文质论》的文章，提出时代有今古之分，但评判文章的优劣标准不论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是注重文与质，即形式与内容的结合。 柳庆、柳虬兄弟入北后之所以能够实现文风的新变， 与其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作为晚渡的北方士族，河东柳氏“西眷”在南朝属于被边缘化的群体。诚如王永平先生所言，“他们毕竟处于南朝的沿边地带，受江左玄化熏染不深”。也正是因为这个因素，包括柳庆、柳虬在内的“边境豪族子弟入北后能很快适应北方的生活，融入北朝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以儒家的文学观念为根本，适当吸纳、整合南朝的文学艺术因素，提出新的文学思想”［13］。

三、结语

综合上述考论， 南朝中后期以及隋唐之际，河东柳氏宗族人物出于种种原因流亡北朝，北朝统治者对这些流亡入北的士人态度稍有不同，其中以文化素养较高者颇受礼遇，这些宗族人物以自身的政治才干、文化底蕴和日常生活习尚推动了当时北朝政治体制的建设和汉化进程，在不知不觉中向北朝传输着南朝的社会文化风尚，为南北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南迁北归的河东柳氏对北朝贡献即是如此。对他们自身而言，则延续了家族文化。士族家族文化是华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士族门第护持与延续学术文化有重要意义。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 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 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14］钱穆先生亦指出：“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 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 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其一份之功绩。 ”［15］由学术文化“莫不寄存于门第中”可知，士族门第在南北朝动荡的社会局势下对保护中华传统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河东柳氏家族成员在隋唐时期文学及艺术成就的取得， 得益于他们的父祖辈在西魏—北周以及隋唐之际的南迁北归之举动。 在此意义上， 在南风北渐、南学北输的历史进程中，河东柳氏宗族成员及其后嗣， 对北朝以及隋唐之际政治体制建设和社会文化风尚的转变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