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林

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尺寸教材、国之大者。教材建设体现国家意志,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承载着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任务的基础支撑使命。

一、教材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使命担当

教材是大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的核心载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材建设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担当作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不同历史阶段教材建设的担当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材建设经历了一个波折的发展过程,承载着相应时期的重要职责使命[1]。

一是成立机构,探索教材编写出版时期(1949-1966年)。该时期明确了教材编写机构,出版了系列教材,并对统编教科书的思想、内容、编写体例、使用策略等,从制度上进行了规范,解决了教科书出版和使用的混乱现象[2]。比如,194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毛泽东同志题写社名、周恩来同志签发总编辑任命书;1951年,人教社编写出版第一套全国通用教材;1954年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负责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类教材出版业务,主要选用、翻译、改编老解放区教材、苏联教材及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中华书局教材等。

二是各自为政,教材建设失序时期(1966-1976年)。教育发展陷入停滞状态,没有统一的课程和教材,各地“革委会”各自为政,编写的教材五花八门,学科基础知识碎片化、知识结构分散化。

三是规范有序,教材建设重构时期(1976-1985年)。国家把教材建设当作“关键要紧的事情”,从全国抽调约200名教材编写人员到人教社编写中小学教材,从紧缺外汇中拨付10万美元专款购进大中小学理科教材。1983年,全国第一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编写的专业机构--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高校教材自“七五”开始进入五年“规划”时期,职业教育教材自“八五”起实行国家和省两级规划、两级审定、三级建设制度,逐步实现教材从无到有的目标,开始从有向优的目标发展。

四是创新发展,教材多样选用时期(1985-2016年)[3]。为适应不同地区教育教学的需要,教材建设制度由“国定制”转为“审定制”,实行“编审分开”,为中小学教材“一纲多本”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到1988年,全国形成了“八套半”①义务教育教材,出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与英国朗文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编写的初中英语教材。21世纪初启动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加快了教材多样化的步伐,编写修订了新的中小学教材。高校教材实行精品战略,职教教材逐步形成政府引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开发格局。

五是统分结合,教材体系建设时期(2016年以来)。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制度层面将教材建设明确为国家事权。2017年,国家成立教材委员会,教育部设立教材局、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形成决策、实施、研究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2020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的《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对各学段、各学科领域教材建设作出系统设计,统筹为主、统分结合的国家教材制度基本形成:基础教育教材重在增强育人功能,为学生打好中国底色,厚植红色基因;职业教育教材重在体现“新”和“实”,提升服务国家产业发展能力;高等教育教材重在学术理论创新,打造凸显中国特色的精品教材[4]。教材门类较为齐全,种类丰富多样,基本适应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人才培养的需要。同时,大中小学各类教材的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健全,管理网格逐步织密,中小学三科教材统编统用政策顺利实施,高校马工程教材编写使用顺利推进,大中小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按计划推进,高素质、专业化的教材队伍不断壮大,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材体系正在形成。

2. 新时代教材建设的重要使命

纵观我国教材建设的历史进程,从机构成立到秩序规范再到创新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分结合的教材建设和管理体系,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教材建设。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加快推进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任务,创新教材工作体制机制,推动教材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规划和管理制度体系、把关体系、保障体系、新的课程教材体系等“五大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教材工作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5]。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围绕高素质人才培养和科技制高点争夺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和平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持续推进,教材支撑教育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面临新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要求,聚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中小学教材支撑基础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基点作用,发挥职业院校教材支撑职业教育在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方面的重要作用,发挥高校教材支撑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教材建设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体现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最新成果,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学段衔接的教材体系,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

二、教材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支撑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充分发挥教材的基础支撑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一项重大光荣使命,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1. 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在创新人才培养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教育的内容、发展目标也各不相同,但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特有的社会活动,通过培养人才来服务社会的本质是不变的。在人的培养过程中,教育承载着促进个体思想意识、行为、职业意识和角色,以及价值实现的社会化功能,承载着改善人口质量、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生产力发展、文化传承和创新等功能,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依靠力量,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从历史角度来看,社会发展的关键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关键是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培养。从国际发展形势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各国围绕科技制高点和高端人才的竞争空前激烈。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主动权和制高点,突破“卡脖子”技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关键在于源源不断地自主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必须“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这充分彰显了党对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服务支撑国家战略的坚定决心和坚强信心。

2. 人才培养的根本在教材铸魂育人

教材作为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教材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对学生的理想信仰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是关涉国家未来的大事,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过程中,肩负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使命。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中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这充分说明教材建设的铸魂育人作用和重大意义,培“根”就是要打好中国底色,铸“魂”就是要厚植红色基因。不断提高教材质量,打造精品教材,是教材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

3. 教材育人的关键在教材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教材建设要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充分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充分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充分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这些要求为我们教材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教材发挥着基础支撑作用,紧跟知识更新步伐,扎根中国大地、融通中外,立足时代前沿、面向未来,全面提升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把系统、抽象、复杂、学术性强的学科内容转化为丰富多彩、循序渐进、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心理认知规律的学科知识体系,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材体系。

三、教材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发展路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从根本上讲,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这体现着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教材建设是战略性、基础性工程,事关青少年学什么和信什么,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1.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教材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教材建设的根本保证。教材建设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方向正确,不会误入歧途。在教材支撑教育强国建设中,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2. 建构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教育强国最终体现在促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发展上,体现在国际竞争和引领世界先进水平上,根本是在人才竞争力的培养上。教材建设能力和水平,是国家综合国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的教材体系,主要体现在构建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构建经世致用的学术体系,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坚定和彰显文化自信。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既要吸收世界先进文明和科技最新成果,也要走出国门,讲好中国教材故事,传播中国教材声音,树好中国教材形象。

3. 建立健全教材建设与管理的综合治理机制

在教材建设和管理中,以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课程教材为主线,以推进教材建设和管理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将党管教材落实到教材编写、审核、出版、使用和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强化国家事权、完善体制机制、严格制度规范、加强全程监管,打造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强化教材全过程管理,打牢教材建设发展基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6]。加强教材使用过程中的监测、培训指导与督导评估,强化责任意识、阵地意识、风险意识,形成风清气正的教材环境氛围。

4. 有组织开展教材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教材建设和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编写修订、审核把关、印刷出版、选用适用、监测反馈等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其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前沿、重大、关键及复杂问题的有效解决,并非一己之力所能胜任,需要开展有组织的研究,打破部门、学科思维定式,建构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无边界组织”,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集成协作攻关,才能产出大成果,破解现实中的重点、难点、痛点和堵点等问题,建立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质量课程教材体系,支撑教育强国建设。

注 释：

① 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面向全国的“六三”学制和“五四”学制教材各一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写的“五四”学制教材一套;广东省教育厅和华南师范大学合作编写的“六三制”教材一套(俗称沿海版教材);四川省教委和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合作编写的适合于经济和文化基础较为薄弱地区的“六三制”教材一套(俗称内地版教材);上海市和浙江省进行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教材改革,根据各自的地区特点编写与本地区相适应的教材;河北省教委组织编写了小学复式教材,由于只有小学部分,被称为“半套”。另外,八所大学师范院校出版社联合编写一套义务教育教材,但半途而废,故“八套半”教材实际上是“七套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