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灼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广东广州 510053）

话语乃现实之澄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现代化话语的在场。习近平指出：“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因此，建构具有民族特点、反映时代特征和彰显实践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乃是提升当下社会心理、增强学术研究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对外宣介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重要方式。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塑构，需要将中国式现代化同质意图与目的的话语“并合”成内在统一的知识体系和思想理论体系。这个“并合”过程内嵌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策与行动的论述，与中国官方的实际行动紧密结合，在逻辑上呈现出承继、跨域和层累三重构思。

一、塑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承继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不是凭空产生，是中国人民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生发而成的。从时空境遇而言，展现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不能只局限于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应当追溯回中国早期现代化环节；就话语本体而论，表征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不能只关注中国实践的现实语境，应该立本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

（一）时空上接续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不是随时所欲地创造的，是在继承前一阶段中创造的各种条件发展而来。中国式现代化前一阶段最为突出的特征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性变量，但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多重势力干涉下，缺乏民主独立，这导致中国现代化建设容易陷入“泥潭”、难觅出路，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框架和细节构造自然无法形成。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印度当年的现状相一致，“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2]。

就历史结果而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超量努力未取得向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转型、取得中华民族实质独立的预期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早期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城市、现代军队以及新式教育为20世纪现代化进程奠定基础、提供阶梯，同时催生了众多新式话语，内容上包括“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军事现代化”等话语集。这些话语主体——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新式知识分子，一辞同轨、不谋而合设置“自强”和“复兴”的价值场景和多方位实践指向的思想引力场，引导社会大众认识现代化目标，激发他们的团结奋斗精神。显然，这一阶段形成的目标话语、发展话语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效应不言而喻。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在承继20世纪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时空历程基础之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最初的话语原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3]，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4]。

（二）理论上承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没有直接阐证人类迈向现代化的可行性路径，而从侧面揭示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工业化问题，强调“工业化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这为落后国家探索新发展道路提供思维引导。中国式现代化所构设的目标话语和工具话语从本质上延续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正确思维，保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态势。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承接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的分划思维，设置“分步走”战略安排的阶段目标话语。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6]按照马克思的设定，这三种分别建基于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社会形态划分思维凝练着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动态意义，凸显社会形态全面演进的长期性要旨。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也必须遵循社会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设置中国式现代化“分步走”目标话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7]他在“小康之家”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正式提出“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承继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设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工具话语。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他指出：“正像在价值转变为资本的时候那样，在资本继续的发展上也显示出：资本一方面是以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8]“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及其机器体系之中”[9]，科技能够随着科学认知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进步。回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场域，“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一个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10]至于发展四个现代化的着力点，邓小平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1]这表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构成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国防的根基，据此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构成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性和关键性话语。新时代后，习近平进一步强调，“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12]昭示科学技术与民族兴旺和国家富强休戚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塑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跨域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涉及层面广泛，影响因素众多，包含了“表达什么样的现代化历程”“用什么表达这段现代化历程”和“怎么样来表达这段现代化历程”三个基础性问题。根据话语能力的实践指向，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要从话语生产空间、话语阐释能力和话语宣传策略三个维度“跨域”着力。

（一）多议题设置以拓宽中国现代化话语的生产空间

首先，设置关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性议题，生产实践路径话语。“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3]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如何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如何促进共同富裕。至于前者，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4]设置“人口规模巨大”背景下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议题必不可少。关于后者，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15]“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议题不可或缺。

其次，设置关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民族性议题，生产精神动力话语。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化的当代场景，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下时代遭遇“两个变局”的复杂情形，获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支撑显得尤为重要。设置中国式现代化民族性议题，将有助于发挥精神动力话语的效用，“激活”中国社会大众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身份意识，凝聚中华民族合力，使更多中华儿女更有动力地投身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再次，设置关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球性议题，生产世界意义话语。“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6]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世界现代化理论贡献了新范式。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话语将有助于进一步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充拓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价值容量。

（二）多学科驱动以建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深度模式

话语实践使理论体系愈加成熟，因此“不再把话语当作符号的总体来研究，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17]。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作为中国现代化实践场域的“生成物”，并不醉心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描述，而转向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宏大形式叙事、社会空间变化、经济增长模式、受众心理机制等诸多实践领域的精确分析，这需要学科整合意识的自觉。多学科的混合驱动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组织成连贯的系统，使之成为指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知识要素更好地令人们信服，毕竟“经验几乎是唯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让过于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18]。

中国式现代化关涉中国社会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问题。迄今为止，现有的各式现代化理论并不能够准确、系统地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这就需要一套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学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对此，可以从宏观的正面话语突破西方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化普遍性终极知识的“垄断地位”，建构“转型社会学”“实践社会学”“新发展社会学”等学科理论，过滤和提纯中国式现代化“主动创造”的新发展经验，增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性认知，规避中国现代化话语陷入轻度庸俗化和过分生活化的表达“怪圈”。当然，还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基层实践话语消解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天然优势”，超越现代化欧美经验的分析框架，着力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亟需避免的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陷阱，克服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可能遭遇的模糊化表达困境。

要知道，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具有中国特色经济学科的支撑。众所周知，经济学向现代化的贴近，往往肇始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开拓和转型之上。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而生产更加丰富的物质，多元主体的更替成长而趋向“活化”社会经济的积极因子。因此，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显著标识的经济转型自然而然就构成现代化的核心话语之一。提升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解释力显然绕不开经济转型期的目标设定、构成要件和过程方式的研究。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建构亟需提升中国经济学学科关于中国经济转型最优发展倾向的价值量，循序续延应运而出的“过渡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势头”，厘清经济转型所遭受的市场垄断、企业改制、政府改革、城乡统筹、文化共富、生态建设等瓶颈，确证中国经济转型期社会利益分配的正义性，避免源发性价值误导。

（三）多主体参与以加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宣传范围

在表征中国式意义的构造过程中，中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生活化表达，中国学界对中国现代化形成学术化表达、中国政府对中国式现代化形成意识形态性表达，三者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活话语、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这三类话语表达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在情感引领、理论引领和方向引领三个方面的宣传效果。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塑构，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鼓励群众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生活话语的建构，形成中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归向情感。“情感性或感受贯穿于人的一天生活的始终”，[19]构成人们在生活中有序的主观体验和行动的驱动力来源。一旦人的情感被唤醒，情境中的情感能力水平就会随之提高。加之，“情感一旦符号化，那么，符号本身及其相关思维将能够进一步激活产生团结的情感。”[20]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活话语负载着将中国人民对中国现代化的情感符号化的价值预设，旨在激活中国人民团结情感，前提在于中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正面情感的符号化和负向情感的逐渐淡化。这就需要以更多的文艺作品还原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历程，聚合个体凝成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群体画像，消解中国社会转型可能带来的“弱势感”和“怨恨感”，以增强正向情感、弱化负面情绪。

第二，推动学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的建构，坚定中国学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向态度。长期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表达困囿于政治话语的叙述，难以形成创造性和协同性，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被粗略地认定为政府的行动。但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出发的，不是与现实改革的“断裂”。中国学界“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21]，揭示中国特色现代化运动的特点和规律，构建起中国现代化基础理论，用科学的话语体系解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坚定中国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同、支持、肯定等正向态度。

第三，优化官方参与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的建构，发挥中国政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导向效价。政治话语本身具有宣传政府理念、形成舆论风向、引导民众心理的多重使命。作为兼具特殊使命的政治话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建构，核心要旨就是寻求民众对中国式现代化公共价值的认同，最终形成具有权威认同的话语构型。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应当适时搁置短期目标，转向显示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公共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维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引领效用。

三、塑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层累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拓展，具有多重维度的含义指向，然而，单凭中国式现代化原初的概念界定、价值引导和行动分析来塑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力图按照抽象原理，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性表述和“未完成性”预期中抽剖和充实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价值、布局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经验话语“层累”与规律话语“化约”的有机互动。

（一）价值性层累

“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2]话语生发于话语主体的表达需要，天然含蕴话语主体的目标追求。基于不同时期、不同环节以及面对不同群体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话语逐级完成面向国内的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空间独立、全方位富强的价值性层累。

其一，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价值起点。“‘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3]承启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着“人是社会主体”的现实设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谋求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理念，突破资本操控的发展模式，致力于从物质基础、利益基础、法律基础、精神基础等四个维度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其二，寻求独立性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价值基点。中国的现代化在本质上就不是西方化，而是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为中国现代化找到一个恰当定位与有效路径，毕竟“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24]中国式现代化话语阐述的这种独立性，既包括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实践的自立，也涵盖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交往的自主。

其三，“强起来”逐渐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空间新的价值生长点。从大国兴衰的历史历程来看，国家兴盛除了独立发展空间的关键因素以外，还受到国家民族建设的深刻影响。由此，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后便意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感”的薄弱性，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叙事就此延拓“人的全面发展”和“独立自主”的主框架之外，生产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要标识的“强起来”价值话语。

（二）布局性层累

话语体系兼具价值与实践的双重形态，前者化入话语主体的价值主题张其本，后者植入实践性要素显其行。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话语作为形塑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重要支撑，肩负将社会主义理想的价值追求转化为现实准则的关键使命，既具备更深层次的价值沉淀，也指向富于变革的系统布局。

中国式现代化最早期的布局形态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酝酿形成，显露为共产主义目标设置下对器物现代化的追求。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依照对早期西方国家追求经济持续且快速增长历史图景和苏联现代化先行示范效应的认知，侧重物质技术的单向度进步，将现代化建设的中心放在工业化领域。因此，工业化成为那时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布局话语。

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工业化的单一线性时序并不能使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成功绘制，“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25]“四个现代化”的布局架构便应时而起，中国式现代化布局在微观社会领域开始突破工业化的一元主轴。就结果而言，这看似已形成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多元驱动状态，可是这依然停留在器物层面，并不能实现现代化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也面临着如何布局多元化的实践困境。

在“四个现代化”布局的“局限性”和“单一性”弊端显现后，邓小平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6]，提出了小康社会布局。这继承“四个现代化”行动主脉——以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为中心，也将政治、文化等现代化“增量”列入其中，形成“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战略布局。但是，小康社会只是介于温饱和富裕生活之间的水平，是整体式的战略布局，这难以避免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涌现出来。面对整体小康社会布局所带来的各类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问题，“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显然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多领域多元发展的现实目标。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布局扩容到“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并细化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至此，“五个文明”布局话语统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行动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