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永昌 朱孟姣

（1.西藏大学 西藏拉萨 850000；2.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论述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其中第六个必须就是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鲜明旗帜必须高高举起，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需一以贯之，我们要坚定不移地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新型国际关系建设是破解国际秩序难题的密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以“一带一路”为发展平台，在中国的新发展中创造世界发展的新机遇。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创造性运用的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方方面面可见方法论在这一理念形成中的地位与作用。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深入研究的出发点与帮助这种研究所使用的方法”。[1]这一理念正是通过对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矛盾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理论实践法、唯物史观的方法、历史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运用。习近平以精准的眼光阐释了世界发展的面貌，以独到的视角揭示了当今世界发展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以整体视域把握中国与世界的紧密关系，以人为主体的唯物史观关注人类命运，以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搭建实践载体“一带一路”。同时，这一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成果，为我们回答世界之问提供了新思路，开辟了新道路。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系统分析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运用，对于理解和把握这一理念的方法论意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坚持唯物辩证法把握“两个大局”

唯物辩证法认为，准确把握世界整体的物质性本质，是我们正确认识与探究世界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与前提。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本质特征要求我们按照人类社会本来的面目认识与理解人类历史，在个性与共性、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中把握世界发展规律。唯物辩证法的这一原理，深刻揭示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同时也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在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中从实际出发，切勿片面的暂时性地以实际为依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国情与世情。理论的创新必然是时代呼唤的结果，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了我们要深刻把握“两个大局”的思想。在国际方面，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相对较长且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各国联系愈发紧密，全球化进程加速，但仍有一些逆全球化现象频频出现。从国际形势全貌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重新被塑造，国际格局演变速度加快，和平发展趋势滚滚向前，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交流、经济交流、文化交流，国际性公共安全交流也愈加频繁，国家间共同利益日益凸显。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性难题与人类共同的挑战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我们应当追求一荣俱荣的连带效应而非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全人类面临的挑战应由全人类共同面对，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为一个世界一个地球而努力奋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迎着时代的洪流诞生。在中国国情方面，我们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昂首阔步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因而切实需要科学的理论加以引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浓厚的“和”文化，天下大同的人文精神，协和万邦的大国际观，无一不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根发芽的沃土。基于这两个实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合理性根基强大，自2013年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关注度不断上升，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国际影响，且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符合时代主题和要求，顺应各国发展需求，能有效消除世界隔阂与纷争，而2019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印证了这一事实，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世界公共安全的难题时，中国的疫情防控成效卓著，并且心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给予国际社会支持，对睦邻友好国家提供物资及技术人员支持，这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影响上升到一个新台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科学方法指导下的产物，是对中国自身发展道路模式的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原则性，还体现在从多维度、多领域实事求是地构建符合需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针对不同的国家群体，我们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在中国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上，我们力求保持总体稳定以推进协调合作，这是由大国间核心利益及国际地位特殊性所决定的。在中国与广大周边国家的关系上，我们坚持以邻为善、友好和睦、亲和互惠，这是从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地理位置实际出发决定的。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民族、全球与区域的协调发展问题，因而要从实际出发进行探讨。首先要从人为主体出发进行思考；其次是在不同利益交汇点上画出最大同心圆；最后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世界区域、全球等之间真正和谐统一。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原则性，它是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而进行的，是对中国自身发展道路模式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展望。

二、科学运用矛盾分析法把握世界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体现在它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一切过程之中。事物内部存在多种多样的矛盾，每一矛盾在其内部又具有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把握每一矛盾的内在本质，抓住重点与关键，有针对性地解决矛盾。

矛盾分析法是指根据对立统一的关系，把事物内部及其外部的一切矛盾现象，按其内在矛盾和联系而进行分类或综合。这种方法对于解决人类社会中各种复杂而具体的问题中占据重要位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充分利用矛盾分析法分析和解决问题，以当今世界生存与发展共存的多样化矛盾为出发点，既分析矛盾的产生原因又指出其具体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蕴含着大量辩证法思想，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构建和平发展、公平公正、合作共赢、清洁美丽四大伙伴关系来实现世界繁荣稳定。这种关系是一种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辩证关系。它在承认各种矛盾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承认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特殊性质和特殊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立统一。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国际社会的内在原则，它不是强权或霸权理论，也不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或“文明优越论”，而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和平发展为目标，以平等协商和互利共赢为手段。中国共产党将这一理论进行转化，在实践的过程中推翻了“强国必霸”的谬论，并从人类视角出发思考当今世界的各种风险挑战，因而是矛盾分析法在解决人类社会问题中的生动运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科学运用矛盾分析法的方法论。它将矛盾分析法运用于中国外交实践，以求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一矛盾分析法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走任何形式的霸权霸权主义之路；二是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自身建设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世界安全矛盾中，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恐怖主义势力与极端主义势力、世界性的网络安全等问题矛盾突出，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以对话、协商方式解决争端、化解分歧。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上，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在固定资源总量中如何平衡好发展与生态的关系成为我们所要解决的重要矛盾之一，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在南北发展差距矛盾上，发展权与生存权受到威胁，要分析现存国际秩序的弊端，促使机会与收益成比例。在文化差异矛盾上，一些国家强行输出本国价值观念以限制和框定他国文明，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世界文明要交流、要互鉴、要共存，以包容代替排斥，使差异性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而非阻碍。

三、系统分析法优化世界整体与中国部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状态之中，从无机界至有机界、从自然界至人类社会，从同一事物内部各要素至不同事物，都绝非孤立存在，而是处在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网结之中。恩格斯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论述中指出，“个人思维在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自身的精神活动时，最先在我们面前的呈现的，是各种由联系和相互作用相交织起来的场景”。[2]事物又是永恒发展的，发展道路会具有曲折性，但其前途是光明的。唯物辩证法的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整体中把握部分，善于分析具体联系，将整体性与开放性观念糅合，用系统分析法优化各要素内部联系，以确保道路前途的光明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出显示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原理。整体居主导地位且统率着部分，而部分的合理优化关乎整体效能的发挥，所谓“木桶效应”就是这个原理。中国在世界这个整体中，同时是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世界各国也同样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各国在注重自身发展的同时要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不能以牺牲他国发展换取本国利益。中国作为有能力有担当的世界大国，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获得了民族独立并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这离不开世界为中国提供的机遇，而中国也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动力。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中国愈发离不开世界，世界也愈发离不开中国，中国与世界发展呈一种辩证趋势。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交汇点，站在人类历史角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解决全人类公共难题奉献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

四、创造性运用理论与实践统一法促进世界发展

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实践性，理论认识源自实践，最终必将回归实践，经过实践的检验，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新篇章，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一理念结合时代特性、世界大局、中国国情等打造了其实践载体，“一带一路”充分体现了理论到实践的创造性转化。

“一带一路”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肯定，“一带一路”建设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众多国家搭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快车”，感受到合作共赢释放的发展红利。伦敦学者孟珂琳指出，“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重要战略，这个倡议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表示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这一世纪工程。[3]南非学者皮拉尼·姆坦布认为，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均造成巨大冲击，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强调各国命运休戚与共，加强“一带一路”合作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大动力。[4]泰国学者奥拉萨·拉塔纳阿莫匹罗姆指出，“一带一路”对泰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有效推动“泰国4.0”战略进程，使泰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技术、新能源汽车等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壮大。[5]巴基斯坦学者艾哈迈德·贾瓦德指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使得国际社会对经济复苏的信心得以坚定，中巴经济走廊极大地改善了巴方基础设施，不仅加速了巴基斯坦的工业化进程而且促进了巴方商业与贸易快速发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保障了巴基斯坦经济社会的正常有序运转，全方位走廊建设是巴方经济快速复苏的重要战略支撑。[6]在多极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世界中，中国的国际领导力不断提升，“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为沿线国家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实践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造性转化为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带一路”和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无不体现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论向实践的飞跃，这次全球疫情防控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实践的体现，世界各国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战胜疫情的合力，守望相助，推动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五、坚持人为主体的唯物史观关照人类命运

唯物史观始终认为，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唯一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就人民问题指出：“人民，而且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7]习近平深刻指出：“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决定党与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力量”。[8]党对于人民群众的地位与作用有着清晰的认知，不断在实践中总结历史经验，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为人类事业而提出的，是为解决世界人民的发展问题而提出的，紧紧依靠和围绕人民的幸福与安康。回顾历史，人类经历了热冷战交织的时期，同时取得了巨大发展。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求民族独立开展了许多英勇斗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国人民饱受战争摧残，当人民觉醒，水深火热的战争生活是人民所厌弃的。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地区频发热点问题，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人类怎么了，应该怎么办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全人类的共同愿望是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要求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走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9]要坚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胸怀正确的态度和原则，只有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才能充满活力地发展下去；[10]要建立平等且互惠、互商且互谅的伙伴关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间交往新道路；[11]要谋求开放且创新、包容且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世界繁荣大发展而非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12]要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绿色生态体系，解决好生态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意识、保持顺应自然自觉、践行保护自然理念，走绿色且低碳、循环且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出世界人民命运关怀，始终围绕人类命运立场，从人类出发落脚于人类，世界各国命运相连、休戚与共，要以尊重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为前提，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书写和创造人类文明史的新华章。

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探索，在国际交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并进入了新时代，在国际舞台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也显得愈加重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成果。从“五个坚持”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提出的各项要求都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国际社会基本准则等要素发展起来的理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现实世界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在当今世界全球治理面临重重危机之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世界各国也真实地看到了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为破解西方治理困境提供了新思路，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在维护国际和平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缺陷也显而易见，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下的部分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各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不断掀起局部冲突。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治理缺陷。根据联合国的数据，75%的新冠疫苗接种主要集中在10个国家，仍存在130个国家尚未收到一剂疫苗的现象，而七国集团成员已确保足够每个公民接种三次疫苗，这削弱了旨在推动“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努力，新冠疫苗暴露了西方富国的道德破产，暴露了西方的结构性特权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这些国家只会夸夸其谈而缺乏行动。[14]在全球治理中，各国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把握规律，将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充分发挥。

从本质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以其独特的优越性在国际社会散发光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普遍认可的原因不仅来自于这一理论自身的优越性，更来自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及话语体系软实力的增强，启示我们打铁更需自身硬，才能将这一项既具有长期性又具有艰巨性的工作完成得更加出色。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最大化以惠及各国，实现多边共赢，创造一个积极的国际舆论环境以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要从多方面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重视西方思潮演变，完善自身全球化理论，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共同点，从而画出最大同心圆。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的产物，同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其理论形成过程与实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遵循与科学指导，才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具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