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奎勇 李冉冉 何彬彬 陈玉军 王相英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电子设备在家庭生活中的应用呈爆炸式增长，目前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最大的网络使用终端。智能手机携带方便、功能多样性的特点促使拥有者机不离手，其色彩绚丽的游戏、直观有趣的短视频更易使人产生上瘾问题。智能手机成瘾(Smartphone Addiction)是指由于过度使用智能手机且无法控制给个体带来心理或行为问题的一种行为成瘾[1]。大学时期是学生进入社会、存储知识技能的关键时期，也是智能手机成瘾的高危时期。大量研究表明，智能手机成瘾会导致个体大脑结构改变、认知功能下降、学业水平表现下降等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上的消极影响。因此研究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及其潜在机制，对于进一步预防和干预智能手机成瘾具有重要意义。

智能手机成瘾是由多种因素综合条件下形成一种病态现象，关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不多，主要集中在科技干扰[2-3]、学习压力[4]和自我控制能力[5]等方面。有研究指出良好的体育锻炼氛围可以显著促进学生参加体育锻炼[6]，而体育锻炼是最经济、最有效的促进身体健康、预防心理疾病以及提高生命质量的有效手段[7]，因此本文旨在研究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对当代大学生电子设备成瘾的影响。根据个体-环境互动理论，个体行为问题是个体因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个体的智能手机成瘾倾向也有可能受到环境系统的调节。余暇体育锻炼氛围(Spare time physical exercise atmosphere)是指在闲余时间参与的运动人群周边可获取的体育信息和周围人群营造的运动环境，对体育锻炼具有激励和导向作用[6]。良好的体育锻炼氛围能够带动大学生主动融入运动圈子，形成规律化的健身习惯，使个体体验到运动愉悦感和提高抗挫折能力[8]。余暇体育锻炼氛围中的人际关联、自然关联和信息获取能增加学生间的交流[9]，排解不良的情绪情感[10]，增加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减少智能手机的使用时间[11]，降低智能手机成瘾。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对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有负向预测作用。

消极情绪(Negative emotions)是一种不良的情绪体验，它是指个体体验到焦虑、抑郁、愤怒、耻辱、憎恶、内疚、恐惧等负向的心理状态[12]。自我决定理论指出，个体在生活中积极、乐观、阳光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会产生焦虑和悲伤的消极情绪，长期处于消极情绪会给个体带来众多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如不愿与他人接触、脾气暴躁、睡眠不足等[13]。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当个体处于消极情绪时喜欢将自己封闭起来，沉浸在智能手机的世界中，借助智能手机中的娱乐视频、游戏等使自己获得暂时的快感，这也增加了智能手机成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消极情绪较高、积攒时间较长时有可能产生个体的安全偏离行为[12]。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暴力效应，消极情绪的不断积累会降低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的怀疑，从而使个体自我责备、自我否定和自暴自弃，沉浸在智能手机中，以此实现人们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实现的心理需求。补偿缺失假说认为，由于心理发育不成熟、情绪调节能力弱，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满足自身独立需求、人际需求和关系需求的可能性较低，从而采取病理补偿如智能手机成瘾来满足他们的需要[14]。以上研究结果说明，消极情绪会增加个体的智能手机成瘾的程度。应激和情绪问题作为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课题之一，一直备受研究者的关注。有研究指出，正念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的消极情绪[15]，通过实施音乐疗法可以降低个体的消极情绪[16]，间歇性运动训练可以降低女性冰毒依赖症的消极情绪[17]，增加同伴之间的和谐关系可以降低学生的消极情绪[18]，营造积极、活跃的环境氛围可以降低个体的消极情绪[19]。良好的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温馨、舒适的体育锻炼氛围，公开的信息获取渠道，以此消除或降低个体消极情绪。综上所述，高水平的余暇体育锻炼氛围会使个体心理上感到舒适、轻松，降低消极情绪，从而减少智能手机的使用，同时体育锻炼也可以减少智能手机的使用时间，降低智能手机成瘾。由此，提出假设H2：余暇体育锻炼氛围通过降低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智能手机成瘾。

自我控制(Self control)的双系统模型认为，自我控制是指个体克服冲动、习惯或自动化的反应,有意识地掌控自己行为方向的能力[20]。在进行自我控制的过程，面对诱惑时个体需面对两种敌对的力量，一种是呼吁个体做出合理行为的自我控制力量，另外一种是鼓励个体做出满足欲望行为的冲动力量。研究表明,良好的自我控制与学业和职业上的成功密切相关[21]，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的拖延行为[22]、攻击行为[23]，增加学习投入，改善人际关系[24]等。还有研究表明，自我控制与各种行为成瘾密切相关，它是影响智能手机成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均得到证实。王梅通过对某部队325名士兵调查研究发现，自我控制力与手机依赖呈负相关关系[25]；秦鹏飞对贵州省1000名大学生展开问卷调查，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26]；国外的Deursen,V等人也得到自我控制可以负向预测手机成瘾的相同结论[27]。高自我控制能力已被证明是个体预防网络成瘾的一个非常不可缺少的保护因素。然而，面对来自视觉世界的刺激和诱惑，低自我控制的个体极容易受到智能手机成瘾的危害。可见，自我控制是智能手机成瘾的预测因素之一。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类有3种基本的心理需要：关系需要、自主需要和能力需要[28]。外部环境能否满足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对其心理健康和个人成长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可以激发学生的锻炼欲望，提高参与热情，形成体育锻炼习惯。并帮助大学生在体育中建立群体认同、行为认同以及自信和自我认同，提高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基于以上研究，我们提出假设H3：余暇体育锻炼氛围通过影响自我控制能力负向预测智能手机成瘾。

在自我控制强度模型中，自我控制被认为是一种有限的资源[29]，积极的情感可以补偿自我控制的损耗，促进自我控制行为；而负面情绪，如愤怒、焦虑、恐惧和悲伤在大多程度上削弱了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从而导致冲动行为和选择[30]。负面情绪损害自我控制所需的执行功能[31]，这是因为自我控制在面对这种消极情绪时，人们未能对自下而上的情绪冲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抑制[32]；愤怒是一种常见的负性情绪，对个体的攻击行为有显著影响，并阻碍个体的自我控制[33]。由此可见，智能手机成瘾的产生和发展并非是某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它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伴随着余暇体育锻炼氛围的提升，消极情绪得到抑制并提高自我控制能力而得到改善。基于此，提出假设H4:消极情绪和自我控制在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和智能手机成瘾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对山东省济南市5所高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因济南疫情影响使用问卷星网络平台发放电子问卷，在问卷指导语部分向被试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并承诺对填答内容严格保密。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余暇体育锻炼氛围、自我控制、电子设备成瘾和消极情感问卷五部分。共收到问卷756份，删除答题时间果断和连续规律作答问卷，剩余问卷663份，有效率为87.7%。其中男生303人，女生360人。

1.2 方法

本研究选用的问卷均来自成熟问卷，仅在原问卷的基础上根据本研究的调查主题和实验对象将个别表述进行适度修改。

1.2.1 余暇体育锻炼氛围问卷 余暇体育锻炼氛围问卷由刘薇娜和周成林对潘秀刚的体育锻炼环境量表修订而成，包括人际关联、自然关联、信息获取、人际阻碍和条件阻碍5个维度[6]。量表共包含17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计分，总分越高说明大学生所处的与余暇体育锻炼氛围越好。此测量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0，各维度α系数为0.736～0.938。

1.2.2 智能手机成瘾问卷 智能手机成瘾问卷采用苏双编制的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AS-C)，包括戒断行为、突显行为、社交安抚、消极影响、App使用、App更新6个维度[34]。量表共包含22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智能手机成瘾程度越高。此测量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2，各维度的α系数在0.757～0.897。

1.2.3 自我控制问卷自我控制问卷 采用罗涛、程里梅等人2021年编制的简式自我控制量表(BSCS)，包括自律性和冲动控制两个维度[35]。量表共包含7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从“1”(非常不满意)到“5”(非常满意)计分。冲动控制采用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自我控制能力越强。此测量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2，各维度的α系数在0.797～0.885。

1.2.4 消极情感问卷 消极情感问卷采用Watson编制的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PANAS)的消极情感部分，该部分为单维度问卷[36]。量表共包含6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计分，此测量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9。

1.3 统计处理

本研究将问卷星平台导出的EXCEL格式数据导入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变量的编码、命名和检验，所有数据均采用该软件处理。学生性别和户口性质两组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年级分组在3组及以上的变量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选择皮尔逊相关系数对主要变量(余暇体育锻炼氛围、智能手机成瘾、自我控制和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性检验；采用Hayes研发的process宏程序，选择6号模型，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链式中介的效应检验。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次研究的数据均来自被试主观意向填写的问卷，存在一定的方法误差，为避免研究方法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使用Harman单因子分析法来验证问卷有无共同方法偏差[37]。对所有测量的60个量表题项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处理，结果显示在特征值大于1的11个因子中，第1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4.805%,小于40%的临界指标，证明本研究收集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在控制性别、年级和户口性质后，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对主要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智能手机成瘾与余暇体育锻炼氛围、自我控制显著负相关，余暇体育锻炼氛围与消极情绪显著负相关，智能手机成瘾与消极情绪显著正相关，消极情绪与自我控制显著负相关，余暇体育锻炼氛围与自我控制显著正相关。

表1 各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r)

2.3 自我控制和消极情绪在余暇体育锻炼氛围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采用H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插件Process，选用6号模型，在控制性别、年级、户口性质等因素下，将智能手机成瘾作为因变量，余暇体育锻炼氛围作为自变量，消极情感和自我控制作为中介变量，检验该链式中介模型是否成立。回归分析表明，余暇体育锻炼氛围显著负向预测消极情绪(β=-0.223，P<0.01)，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控制(β=0.223，P<0.01)；消极情绪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控制(β=-0.418，P<0.01)；所有变量进入回归模型后，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对智能手机成瘾预测作用显著(β=-0.256，P<0.01)，消极情绪对智能手机成瘾预测作用显著(β=0.307，P<0.01)，自我控制对智能手机成瘾预测作用显著(β=-0.392，P<0.01)。根据以上结果，构建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对智能手机成瘾影响的链式中介模型图，如图1所示。

图1 链式中介模型图

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如表2显示。中介效应值是0.193，占总效应值的42.98%；其中余暇体育锻炼氛围→消极情绪→智能手机成瘾这条路径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5.37%，余暇体育锻炼氛围→自我控制→智能手机成瘾这条路径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9.38%，链式中介路径(余暇体育锻炼氛围→消极情绪→自我控制→智能手机成瘾)的间接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8.24%。所有路径中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路径均达到显著水平。

表2 中介效应分析表

3 讨 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链式中介效应模型，综合探讨了余暇体育锻炼氛围、消极情绪和自我控制对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主要探讨了消极情绪和自我控制在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和智能手机成瘾间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全面揭示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对于促进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减少对智能手机依赖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1 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对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余暇体育锻炼氛围负向预测智能手机成瘾，验证了假设H1。国内外研究也证实，一方面同伴营造出的人际氛围有助于减少个体的孤独感[6]，形成稳固的体育锻炼习惯，另一方面良好的余暇体育锻炼氛围能够增加学生的锻炼时间，减少智能手机的使用时间[11]。为了进一步弄清楚余暇体育锻炼氛围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研究探讨了消极情绪和自我控制在其中的作用方式。

3.2 消极情绪在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和智能手机成瘾的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大学生的消极情绪在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和智能手机成瘾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假设H2得到验证。余暇体育锻炼氛围能够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消极情绪，这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38]。良好的体育锻炼氛围促使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特别是在轻松愉快的体育锻炼环境中，同伴之间相互学习运动知识与技能[6]，经常进行交流和互动，获得坚固的同伴关系、同伴友谊和同伴支持，有助于大学生降低焦虑、抑郁、愤怒等消极情绪；同时，消极情绪正向预测智能手机成瘾，即消极情绪水平越高，智能手机成瘾程度越高，这与前人研究一致[39-40]，高消极情绪往往伴随高忧愁、悲伤和痛苦，对自己缺乏信心，目标不明确，不愿与他人接触等表现，在面对智能手机时，往往更倾向于将自己沉溺在智能手机的世界中。这提示家长和教师可以通过营造适宜的体育锻炼氛围，增加学生的被需要感和参与感，降低学生的消极情绪，减少智能手机成瘾现象。

3.3 自我控制在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和智能手机成瘾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自我控制是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和智能手机成瘾的另一个中介变量，假设H3得到验证。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控制能力，这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14]。良好便捷的体育场所、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运动动机，有利于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在参与体育运动的同时，体育运动中蕴含的规则意识每时每刻都在影响大学生的行为习惯，进而影响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同时，自我控制能力能显著负向预测智能手机成瘾，与既往研究结论一致[41-42]。个体自我控制能力越强，问题解决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越高，越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智能手机成瘾程度越低[43]。这提示家长和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和教育过程中要借助外界的体育锻炼环境，鼓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给学生树立适当的目标，养成规则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进而降低学生的智能手机成瘾程度。

3.4 消极情绪和自我控制在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和智能手机成瘾的链式中介作用

在探究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对智能手机成瘾之间的作用机制时，研究还发现了消极情绪到自我控制构成的这一条重要的链式中介效应，假设H4得到了验证。研究发现，消极情绪可以负向显著预测自我控制能力，这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31-33]。积极情绪使个体更有效地锻炼自我控制能力，而消极情绪则往往抑制自我控制能力，主要原因是消极情感可以缩小个体的注意范围，降低认知的灵活性[44]；另一方面，根据自我控制的有限自制力理论，在一定时间内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是有限的，当个体处于消极情绪时会增加自身自我控制资源的消耗，从而降低自我控制能力[45]。总的来说，积极地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可以降低个体的消极情绪，提高其自我控制能力，在面对智能手机时能合理的控制自己做出不沉溺手机的选择，降低智能手机成瘾。

3.5 研究启示

本研究揭示了大学生余暇体育锻炼氛围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对了解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成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对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预防和干预提供启示。首先，学校要充分重视个人体育，创设良好的余暇体育锻炼氛围，组织课余体育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体育机会。家长应该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多花时间陪孩子参加体育活动，减少其消极情绪的产生。其次，要实现社区、学校和家庭的有机结合，提高大学生自我控制水平。开发体育心理资源，为满足大学生的基本体育心理需求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信息资源和条件资源，确保每一个大学生都能降低智能手机成瘾程度，得到更好的发展。

3.6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一，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对大学生进行调查，常见的方法偏差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未来可以通过教师、同伴、家长评价等多种渠道获取数据，进一步解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二，本研究选取的样本为部分大学生，样本来源相对单一，将各变量之间关系的结果扩展到其他年龄组时需要谨慎，今后可以通过扩大样本量，使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第三，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不能得出因果推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今后实验研究设计可以加入其它变量，更有效地解释余暇体育锻炼氛围对大学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