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甲波

（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一、问题的提出

以摊贩为主体要素的空间生产与城市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是脱离城市贫困的底层出路之一，也是城市治理的“顽疾”，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建构出独具特色的地摊空间。地摊空间的存在不仅承载着市民的日常生活和贸易往来，也最容易牵动社会秩序和政治关系。如何实现对地摊空间的有效管控成为现代城市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从空间生产理论看，排斥性空间政治包含城市治理者对于空间生产秩序的追求与摊贩对空间使用权利的诉求构成的对立性。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物理性空间阻隔严重影响民众生产与生活，迫使城市治理者不断思考如何更好统筹生产发展和疫情防控，不断寻求新的就业支撑点和经济增长点。

2020年以来，地摊经济迅速从“幕后”走向“前台”，各级地方政府为其发展进行政策松绑，地摊经济一时间成为人间的“烟火气”。地摊经济转向的背后是疫情给市场和就业带来的严重冲击，“六稳”“六保”是确保城市底层人民安稳就业的重要工作，也是社会秩序安定团结的重要保障。城管、公安等部门纷纷为地摊经济保驾护航，一时掀起地摊热潮，但急速升温不到半年的地摊经济又因种种原因被紧急叫停。疫情前的冲突与互动，疫情发生后的迅速升温和降温，体现城市摊贩空间治理的复杂性和更多值得探究的新变化。城市治理者何以放松对摊贩管制，允许其在更大范围公共空间中进行生产，又何以迅速取缔，重新管控其空间生产？一冷一热之间呈现出何种空间治理取向？基于此，本文试图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城市地摊空间发展进行历时性和系统性梳理，以探究市域摊贩治理呈现的新特征和新趋势，思考城市治理如何实现有效公共空间建构。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摊贩与城市治理者

纵观城市治理历程，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治理者对摊贩的治理曾明显呈现出“以堵为主”的排斥型摊贩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城市治理者基于对城市秩序的极致追求，将诸多禁止性行政措施加诸摊贩，为城市治理埋下诸多矛盾。作为重要管理主体的城管往往被称为“垃圾桶”和“火药桶”[1]，虽掌握着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但也从事着最容易引起纠纷的工作。因其自由裁量行为选择受到执法人员特征、资源条件、场域情境和执法对象等因素的影响[2]，加之有时作为制度边缘人的城管激励的缺失使得城管和摊贩之间的博弈在城市空间中始终存在[3]。城管被定义为街头官僚，在与摊贩的互动中被不断研究[4][5]。在社会认同感上，对于执法主体的良好印象并没有在社会共识中广泛建立起来，使得其往往成为被指责和批评的对象。而作为被治理主体的摊贩的弱势群体形象不断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共识，采取多种策略与城市治理者周旋，勾勒着冲突与合作[6][7]。正确处理好城市管理和摊贩生计，成为摆在城市治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实际上，城管执法冲突问题是由复杂的社会形势、行政体制和街头执法空间等各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8][9]。一方面是城市规划理性主导的正规化实践，另一方面是由于治理有限性导致的再度非正规化，这使得两者的拉扯不断往复，犹如“猫和老鼠”的游戏。

但是，地摊空间中并不全是矛盾与冲突。近年来，城管与摊贩之间日渐形成更多的合作性关系，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低层次的回避接触、中层次的默契互动以及相互融入的合作等[10]。国内诸多城市不断完善执法体制，通过人员下沉、事权下移、就近管理，实现了城管与摊贩之间的良性互动[11]。实际上，受制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执法者与摊贩之间正日益达成诸多默契，这种默契有学者称之为一种“平衡”治理机制[12]，或者是一种“模糊性”治理[13](第162页)。平衡抑或模糊性，在空间治理过程中，其关键性因素在于执法主体或者说公权力的改变，依法行政、执法体制的完善是合作得以建立的代名词[14][15]。因城市治理者在城市空间治理中掌握主导性，创建了有利于合作的情境。进而带来了双边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发展“地摊经济”既契合了中央提出的“六稳”“六保”要求，也为城市低收入群体拓宽了谋生空间，双方之间的合作与互动远甚以往。

不管是执法者与摊贩的冲突，还是两者的合作，学界都呈现出精彩的研究范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是既有研究更多立足于就摊贩存在的事实去研究，或是研究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或是研究如何实现良好治理。缺乏的是，在城市空间整体发展的视野下深入探究地摊空间的产生与发展逻辑，城市需要秩序，但却喜欢混沌。疫情前的类似于“猫和老鼠”的关系，疫情后的地摊经济的火热，都有其空间建构的合理性和存在理由。二是缺乏联结冲突和合作、疫情开始前后的对比分析视角，这将不利于整合既有研究，更系统和整体地看待地摊空间的治理逻辑。因此，城市摊贩研究需要一个更为广阔和系统的分析框架，从城市规划和城市空间生产的视野进行探讨。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空间生产理论的产生，源自以往对空间的漠视。长期以来，空间一直被当做“时间——历史”维度的客观存在，被社会科学研究所忽视。空间被自然地看作是人类实践和生活的客观场所，是一个“被填充的容器”。但逐渐地，因城市发展等在城市中形成一个个独特的区域并带来诸多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马克思最早涉及关于空间形态的研究，将其放在资本主义生产下探讨空间生产、权力关系。随后，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的社会生产”。在列斐伏尔的视野中，空间不是抽象的自然物质或者是外在于人类活动的静止的“平台”，它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体系的重要一环。“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存在，或者说是一种空间存在。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在其中打上烙印，与此同时它们本身又生产着空间。”[16](第129页)随后，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研究资本生产中空间的重要性，并对资本发展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进行了扩充是哈维的重要贡献[17]。在城市规划和设计领域，爱德华·苏贾系统论述了关于空间的理论观点，继续批判注重历史维度而忽视空间维度的研究思路，其主要思想体现在空间本体论、社会历史空间辩证法、空间正义论三个方面[18]。以及由空间生产理论出发，尺度政治研究逐渐成为重要面向[19]（第303-316页）。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哈维对资本逻辑的空间批判到苏贾关于空间正义的思想、尺度政治研究，空间生产理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知识系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1.空间生产：秩序建构与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中，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和空间实践共同构成了空间三元辩证的核心内容，这一框架把各种类型空间统一到一种理论中，展现了空间生产的过程[20]。空间三元论中，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是互动与博弈的二元对立，双方借由空间实践实现空间改造的目的。

空间的表征，也称之为空间的再现，是一种对空间的概念化和抽象化，由权力阶层建构的空间符号构成，它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学家、各种类型的专家政客的空间”。[16](第38页)政治家、城市规划专家以及资本力量等一系列权威主体掌握着城市空间的话语权，对空间进行设计和改造，生产相应的秩序对空间主体行为进行约束。因此，谁掌握了空间的表征，谁就拥有了空间的权力。这种对于空间的表征主要用来维持相应的资本生产关系，打造一个和谐、共融的空间状态，正如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符号，代表着特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维护着空间的秩序。空间的表征，由资本和权力主导，服务于资本空间生产。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化便是对空间的战略性规划，从而使资本生产得以延续。这种战略追求产生空间管制和空间生产秩序维护的要求，以保证空间战略规划的实现。

表征的空间，也称之为具象的空间，是“使用者”和“居住者”的空间，具有空间的物理形态，如城市的交通网络、文化娱乐场所等等，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和受支配者在权力主体制定的空间秩序下行动，进行空间实践。表征的空间展现活生生的空间生活，体现居住者的意愿和诉求。该空间是一个“被统治的空间”，受制于空间表征的约束，“日常生活”成为被宰治的对象从而产生异化。这里的“日常生活”不是指每天的正常生活，而是指一种被异化的、单调乏味的生活状态。“异化假定了新的和更深的意义，它使日常生活失去了权力，忽视了它的生产和创造性潜能,彻底否定了其价值。”[21](第33页)在这种被异化的“日常生活”中，资本不断生产同质化、秩序化的社会空间，个体日常生活被商家、广告所围绕，无孔不入。必然的，当这种空间生产试图异化每个人时，与之相抗争、斗争的差异空间便产生了。这种抗争与斗争多表现为空间社会底层行动，以及对边缘化、周围空间的再现。

2.空间调适：尺度重组

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尺度概念，包含有比例、范围、大小之意，是对物理空间事物横向和纵向的简化描述。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转向，尺度被赋予社会建构意义，成为重要研究主题，即尺度的“政治建构”[22]（第93-97页）。尺度的建构和重组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政治过程被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源于二十世纪末空间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面向，并进一步提出作为空间维度的尺度也是社会生产的重要部分[19]（第303-316页）。立足于空间生产理论，尺度重组被定义为“原来的尺度结构经过社会政治斗争而被持续地淘汰和再造”[23]（第591-614页），强调经过重塑，空间生产形成了新的空间结构和治理尺度。对于空间生产而言，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社会关系空间，其生产策略和行动很大程度上围绕尺度展开。作为重要实践工具，尺度重组在不同类型空间中引起层次结构、资源配置、主体权力关系发生变动，形成新的尺度结构和尺度体系，以此来回应复杂的现实。

具体而言，运用尺度作为空间调整策略主要包括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即改变个体或机构在空间内的层级和结构实现空间重组[24]。上推的过程是空间主体不断扩展空间权利范围、扩大既有利益的行为，下推的过程体现城市治理者主动应势而变，为空间生产活动松绑解压。已有研究中，尺度重组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向：一类关注尺度的社会建构调整，将重点放在国家尺度结构的竞争性，如各类经开区、高新区的设立过程，强调其管理体制机制、权力结构、行政边界的尺度重组过程[25][26][27]。一类关注社会关系意义上的尺度重组，表现为不同利益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诉求，采取策略与手段，进行空间内的尺度转换，也成为“尺度跳跃”[29]（第55-81页）。这种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式，将尺度作为认识论的观点，成为不同主体行动的策略工具。本文采用后一种研究路径，以空间主体行动策略作为研究尺度的重要着力点，作为构建分析框架的基础。

3.地摊空间：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地摊空间中，结构性的规训与能动的反规训始终是一对斗争的矛盾。对于城市治理者来说，排斥性空间政治作为实现空间整体战略而产生，成为其实现空间治理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生产、经济发展成为城市重要目标，城市化建设追求一种极致的“权力美学”，过于追求视觉上的秩序[29]。对于被规训主体而言，城市空间是个体生存、追求生活的工具空间，必然要求受到更少的空间秩序约束，追求更多的空间自由，也极易引起“日常生活”的抵抗。而所谓的空间治理或者说空间正规化，在使用者看来不是因为其违反空间秩序，而是城市治理者利用权力优势非法化某些群体。主体之间就是基于自身利益需求不断进行空间互动，在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中，呈现着秩序建构与日常生活的内在张力，不断推动着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发展。而尺度重组作为一种空间实践工具，既反映着空间互动实践，也改变着空间互动实践。当尺度空间受到内外环境挑战，空间主体关系、权利结构发生变化，便开始了尺度重组的过程。重组的过程，是空间主体不断博弈，形成新的空间权利关系的过程。

图1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框架

三、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地摊空间分析

（一）地摊空间秩序建构：资本挤压与权力规训

1.资本挤压

空间就其本性而言，带有强烈的价值依附、宣导和表征的冲动[30]。一定程度上，现代城市化进程服务于资本空间生产，都市空间建构服务于商品生产、流通、消费。中国短短几十年快速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源于资本大量进入城市空间开发。从城市基础设施到商业化广场、房地产开发，资本大肆占据城市核心地段，生产空间，创造利润。市场竞争、价格机制引导资本生产城市空间，形成不同的空间生产关系，进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关系，城市化的过程表现为空间生产关系的不断互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建设带来人口巨大的流动性，也带来由市场机制主导的优胜劣汰，使得一部分群体从事不收取租金的、在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的摆摊工作。摊贩的产生，恰是资本对空间生产挤压的结果。

一方面，城市化使大量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城市资本自农民进城起就设置起了层层空间障碍，将城乡二元对立继续在城市中发展起来，资本与空间紧密结合的规模经济占据城市核心空间，落后淘汰的群体受到资本空间挤压，便有了摊贩的存在。在摊贩产生之初，考虑到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鼓励和支持，同时受制于市场化改革给就业带来的冲击，城市治理者对其发展采取了默认的态度，无明确的严禁取缔措施，更无明确的政策支持导向，地摊空间在这种状态下谨慎地发展着。但资本对地摊空间的挤压远不止于此。个体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不受租金、地域限制的摊贩相比于租赁商铺的商户占据了太多便利，造成收益——成本在两者之间无法达到平衡，进而产生治理城市摊贩的现实诉求，以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这是资本逻辑下城市治理者规范地摊空间的重要出发点。当空间成为资本争夺的焦点，各种问题和矛盾也就随之浮现[31]。资本对地摊空间的控制不断加强，造成不同主体权利的重新划分，城市治理者和资本“合作”，掌握空间主导性权力，建构符合资本生产的空间秩序。摊贩因此或被进行空间限制，固定摊位以收取摊位费；或为城市所不容以致取缔。

2.权力规训

政府及其权力逻辑是我国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快速发展背景下空间政治实践中更为突出的主导力量[32]。公权力是地摊空间产生、发展的主要推手和影响者，其政策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地摊空间的发展走向。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下，权力和空间紧密相连，英国学者吉登斯表示，“城市展现了权力与空间之间的关联：要建造什么，在哪里建造，要如何建造，又能为谁建造。”[33](第750页)随着城市发展带来城市环境、管理秩序等诸多问题，同时也为城市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以及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双创”项目的实施，城市治理者开始排斥地摊空间的存在，“无摊经济”等口号相继提出，摊贩与城管的冲突在这一时期迅速发酵，地摊空间发展被叫停，权力逻辑作用于空间发展，产生“权利”与“权力”的张力，空间内的纠纷矛盾成为社会治理的“顽疾”。

当然，矛盾和冲突产生的背后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不配合的、非理性的摊贩，城管执法的不当，媒体吸引眼球的、夸大的报道，都让空间矛盾得以加剧。但更深层次的矛盾根源，是城市治理者对地摊空间秩序的极致追求。在公权力主导城市空间发展中，城市规划和管理者掌握对城市空间的控制，使城市发展朝着预想的目标前进。一方面，地摊空间的非正规经济“背离”了城市治理者所设想和规划的城市发展路径，如果任其在公共空间无度无界的发展，将会影响城市空间生产秩序，影响城市发展定位及目标。另一方面，地摊经济缺乏合法合规的经营许可，带来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包括削减同为公共空间共享者的其他居民的权利。基于公共空间发展起来的地摊空间成为被规制的对象，在城市空间中上演着“猫和老鼠”的游戏。

（二）日常生活的抵抗：权利争夺与机会寻找

1.权利争夺

地摊空间成为不同主体参与城市空间生产和城市生活的权利交织场域，涉及诸多主体权利争夺[34]。在表征的地摊空间实践中，摊贩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形象一直存在，体现最现实的民生关切，极易受到社会的关注。与城市治理者追求空间生产秩序逻辑不同，作为社会底层的摊贩要在地摊空间中谋求生存生活，势必要求受到更少的空间约束，由此呈现出空间内排斥性特征。地摊空间的产生与存在，反映着从业者生存发展的权利。相当一部分摊贩通过地摊的前期积累，在维持生存生活的同时不断壮大，转型为私营企业或者正规个体商户。同时，因其成本优势，地摊空间为年轻的创业者们提供了较为可行的试验场地，成为资本和经验积累的重要创新空间。这些积极意义集中反映着地摊空间能够有效地生产出经济发展权，也能够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空间。

同时，为争取空间权利，摊贩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抗争，采取了多种斗争策略和方法，在地摊空间中与城市治理者上演着“猫和老鼠”的游戏。摊贩的斗争在维护自身空间权利的同时，也让城市治理者不断反思治理措施，从严禁摆摊到固定场所经营再到对无证无照摊贩经营要求放宽，这些治理举措的改进某种程度上也是摊贩抗争的结果。进一步探讨，把摊贩从具体抗争实践中抽离出来放在空间视角下去观察，其本质是对空间权利的争夺。空间是物质的，更是社会的，空间的社会性中强调了服从与反抗的关系，反映着空间各主体争取空间权利的关系。城市治理者追求有秩序和符合其愿望的空间生产，摊贩追求公共空间的合理使用权，以谋求生存空间，不同主体诉求的叠加成为空间矛盾加剧的原因。

2.机会寻找

面对资本和城市治理者的空间挤压和规训，摊贩群体除不断争取空间权利外，也在不断拓宽空间机会。市场经济强调供需匹配，地摊经济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得到发展，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的市场需求。寻找市场需求的过程，就是摊贩不断流动的过程。人流密集处、城乡交界处，不同类型的摊贩在城市中不断穿梭，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空间机会寻找呈现明显的两个特征：一是存在于相对城市中心空间的边缘空间。资本和权力运行于城市空间场所，一方面进行着空间生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形成中心空间和边缘空间。摊贩群体空间权利不断被侵犯，空间机会不断被剥夺，所处的地摊空间自然被排除于中心地带，始终处于资本和权力不愿介入的边缘地区，呈现出“边缘化治理”[35]，同时也决定了地摊空间的发展只能是基础的生产——消费结构，难以实现消费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收益增长。二是这种空间机会的寻找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寻找政策盲区以共担风险。集体行动能够突破个体局限，掌握更多市场信息，带来最稳妥的行动收益。同时，这种集体联结也让摊贩群体积极抱团发展，在共享收益的同时也强化了情感纽带，形成更紧密的空间社会联系。

（三）关键事件与空间尺度重组

疫情打破了空间的连接，社会空间包括地摊空间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受严重干扰，空间各主体实践与互动场景被破坏，空间生产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面对巨大的危机冲击，城市治理者选择了以空间换时间，以阻断疫情传播。必然的是，在空间成为生产必要组成部分的背景下，以空间换时间将极大影响空间生产秩序，尤其影响底层社会群体生存生活的现实需求。疫情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使城市治理者和摊贩主体互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地摊经济被放置于解决底层群众就业、恢复经济的重要位置。国家和地方各级先后出台众多举措促进地摊经济的发展，地摊经济迅速在全国掀起热潮。契合“六保”“六稳”重要部署，地摊空间在经历疫情后重新建构起了空间尺度。

一方面，城市治理者通过尺度下推为地摊空间松绑。2020年3月，成都市率先试水，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工作等前提下，允许街边商铺和摊贩经营贩卖。随后，该做法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2020年6月，李克强总理在山东调研，强调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由此，地摊经济得到了来自高层的合法性确认，全国各地一改以往对摊贩的排斥和挤压，纷纷出台相关举措助力地摊经济发展。2020年5月7日，中央文明办从创建文明城市的考核中移去了占道经营，以助力地摊经济的发展。城市治理者主动“让利”，从政策引导、宣传教育、管理服务等诸方面为地摊经济松绑，旨在通过地摊经济的发展为其解决部分就业问题。

一进一出，摊贩占领了城市空间。好的公共空间会产生出新的使用者，富有生活气息的地摊空间得到了新的重视，形成与以往城市治理鲜明的对比。城市治理者将权限下放，政策松绑，以民众为中心的地摊空间成为疫情后空间治理重要面向。另一方面，摊贩群体不断释放利益诉求，寻求多种策略进行尺度上推，谋求更多空间尺度。疫情发生后的摊贩群体空间利益诉求更加强烈，其本身并无稳定工作场所和“合法”身份，地摊空间成为唯一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长时间空间管控，摊贩难以承受巨大的成本代价。为保障自身利益，摊贩群体不断进行空间试探，试探政策底线，闯政策红区，不断将自身利益诉求上推至城市管理者，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尺度上推。

当然，这种尺度重组过程，存在着明显的空间主体权力不对等。城市治理者主导空间话语权，一收一放，全在其一念之间。当新的地摊经济业态席卷各中小城市之际，困扰城市治理者的老问题又席卷而来。环境破坏、占道经营、噪音扰民，一系列问题随地摊经济而起，也考验着城市治理者耐心。北京市明确表示地摊经济不适合这座城市，大连也在开放一段时间后紧急叫停，诸多主流媒体跟进，指出地摊经济不应一哄而起，全国各地城市也先后进行政策收紧。一夜之间，地摊经济迅速降温，秩序建设重新主导地摊空间，生活逻辑被挤压。

但不同的是，地摊空间已在疫情后的主体互动中生成了新的秩序特征。一方面，空间治理观念发生新的变化。城市治理者认识到，地摊经济绝不仅是地方发展的“破坏者”，地摊经济的有序创新发展将能够体现城市的包容性文化，体现城市生活温度。更重要的是，众多青年群体瞄准地摊潮流，以更具创新、活力的态度带领地摊经济走向另一个维度。在技术要素的驱动下，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将在网络空间内实现高速流动和快速交换，进一步推动着空间重组。成都、长沙等一批新兴城市都必然以丰富多彩的摊贩文化作为支撑，地摊空间不再是脏乱差的代名词。另一方面，空间主体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目标转化带来的治理者与摊贩的互动与交流更加充分，从严格监管到放松监管，再到从严监管，背后双方互动状态将更加稳定。而包容性治理，追求双方和谐共生的秩序越来越成为双方共识，新的空间互动秩序将超越原有秩序生成逻辑逐渐生成。

四、追求空间正义：市域地摊空间未来展望

资本空间生产和分配所造成的空间异化、空间排斥等使城市空间失去了原始的底色，空间的私有化和商品化改变了其本身的使用价值，转而成为资本主义对交换价值追求的工具和载体，空间的使用价值和人本价值结构的缺失，诱发了对空间正义的探讨[36]。地摊空间中，资本挤压和权力主导的逻辑使城市空间生产占据主导地位，排斥摊贩的存在。这种前述讨论的秩序建构过程注重空间交换价值的发掘，转而忽视了日常生活的使用价值，这是城市空间非正义的典型表现。使用价值在地摊空间中表现为对公共空间权利的使用要求，即底层劳动群众对于生存空间的诉求，这种诉求反映着最现实的民生期盼，也彰显着城市正义和城市价值。底层摊贩基于自身愿望和想象建构的城市空间会使建立同质化城市空间的愿望落空，并用自己的方式改变空间社会秩序，使得其与城市治理者长期处于空间对立中。而尺度重组作为一种空间实践工具，在疫情发生后的地摊空间实践中发挥了某种意义上的价值调适的作用。摊贩和城市治理者不同价值诉求，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之后达成了部分一致，去管制化、去地域化，放松的管制措施使城市公共空间热闹景象重新回归，空间使用价值得到了更多重视。但是，诸多针对摊贩的禁止性措施的再次出台表明地摊空间尺度重组尚未完成，价值调适也尚未达到理想状态。

地摊空间尺度重组的过程体现利益主体博弈互动的结果，归根到底，是一种主观性尺度重组，而制度性尺度重组尚未建立起来。对摊贩的合法性定位、地理空间的合法性承认仍然是政策和顶层缺失。主观性尺度重组意味着任何重组的上推与下推都可以是临时性的，没有明确的合法性机制的保障便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尺度重组，从而不断加剧空间异化，影响空间生产。所以，强调对空间正义的回归，便是重新强调空间权利的分配，从而使城市治理者从根本上转变空间发展理念，进而在制度上为摊贩创造合法空间。

一是要规范城市治理者的生产正义，警惕资本和权力的“联姻”给地摊空间造成的空间挤压[37]。城市既是生产的场所，也是生活的居所，要不断转变利润导向的生产逻辑，兼顾不同群体对于空间的利益诉求，合理规划设计城市公共空间，用之于民，还之于民。在空间规划设计上，可以借鉴国外相关国家先进经验，诸如“周末市场”，或是“跳蚤市场”。二是保障居民尤其是底层民众空间权利。空间正义蕴含着不同群体、不同领域的空间关系，不仅是空间规划与设计的问题，更充满着对空间主体的人性关怀。要始终确保空间权利掌握在民众手中，保证空间的属人性。要积极构建各种类型的开放机制来让摊贩群体参与到城市治理中去，允许其表达空间利益诉求与愿望，监督和约束城市治理者的空间权力，改变弱势群体默不发声的处境。

总体来讲，地摊空间的主体互动与调适，反映着城市化进程中诸多矛盾与冲突。空间资源配置不平衡和空间权力分配不公所导致的空间异化问题影响着城市治理现代化成效，也在不断考验着城市治理者的耐心与能力。摊贩与城市治理者之间的问题由来已久，既有城市发展阶段的问题，也反映着城市空间生产的问题。从空间生产逻辑出发，更能以一种更加系统和理论的视角看待摊贩问题，从而跳出就事论事的论述困境。因此，在城市治理现代化中，亟需构建符合城市发展实际的本土化空间话语体系，将城市空间资源和民众空间权利有机兼顾起来，构建和谐有序的空间生产环境。但无论怎样，城市总要回归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