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艳军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 经济与管理教研部，湖北 武汉 430024）

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都市圈是城市群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以促进城市群发展为抓手，全面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并明确要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加快武汉、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1][2]。基于这一全局性的战略安排，湖北省在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以武汉、襄阳、宜昌为中心的三大都市圈，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提高全省经济集聚度和城市竞争力；要将武汉都市圈打造成引领湖北、支撑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重要增长极,到2035年建设成人口规模超3000万、GDP超6万亿元的世界城市和都市圈。

都市圈的培育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内部各城市间产业相互融合、共同促进进而实现协同发展，是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然而，从我国各都市圈现阶段的产业布局来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产业结构趋同即“产业同构”的现象[3]。这种产业同构现象与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的目标是否背道而驰？是否会对区域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困扰？这既是当前学术理论界集中关注的焦点理论问题，更是关乎各都市群政策选择和高质量发展前景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以武汉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在运用定量测度的分析方法揭示其内部制造业产业同质之水平和总体演变趋势的基础上，对这一现象的“合意性”——产业同构在何种程度上对武汉都市群经济发展绩效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作出了模型化的评价分析。

一、有关产业同构的文献述评

产业同构也称产业结构趋同，指的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过不断的演化变迁，最终在行业类型、空间分布、数量占比等方面逐步缩小差别、渐趋一致的现象[4]。因为我国的区域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产业高度同构的问题，且与之相伴生的往往是无序竞争、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所以自被提出以来，作为一种地缘经济现象和一般理论问题的产业同构一直都是国内学界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从近年来的文献看，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下述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产业同构形成机制。客观地讲，学界目前对这一问题只取得了十分有限的共识，即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区域产业同构往往是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的客观结果；且从国内外的区域发展实践来看，没有一个城市是完全专业化或完全多样化的，几乎所有城市的产业发展都或多或少带有协同集聚的结构性特点，同时也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产业结构趋同、内部联动不足的问题[5][6][7]。少数更进一步的研究也仅仅是得出某些比较宽泛的结论，如认为区域产业同构现象和区域协同发展现象一样，都是产业集聚[8][9]、区域产业转移[10][11]、地区间经济技术联系[12]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产业同构的根源和形成机理，迄今仍是有待进一步探明的“准黑箱”问题。

第二，产业同构水平测度。目前，已有学者基于系统协同学理论，通过构建统一指标体系对特定区域内的产业协同度进行测算，所采用的测算方法包括主层次分析法、灰色关联系数、多元回归、复合系统模型等[13][14]。还有学者通过对不同测算方法和测算模型作出比较，分析这些方法互不相同的适用性，同时为优化建构区域产业协调度测度模型提出建议[15]。

第三，产业同构的“合意性”评价。所谓产业同构的“合意性”评价，指的是研究者根据产业同构现象对特定区域经济发展之影响的具体性质（即积极或消极影响），对这一现象本身作出恰当的规范性评价和价值判断。早期的研究者由于普遍认为产业同构必然导致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和区域的竞争力下降等严重问题[16][17]，几乎都把产业同构视为一种“非合意”的经济现象[18][19]。但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提出并非所有的产业同构都将带来重复建设、恶性竞争，故而有必要对“合意”和“非合意”的产业同构作出区分[20][21]。

综观现有研究文献，角度各异，内容丰富，为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同时也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一是方法上，现有文献多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可靠的数据支撑和实证分析，即便是那些为数不多定量分析，也大多采用的是三次产业水平的数据，从而缺乏准确性和针对性。二是研究视角上，多是对已形成的产业同构现象进行静态评判，较少关注产业同构现象的动态演变过程。三是研究对象上，分析我国大城市群产业一体化问题的多，从经济一体化角度对都市圈制造业产业同构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实证、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相比于这些现有的文献，本文有关武汉都市圈产业同构的测度和“合意性”评价，从下述两方面体现了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上的某种改进与创新：第一，本文选取的是制造业行业水平的数据，而非三次产业水平的数据；第二，本文对产业同构的测度与“合意性”评价，都遵循了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静态与动态分析相补充的方法论原则。

二、武汉都市圈制造业产业同构水平与演化趋势分析

本文依次使用三种不同方法——产业相似系数方法、区域分工指数方法以及区位熵方法，对武汉都市圈内产业同构水平进行了直接和间接的定量测度。我们的分析表明，基于产业相似系数和区域分工指数的测度，有助于最终揭示出了武汉都市圈内制造业产业同构的总体演化趋势；而基于区位熵测度，又能为这一演化趋势提供进一步支持和佐证。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武汉都市圈内各城市相关行业数据的可获得性，本课题选取聿属制造业的31个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进行量化分析。原始数据来源于武汉都市群内8个城市，即武汉、鄂州、黄石、黄冈、孝感、咸宁、潜江、仙桃市历年的统计年鉴。处于武汉都市群以内的天门市之所以未被纳入分析范围，是因为其统计年鉴缺乏分行业“规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数据。

（二）武汉都市圈制造业产业相似系数

利用武汉都市圈制造业31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数据，本文分别计算得出了8个相关城市2013年和2020年的产业相似系数，具体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2013年武汉都市圈制造业产业相似系数

表2 2020年武汉都市圈制造业产业相似系数

从2013年武汉都市圈制造业的产业相似系数可以看出，8个城市之间的产业同构度并不高。若选取0.7为相似系数值的分界标准，产业同构度较高的是孝感、咸宁、黄冈与仙桃四个城市。其中，孝感和黄冈的产业相似系数为0.87，咸宁与黄冈的产业相似系数是0.85，孝感与仙桃的产业相似系数是0.77，孝感与咸宁的产业相似系数是0.73。其他四个城市之间的制造业产业相似系数均低于0.7。

特别是从武汉这个龙头城市角度看，其与周边7市之间的产业相似系数均低于0.5。其中，仙桃、潜江与武汉的产业相似系数仅为0.27和0.24，这说明2013年武汉都市圈的产业同构现象主要出现在周边城市之间，而周边城市与武汉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则存在较大差异，产业同构呈现“散点状”特征。

然而，这一情况到2020年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其一，2013年时产业同构度较高的孝感、咸宁、黄冈、仙桃四个城市，产业相似系数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孝感和黄冈的产业相似系数降幅最大，下降了0.19；孝感与仙桃的产业相似系数降低了0.12；咸宁与黄冈的产业相似系数也降低了0.02。其二，2013年产业同构度较低的几个城市之间，产业相似系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特别是，除黄冈市以外，武汉周边诸城市与武汉市之间的产业相似系数全部上升。这意味着2013年至2020年间，武汉市与周边城市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呈现不断趋同的特点，而周边城市间则逐渐趋异，产业同构呈现“伞骨状”格局。

（三）武汉都市圈制造业区域分工指数

本文还计算得出了武汉都市圈制造业的区域分工指数（见表3）。结果表明，2013年武汉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行业分工格局就已经非常明显，区域分工指数均大于1。与此同时，武汉周边除鄂州、黄石外的其他城市之间，区域分工指数值基本都小于1，特别是黄冈、咸宁、仙桃、孝感四城市之间的区域分工指数均低于0.8，表明这些周边城市之间制造业的行业结构差异并不大。

表3 2013年武汉都市圈制造业区域分工指数

然而，到2020年时，武汉都市圈制造业的区域分工指数则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趋势（见表4）。一方面，周边城市与武汉市的区域分工指数虽然仍高于1，但是相较2013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另一方面，武汉周边城市之间的区域分工指数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区域分工水平缓慢提高，其中黄石与其他几个城市之间的区域分工指数上升最为显著，如与孝感、仙桃、潜江的指数值均超过了1.2，这意味着黄石的制造业与这几个城市的分工已经相对明确，产业差异性逐渐增大，各方的制造业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表4 2020年武汉都市圈制造业区域分工指数

武汉都市圈区域分工指数的上述时序变化，再次验证了本文基于相似系数测算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即：2013年至2020年间，武汉都市圈产业同构的一般变化趋势是从“散点状”向“伞骨状”演化发展。

（四）武汉都市圈制造业行业的区位熵分析

为佐证上述基于产业相似系数和区域分工指数方法所出的基本结论，我们还进一步测算了武汉都市圈8个城市制造业31大行业2013与2020年的区位熵，并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动态比对分析。

1.“纵向”动态比对分析

所谓“纵向”动态比对分析，是指分别对都市圈8个城市2013年与2020年的区位熵进行“纵向自比”，明确各城市优势产业的数量变化。这一分析表明，2013到2020年，各城市优势产业的数量呈现出了不同的变化态势（如表5所示）。按照当地优势产业数量的变化特征，可将8个城市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包括鄂州、黄石、咸宁、潜江在内的优势行业数量增加区域，其主要特征是原有的优势行业地位不变，与此同时一些新行业迅速崛起，集中度提升；第二类是包括武汉、仙桃在内的优势行业数量减少区域，其主要特征是优势产业数量从2013到2020年明显减少；第三类是黄冈和孝感代表的优势行业结构变化区域，其主要特征是优势产业数量不变，但优势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部分行业迅速崛起，部分行业丧失了优势地位。

表5 2013年与2020年武汉都市圈各城市优势行业对比

2.“横向”动态比对分析

“横向”动态比对分析则是指，通过对武汉都市圈各城市行业区位熵的“横向互比”，明确2013年至2020年间武汉都市圈制造业的空间调整。这一分析的结果清晰表明，2013至2020年间武汉都市圈产业流转的主要方向是：重化工业等资金密集型产业从武汉向邻近的黄石、黄冈等梯度转移；服装、鞋、帽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以及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天门、仙桃、潜江、孝感、咸宁等地区转移；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继续在武汉地区集中。这一产业流转过程所带来的三类联动效应，是推动武汉都市圈产业同构从“散点状”向“伞骨状”演变的支配性力量。

一是产业转移型联动，即通过不同地区之间产业的有序转移和承接所引起的联动效应。从2013到2020年，武汉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在通用制造业、石化、纺织等多个产业中进行着有序的转移。具体而言，武汉市2013时的部分优势产业，如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到2020年时优势明显下降，而与此同时这些产业在鄂州、黄石、孝感等地逐渐成长为新增主导产业。这体现在区位熵就是：2020年，武汉市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家具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等几个产业的区位熵已降到了0.3以下，与此同时它们在鄂州、黄冈、黄石等地的区位熵显著上升。可见，武汉市向周边城市的梯度性产业转移，推动形成了周边城市产业结构与武汉市趋同，而周边城市产业相互趋异的基本态势。

二是“双迁模型”型联动，即通过“集团总部迁往中心城市、生产基地迁往周边卫星城市”的双迁模式，促使地区间形成互补与协调发展的联动效应。相对于圈内其他城市而言，武汉市在交通区位、销售市场、科技资源、人才储备等方面占据显著优势，以致于绝大多数企业近年来都纷纷选择将总部、研发中心、销售中心落户武汉。但与此同时，随着土地和生产成本的提高，武汉市内的部分存量企业已开始选择将一些生产环节迁移到周边城市，如：武汉长飞光纤、华工科技等一批知名企业，先后在潜江、咸宁、孝感等地设立了生产基地或中试基地；孝感市千余家规上工业企业中由汉资控股的近1/4，312家亿元工业企业中由汉资控股的达50家。这种“双迁模式”加快了各市间的产业互补与协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周边地区与武汉市之间的产业同构水平。

三是产业链延伸型联动，即因产业链不同环节跨区域延伸而产生的联动效应。随着武汉都市圈产业的发展壮大，部分优势产业已经由纯粹加工业向前延伸至原材料、零部件等基础生产环节，抑或向后则延伸至产品销售、维护等环节。随着产业链规模的壮大，都市圈内周边城市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产业链的延伸环节，与身处武汉市的“主链”实现配套发展。从武汉都市圈各地区位熵“横向互比”的结果可以看出，从2013年至2020年，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行业，虽然在武汉持续保持着显著优势地位，但区位熵都略有下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这些行业在武汉周边城市的区位熵逐渐上升，说明这些曾经在武汉占据绝对优势的产业，已陆续扩散到周边城市，并逐渐发展壮大，如：为华星光电供应发光粉末的武汉尚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将工厂建到了鄂州；为天马微电子和华星光电两家上游企业供货的三安光电落户葛店等。产业链在都市圈内的跨区域延伸，既壮大了产业链的整体规模，也提升了城市间的产业同构水平。

源于上述三类联动效应的综合影响，武汉都市圈的产业空间演化特征表现为：武汉作为新兴产业转化器，与周边城市产业互动频繁，但周边城市因承接了武汉转移的不同类型产业，相互之间往往互动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2013年至2020年间，武汉都市圈周边7市的产业结构开始向武汉看齐，与武汉市产业结构趋同，而周边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却在逐渐下降，呈现产业结构趋异态势。也就是说，本文基于行业区位熵测算与比对分析而厘清的武汉都市圈内产业流转、联动的三类模式，有力佐证了我们基于产业相似系数和区域分工指数测度分析得出的一般结论，即：2013至2020年，武汉都市圈内产业同构的总体变化趋势是不断从“散点状”格局向“伞骨状”格局演化。

三、武汉都市圈制造业产业同构的合意性分析

武汉都市圈产业同构从“散点状”向“伞骨状”演化，催生了出武汉市与周边城市产业趋同，而周边城市之间产业趋异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那么，武汉都市圈产业同构格局从“散点状”向“伞骨状”的演化，是导致了过度竞争、资源浪费等负面影响？还是产生了集聚效应，提升了优势产业的竞争力？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武汉都市圈产业同构的合意性进行分析。

（一）产业同构合意性分析模型

从现有文献来看，分析产业同构合意性与否，既可以从引起产业同构的原因着手，也可以从产业同构所产生的经济结果入手。前者主要基于定性分析，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容易导致判断失真。为提升“合意性”判断的客观性，本课题选用第二条路径，即采用动态偏离-份额法对武汉都市圈产业同构所产生的经济影响或经济效应作出评价分析。偏离-份额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将研究区域与标准区域的经济增长进行比较,将研究区域的增长总量分解为三个部分：地区增长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该方法的一般模型结构是：

（二）合意性评价

本文以武汉都市圈所在地湖北省为参照系，选取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仙桃、潜江等7个城市为分析对象，基于2013与2020年分行业“规上工业企业”生产总值数据，分别计算了各城市的动态偏离-份额数值，结果如表6所示。从这一计算结果可得出下述几点结论：

第一，武汉都市圈经济发展整体上优于湖北省平均水平，但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个别城市仍具备较大上升空间。从各地区制造业经济绩效增长总量看，2013至2020年,除潜江出现负增长之外，其余地区增长份额均为正，但不同地区增长幅度存在较大差异，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梯队：（1）武汉、鄂州、咸宁增长最快，为第一梯队，6年间总增长率接近40%；（2）孝感和仙桃为第二梯队，增长率为分别为16.67%和11.16%；（3）黄冈和黄石为第三梯队，增长速度相对较慢；（4）潜江为第四梯队。从各地区的总偏离分量看，武汉、鄂州、孝感、咸宁四市经济的实际增长额大于地区增长分量，总偏离量分别为2165.1、241.38、60.65和287.17亿元；其他三个城市的实际增长额则要小于地区增长份额,说明在过去几年中，武汉都市圈部分城市的经济发展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表6 2013年-2020年武汉都市圈制造业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模型结果

第二，武汉都市圈产业结构调整对都市圈整体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产业结构趋同从“散点状”到“伞骨状”的演化整体具有合意性，但部分地区产业结构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其中，武汉、鄂州、孝感、咸宁四个城市的结构偏离分量为正数,说明四个城市产业绩效的提升得益于产业结构因素，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发挥了较大促进作用；黄冈、黄石、仙桃、潜江四市的结构偏离分量为负，说明产业结构调整对当地产业绩效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仍不合理或新增主导产业尚未形成竞争优势。

第三，武汉都市圈产业总体上具有竞争优势，但周边城市大部分地区的产业竞争力不足。其中，武汉、鄂州和咸宁的竞争力偏离分量为正，表明这三个城市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形成新的产业格局后，主要产业和部门竞争力较强；孝感、黄石、黄冈、仙桃、潜江等五个城市的产业竞争力分量为负，说明各自的重要产业和部门竞争力不明显，产业整体不具有竞争力优势。

（三）部分城市制造业存在“非合意性”产业同构的原因分析

产业同构合意性分析结果表明，武汉都市圈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并没有阻碍地区经济整体发展,总体上属于合意性趋同。通过各地分行业资产利润率的横向对比（见表7）可以发现：武汉都市圈制造业的资产利润率整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26个行业的平均资产利润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行业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或略低于全国水平。这进一步佐证了，武汉都市圈内迄今出现的产业同构现象并未对整体产业效率造成负面影响。

表7 2020年武汉都市圈制造业主要行业资本利润率对比

家具制造业 0.07 0.12 0.12 0.02 0.15 0.06 0.04 0.10 0.08造纸和纸制品业 0.11 0.01-0.02 0.03 0.11 0.02 0.03 0.05 0.05 0.05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07 0.21 0.05 0.04 0.09 0.17 0.16 0.31 0.16 0.08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0.02 0.07 0.10 0.18 0.25 0.03 0.11 0.13 0.09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0.06 0.00 0.00 0.12 0.08 0.25 0.10 0.0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0.06 0.39 0.05 0.08 0.05 0.12 0.04 0.07 0.12 0.05医药制造业 0.08 0.27 0.09 0.07 0.13 0.13 0.21 0.05 0.15 0.09化学纤维制造业 0.01 0.04 0.07 0.35 0.12 0.04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10 0.10 0.02 0.11 0.11 0.13 0.13 0.05 0.11 0.0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10 0.21 0.13 0.20 0.11 0.18 0.04 0.09 0.15 0.09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0.02 0.12 0.09 0.05 0.01 0.09 0.07 0.07 0.04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0.05 0.39 0.06 0.01 0.06 0.13 0.21 0.06 0.14 0.04金属制品业 0.07 0.19 0.02 0.06 0.03 0.09 0.14 0.28 0.13 0.06通用设备制造业 0.04 0.20 0.05 0.03 0.10 0.10 0.04 0.38 0.13 0.06专用设备制造业 0.04 0.14 0.08 0.06 0.04 0.05 0.11 0.16 0.10 0.06汽车制造业 0.09 0.20 0.05-0.03 0.04 0.08 0.08 0.09 0.08 0.06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0.01 0.17 0.02 0.05 0.09 0.06 0.08 0.03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06 0.04 0.06 0.00 0.07 0.06 0.03 0.11 0.06 0.0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0.11 0.68 0.00 0.04 0.02 0.21 0.21 0.07其他制造业 0.05 0.13 0.00 0.09 0.03 0.10 0.08 0.08 0.06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02 0.15 0.03 0.05 0.02 0.11 0.06 0.04 0.07 0.09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0.01 0.04 0.03 0.00 0.06 0.14 0.06 0.10 0.06 0.05 0.06 0.07 0.06 0.04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产业同构整体合意并不意味着这一同构模式能对圈内所有城市的产业发展都产生合意效果。实际上，不同地区之间在产业同构的合意性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地区产业结构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合意性效果较小，如孝感和黄冈；部分地区的产业同构甚至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非合意性，如黄石、仙桃和潜江。从以上几个地区的资本利润率可以发现，导致非合意性产业同构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1.传统优势产业升级缓慢，提质增效不明显

武汉都市圈资源丰富，冶金辅料、建筑材料储量较大，特色农业资源较多。农副产品加工、纺织、木材加工、家具制造等行业一直是武汉都市圈多个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近年来，这些传统优势产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推动资产重组，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和优势品牌企业，但行业的整体经济效益仍不高。例如，黄石、黄冈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仙桃的造纸和纸制品业，潜江的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等，均是当地的优势产业，但资本利润率不仅低于都市圈的平均水平，还略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行业在都市圈内仍呈空间分散趋势。部分地区虽然创建了产品加工产业集聚园区,实现了相关企业的地理集中，但这些企业受原料供应、市场规模、加工技术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仍未完全突破“单打独斗”的生产模式。还有部分地区受制于产品同质化、结构单一化、品质低端化的问题，企业过度依赖原材料供应商和市场销售商,区域内加工企业因争夺原材料或市场而引发无序甚至恶性竞争的现象时有发生，极大地影响了行业的发展潜力。

2.承接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后劲不足

产业转移与承接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企业降低成本、开拓市场、利用资源的有效方式。武汉都市圈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本、重工业基础和交通区位等方面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在过去几年中，圈内各城市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承接了不少来自东部沿海城市的产业转移，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承接效率，但承接产业对当地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仍存在较大地区差异，特别是存在非合意性产业同构的三个问题区域，产品增值率和企业利润率都相对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承接产业的结构不合理，基础产业、传统产业和低附加值产业比重偏大，深加工产业、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比重偏小[22]。

3.产业配套能力不足，高端产业培育相对滞后

从各城市产业区位熵的变化情况看，武汉都市圈产业空间转移呈现了两大特征：一是核心区域制造业逐渐退出原料生产、初加工等低端环节，进一步向信息技术、汽车制造、机械设备等生产领域的高端环节集聚发展，形成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一系列高端优势产业；二是周边部分城市仍依托本地资源，以原料加工为主，未能有效调整产业结构主动对接核心区域的高端产业链，区域内及区域间产业协作关联度不高，部分行业产品的零部件配套率低,甚至连一些优势行业都存在“断链”的风险，难以满足高端产业转移的配套要求。例如，孝感纺织比较发达,但因缺乏印染龙头企业，所生产的高品质坯布只能销往外地，经过印染后才能出口或是返销湖北服装企业。再如，石化产业是潜江市的主导产业之一,但一些石化加工副产品仍然无法在当地进行深加工。此外，部分地区存在产业配套能力明显不足的问题，致使新接入的企业或产业难以扎根，从而极大限制了产业接入的规模和层次,阻碍了高端产业的培育与发展。

四、都市圈制造业由产业同构向产业协同转变的对策建议

区域产业协同是指域内各经济主体，从追求各自独立的产业发展逐步演化为追求彼此间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互惠双赢的过程。推动都市圈制造业从“产业同构”向“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有效化解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等问题，强化集聚效应实现良性循环，不断推动“非合意性”产业同构“合意化”。而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需要进一步明确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全面梳理各城市的优势主导产业和可培育增长点的新兴产业清单，加快制定“都市圈产业地图”[2]。在此基础上，各城市应基于产业地图的要求，着力推动一般制造业由内、向外有序转移，支柱产业链条向前、向后有效延伸，新兴产业创新驱动抱团发展，在整个都市圈内构建起差异化定位、有序化协作、集群化发展的产业圈层结构。

（一）一般制造业由内向外有序转移，转型升级激活发展动力

都市圈中的核心城市往往因为拥有更丰富的科创资源、更完善的产业基础和更强大的资金支持，具备高于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势位。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中，都市圈有必要遵循产业分工与专业化发展规律，进一步强化圈内制造业的分工与合作，推动一般制造业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有序转移。这既是核心城市“腾笼换鸟”，加强自身创新要素集聚，提升经济密度，重塑产业竞争新优势的必然要求，也是避免都市圈产业园区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的有效路径。为提升转移产业的竞争力与自身造血能力，周边城市在承接一般制造业转移时，必须打破以往产业溢出和承接的单向关系，充分利用都市圈的优势资源，实施“品牌带动”“技术改造”和“绿色发展”三大工程，在承接转移的同时，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支柱产业向前、向后延伸，集聚发展提升产业能级

经过多年发展，各大都市圈一般都已形成了多个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集群。进一步壮大这些支柱产业，一是要不断强化圈内的跨区域产业合作，选择重点突破的产业链环节，用一批“杀手锏”产品占据产业竞争制高点，打造产业地标“强链”；二是要针对弱项短板较集中的产业领域，通过应用牵引、整体带动、揭榜挂帅等新机制组织攻关“补链”；三是要依托本地龙头企业，吸引一批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落户，实现产业“延链”，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作配套、集聚发展。

（三）新兴产业加强创新、抱团发展，壮大“专精特新”，打造新增长点

新兴产业大多源于新的技术突破和技术进步，是引领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都市圈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所在。而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既需要支持大企业做强做优，培育出一批领军企业和“链主”企业，也需要壮大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类企业虽然体量不大，但凭借有效的创新力度、较高的科技含量和优质的研发产品，往往能在细分市场占据优势地位领域，甚至成长为行业内的“单项冠军”或“配套专家”。此外，还有必要把培优中小企业与做强新兴产业结合起来，通过充分发挥“链长制”的聚合作用，增强财政金融的支持力度，完善省、市、区联动的综合服务平台，分层打造“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推动“小巨人”企业加快向“单项冠军”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