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悦茗

女书手帕

江永女书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种女性专用文字，在特定的地理、历史、思想文化与民俗背景中产生。作为一种文字体系，江永女书具有异形汉字与表音文字两个显著特点。历史上江永女书的文化功能包括结交“老同”、自传诉苦、女红和唱歌堂，有其鲜明的特点与应用范围。在女书与女书文化的保护传承过程中，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选择合适的传承形式，让女书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光彩。梳理江永女书的产生、特点与文化功能，探究女书与女书文化传统，有助于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地方优秀文化。

一、江永女书产生的背景

位于南岭山脉的湖南省江永县，是一片神秘的南国天地。曾被贬谪至此的柳宗元，就留下过“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的记述。然而，在这片看似荒僻的土地上，却诞生了一种中国甚至世界仅有的女性文字体系——江永女书。江永女书精妙秀丽，自成体系，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与人文风情。

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传统的形成和传承总是与其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各个方面因素相适应。女书这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有其特定土壤，与所处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生活方式、当地民风民俗、妇女社会地位、社会交往方式等均息息相关。[1]江永地区拥有复杂的地理、历史、思想文化背景，兼具封闭与开放、观念保守与文化丰厚的特点，为女书诞生提供了条件。

（一）地理文化背景

地处湘、粤、桂三省交界处，江永县自古为楚粤通道，与外界相通。由于地处南岭山脉的山地丘陵地区，这里山地相对平缓，山中尚可通行，因而“阻而未塞，险而交通”，历年来是兵家必争的古战场、戍守边关的军事要塞、南北征伐的咽喉要道。江永也因此见证过历史上许多战火纷飞，这些历史也在女书作品中得到证实。比如《黄巢杀人八百万》，就记录了黄巢起义时的战乱影响；《太平军过永明》，细致描绘了当地居民尤其是妇女颠沛流离的生活；还有许多哭诉“民国三十三年走日本”内容，叙述了1944 年9 月日军在当地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一方面，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当地人民饱尝战争疾苦，对生活及苦难有着敏锐而深刻的感知；另一方面，与外界较频繁接触，又促使当地迅速吸收外来思想，丰富本土文化。

（二）历史文化背景

江永地理位置僻远，却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地下考古发现，这里虽处于岭南之中，却很早便有人迹。几次文物普查发现，江永境内有多处新石器时期至商周先民生活遗址。女书流行地带的上江圩甫尾与浩塘两村之间也有一处商周遗址，位于面积六百平方米的一座石灰岩山上，显而易见的文化堆积层达一米以上。[2]由此可见，江永地区历史发展悠久，本土文化底蕴丰厚，这为女书出现奠定了文化基础。

（三）思想文化背景

江永地区原属于瑶族聚居区，在与外界沟通过程中人们日常逐渐汉化，使用汉语方言交流，并演变为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思想丰富的同时也吸收了重男轻女观念。历史上一些贤才名士被贬谪至此，也曾在此地移风易俗，留下许多思想文化瑰宝。柳宗元写下“永州八记”，在这里“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他帮助岭南学子的事迹一直被永州人引以为模范。周敦颐、何绍基等文人也曾为此地移风易俗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中原传统封建思想也在江永普及，尤其是重男轻女观念。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甚至被视为生育工具，在家族活动中频频受限，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普通妇女长久被压迫，渴望倾诉，于是创制自己的文字互诉衷肠，女书便应运而生。

女书是汉字的异形

（四）当地特色民俗

江永女书最初性质类似“密语”，只有女性能学习、使用。这种密语性质的语言文字能得到传播，并拥有代代相传的生命力，与当地“老同”文化密不可分。老同，本指同年生之女性结交朋友，而在女书流传地区，只要相处融洽，无论年龄大小，都可结为老同。结交老同人数不等，大多是四至七人。通常女性在青少年时期，就在父母帮助下结交姊妹老同，从此几人互帮互助，亲密无间，长大后也可随意愿结交新的老同。这一女性之间友谊传统使当地女性之间关系紧密，甚至形成一个“女儿国”。老同们形成了一个社会文化圈层，在这里，她们可以读书、写字、受教育，甚至可以写书、发表；在这里，她们还可以自唱、自娱、自乐。甚至也可以在高堂盛典上向男人社会宣读公开信，尽情地宣泄自己的不幸遭遇，痛快地控诉世道的不公，体现了女性集体对男性社会、旧制度与文化观念的抗争。[3]这种相对封闭、与男性隔绝的女性老同社会，使女书有较为固定的使用群体与使用需求，晚辈通过向长辈学习女书，以融入老同社会中，促使女书得以普及规范并能够世代相传。

综上所述，女书这一奇特文化现象的产生，是地理、历史、思想、民俗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江永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加之受汉民族文化影响，以及当地人民精神世界普遍较丰富；在与外界频繁交流接触过程中，人民对世事纷争有自我判断；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传统封建思想，令女性群体饱受压迫急需倾诉，这种看似矛盾的组合最终促成了江永女书的诞生。

二、江永女书的特点

女书并非一种全新文字体系，而是脱胎于方块汉字，对汉字结构做出一定简化与变形，使其成为表音符号。作为一种文字体系，江永女书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异形汉字与表音文字。

（一）异形汉字

江永女书是汉字的一种异形。在大约一千个基本女书单字中，百分之八十的字可以找到脱胎的汉字原型，百分之二十的字暂时不明来历，暂且称为自制字。因此，构成女书文字体系的主要是隶楷之后的方块汉字的变体。[4]女书字多呈长菱形，倾斜修长，借鉴汉字而又发生简化与变形。它与汉字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四种：整体汉字借用，将方块字变形为斜体字；基本保留汉字原形，但形体稍变；变异较大，但仍有所借汉字的痕迹；利用改造的汉字构件，使用形声、会意等方法造字。同时，为了提高实用性，女书文字将汉字笔画简化为柔美的点、圈、线三类，有的女书字只是大致描摹汉字外形，使其更加简便易学。

女书很大程度上是汉字的异化与改造，据此也可以推断，女性通过某种途径学习汉字，创造性地改造汉字之后发明了女书。之所以出现女书文字瘦斜体菱形变异，是因为这种变异一方面可以使其外形与汉字产生差异，有利于提高女书的私密性；另一方面，鉴于女书很多时候用于女红刺绣，菱形字体更能适应布面纹理，瘦斜体字样美观秀气，类似花纹，装饰性更强。这种异形汉字的创制带有典型的女性特点，是中国古代劳动女性的智慧结晶。

（二）表音文字

江永女书是一种表音文字。虽然外形与汉字相似，但女书的本质属性与汉字并不同。汉字以形声字为主，大多一半表音一半表义；而女书的构件偏旁在发展过程中基本失去表义功能，变为纯粹的单音节音符字表音文字。它使用同音假借，用一个字符标记一系列同音、近音字，使其用一千多字符就能较完整地表述相同汉语语义。

女书文字基本构件

女书《结下好情义》扇面 出自湖南博物馆网站

这种造字法经济简便，适应了当地女性文化基础较薄弱的特点。即便时代发展，人们也不需要大量造新字，只需借用原有读音进行新的搭配组合，大大降低女性识字难度。由于女书作品多数用于歌唱、表演，这种较粗糙的文字足以适应现实需求。

女书的读音就是当地一种汉语方言，与汉字（当地称为“男字”）的读音并无二致，相当于一种语言，两套文字。因而女书这一新文字体系的出现，并未给当地人民日常交流带来障碍。

三、江永女书的历史文化功能

女书的诞生、应用与江永女性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女书文化里有着十分清晰的男女性别差异，很多作品都描述了男尊女卑的现实，例如：男人在社会和家庭中享有主导地位，女人不得与外界接触，只能独坐绣楼，即便出嫁后，也有可能被丈夫当作物品“抵押”或“典当”掉。丈夫去世后，她们随时可能被家中长者“转房”给家族中未婚男性，自己不能主宰命运。但是，江永妇女并没有麻木地承受这种苦难，而是用语言去倾诉与宣泄。她们创造出女书这种近乎“天书”文字，专供女性自己使用，女书被广泛用于结交老同、自传诉苦、女红、唱歌堂等活动，帮助女性结交姊妹，携手顽强生活下去，[5]女书因此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功能。

（一）结交老同

女书在结交老同时发挥着联络感情的重要。少女时期姊妹结交，往往是一位姑娘主动用女书写信试探，“先奉红书到贵府”“设问姑娘哪样心”。如果对方有意愿，便回一封女书书信，这种往来书信称为“结交书”。结交后的老同姊妹更是常用女书互道心声，有将真挚感情记在折扇上相赠，“一双画眉鸟，双双象娥眉；我们君子女，好芳要相陪。”也有离别后寄书表思念，“起来梳你高撑镜，不见老同在哪方；一更点火上楼坐，静坐空凄眼泪垂。”女书成为姊妹间重要的交流媒介，使青春少女关系愈加亲密，生活丰富多彩。随着年龄增长，老同姊妹逐一出嫁，关系便不似往日亲近。等到中老年阶段，历经人世沧桑苦辛后，许多妇女们选择再结交老同，相互扶持分忧。老年时期女书作品与少女时期风格迥异，多了对生活不易的感慨，也多了相互安慰劝解的豁达。女书成为许多老妇生命中一部分，她们对女书与老同的感情甚至超过亲人。由此可见，女书是当地女性在人生不同阶段结交老同，并进行沟通交流的桥梁。

女书《三朝书》出自湖南博物馆网站

（二）自传诉苦

自传诉苦是女书非常重要的功能，也是江永地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普通妇女诉苦并不罕见，为著名人物作传也很常见，而在江永，普通妇女的一生也往往会用传记方式，以女书记录下来。“诉说苦辛”的愿望原本便是女书产生的重要推力，女性将生活的艰辛和对生活的不满用文字记录下来，向其他女性诉说，以求获得同情与安慰，使自己情绪得到宣泄，这也是女性之间互相汲取力量的体现。自传形式女书的出现与普及，更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她们将自己的人生写进扇面，绣上布帛，唱进歌谣，堂堂正正地展示给世人。不会写女书的女性，会请文化水平较高者为自己写传，以求留下自己生活过的痕迹。自传与诉苦，且用文字公开记录下来，是江永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是当地社会文化包容性与多样性的一种表现。

（三）女红

女红与女书息息相关，既是女书的重要载体，也拓展了女书创作内容。作为当地女性的必修课，女红之中投入了女性大量心血与感情，而寓意丰富的女书又往往作为装饰加入女红作品中。江永女性们会选取一些吉祥话，作为花边点缀衣襟或被面，既美观又富有意义。如现存一条花带上织有这样的女书文字：“天长地久、长命富贵、寿比南山、金玉满堂、吉星高照、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女红活动也成为女书作品中的重要题材，她们创作女红歌，边做女红边吟唱，如“两位高楼坐，穿针配色全；不听人言语，绣花共商量”。类似江浙地区采茶曲，这种歌谣为辛劳的女性解闷，为女红劳作增添一些艺术趣味，也极大丰富了女书内容。

（四）唱歌堂

唱歌堂是江永重要的文化活动，而女书则是古代歌堂文化的灵魂。当地许多民俗节日不允许女性参加，女性另有自己的节日。在女性的唱歌堂庆典中，大家聚集在一起，读纸、读扇、唱女书歌。当地女性几乎人人会唱女书歌，而女书作品也具有共享性质，即便是私人信件或自传，也可以唱给大家听，甚至大家一起唱。唱歌堂是纯粹民间性质的娱乐活动，无论演员听众，都是普通妇女。这种类似女性文化沙龙的聚会，是展示女性文化的舞台，也是女书作品活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不仅限于上述活动，江永百姓日常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重要事件中，也能窥得女书的痕迹。女书应用范围广泛，真正融入到了古代江永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有些老妇人在临终前，甚至会嘱托后人将自己的女书作品一并火化，以求继续获得陪伴与安慰。由此可见，女书文化已深深融入当地女性的血脉中，成为古代江永女性生活与生命中的精神寄托。

四、女书文化的当代传承

女书与女书文化在历史上不断发展完善，到了近代却面临传承危机。新中国成立后，江永地区男女不平等现象逐渐弱化，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在社会现代化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唱歌堂、做女红等活动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女书应用范围缩窄，年轻女性懂女书、使用女书者越来越少，甚至面临“后继无人”的状况。另一方面，部分老一辈女书主人去世后，她们收藏的作品多作为殉葬品火化，流传于世的女书作品越来越少，女书的当代传承面临重重困难。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人员加入到江永女书的考察探究中，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外，女书与女书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愈加受到重视。湖南省和永州市文化局共同建设了江永女书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定的各种措施促使濒临失传的女书文化在当地得到恢复与发展。江永县政府文化部门在女书遗迹保存较好的上江普美村建立了女书文化村，并在该村建起了“女书学堂”，请女书传人高银仙的孙女胡美月给年轻一代妇女传授女书。与此同时，国内外新闻媒体也发挥积极作用，各种深度专题采访报道相继推出，使女书文化研究和抢救女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6]2006 年，经国务院批准，江永女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举措对女书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女书与女书文化不同于许多其他文化遗产，有其特殊性与矛盾性，因而在保护传承过程中应保持谨慎，做好甄别，选择合适的传承方式与内容。

（一）女书文化的传承原则

女书与女书文化具有特殊性、矛盾性。女书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与流传，是一种女性对身心压抑的积极反抗。女书文字本身神秘精深，价值独特，凝聚了无数被压迫妇女的血泪。女性是在被剥夺受教育权后，又经受不公与艰辛，才会想出使用自己的文字倾诉心事。因而，一篇篇女书的背后，实际是一段段心酸的历史故事。现代社会早已告别男尊女卑的落后时代，面对这种落后时代人民生活智慧的结晶，在内容上应当保留其中积极健康的部分，适当改造以融入新的时代环境；而对于其中封建落后的部分，则应予以分析批评，永久放入博物馆。

“雕母钱”实物拓片 出自《光明日报》2017 年9 月4 日

（二）女书文化的传承创新

女书文化的现代传承需要随时代发展不断创新。一方面，对唱歌堂、结交老同、制作女红等文化活动进行保护与创新性发展。这些融合女书特点的活动有着积极向上的意义，保护的同时也可以做出适当改造。唱歌堂活动喜庆欢乐，却带有一定原始性、粗糙性。当今可以根据原有活动进行改造与再创作，使歌舞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更适应现代人审美。还可以适当加入其他音乐种类，将其推向世界。著名作曲、指挥家谭盾创作的交响音乐诗《女书》，将女书歌旋律、唱腔与交响乐融合，向国内外听众讲述了女书故事。新生代音乐人邓见超结合女书吟唱方式，创作了流行歌曲《女书》，使大众也能直观感受女书的魅力。

结交老同，一定程度是旧时人们为了应对经济压力与苦闷生活而进行的交往，如今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姊妹间的情感交流同样重要。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若能静心为姐妹写一幅扇面，绣一条花带，不仅可以增进姊妹感情，还能充实自身精神世界。

女红女书作为重要文化遗产，是江永的文化珍宝。现代江永女性不必再学习女红，但为了使女红技艺不致失传，可以通过广泛宣传介绍，从而吸引更多人自愿学习。随着时代进步，一方面可以改进女红制作技术，在一些繁琐重复的工序环节适当引入机器生产，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可以进行适应时代特征的创新设计，使女红技艺更为世人广泛地接受，焕发新的生命力，提高其实用价值与经济价值。总之，女书文化活动原本是古代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保护与传承中，依然可以保留其文化性与实用性，无须为了保护而采用表演性质传承，而是顺应时代发展与数字化浪潮，使其自然而然地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与文化活力。

（三）女书文化的现代传人

女书文字本身在字形结构、构词方式、读音以及作品形式上具有鲜明特点，应当积极有效地收集、整理、研究、保护、传承。女书研究具有极高的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等价值，国内外学者纷纷前往江永考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为女书的发掘、保存与传承奠定坚实基础，然而，作为一种语言，若想使其继续传承使后人得以见其风采，就需要考虑如何传承。随着时代进步，可以逐渐打破男女传承的界限，当今时代男女对立早已大大弱化，男女性格差异也不似旧时那样明显，而女书逐渐褪去旧时“密语”的功能，转向为人人可以学习的纯粹文字。

“女书男传第一人”原江永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周硕沂就是一个典型。他之所以学会女书，是因为从祖母那里偷来一本《训女词》，因为喜欢，读写得滚瓜烂熟。后来，又向姑姑提出学习女书。虽然姑姑冲他大发雷霆，“斥责他破坏了女书千百年来传女不传男的戒律，但还是被他的虔诚和专心致志所打动。”[7]周硕沂学会女书后，又传承给了其他人。由此可见，若能打破传统性别传承界限，既降低女书失传风险，又能进一步传播男女平等的观念。不仅如此，在数字化与人工智能高度普及的今天，可以借助互联网、自媒体、AI 等现代技术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女书，热爱女书，认识其独特价值，拓宽女书的传承渠道与媒介，寻找更多真正愿意致力于发展传承女书文化的“接班人”。

（四）女书文化的辩证汲取

女书文化传承过程中，需要对于女书中重男轻女、传统女德等封建内容予以批判与舍弃，将“诉苦”功能逐渐淡化。历史上，女性虽是重男轻女思想的受害者，深受这一观念的毒害，甚至从受害者向施暴者转变。女书作品中不乏明显的重男轻女内容，甚至还有传统女德教条，如“劝声女儿听娘教，女人第一是守贞”。在女书传承过程中要擦亮眼睛，辩证汲取，对于这些落后观念内容坚决批判，避免荼毒世人。对于女书作品中的“诉苦”内容，应结合过去时代环境给予理解同情，但同时需要明确，当代人民，尤其是女性，在遇到不公正待遇时，应当用正当合法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而非忍气吞声，默默诉苦。女书过去的诉苦功能在当代逐渐弱化，女性的合理需求与权利理应正大光明地争取。

五、结语

江永女书作为特殊历史、地理、人文背景下的产物，价值独特、举世无双。它在古代女性被压迫的社会状况中诞生，因其简便易懂而逐渐普及，在江永丰富的地域文化活动中闪烁着独特光芒。现代社会男女二元对立渐渐弱化，女性再也不需要通过特殊文字互道心声携手前行，女书的实用功能终将随时代进步而彻底消褪。然而，女书从历史深处走来，见证了时代的血泪与欢笑，承载了世代女性的智慧与才情，终将带着历史的记忆与厚度，以更清新的面貌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