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涛

散文集《疼痛史》插图

有论者将散文创作的繁荣称作“纯文学的胜利”，这也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新疆散文的异军突起中得到明显地印证。《疼痛史》就是在生命意识的散文观念下诞生的作品，该书从“文学是人学”的写作立场出发，深入探究现代人的困境与坚持，使疼痛成为考量人性光芒的文学试验场。在此过程中文学性和哲学思考使作品的价值凸显出来，《疼痛史》没有停留在普通人与疾病持续抗争的层面上，而是努力呈现一幅疼痛百态，有“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之痛，有“沉痛迫衷肠”的身心之痛，透露出作者对人生价值的哲学思考，形成一种独特的疼痛美学。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说：“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1]这也为我们搭建了一个阅读、理解黄毅散文集《疼痛史》的平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从身体层面去理解疼痛，还包括精神层面、社会层面。在疼痛被书写下来之后，它就具有了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使之具有了整体性，我们也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时间的疼痛、精神的疼痛以及现实的疼痛，它是一种以哲学为支撑的写作。“修辞手法”“隐喻”是我们阅读《疼痛史》的基本出发点，即它不是个人日记式的日常记录，更不是具有个人简史性质的台帐。而是把疼痛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来研究，并且从文化的层面得出论断。“当人类为疼痛所困扰，艺术理应如约而至；人类面对疼痛的无为，恰恰构成了艺术存在的一个潜在条件。”[2]从严格意义上说，疼痛是无法表达的，甚至在医患之间也无法交流那种真实的疼痛感觉。正如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维特根斯坦所言：“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别人只能推测。”[3]而这种困境恰恰构成了《疼痛史》的写作原点，只有诉诸于文学，才能完成一种倾诉的欲望，才能将对疼痛的感觉放大，形成一套完整的阐释系统。

《疼痛史》营造了一个由人类痛感所组成的语言空间，它不是单纯依靠想象力建构的空间，而是依靠沉重的记忆组成——家、国、天下以及人——不乏切肤之痛。疼痛已不是作为一种身体感觉，而是作为一个大写的词出现，并从这种书写中形成独特的概念、体系。这种书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心理能动的体现。

一、身体自律：超越身体本能的理性价值

疼痛是真实存在的。对疼痛的书写确实出于现实的需要——“倾诉疼痛也许会减轻疼痛。”[4]完成心理上的释放功能。维特根斯坦说：“疼痛是一种私事。”“疼的语言表达代替了哭喊而不是描述哭喊。”[5]从医学角度上说，疼痛是一种伤害性的刺激信息，如果从分类学角度上看，黄毅描述多为深部痛，即由于骨骼损伤所致的腰椎间盘突出、痛风，以及各类意外伤害事故所造成的疼痛感。这种痛感直击心灵，人们需要面对真实的肉体疼痛，需要文学的表达，用语言来“代替”内心的哀嚎，来传达一种悲悯意识。但如果仅此而已，文学作品中不禁会呈现出哀鸿遍野的悲伤图景，因此，“代替哭喊”不会是文艺创作的终点，只能是起点。由此向社会层面、精神层面去追溯。人，不能作为肉体的奴仆。人类在面对疼痛时必然会释放出理性的一面，而这种理性价值会超越身体意识的本能，让人类直面疼痛，甚至是超越疼痛、战胜疼痛。

《疼痛史》以第一人称展开，记录了“我”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和痛风的病史。自有生以来，人类的成长就伴随着疼痛，而克服疼痛、减轻疼痛对肉体和精神的伤害，也在从医学层面、艺术层面、哲学层面进行着。《疼痛史》标志着新疆散文继续向哲学维度推进的创作方向，他不同于农耕时代的传统话语，也不同于以民族风情见长的地域性表达，而是致力于哲学层面的开掘。这一点，在《疼痛史》中有鲜明的体现。在散文集《疼痛的缘起》一文中，作者就阐明了自己的写作立场，渗透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疼痛不仅仅根植于肉体，它还弥漫于人的精神。精神的疼痛似乎更加隐秘。”从而将疼痛引入精神层面，疼痛带给人精神上的痛苦往往是秘而不宣的，但它着实又是肉体之上附加于人的精神锁链。因此，人类要摆脱肉体疼痛，必先从精神上摆脱疼痛的困扰。作者写道：“疼痛是肉体的哗变、灵魂的背叛。也是外部力量作用于精神而产生的不同梯次的震颤。”

“我”的疼痛记忆起源于而立之年的一次冲动行为，原为体育老师的“我”想在学生面前“小露一手”，给学生示范跳远的技巧，“我的梦也飞起来了，我仿佛又回到了我的中学时代，少年的冲动和好胜又回到了我的血液中”，然而，“我”最终却听到“咔吧”一声，“那声音来自腰部”。通过疼痛的缘起，“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要知道啥时候该干啥”。书中每一种关于疼痛史的记录都带有深挚的思考，因此，我们说《疼痛史》是一部来自主体的状态描述。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从疼痛入手来揭示中国社会的普遍法则，相对于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规训，《疼痛史》更加强调一种身体的自律。从而让我们联想起“非礼勿视，非礼匆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古训，这一古老哲学就是《疼痛史》写作的原点，《疼痛史》是建立在中国哲学基础上的文学书写。从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起，就表明了中国社会是一个自律性的社会，处理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问题，首先不是寄希望于强力的干预，而是强调“礼”的精神，通过改变人们的认知，哪怕是通过一种循序渐进的缓慢进程，也要在“礼”的框架内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从春秋时代，中国社会就有了“和”的观念,和为贵——和谐、和睦。

从一定意义上说，“规训”是资本主义状态下的存在模式。而《疼痛史》中所宣示的自律意识既存在深厚的历史语境，也存在现实的“当下意识”。这种自律不单是基于纯粹的道德建构，也是一个人要明确生活的界限。黄毅将其表述为：人要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一个人要善于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和道德健康。中国古有“明哲保身”之说，《张锡纯医学全集精编丛书·医学衷中参西录·医论篇》释为：“此身不陷于罪戾为保身，此身不陷于疾病亦为保身。”然而，世上有几人能免于疾病缠身，又有几人能够弃绝疼痛。人生与疼痛如影相随，欲达到“明哲”之境，何其难也？然而，首要的是知进退，知荣辱。

文学与哲学之间有一条秘径通道，相互贯通。也正如德国学者温格尔所指出：“文学不是把哲学知识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中，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一般态度。”[6]《疼痛史》自始至终贯穿这一理念。为了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我”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治疗仪式：贴膏药、拉伸、倒挂……这种种方式加深了“我”对疼痛的体验，治疗的过程也像是附加在身体之上的另一重痛苦，有对酷热的煎熬、有类似于五马分尸的惊惧，每一次兴冲冲奔着希望而去，却总是换回沉重的失望而归。伴随着精神上的巨大起落、悲喜。因为疼痛，我知道我还存在，这是作者面对疼痛的最大觉悟。

二、审美精神：追求自由的生命

“（审美精神）指那种在活的形象中，并通过活的形象去呈现人类生存意义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态度或意向。”[7]文学作品要通过鲜活的艺术形象去传达对人生的态度和理性精神，其中“活的”就是指作品要有感染力，能在读者中产生共鸣，从而能够传达作者的创作意图。散文集中的《永久寂静》是一篇怀念母亲的散文。母亲被检查出直肠癌晚期，并且已经转移扩散。“我”找到中医科的医生对母亲进行针灸治疗。作品着重刻画了母亲在针灸时“不堪”的表情：“每一针下去，她的眉头都微微紧一下，特别是在捻针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的牙齿都咬在了下唇上。”为了省钱，年迈的母亲坚持在11 月的寒风中挤公交车去医院，“那时母亲已非常虚弱，几乎上不了楼梯……”《疼痛史》着重刻画了普通人的形象，愈发体现出他们在病魔面前，善良、质朴的品质。

《疼痛史》讲求一种独特的叙事技巧，语言力求简洁、朴实，营造浓郁的诗意空间。文字不事雕琢，以情感人。行文中不时有精辟的语言闪现，闪耀着浓浓的诗意和理性的光芒。在《亲爱的腰呵腰》中，作者描写自己清晨被彻骨的腰痛惊醒：“那疼痛犹如晨钟”。一个清新的意象把疼痛的折磨写得充满诗意。作家是在以平和的眼光看待肉体的疼痛，他认为在疾病面前多了一份从容和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怨恨、咒骂，这种写作立场本身就具备高度的文学性和原创力。在《忍着点》中，面对高强度的治疗和持续的疼痛，“我知道从此我要忍受许多，疼痛的或非疼痛的，抑或与疼痛相关的。”作为一位诗人，黄毅的许多文字是其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是凭借着情感的激荡自然流淌出来的，他的写作更多出自数十年写作所积累的审美冲动，语言张弛有度、自然从容。

《疼痛史》并没有着眼于宏大叙事，而是从小叙事入手，从普通人之痛着手，写出平凡人的不平凡。在《大哥》《爆炸》等篇中，能读出深重的家国之痛。文中的主人公没有轰轰烈列的壮举，却在平凡中闪耀着深挚的家国情怀，曾经在部队参加过特殊机密任务的大哥，退役的第一个年头就在晨练中病逝了。一个前来悼念他的战友，在墓前念叨了一声：“老黄，你太不孝了。”这是对大哥一生的概括：18 岁外出当兵，基本照顾不上父母，刚退役回到老人身边，却又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大哥》中的一段描写，作者着墨不多，却饱含深情。这种简洁的文风代表了黄毅一贯的创作风格，实际上在这里又涉及疼痛的第二个命题——死亡。死亡是疼痛的加速器和截止阀，只有彻底的死亡才能终止锥心的疼痛。一场惊心动魄的油库大爆炸后，人群围拢，大霞静静躺在满是油污的工地上。黄毅笔下塑造了一大群疼痛者的形象，既熟悉，又陌生。这些都得益于他纯熟的叙事策略。

黄毅从语言入手,把疼痛描绘得非常精致，有各种姿势的疼痛，还有各种状态的疼痛，疼痛修辞展现他的语言功力，甚至像一个疼痛分类学的专家。地窝子顶棚塌陷之际，大老王的老婆情急之下扑在孩子身上,被地窝子的断梁砸得内脏出血，当即毙命；“诗人”靠近尾椎骨的创口处压着足有一两公斤的沙袋止血,饱受病痛折磨的身体成为诗人临终的形象。据说，疼痛有十个等级，每个人都在承受不同级别的疼痛，直到痛无可痛、痛不欲生。疼痛除了带给我们最后的绝望，也带给我们许多疼痛的智慧和哲思。

散文集《疼痛史》插图

疼痛具有社会性。在现代语言学理论奠基者索绪尔那里，语言是二分的：能指和所指。《疼痛史》的文本价值不只是建构在身体感觉之上，它是把疼痛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提炼出来，关键是疼痛的价值何在？被行刑的犯人和战场上牺牲的烈士，遭遇同样的疼痛，但他们的价值截然相反，犯人的疼痛具有可耻性。烈士的疼痛具有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疼痛史》既是一部疼痛的哀歌，也是一部疼痛的颂歌。其中有新疆屯垦戍边事业的壮怀激烈，也有对奋斗一生建设者的哀婉叹息。正因如此,面对疼痛，黄毅的笔调不是低沉的，他始终有战胜疼痛的意志——人在疼痛面前并不是消极的。不管是“我”“大哥”“母亲”“父亲”，甚或是“诗人”，那些带着病痛的肉体行走在大地上，散发着生命的蓬勃力量，彰显了独特的美学观念。这部《疼痛史》是黄毅对于个人生命史的咏叹，也显示了他思想的力度。

三、独白与隐喻：《疼痛史》的文学性与原创性

从《疼痛史》中，我们很容易联想起福柯的词语——规训。规训是通过外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而疼痛更多通过内在的身体记忆来完成自己。“它（病痛）被上帝在人还没完全成形的时候就提前根植于肉体，思想的改造往往是通过肉体来实现的，所有的酷刑都是针对肉体来的，最终屈服人的意志。”作者常年与疼痛抗争，有着深刻的疼痛体验。疼痛教会人思索，但这种思索是通过艺术的手段来完成的，给人以美的感受。《疼痛史》以文学的形式传达了正确的价值导向，融美与正义于一体。

文学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对自由生命的永恒追求和赞美。《疼痛史》中灌注了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正是在一张张充满疼痛的面孔下凸显出来的。因此，黄毅从疼痛入手是选择了一个独特角度，对人类精神进行持续地拷问，这种叙事角度从表面上看是普通人的家常里短，但仔细考量，那种在锥心之痛煎熬下的人的本质的凸显，又何尝不是作者一种宏大叙事？

尽管《疼痛史》存在第三人称写作的方式，但从根本上，你可以看出:《疼痛史》实际上是一种独白式写作。作者好像在喃喃自语，一个人在黑夜里讲述自己的故事。全书在“我在母亲的疼痛中来到人世，我是疼痛的产物”这种低沉的男声中拉开了序幕，开始了作者所经历以及所见到的疼痛的描述。通读全书，这种“声调”始终萦绕在耳边，舒缓的、低速的语言运行方式，即使是对身体巨痛的描述也是如此。在《我被自己吊了起来》中“水晶眼镜”忽然抡起像“一块砖头”似的硬物猛击“我”的足跟，“轰然一下，由足跟传导上去的力量却令脑袋遽然作响，在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一击可谓石破天惊。”疼痛是一种客观存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甚至很难说清它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种感觉被黄毅捕捉到了，并且写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黄毅的文字非常细致，属于慢节奏的。他在行文中始终注重对自我感觉的抒发，他主要从人生体验的角度来书写《疼痛史》，而不是搜猎“疼痛”的故事，不靠光怪陆离的疼痛故事来搏人眼球。《爆炸》是写炼油厂大爆炸的往事，黄毅没有刻意去描写火光冲天的爆炸现场，事故发生时，“我”正在“和同学赶往学校的路上”，一路在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争论着，“忽然不远处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好像脚底下的大地都抖了一下，紧接着就看见一朵灰白色的烟雾团如蘑菇云般迅速升起，而天空似乎也在那一声巨响之后，猛然清亮起来。”他是以第三者的眼光，从与事故现场保持一定距离的少年视角来进行叙述。在优美的文字中间既饱含了对逝者的尊重，又保持了鲜明的文学特征。读者像沉浸在一个幽静的暗室中，聆听一种充满倾诉式的心灵独白。

《疼痛史》高度的文学性恰恰在于保持了作家精神的独立性，并且通过创作实践拉伸了疼痛母题的内涵与外延。作者的叙事中存在高度的直觉化却又贴近现实。《疼痛史》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主流现实主义的作品，让人读后有深刻的现实感。作品中想象、夸张的成分很大程度上被疼痛感遮蔽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疼痛刚刚治愈，痛风又随之而来。摆脱了旧的伤痛，新的伤痛又不约而至。这既是一种现实体验，又是一种高度隐喻化的喻体。在这里，“疼痛”成为一种修辞手法，而惯常意义上的意象、意境消失了，读者在极端的疼痛感觉中负重前行。

可以看出，散文集中种种关于疼痛的叙事总体上是相关联的。它们描述了对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过程，也展示了各种各样富于文学性的治疗方案，组成一条线性的叙事流。《疼痛史》叙事成立的前提即如英国文学理论家安德鲁·本尼特所说：“假如故事无所不在，我们也在故事里。”[8]但《疼痛史》的叙事又带有浓郁的抒情性和理性色彩。《大哥》采取了双向叙事结构，第一节叙述“大哥”晨跑中去世的前前后后，第二节开始叙述“大哥”的从军生涯……如此反复，像是一部和声。“我写这部书的时候，我们家还有六口人，除我之外，是父母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短短几年里，他们先后走了三位。”叙事开始，好像有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娓娓道来。这恰好符合了英国美学家沃尔特·佩特的说法，“所有的艺术都渴望音乐状态。”[9]正是这种充满艺术感的表现力，让读者置于“在故事里”的状态，唤醒人们的疼痛体验。因为人无所不在疼痛之中，只待一种声音便能将它从意识深处唤醒。

从当下文学创作来看，集中以疼痛为母题的文集尚不多见，《疼痛史》进一步拓展了疼痛题材在文学领域的深度。通过对疼痛的描写展现了人类的温情、亲情、友情和家国情怀。在《疼痛史》中我们没有看到怨天尤人的负面情绪，疼痛使人的本性得以流露。“人之初，性本善”，在疼痛和死亡的双重压迫下，人回到了原初状态，在这个原初状态下考量人性，是《疼痛史》具有试验性的写作动机。至今为止，从这个层面来阐释“文学是人学”的作品尚不多见。在疼痛的压迫下，不管是腰缠万贯的商人，还是身无分文的穷人，都开始回到同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生命的原点。《疼痛史》正是在这个起点上来看待、回答人生的诸多问题，来解释困扰人类的许多社会问题。这一点，充分体现了《疼痛史》的文学性、原创性。

“那些希望诉说疼痛的人经常依赖隐喻”[10]，因为最为剧烈的疼痛往往是无法表达的，若想传达则需要“移情”。[11]因此，关于疼痛的表述必然是一种文学话语，也正如人们所说:“任何跟疼痛相关的句子是‘某种指示性和某种超越指示性的东西，一种多事件的形式以及在那种形式之外的一种突出的、文学化的通路’。”[12]隐喻是处理疼痛题材的独特方式，在这里，想象已显得虚弱无力，只有隐喻才能显现真实的身体、真实的疼痛、真实的思想。《疼痛史》原初的创作意图恰恰在于通过疼痛的特殊场域检视人类精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你不能说“疼”可以被描述，这种精神指向代表着：“你随着语言一起学到了‘疼痛’这个概念。”[13]如果仅仅描述了疼痛的场景，就不能形成对疼痛的认识以及疼痛的价值观。“捐躯赴国难”是一种面对疼痛的气魄；大敌当前，逃之夭夭也是一种逃避疼痛的姿态，这两种情形说到底就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疼痛史》在意识深处给予了正确的判断，它以纪实的笔法歌颂了以家国天下为先的时代先行者，这种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构成了《疼痛史》的主基调。比如散文集中的《横过江面的雾岚》中描写了陈放平凡的一生：年轻时从山青水绿的嘉陵江畔，来到昆仑山下，参加塔克拉玛干西南缘的石油大会战。他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依然保持着顽强、纯朴的性格。小小的嘉陵摩托车寄托了他的故土之思，在莽莽沙海中风尘仆仆。树高千尺，落叶归根，退休后返回重庆的陈放，又一心眷恋着他奋斗一生的石油基地……陈放只是千千万万支援新疆、建设新疆的建设者的缩影，于平凡中见出高尚。

在《疼痛史》中，隐喻是一个重要修辞手法，它在整体上建构出一种独特的结构。“医院”“疼痛”“死亡”等都是多元化的。它所表达的既有按字面意思理解的“日常”语言也有更新的修辞性，并在文字中不断强化，从而使《疼痛史》在更大的语言空间内具备了充足的活力。正如尼采所言:“语言不可避免是修辞性的，文本的意义不可能与其比喻化的表达相分离。”[14]对于这种写作立场，黄毅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说:“我忽然觉得仅仅写我肉体的疼痛，完全不足以表达我对疼痛的理解，而且会越写越窄，最终走到死胡同中。”“我所要写的疼痛应该是肉体与精神交融的疼痛。”

四、结语

疼痛带给人沉思，从这个层面讲，《疼痛史》引发了关于疼痛的社会话语。作为一个长期与病痛周旋的作家，黄毅的《疼痛史》是一种无意识写作或者是下意识写作，他的书写完全出于一种疼痛本能，并且由此扩展为社会性书写——整个社会面对疼痛的直觉反应，这是一种严肃的写作。伴随着疼痛而来的，就是一种疗愈的进程，以及如何从人生、社会层面来看待疼痛现象，像文天祥的《正气歌》、史铁生的《病中碎笔》都是基于疼痛背景下的写作，是对人类精神的终极追问。离开了这些元素，任何关于疼痛的书写都将沦为病理学报告。因此，疼痛是一种镜像，人们在疼痛中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这也赋予《疼痛史》以独特的观察视角，从而完成了对自我的深刻表达。

疼痛对人构成潜在的自我约束，这种文化现象由来已久，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修身也是规避各种风险、疼痛的有效途径之一。人的言行举止要符合一定社会规范——“不逾矩”，能够利他、利己。按照《疼痛史》的说法就是：人要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通过疼痛话语言说去呈现生存意义的普遍性的态度，就构成了审美精神的现实观照。在《疼痛史》中，体现出顽强的生命意识和深挚的家国情怀，这是文学作品最具备冲击力的元素，雄浑、大气、刚健的美学风格渗透其中；而关于疼痛的解读又都要建立在文学的框架内，可以借用俄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的说法：“文学性”，是指叙述者的语速、声调，以及隐喻修辞的运用。

疼痛为我们提供了生命言说的方式，他人的疼痛和自身的疼痛是两种不同的视角，它所坚持的既是一种文学立场，又是一种生命立场。文学在这种语境下才能血气充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