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予

散文集《疼痛史》插图

无论是对作家对编辑还是对普通的文学读者，什么样的散文才是好散文这是一个经常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困扰文学评论界的问题。随手翻翻文学史就知道，这个问题中国外国都存在，历朝历代都有，清朝浙江绍兴私塾老师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俩编了一本散文集《古文观止》，遴选东周至明代的222篇散文，自认为是天下古文之最，公允地说，其中大部分文章为世所公认，是好散文，但其中无聊无趣的文章作为鱼目混杂其间也是不争的事实。既然是文选，其中肯定有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有传统文化、有伦理的轨距，他们是私塾老师，熟读四书五经，从大的方面说选择文章自然会以此对标，这是他们的“政治标准”，与此同时，他们肯定也有自己的文学趣味，自己的爱憎，这些多少都会影响到文章的选择，一言以蔽之，这是叔侄俩的古文观止，不过是清朝两个学校老师的一部散文选本而己。在多数中国文化人眼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所谓好散文大概就是《古文观止》中的面貌。汉语到了白话文之后，有关何谓好散文的争论依然激烈，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的散文、周作人的散文、许地山的散文、丰子恺的散文、朱自清的散文，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中学课本的杨朔、刘白羽、碧野等散文家的散文，包括改革开放之后活跃文坛的诸如史铁生、张承志、贾平凹、周涛、余秋雨、刘亮程等名家的散文，一些文章因时而兴，曾经妇孺皆知，然而时过境迁，已无人提起；还有一些文章经过时间的淘洗，愈发闪光。即使同一作家的作品，哪些好，哪些有价值，哪些更好，更有价值，无论是读者还是评论家也是见仁见智，即使进了教科书，也不敢妄断就是经典。可以肯定地说，文学审美判断不是数学物理试题，不可能有统一的唯一的答案。

作家黄毅

新时期以来，新疆散文气象不凡，成绩斐然，有目共睹。周涛的散文，刘亮程的散文，李娟的散文，先后在国内文坛都制造出不小的动静，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与此同时，黄毅的《新疆时间》、熊红久的《一纸岁月》、王族的《图瓦书》等散文则无疑壮大了新疆散文的阵容和实力。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黄毅以诗歌步入文坛，后移情散文写作，出版散文集多部；其间穿插影视剧本写作，也是出手不凡，被业内十分看好，几个剧本先后被拍成影视剧，但相对而言，为文学读者所熟知的还是其散文，《新疆时间》成为其代表作。步入中年之后，黄毅得了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很严重（笔者也是此病的受害者，同病相怜，深知此病的痛苦和难缠）。源自此病的反复无常的疼痛，不仅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工作生活，也严重影响了他心情、阅读和写作，诗写得少了，报刊杂志上也鲜见他的散文，更多的时间他在与医院打交道，寻医问道，搜求去除病痛的良药妙方。疼痛让他痛苦，让他躺平，让他动弹不得，让他夜不能寐浮想联翩，让他将投向车水马龙万丈红尘的目光收缩回来，聚焦到自己的身上、腰上；隐藏在身体内部的类似脉冲的疼痛让他无话可说无计可施，凸显了肉体的举足轻重；这也让他有了充分的时间关注审视形而下的肉体、感觉，重新将他置于日常生活的平凡细节中，咀嚼，体味，发现，思索。从医学上说，疼痛是指示身体状况的“符号系统”中的符号，就如同城市交通系统中的红黄绿灯，一个健康的人是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的，只有恶心、晕眩、疼痛等符号标示在确定身体健康的综合指数。美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对此曾有研究，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写道：“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的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疼痛是疾病的信号。回顾我们读过的文学书籍报刊，就会发现文学和疾病有着无法言说的神秘关联。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患有癫痫，小说中就常常会有一个患有癫痫的人物，并有许多涉及癫痫的文字。晚年的博尔赫斯患有严重的眼疾乃至最终失明，因为失明导致生物钟混乱、长期失眠，这些都无可避免地投射到他的文学创作中，失眠的痛苦体验转换成文学想象，博尔赫斯谈创作时说，其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就是源于失眠。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高位瘫痪，半生与轮椅相伴，他的《我与地坛》等散文中文字多涉及疾病以及由疾病而生的人生感触与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疾病是文学的一种特殊资源。黄毅在《疼痛史》的跋《天生我痛必有用》中写道：“这真是一个难缠的病，它带来了肉体巨大的疼痛，每次从满怀希望的治疗到后来劳而无功的沮丧，都让我陷入无比的苦恼，进而也让我思考，疼痛时思维是紊乱的，在疼痛减轻的间歇处，思考却是异常清晰，这些持续不断的疼痛对我意味着什么？上帝在我身上制造了这么多疼痛一定有他的道理，疼痛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难道不是一种恩赐？一种财富？不正是踏破铁鞋难觅的素材？既然让我疼痛了，那我就用我的写作来报答他，正所谓天生我痛必有用。”最终变成了一篇篇书写亲朋好友疾病疼痛生老病死的散文，结晶为《疼痛史》。

疾病让作家回归内心，回归自我，因疾病而生的病痛让作家感同身受，也更富有同情心，生活放慢了脚步，文字具有了温度，让读者感到温暖。人海茫茫，书籍汗牛充栋，但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让人感到温暖。疫情汹汹，居家期间，读《吴越春秋》（书的封面上标着“中华经典名著”，从广义上说此书文体亦属散文），当我看到讲述干将铸剑的情节，心灵为之一颤。“于是干将妻莫耶乃断发剪爪，投入炉中，使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耶。”以妻为炭，只为造剑，这种文字如刀似冰，寒气彻骨。另一个情节更是令日月无光。吴王阖闾欲杀勇盖千军万夫莫敌的政敌庆忌，伍子胥给吴王推荐了一个刺客，名叫要离。要离是个什么角色呢，瘦小无力，一阵风就会把他吹倒。伍子胥带要离去见吴王，吴王疑惑，这么个人竟敢说自己能杀庆忌，是不是个骗子呀？且听要离陈述的刺杀谋略：“……臣诈以负罪出奔，愿王戮臣妻子，焚之吴市，飞扬其灰，购臣千金与百里之邑，庆忌必信臣矣。”要离以此计谋果然骗取了庆忌信任，接近庆忌，找了个机会把庆忌杀了。要离玩的这一出，早已超出了“苦肉计”的范畴，超出了我的想象。老祖宗这种病态、畸形，残忍的“智慧”实在是让人无语。这两段文字超低温，字字如刀，句句见血，令人不寒而栗，甚至让人产生生理上的极度不适。古代典籍，如同古墓，里面可能有黄金美玉，价值连城，但也少不了细菌病毒，读者需要有免疫力。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种在人性方面超低温的散文，这种文字甚至令人生厌。

因此，温暖成为我判断散文的基本标准。屠格涅夫的《麻雀》、鲁迅的《一件小事》、朱自清的《背影》，字里行间，散发着一种温暖，一种人性的光芒，读此类散文，即使窗外漫天飞雪，内心也会温暖如春。散文集《疼痛史》收录散文40 篇，约18.8 万字。《疼痛的缘起》《我要飞翔》《亲爱的腰呵腰》《我看到了我的白骨》《忍着点》《牵引》《麦肯基》《大气功师》《比针更尖》《活着真好》《军营里的病人》《漂泊的牙齿》《听响》《我被自己吊的了起来》《失败 从不需要夸大》《相信一个人》《不再疼痛》《继续疼痛》这18 篇——几乎占了一半——直接写疼痛：腰椎间盘突出的疼痛，牙齿的疼痛，痛风造成的脚的疼痛，写疼痛的前因后果，写疼痛的感受，写求医之路，写治疗，写康复，其中又以给作者带来极大痛苦和严重困扰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疼痛为首要，贯穿始终。疼痛是病，是身体局部的造反、叛乱与革命。我疼故我在。和死亡一样，疼痛是哲学的母题。愤怒出诗人，疼痛写散文。疼痛转化为一个个方块汉字，变成文章，并且成为“史”，由此可以看出疼痛的能量有多大。除了难以表达的疼痛，还写父母的病、生前与离世，写遽然离世的大哥，从身边亲人的生与死、病和亡，解读人生，体悟生活的真谛。既有对往事的回忆，也有对逝去亲人的缅怀。生老病死这是每个人都将面对的人生课题，但对作家来说，仅仅被动地面对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回忆、在对往事的娓娓叙述中以文学的方式解构与重构。《去看马老师》《阳光不曾漂白的日子》《不要脸》写特殊年代的被污辱与被欺凌者，写人的无奈、卑微：上海知青体育教师马老师仅仅因为上体操课时无意触碰到女学生的某个不该触碰的部位，女生的父亲又正好是团场主管政法的领导，结果马老师被判刑劳改。30 年后，当几个当年的小学生如今人高马大的男男女女相约去看刑满释放的小学老师马老师时“让马老师有些诧异，他的妻子迅速冲到前面，将马老师拦在身后，问我们要干什么。当马老师知道这一群人是他当年的学生时，我感觉他确实深深地震惊了”，生活、恩怨、微笑与眼泪，在时间的熔炉中，化蛹为蝶。一个中学女生因为腹腔中异物被当成怀孕因而对全校师生进行刑事调查；女生去医院被诊断出恶性肿瘤却因病情被耽搁不治身亡，这种小说家才会感兴趣的故事情节却可悲地成为现实中的“真事”，令人不免唏嘘。文革期间青年女老师与派到团场的军队“支左”干部杨副政委发生婚外情，怀孕堕胎，受到处分，下放连队大田劳动，成为五年级几名男学生的非议对象，其中一个名叫雀娃子的男生更鄙夷不屑，说她不要脸；“我”对女老师的遭遇颇为同情，上初中后学农劳动去连队割麦子，偶遇此女老师，“我”想帮她割麦子，走到跟前时才发现那个当年骂她不要脸的雀娃子已先我一步在麦田里帮女老师割麦子。这些片断式的情节、细节令人想起美国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在历史和现实的巨大的生活场域中，在人性与观念的战争中，善就像深埋地底的火山，最终将喷涌而出，释放耀眼的光芒。

散文集《疼痛史》插图

散文集《疼痛史》中的散文多以叙事为主，篇幅一般都不长，在二千字左右，写人叙事，文字看似随意，但细读就能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如《去看马老师》一文中短跑60 米9 秒36 这个细节前后两次出现，不仅前后呼应，也是构建人物之间的逻辑关系的铆钉。《酒殇》是散文集中篇幅较长的散文，大约二万字左右，也是一篇最具黄毅特色的散文，以酒作为话题，洋洋洒洒，从成吉思汗父亲——草原英雄也速该——被人酒中下毒暗害写到蒙古草原酒神与战神的历史神话、喀纳斯禾木村的图瓦人历史和现实生活以及蒙古族朋友巴登、阿木尔、老那生活中与酒有关的趣闻轶事。蒙古族朋友巴登带着新婚的美丽妻子怀惴梦想来到异国他乡，在意大利佛洛伦萨安顿下来。三个月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旅游来到佛洛伦萨，打电话联系到巴登，没想到此时的巴登已身患重病；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在佛洛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西边的洗礼堂（又称天堂之门）前合影；两个月后得到了巴登离世的消息，从此巴登永远定格在我们的那张合影中。酒让作者联想到另外两个蒙古族朋友：美术教师阿木尔和老那，他俩为同一所学校的教师，两人也是酒友。阿木尔喝酒不忘读书，读博士，出画册，生活中离不开酒，后来得了口腔癌，半年后撒手人寰。“阿木尔去世后，形单影只的老那并未停止酒事……”“老那表现出对时间的极大漠视和对酒的极大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老那是用这种方式怀念阿木尔……”“有一天老那被人从酒桌上抬下来，送到医院一查，为严重的钾缺乏症……而钾缺乏最终会导致心脏衰竭，老那只有选择暂时停杯……老那好像被谁抽走了精髓……”对生活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酒几乎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生活话题。尤其是性情中人，见到酒就像西班牙公牛见到了斗牛士手里抖动的红布，最后倒下的肯定是自己，真可谓成也酒，败亦酒。酒神西方人称之为艺术之神，正如爱情一样，沉醉其中，必为其殇。文章由酒入题，说古论今，如行云流水；叙事生动节制，读来温暖而深情；从此文中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柔软和悲情。

在当代中国文坛，40 年前新疆诗歌——新边塞诗——曾名噪一时，但真正成气候的还是散文。不同于国内其他省区，作为具有独特地理历史文化样貌的边疆地区，东西方多种文明的交汇之处，历史上虽然有个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诗歌乃至史诗遗存，源自中土，源自陕西和甘肃的民间戏剧、戏曲，20 世纪上半叶推动社会革命的话剧，新中国成立后构建新的意识形态的电影、舞蹈，这些不同门类的艺术存在勾画确立了新疆艺术的基本面貌、基本特征。但作为创造传承中华主体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汉语文学书写——无论是小说、诗歌，戏剧，还是散文，其有组织地全面书写、表现则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繁荣兴盛于40 多年前波及全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以周涛、刘亮程、黄毅、李娟、熊红久、王族等为代表的散文作家以其各自不同的生活体验、各自不同的艺术视角、各自不同的表述方式，对新疆生活进行汉语书写、扫描，从巩乃斯的马到黄沙梁的风，从新疆时间到遗落在阿勒泰角落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文学触角触及天山南北，包括在屯垦戍边中应运而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活，这些文字包含了丰富的时代信息和思想光彩，或豪情万丈，或舒缓沉潜，如冬日暖阳，似午后咖啡……这些优秀散文犹如戈壁沙漠中的绿洲，拓展了当代中国散文的书写空间、体量，为其注入了一种来自西部天地山河涌动奔腾的生命之精气，影响和改善了当代中国散文的生态环境，无疑也成为新时代文化润疆的精神甘露和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