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林鑫 郭佳鑫 冯校通 肖 飞 （洛阳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洛阳 471000）

一、引言

近十年，互联网发展迅猛，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达10.11亿，其中10～19岁的青少年占比为12.3%，是互联网使用的主力军。网络成为青少年获取知识、结交朋友、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同时，网络也是柄双刃剑，部分青少年沉溺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不能自拔，形成病理性网络使用，严重损害了身心健康、学业水平和人际适应能力[1-2]。这也正是国家层面多次出手限制未成年人上网时间的主要原因。病理性网络使用的危害很大，且在青少年群体中呈高发趋势，因此有必要对病理性网络使用的风险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3]。

（一）病理性网络使用和D型人格

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简称PIU）是指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无节制地使用网络，导致个体在社会、心理和学习等各方面表现越来越糟的现象[4]。因对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消极影响，病理性网络使用被纳入精神疾病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的范围，尤其是网络游戏障碍这一特定类型的病理性网络使用已被列入DSM-5第三部分内容。在评估和诊断病理性网络使用类型和程度的同时，有必要探讨其影响因素和发展机制，为网络使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网络相关病理心理和行为的干预治疗提供依据。

考虑到PIU的表现包括情绪和人际方面，可将人格变量中与情绪和人际有关的特质用于解释为何在PIU上存在差异。荷兰学者Denollet于1996年提出D型人格的概念，并从两个维度对其进行建构和操作，即消极情感（NA）和社交抑制（SI）[5]，按照两个维度得分（7个项目加和分数）均超过10分作为D型人格划界标准。研究表明，D型人格个体在冠心病上的预后更差，较少体验到情绪上的满足和幸福，在人际方面也存在困难[5]。D型人格测量工具所测量的消极情感和社交抑制，与人格特质结构模型中五因素模型的神经质和外向性有密切关联[6]。高社交抑制的个体是孤独的，他们有着非适应性的社交技能和沟通模式，更倾向于在网上结识朋友，对网上朋友的满意度也更高，因而他们更喜欢使用网络，以致影响日常生活[7]。消极情绪性高、社交技能差的个体可能会利用网络来管理情绪[8]，情绪越多越强，网络使用的频率越高，以致发展到病理性程度。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D型人格的个体更容易网络成瘾。

（二）D型人格影响病理性网络使用的机制

D型人格对PIU的影响可能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某些中介变量对其产生间接影响。根据动机心理学，个体表现出的某种行为的背后，一定存在相应的动机，体现为内部需求和外部诱惑[1]。本研究以此为基础，探讨应对方式在D型人格与PIU间的中介作用。

应对指个体面对现实环境的改变，采取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调整自己，适应应激事件[9]。应对方式短期来说影响压力源的解决，长期来说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10]。人格—应对—结果理论指出，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体采用的应对方式，进而影响适应结果[11]。该理论模型的观点已经在一些实证研究中得到检验，例如有研究者发现大五人格与应对方式存在一定关系[10]。D型人格个体的消极情感（NA）和社交抑制（SI）得分都很高，他们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来逃避问题，而较少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消极的应对方式只能在短期内使个体规避心理痛苦，从长远来看，个体的心理痛苦水平可能会升高。心理痛苦水平高的个体会体验到更多的挫败感，于是转向网络世界寻求安慰。网络环境具有匿名性，没有表露的风险，不必担心他人眼光，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随意装饰自己[11-13]，是心理痛苦水平高的个体的避风港。最终，网络使用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以致达到病理性程度。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2：应对方式在D型人格和病理性网络使用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星向河南省某中职学校1004名中职生发放问卷，回收问卷947份（回收率94%），被试平均年龄16岁。为了鉴别出无效问卷，本研究将两道注意力筛选题插入到问卷中[14]。剔除作答时间过短和两道筛选题均答错的38份问卷，得到有效问卷909份（有效率96%），其中男生413人，女生496人。

（二）研究工具

1．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

选用雷雳和杨洋[15]编制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APIUS）。该量表共38个项目，包括突显性、耐受性、强迫性上网/戒断症状、心境改变、社交抚慰和消极后果6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当前样本上6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1、0.76、0.93、0.90、0.88、0.77，各维度的相关在0.43～0.74之间，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

2． D型人格量表

选用于肖楠和张建新[6]编制的中文版D型人格量表（DS14），该量表包括共14个项目，消极情感和社交抑制两个维度分别有7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当前样本上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1和0.70。

3．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选用解亚宁[16]编制的中文版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该量表共20个项目，包括测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采用4点计分。当前样本上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和0.73。

（三）数据分析

采用SPSS20.0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Mplus7.0对假设模型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周浩和龙立荣[17]提出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方法，将所有项目放在一起进行因子分析，首个因子的解释率为22.62%（低于40%），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病理性网络使用与D型人格的消极情感和社交抑制均呈显著中低程度正相关（0.44和0.39），与应对方式的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均呈显著中低程度相关（-0.23和0.34），假设1得到验证。从中可以看出，消极情感越严重、社交抑制越明显，个体就会越多地采用消极应对（0.42和0.36），越少地采用积极应对（-0.31和-0.29）。

表1 描述性统计和变量互相关表

（三）分层回归和路径分析检验中介效应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考察D型人格两个维度以及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对病理性网络使用的预测效果，见表2。结果表明，消极情感和社交抑制均对病理性网络使用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同时纳入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后，模型的解释力变化显著，即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对于病理性网络使用的预测有增益效度，而且消极情感和社交抑制的回归系数均降低，但依然显著，说明消极情感和社交抑制对于病理性网络使用的预测效应部分是通过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来发挥作用的。

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依次将消极情感和社交抑制作为自变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作为中介变量、病理性网络使用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影响病理性网络使用的六条路径均显著（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见表3）。这六条路径分别是：（1）间接路径：消极情感→积极应对→病理性网络使用（indirect1），消极情感→消极应对→病理性网络使用（indirect2），社交抑制→积极应对→病理性网络使用（indirect3），社交抑制→消极应对→病理性网络使用（indirect4）；（2）直接路径：消极情感→病理性网络使用（direct1），社交抑制→病理性网络使用（direct2）。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应对方式在D型人格和病理性网络使用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率31%。

表2 分层回归分析表

不考虑人口统计学变量的作用，根据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Mplus7.0进行显变量的路径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消极情感对病理性网络使用的总效应中，有9%是通过积极应对中介的，有21%是通过消极应对中介的。社交抑制对病理性网络使用的总效应中，有12%是通过积极应对中介的，有19%是通过消极应对中介的。假设2得到验证。

图1 显变量路径图（标准化）

表3 应对方式在D型人格与病理性网络使用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四、讨论

（一）中职生病理性网络使用和D型人格

青少年病理性网络使用的问题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按照病理性网络使用总量表项目均分划界标准，分数大于或等于3.15的PIU群体占比为6.7%，分数大于或等于3小于3.15的PIU边缘群体占比为4.6%，3分以下的PIU正常群体占比为88.7%。本研究中，PIU群体检出率为6.7%，略高于普通中学生的比例（5.8%）[15]，低于大学生的比例（14.9%）[16]。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中职生相比普通中学生，学习成绩和学习动机更低，课余花在网络上的时间更长。相比大学生，中职生在校期间受到学校纪律的约束，不能携带手机，故而没有大学生检测率高。由此可以看出，教育部规定中小学生手机严禁进课堂，对于预防病理性网络使用是有实际意义的。按照两个维度得分（7个项目加和分数）均超过10分作为D型人格划界标准，在样本中占比为46%，与大学生群体的比例一致[16]，说明个体人格特质是相对稳定的。

（二）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关于病理性网络使用发生的机制，本研究结果显示，D型人格的消极情感和社交抑制能显著正向预测病理性网络使用；消极情感和社交抑制对于病理性网络使用的预测效应部分是通过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来发挥作用的。具体来说，D型人格个体的病理性网络使用程度更高，更容易出现情绪和人际关系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个体会体验到较高的焦虑情绪。为了恢复心理平衡，个体需要采取一些应对策略。D型人格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朋友很少，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倾向于到虚拟世界中寻求支持，利用社交网络来管理情绪、宣泄情绪、寻找陪伴[7，18]。这种消极的应对方式从长远来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加重心理痛苦，心理越痛苦，个体越倾向于到网络世界寻求慰藉，以致最终无法脱离网络，达到病理性程度。而通过网络来解决自己碰到的问题的策略，会占据甚至损害个体采用其他积极应对策略的机会。

（三）研究启示

人格特质是相对稳定的，但也并非不可改变，个体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尝试逐渐改变自身的行为习惯、情感体验方式，进而遮蔽人格中的不良成分。相比于人格特质，认知的改变更容易些。教师可以借鉴接纳与承诺疗法（ACT），先通过团体心理辅导、心理课等途径，让学生了解常见的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再让学生结合自身经验体会两种应对方式带来的情绪体验有何不同，最后帮助学生制定新的目标、建构新的认知模式，并监督学生付诸实践。教师通过心理干预，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虚拟的网络世界并非自己长久的避难所，要想摆脱当下的不利处境，只有通过心理调控监督自己更多采用积极应对来彻底解决问题，而更少采用消极应对来逃避问题，这样方可避免过度使用网络。

五、结论

中职生病理性网络使用与D型人格的消极情感和社交抑制两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即D型人格的个体更容易出现病理性网络使用。

D型人格对中职生病理性网络使用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间接效应是以应对方式为中介的。具体来说，D型人格的个体会较多地采用消极应对，更少地采用积极应对，故而更容易成为病理性网络使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