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同行：从馆藏实物看钱松嵒画风之演变

2023-02-11王照宇

中国美术 2023年6期

[摘要] 无锡宜兴是钱松嵒的故乡。钱氏在晚年将自己创作的百余幅书画作品捐献给了无锡博物院。此外，无锡博物院亦通过私人捐赠和收购等方式，入藏了一批钱氏早年绘画，由此成为国内收藏钱松喦绘画作品最多、最完整的文博单位。如此数量的钱氏作品足以勾勒出其画风的衍变过程。本文将按照年代，对无锡博物院所藏钱松喦画作进行分类，并围绕其画风展开初步探究。

[关键词] 无锡博物院钱松喦绘画分期

无锡宜兴杨巷镇是“新金陵画派”巨匠钱松嵒（1899—1985）的故乡。无锡博物院拥有区位优势，因而收藏了数量颇丰的钱松嵒书画作品，总数达120件。这120件钱氏书画作品的来源如下：1981年，无锡市文物商店让售2件；1984年，文物商店让售5件；1987年，钱松嵒捐献106件；20世纪80年代，文物商店让售3件；1988年，无锡市某机构移交3件；1993年，无锡市首任市委书记钱敏（1915—2016）捐献1件。这些藏品涵盖的时间范围很广，为1930年至1985年，即从钱氏32岁到87岁去世，几乎贯穿其一生。因为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较为连贯，所以有了依据图像实物来客观分析钱松嵒畫风的可能性。本文以时代为线索，将无锡博物院所藏全部钱松嵒绘画按照展览方式进行胪列，基本思路如下：第一部分以钱松嵒创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为主，彼时其艺术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第二部分以钱松嵒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作品为主，彼时画家致力于解决“山水画反映时代精神”这一问题；第三部分以钱松嵒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为主，彼时是其艺术创作的成熟期，奠定了其在中国画坛的重要地位。

一、传统与生趣——不同时期的摹古与仿古

回顾20世纪的中国画坛，“新金陵画派”是无法绕开的话题，而钱松嵒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钱松嵒，原名松岩，后改为松嵒，江苏宜兴人，曾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顾问。钱松嵒谙熟传统，具有扎实的写生基础，绘画重传统、重写生、重民族意识，是近现代杰出的中国画画家。他与傅抱石等江苏画家向来致力于开拓现代山水画的新风貌。在中国画转型的过程中，对创作方式的不断探索决定了他具有较高的学术位置。钱松嵒的作品类型丰富，既包括传统图绘模式下的山水画，又包括表现现实生活、描绘祖国大江大河的山水画，还包括表现社会变革的主题性绘画。其绘画风格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中国画坛的转型过程。

关于钱松嵒早年间的作品，无锡博物院收藏有11幅，[1]分别为作于庚午年（1930）的《二泉图》轴（纵136.5厘米、横68厘米，1988年某机构移交）、作于己卯年（1939）的《人物山水图》（纵144.5厘米、横79.5厘米，1984年无锡市文物商店让售）、作于庚辰年（1940）的《农乐图》轴（纵114.5厘米、横80厘米，无锡市文物商店购买）、作于辛巳年（1941）的《梅花图》轴（纵104.5厘米、横32厘米，1988年某机构移交）、作于壬午年（1942）的《山高水长图》轴（纵132厘米、横65厘米，1984年无锡市文物商店让售）、作于癸未年（1943）的《灵岩秀嶂图》轴（纵144厘米、横76厘米，1984年无锡市文物商店让售）、作于戊子年（1948）的《古树深萝图》轴（纵142厘米、横79厘米，1984年无锡市文物商店让售）、作于戊子年（1948）的《山水图》轴（纵143厘米、横38.5厘米，无锡市文物商店购买）、作于戊子年（1948）的《果品图》轴（纵95厘米、横35厘米，无锡市文物商店购买）、作于戊子年（1948）的《仙居图》轴（纵150.5厘米、横40厘米，无锡市文物商店购买）、没有款署时间的《鹤飞图》轴（纵130.5厘米、横65厘米，1984年无锡市文物商店让售）。

创作这些作品时，钱松嵒时年分别为32岁、41岁、43岁、44岁、45岁、50岁。从上述11幅画作来看，钱氏这个时期涉猎的题材包括山水、人物、花卉，其中人物多附属于山水。钱氏绘画的综合能力很强，其中尤以山水画最为出色。其款题多用行书，结体修长，结构严谨，书写流畅，这种书风基本上持续到他去世。就技法而言，钱氏山水画主要宗法石涛，尤其是点苔与勾线的手法与之非常相似。就构图而言，其多取法宋人，山石巍峨有气势，林木、人物贯穿其间，其中人物的造型、服饰等皆与宋元时期画家的处理手法相似，整体笔墨语言与审美格调非常接近清末的吴观岱（1862—1929）与近代的秦古柳（1909—1976）。钱松嵒所绘山水画多是巨幛大轴，这应与其以卖画为业的实际需要有关。钱氏早年曾经受业于无锡名家胡汀鹭（1884—1943），[2]只不过胡氏擅绘花鸟且宗法清人华嵒（1682—1756），而钱松嵒长于山水。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钱氏画作的局部管窥胡汀鹭对他的影响，[3]相关代表性作品有《鹤飞图》等。清末以来，无锡画坛更为注重继承和发扬传统，而钱松嵒在30岁左右时便具备了非常扎实的传统功底。无锡画坛在对细腻与优雅之格调的追求方面，似乎并不及与之相邻的苏州地区。

二、书写新山河——新中国成立后的画风突变

20世纪50年代，艺术家在创作时开始注重反映现实生活，倡导为人民服务。钱松嵒以山水画见长，因而一时间很难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虽然他可以用题画诗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看法，但这种隐喻的作画方式与现实情况很难合拍。基于此，钱松嵒开始将传统技法运用于写生之中，解决了山水画如何反映时代精神的问题，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画坛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钱松嵒的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过去以教书和卖画为生，之后变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这种身份的转变致使其画风也发生了“巨变”，而之所以称之为“巨变”，主要依据如下。

一是绘画内容紧扣时代。钱松嵒此时开始绘制具有时代气息、能展现时代特色的主题内容，用画笔来讴歌新社会、反映新时代，并产生了“莫对人民辜厚望，百花齐放力争春”的豪情。他绘制的现实图景十分自然，丝毫没有做作、扭捏之态。可以说，他非常成功地将传统山水画、人物画的笔墨语言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表现了出来，如其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鼋渚春涛图》轴（纵86厘米、横46.5厘米）即以写实手法描绘了无锡太湖风景——鼋头渚。如若我们细心琢磨画面，不难发现这幅画运用了一种西方常见的绘画方式——写生。实际上，钱松嵒几乎所有表现新时代主题的作品，无论是山水画，还是人物画，全都是以写生的方式处理的。[4]他对山石的处理技巧和作画基础虽然依旧来自传统，但内容却描绘的是真实、鲜活的景色，因而作品体现出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同时，关于钱松嵒这一时期的绘画，“红领巾”与“红旗”这两类元素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如《割草积肥图》轴（纵50厘米、横36厘米）中有小学生佩戴红领巾的画面，《运料图》轴（纵51.5厘米、横36厘米）中的工地上有红旗。除此之外，《开凿映山湖图》轴（纵73厘米、横52厘米）、《运河工程图》轴（纵100.4厘米、横63厘米）、《武州河上》轴（纵53.5厘米、横82厘米）、《运菜图》轴（纵36厘米、横52厘米）等作品中都有这两类元素。到了20世纪70年代，“红旗”与“红领巾”在画面上出现的频率逐渐减少。

二是绘画内容不再是旧式的临古、仿古山水，工农业生产活动与革命圣地成为绘画主题。如若一个传统画家在面临时代巨变时，能非常精准、快速地用绘画语言去将之表现出来，那么这个画家的转变能力是非常惊人的——钱松嵒便做到了这一点。其实，促使钱松嵒绘画风格发生转变的原因有很多，也值得我们深入推敲，其中社会性质的转变无疑是最根本的因素。无锡博物院所藏这一时期的钱氏画作数量最多，有《磨镰图》轴（纵79.5厘米、横53厘米，作于1950年）、《秋水芦花放鸭船图》轴（纵50.5厘米、横36厘米）、《义务劳动图》轴（纵36厘米、横26厘米，作于1958年）、《排涝图》轴（纵50.5厘米、横36厘米，作于1958年）、《冒雨运矿图》轴（纵45厘米、横58厘米，作于1958年）、《开凿映山湖图》轴（1958）、《运河工程图》轴（1959）、《武州河上》轴（1959）、《运菜图》轴（1959）、《黄洋界》轴（纵68.5厘米、横41厘米，作于1960年）、《锦屏山之春图》轴（纵50厘米、横34厘米，作于1960年）、《学习图》轴（纵51厘米、横36厘米，作于1960年）、《椰林图》轴（纵55.1厘米、横34厘米，作于1958年）、《深山旭日图》轴（纵82厘米、横46.7厘米，作于1960年）、《煤都春晓图》轴（纵81厘米、横51厘米，作于1960年）、《蔗境图》轴（纵75厘米、横53厘米，作于1960年）、《铁山钢城图》轴（纵67厘米、横50.5厘米，作于1960年）、《水果丰收图》轴（纵107厘米、横59厘米）、《塞外绿化图》轴（纵37厘米、横46厘米，作于1960年）、《新海连图》轴（纵 36厘米、横54厘米，作于1958年）、《机帆图》轴（纵58厘米、横82厘米）、《韶山春晓图》轴（纵54厘米、横34厘米，作于1962年）、《延安颂图》轴（纵110厘米、横69.5厘米，作于1962年）、《刘主席故居图》轴（纵52厘米、横36厘米，作于1964年）等。

三是绘画内容开始反映真实的自然风光。20世纪70年代，钱松嵒有关革命与劳动的画作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气势宏大、格调清新、描绘自然风光的作品，如《湖田新绿图》轴（纵63厘米、横41厘米，作于1970年）、《江上春色图》轴（纵43厘米、横61厘米，作于1970年）、《今日江南分外娇图》轴（纵124厘米、横193厘米，作于1974年）、《春风杨柳万千条图》轴（纵101厘米、横69厘米，作于1976年）、《高路入云端图》轴（纵73厘米、横39.5厘米，作于1976年）等。此外，画家之前多年不做的花鸟画在此时重新出现，至20世纪80年代时数量开始增多。通过研究马鸿增和钱松嵒外孙女钱春涛整理的《钱松嵒年表》，[5]笔者发现钱松嵒1966年至1970年间创作的作品很少。总而言之，这一时期钱松嵒的画风之所以发生极速的转变，无疑与当时整个社会的时代背景有关。[6]

三、松青岩更红——晚年画风的转变

1982年，钱松嵒发表了《新春漫笔》一文，阐述了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对绘画的一些新思考。他认为，艺术作品应该是在“美的形式、善的内容、真的生活基础上的统一与结合”。20世纪80年代，钱松嵒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人生进入暮年。他的创作活动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四个月，艺术生命力非常顽强。这一时期的钱氏绘画在题材方面变化不大，即通常描绘革命圣地与江南风物，怀旧之情逐渐弥漫在画面之中，画作呈现出了一种人画俱老的状态，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图》轴（纵53.3厘米、横37.4厘米，作于20世纪80年代）、《周总理故居图》轴（纵65.5厘米、横42.7厘米，作于1980年）、《井冈山之路圖》轴（纵49厘米、横67厘米，作于1980年）、《爱晚亭图》轴（纵47厘米、横33厘米，作于1980年）、《八十年代第一春图》轴（纵44.5厘米、横34厘米，作于1981年）、《荆溪山水甲东南图》轴（纵67.5厘米、横87厘米，作于1983年）、《蜀山图》轴（纵45厘米、横68厘米，作于1983年）、《秦淮太息图》轴（纵45厘米、横35厘米，作于1980年）、《吴承恩故居图》轴（纵67厘米、横45.5厘米，作于1982年）、《瓜州古渡图》轴（纵43厘米、横58厘米，作于1980年）、《安乐山图》轴（纵48.3厘米、横33厘米，作于1980年）、《春常在花常好图》轴（纵68厘米、横44.5厘米，作于1985年）等。这些画作虽然依旧气势恢宏，但笔墨却异于前期，变得愈发厚重朴实、苍劲老辣。

钱松嵒早年曾经研习过指画，暮年时这类绘画逐渐增多，如《定海金针图》轴（纵45.5厘米、横33.5厘米，作于1980年）、《银杏果树图》轴（纵69厘米、横45.5厘米，作于1980年）、《周处斩蛟图》轴（纵43.5厘米、横35厘米，作于1980年）、《钟馗图》轴（纵43厘米、横34厘米，作于1980年）、《静对瓜棚拜上人图》轴（纵45厘米、横33厘米，作于1980年）、《雨蛙栖翠图》轴（纵34厘米、横44.5厘米，作于1981年）、《断桥卧柳图》轴（纵43.5厘米、横33厘米，作于1982年）、《天涯海角月团圆图》轴（纵42厘米、横54厘米，作于1983年）、《鳌鱼洞图》轴（纵70厘米、横45厘米，作于20世纪80年代）、《北京人之家图》轴（纵43厘米、横34.5厘米，作于20世纪80年代）、《供春图》轴（纵44.7厘米、横33.3厘米，作于1984年）等。这些指画的笔墨语言和审美情趣大体上和他之前创作的传统中国画一致，只是笔墨的丰富性略有不及。晚年的钱松嵒常画故乡风物，致力于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无锡博物院所藏百余幅钱松嵒画作基本上可以清晰、准确地勾勒出其大半生的艺术历程。总体来看，钱松嵒是一位具有浓郁旧式文人特点的画家。[7]他的传统功夫极深，综合素养在同辈中也极为突出。在时代发生巨变之时，他能用画笔准确地捕捉社会变化，很快地转变自己的画风，做到了传统笔墨语言与全新绘画内容的自然融合。